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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一个大脑。掌握和使用两种语言，人的大脑是否能够胜任？两种语言是否会混淆起来？会不会结果一事无成？学习两种或多种语言对于人的大脑是有利还是有弊？在双语和外语教育中，这些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也往往不容易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神经语言学家以及神经学家共同关心和长期探索的课题。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世界上很多学者和教师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不少人从观察双语儿童的语言习得出发，认为从小学习另一种语言对认知能力会具有较好的作用。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幼儿从小学习第二语言和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各有其优势，而且幼儿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同少年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相比，前者并不能显示出优胜之处。有些研究还发现，幼儿学习两种语言并不全是顺利的，有些幼儿容易出现语言习得的问题。他们以此为依据，论证两种语言同时存在有一些不利之处。
总而言之，双语能力对认知能力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人们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大体而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研究：双语有害论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语有害论”盛行。从19世纪初叶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儿童学习两种语言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丹麦的英语研究权威Jesperson（1922: 148）提出，“熟悉两种语言固然是儿童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的代价可能或者一般说来实在太大。首先，和他专注学习一种语言相比，他那两种语言学得都不好。表面上来看，他的说话似乎和本族人一样，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该语言的精细部分。此外，多学一种语言所用的脑力肯定会影响儿童学习其它必要的知识。”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掌握两种语言从数量上来讲是翻了一倍，但是认知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成倍地提高。60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持这种观点。当时人们倾向于儿童不要学双语，因为智商测试表明，双语儿童无论在语言还是智力的其它方面都和同龄的单语儿童有三年的差距（Saer，1922，1923；Smith，1923；Barke and Parry-Williams，1938；Jones，1959）。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智商测试所用的语言往往不是儿童最喜欢用的那一种，而且试题也涉及受试者儿童所不熟悉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些因素自然会对儿童在测试中的表现有阻碍作用。
那时候，双语能力被视为新移民的耻辱。Hukuta （1986：15-24）曾经提到20世纪初学术界对双语人的这种偏见，他把这种偏见和当时盛行的社会因素和政治气候挂钩。当时美国的大部分新移民来自南欧和西欧。为了对新移民进行甄别，当时的智力测试广泛地运用于新移民的登陆口岸，其目的是对移民潮进行限制（Gould，1981）。那时候广泛使用的智力测试是由法国心理学家比纳于1904年设计的。这种智力测试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受试者对母语词汇的知识；二是受试者对言语关系的理解。
1910年，Goddard把这套试题翻译成英语，并用它来衡量新移民的智力。有一次，Goddard 发现30个成年犹太人中有25个“智力低下”。他对此评论说：“这些人中只有45%的人能够在三分钟内给出60个单词。而一个正常的11岁儿童在相同的时间内有时却能给出200个单词。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不是智力贫乏或者词汇缺乏那就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了。一个成年人如此缺乏词汇或许意味着缺乏智力。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个环境里生活15年而没能学会几百个事物名称？如果有这么多单词，在三分钟里肯定能想得起60个的。”（Goddard，1917：251）。Goddard根据他的结论向美国国会提出，在美国各地的登陆口岸设置考试，不让智力低下的外国人移民美国。
从那时候起，有关智力测试的运用和研究大量增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用智力测试检测大约二百万应征入伍的新兵。同时，也有人用智力测试继续对移民提出不利的观点。例如，Brigham（1923）就认为，智力具有遗传性，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提出，新移民在智力测试中表现不济，这反映了他们的智力低下，而且这和他们的种族背景有关。
还有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家里英语用得越多，一个人的智商也就越高。Goodenough（1926：393）对此总结说：“这种现象可能证明，在家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正是智力测试结果不良的一个主要因素。至于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较低，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他们不愿学习新的语言。”于是，这一类研究者认为，语言障碍是导致智力低下的原因，而非结果。
当时，人们援引最多的是Saer 于1923年所作的研究。他对1 400名年龄介乎于7岁至14岁说爱尔兰语和英语的双语儿童进行研究。他们分布在威尔士的5个乡村地区和2个城市地区。Saer 发现，智商和双语之间有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城市地区，单语儿童的平均智商是99，双语儿童是100；而在乡村地区，单语儿童的智商是96，双语儿童的智商则是86。Saer 由此得出结论：双语导致智力低下。他对此的诠释是，城市儿童比乡村儿童早解决使用威尔士语和使用英语所造成的情感冲突。1924年，Saer 和其他人合作的研究显示，说单语的大学生比操双语的大学生在思考方面逊色。他们断言：“通过智力测试所揭示的差距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期间这种差距始终存在”。
这些研究给人们的印象是，在各种言语智力和非言语智力的技能上，单语儿童比双语儿童领先，这种差距可多达
三年。
二、第二阶段的研究：双语中性论
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中性阶段”，即双语人和单语人在智力研究上这个阶段和第一阶段在时间上有一些重迭，而且历时很短，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虽然在第一阶段进行的一些智力测试中，双语人士的表现可能的确不如单语人士，但是，那些研究在设计、方法、执行步骤以及结论上都不无缺陷。正因为如此，其后的研究者和其他人对此阶段的研究结论不断地提出疑问和批评。可以说，第二阶段的研究以反思第一阶段的结论为开端。例如，Smith（1949）对住在夏威夷的一些华裔中英双语人进行测试。她发现，这些儿童在词汇发展方面的成绩低于常模的单语人士。然而，如果把他们在两种语言上的成绩合在一起时，结果就会有利于双语儿童，也可显示双语儿童的优势。Hakuta（1986）对Goddard的上述结论感到惊讶，并且对他的测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Goddard是通过翻译来进行测试的，测试的情形令新移民感到陌生，而且还很可能令他们感到害怕。所以其所获得数据并没有反映双语人士的真实状况。Smith尽管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有利于双语儿童的数据，但是她在下结论时却依然偏向于单语教育。她说，在学校教育前开展第二语言教育是不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是在语言学习上有特别潜质的儿童。
另外，对研究的设计和结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对其结果存疑。首先，双语引起智力低下的现象似乎只存在于乡村地区，城市地区的测试结果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城市的双语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以及课余的时间里都比乡村地区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英语。据此，乡村孩子的低成绩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或环境来听英语和说英语，并不一定表示他们在情感调节方面有社会或心理问题。然而，Saer 却忽略了这些，甚至没有顾及城乡儿童之间存在的其它社会差别。Morrison在1958年做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孩子家长的职业情况，城乡双语儿童之间的差别便可烟消云散，因为职业充分反映了社会等级状况，而这一切都是可以对智力测试造成影响的社会因素。
总括而言，人们对第一阶段所作研究的批评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对智力的定义和测试
简单来说，智力是否一定反映在语言之中？一个能够撬开银行保险箱的窃贼不可谓智力不高。同理，一个以劳动脱贫致富的人必然有一定的智力。但是这种智力可以同语言风马牛不相及。据此，智力可以细分为社会智力、军事智力、政治智力、商业智力等等。这些智力都不是一支笔、一张纸、一场智力测试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反映出来的。
2. 智力测试的语言
一般说来，要测试双语人的智力，比较有效的语言是两种语言中他掌握得较好的那一种。还有一种公平的做法是两种语言都用上。可是在第一阶段的智力测试中，语言选择没有纳入测试者的考虑范围。许多智力测试都仅仅以英语进行（Valdés
总而言之，双语能力对认知能力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人们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大体而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研究：双语有害论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语有害论”盛行。从19世纪初叶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儿童学习两种语言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丹麦的英语研究权威Jesperson（1922: 148）提出，“熟悉两种语言固然是儿童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的代价可能或者一般说来实在太大。首先，和他专注学习一种语言相比，他那两种语言学得都不好。表面上来看，他的说话似乎和本族人一样，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该语言的精细部分。此外，多学一种语言所用的脑力肯定会影响儿童学习其它必要的知识。”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掌握两种语言从数量上来讲是翻了一倍，但是认知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成倍地提高。60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持这种观点。当时人们倾向于儿童不要学双语，因为智商测试表明，双语儿童无论在语言还是智力的其它方面都和同龄的单语儿童有三年的差距（Saer，1922，1923；Smith，1923；Barke and Parry-Williams，1938；Jones，1959）。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智商测试所用的语言往往不是儿童最喜欢用的那一种，而且试题也涉及受试者儿童所不熟悉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些因素自然会对儿童在测试中的表现有阻碍作用。
那时候，双语能力被视为新移民的耻辱。Hukuta （1986：15-24）曾经提到20世纪初学术界对双语人的这种偏见，他把这种偏见和当时盛行的社会因素和政治气候挂钩。当时美国的大部分新移民来自南欧和西欧。为了对新移民进行甄别，当时的智力测试广泛地运用于新移民的登陆口岸，其目的是对移民潮进行限制（Gould，1981）。那时候广泛使用的智力测试是由法国心理学家比纳于1904年设计的。这种智力测试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受试者对母语词汇的知识；二是受试者对言语关系的理解。
1910年，Goddard把这套试题翻译成英语，并用它来衡量新移民的智力。有一次，Goddard 发现30个成年犹太人中有25个“智力低下”。他对此评论说：“这些人中只有45%的人能够在三分钟内给出60个单词。而一个正常的11岁儿童在相同的时间内有时却能给出200个单词。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不是智力贫乏或者词汇缺乏那就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了。一个成年人如此缺乏词汇或许意味着缺乏智力。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个环境里生活15年而没能学会几百个事物名称？如果有这么多单词，在三分钟里肯定能想得起60个的。”（Goddard，1917：251）。Goddard根据他的结论向美国国会提出，在美国各地的登陆口岸设置考试，不让智力低下的外国人移民美国。
从那时候起，有关智力测试的运用和研究大量增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用智力测试检测大约二百万应征入伍的新兵。同时，也有人用智力测试继续对移民提出不利的观点。例如，Brigham（1923）就认为，智力具有遗传性，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提出，新移民在智力测试中表现不济，这反映了他们的智力低下，而且这和他们的种族背景有关。
还有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家里英语用得越多，一个人的智商也就越高。Goodenough（1926：393）对此总结说：“这种现象可能证明，在家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正是智力测试结果不良的一个主要因素。至于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较低，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他们不愿学习新的语言。”于是，这一类研究者认为，语言障碍是导致智力低下的原因，而非结果。
当时，人们援引最多的是Saer 于1923年所作的研究。他对1 400名年龄介乎于7岁至14岁说爱尔兰语和英语的双语儿童进行研究。他们分布在威尔士的5个乡村地区和2个城市地区。Saer 发现，智商和双语之间有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城市地区，单语儿童的平均智商是99，双语儿童是100；而在乡村地区，单语儿童的智商是96，双语儿童的智商则是86。Saer 由此得出结论：双语导致智力低下。他对此的诠释是，城市儿童比乡村儿童早解决使用威尔士语和使用英语所造成的情感冲突。1924年，Saer 和其他人合作的研究显示，说单语的大学生比操双语的大学生在思考方面逊色。他们断言：“通过智力测试所揭示的差距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期间这种差距始终存在”。
这些研究给人们的印象是，在各种言语智力和非言语智力的技能上，单语儿童比双语儿童领先，这种差距可多达
三年。
二、第二阶段的研究：双语中性论
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中性阶段”，即双语人和单语人在智力研究上这个阶段和第一阶段在时间上有一些重迭，而且历时很短，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虽然在第一阶段进行的一些智力测试中，双语人士的表现可能的确不如单语人士，但是，那些研究在设计、方法、执行步骤以及结论上都不无缺陷。正因为如此，其后的研究者和其他人对此阶段的研究结论不断地提出疑问和批评。可以说，第二阶段的研究以反思第一阶段的结论为开端。例如，Smith（1949）对住在夏威夷的一些华裔中英双语人进行测试。她发现，这些儿童在词汇发展方面的成绩低于常模的单语人士。然而，如果把他们在两种语言上的成绩合在一起时，结果就会有利于双语儿童，也可显示双语儿童的优势。Hakuta（1986）对Goddard的上述结论感到惊讶，并且对他的测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Goddard是通过翻译来进行测试的，测试的情形令新移民感到陌生，而且还很可能令他们感到害怕。所以其所获得数据并没有反映双语人士的真实状况。Smith尽管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有利于双语儿童的数据，但是她在下结论时却依然偏向于单语教育。她说，在学校教育前开展第二语言教育是不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是在语言学习上有特别潜质的儿童。
另外，对研究的设计和结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对其结果存疑。首先，双语引起智力低下的现象似乎只存在于乡村地区，城市地区的测试结果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城市的双语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以及课余的时间里都比乡村地区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英语。据此，乡村孩子的低成绩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或环境来听英语和说英语，并不一定表示他们在情感调节方面有社会或心理问题。然而，Saer 却忽略了这些，甚至没有顾及城乡儿童之间存在的其它社会差别。Morrison在1958年做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孩子家长的职业情况，城乡双语儿童之间的差别便可烟消云散，因为职业充分反映了社会等级状况，而这一切都是可以对智力测试造成影响的社会因素。
总括而言，人们对第一阶段所作研究的批评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对智力的定义和测试
简单来说，智力是否一定反映在语言之中？一个能够撬开银行保险箱的窃贼不可谓智力不高。同理，一个以劳动脱贫致富的人必然有一定的智力。但是这种智力可以同语言风马牛不相及。据此，智力可以细分为社会智力、军事智力、政治智力、商业智力等等。这些智力都不是一支笔、一张纸、一场智力测试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反映出来的。
2. 智力测试的语言
一般说来，要测试双语人的智力，比较有效的语言是两种语言中他掌握得较好的那一种。还有一种公平的做法是两种语言都用上。可是在第一阶段的智力测试中，语言选择没有纳入测试者的考虑范围。许多智力测试都仅仅以英语进行（Valdé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