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身膺责任而且主动承担的时候最帅，女性在已经成熟而且没有负担的时候最美。这是我的意见，其中也给出了条件。
　　从简单的条件出发，要让女性那种“最美”的状态保持得最久，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让她只具有审美价值—而这正是古代士大夫、富户所做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因为没有劳动负担，才能楚楚动人，或者“风韵犹存”。
　　只具有审美价值，则人与物无异。所以古代女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活的财产。若要部分摆脱这财产的属性，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利，就要参与劳动，甚至掌控家庭经济。贫穷者、一般人家的女子，正因为身上有负担，催人老，使人愁，皮肉受风雨砥砺，大多难以言美。美女都在“深闺”。
　　现代社会脱胎于反对前现代社会，其中一项内容是让女性摆脱被支配地位，获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
　　经济权是基础。当下有许多人，以为女性与男性的平等乃是通过搞运动、喊口号得来的，因而想要更加的平等，途径就是不断地搞运动、喊口号。
　　“甚矣，子言之陋也。”一切权利的背后都是经济关系，任何缺乏经济关系支持的权利都不可持续，民国以来女性地位的提高，归根到底是因为她们在社会生产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权利总意味着承担。
　　三千烦恼丝，半由责任半情痴。今天，女人三十，何以烦恼？请试言之。

三十最动人

　　前面指出了女性美的两个简单的条件，一是成熟，二是没有负担。
　　不成熟的少女也自有其美，但那是草稿之美，评头论足为时尚早。成熟的女性，才是定型的画作，往后的任何增删修改，都会暴露出多余而生硬的痕迹。一幅画从空白到草稿，又到定型，再到修改，其画笔的力量均来自社會。
　　故而，不一样的社会，女性成熟的年龄便会有差别。比如在前现代的中国，20岁的女子一般已脱掉稚气，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为人姑姨婶嫂。在此之前有相应的社会化途径来加速适应角色，比如女德、女红的教育。而在今天，20岁才开始读大学不久，还在半社会化的环境里少不更事，学识上无疑强于古代女性，但心智上则远远不及。
　　所谓成熟，主要是指心智成熟。一个人是怎样成熟起来的呢？最重要的，就看他承担怎样的社会角色。还是以20岁为例，古时的女性，妻母媳姑姨婶嫂，这些都是责任角色。而今天的20岁受教育女性，几乎没有责任角色，只是作为“女儿”“孙女”这样的被供给的身份而存在。由于她们大多是独生，故而家庭内、亲族内关系也更加单纯。
　　不止女性，男性也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现代人的心智成熟事实上是被社会所推迟的。前现代与现代，时间的意义是不相同的，既不等量，也不同质。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平均寿命。前现代的人，必须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人生历程，因此在同一年龄上心理年龄要大于当代人。
　　倘若在古代，甚至民国，20岁尚未婚配亦无对象，就会“老姑娘愁嫁”。而今天在城市社会，若是上门给20岁的姑娘说亲，则可能会被连人带礼物从楼上扔下来。
　　本文讨论的当代女性，主要是指按正常受教育流程前进的女性。命运千姿百态，无法一概而论，只能议论最具时代特征而我也最了解的那一部分。所谓美丽与烦恼，基本就此而言。明了此意，才好继续。
　　“女子在二十最动人，在三十最可人，在四十最缠人。”这句话出自民国文坛怪杰宣永光的《妄谈》一书中的《论男女》一章。这是男性视角，描述的也主要是前现代女性。

此时她们成熟而无负担，或者负担不大，相当一部分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甚至还能获得来自父母的经济照应。此时的快乐是真诚的，而真诚的快乐令人美丽。

　　“二十最动人”，原因便是她既成熟又没有负担。前现代但凡以审美为主要价值的女子，都没有现实经济负担，所以“三十可人”，心智能力让她在日常里总能令人称心、舒适。没有经济负担同时意味着没有社会权利，获取生存资源的主要资本是年龄、相貌和身体机能，四十岁，一切都在崩溃，只能敏感地加强依附性—所以“四十缠人”。
　　当代女性，心理年龄是推迟的，约莫有十年的错位。所以在今天，套用一下就是“三十最动人”。
　　30岁前后，即便连续升学，博士也已毕业，拥有了某种职业，因而有了“女儿”“孙女”以外的责任角色；可能已婚，可能未婚，可能热恋，可能单身。此时她们成熟而无负担，或者负担不大，相当一部分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甚至还能获得来自父母的经济照应。此时的快乐是真诚的，而真诚的快乐令人美丽。
　　当然也有例外，凤凰男、凤凰女令人理性地避之不及。没有贬低意味，一个整日为家庭负担而长吁短叹、凝眉蹙额、忧思难忘的人，的确很难让相处者感到愉悦。
　　凤凰女固然会因此而折损其美，凤凰男也一样削减其“帅”，因为这是先天责任，与个人自由意志无关，故而不能激发魅力。这是一副枷锁，对自身对另一半都是。
　　“不自由，毋宁死。”这可能是人世间最浪漫主义的美学法则。

三十这道坎

　　最美的时节，也就是美即将开始衰减的时节。
　　变化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发生。30岁迫近，当今女性必然在心理上蒙上一层遥看似无近观则有的雾气，造成一种虽不确定却又无法否认的压迫。这种集体心理不需要明显化，却可以暗中共享。
　　和谐、平衡开始被破坏，负担开始显现，因而女性美的条件开始接受挑战。何以有负担？这要从头说起。
　　生产关系赋予人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社会角色。
　　古代的家庭是家长制的，掌握生产资料、家庭财富、生产经验的男性长者具有权威，指挥着家庭集体劳动，也负责生活资料的分配。 　　这种小范围集体生产无法彰显其中的年轻女性的个体贡献，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无法量化。事实上，除了家长，所有家庭成员的作用都是不清晰的，在这微观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如果是大户人家，则年轻女性基本与生产无涉。
　　社会权利，不是靠搞运动、喊口号来获得的。社会权其实是经济权的折射，而经济权必然意味着承担—除非早已绝迹的世袭贵族—所有权利都对应着等量的义务。
　　现代女性的现代权利从何而生呢？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高声呐喊是一个动力，“思想可以改变中国”。但仅有思想远远不够，所有的权利，都需要生产关系的确认。思想必须与生产活动相契合才能发生作用，即所谓“实事求是”。
　　举个例子，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落实。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依附地位，强行塞给权利，面对的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女性地位的提升，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里阐释得非常生动。他所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现代化特征并不明显。年轻女性之所以能够改变自身地位，是因为蚕丝业的兴起，她们得以脱离家庭，到工厂工作，每个月领多少工资，就是个人对家庭贡献的量化。
　　一旦量化，就会发现她们的作用在过去被远远低估，因而在家庭中就获得了相应的权利。而工资虽然大部分上交家庭集体支配，但个人保留那一小部分的积累与支配，也让她们掌握了同比例的话语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轻工业蓬勃发展，女工因而成为一种现象，成浩还就此拍摄了电视剧《外来妹》。进入沿海工厂打工的中国乡村年轻女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树立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很典型的一个侧面是，她们因为外出务工而嫁给了自己想嫁的人。
　　现代性，是从细微的社会生活变动中萌生、巩固和壮大的，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生活变迁中，女性的独立性才逐渐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是因为中国妇女经过苏区、边区、解放区的长期历练，是真正的“能顶”，而不仅是观念突变、口头赋权的结果。
　　在中国现代女性权利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顶”字。一个充满力量的字眼，也是一个凝聚了责任与负担的字眼。这意味着，倘若你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成熟女性，责任与负担必然如影随形。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怜惜女性之情，令人心有戚戚。但莫忘了，此人身无责任，是文学世界里最大的却最正面的纨绔子弟。这样的“怜惜”对改变女性处境毫无帮助，现实就是，权利必然与责任相对应。

开始接受一个事实：自由奔放的青春正在成为过去，从今以后，将要更多地为他人而活著，被负担所固定。“他人”听上去很生疏，因此显得很残酷，但在现实中，“他人”主要是指丈夫、儿女—是那些在伦理意义上让生命变得完整的至亲。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女性，30岁，就是该谈谈责任（负担）的时候了。换句话说，女性的社会角色，在这样一个门槛前，面临的是必须多样化、从而怎样多样化的问题。毕生都是女儿、孙女，这毫无疑问，但不意味着毕生都是孩子，尽管人总是想一直做孩子。
　　所以，女人三十，是一道坎。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坎呢？简单说来，就是要开始接受一个事实：自由奔放的青春正在成为过去，从今以后，将要更多地为他人而活着，被负担所固定。“他人”听上去很生疏，因此显得很残酷，但在现实中，“他人”主要是指丈夫、儿女—是那些在伦理意义上让生命变得完整的至亲。
　　正因是至亲，负担才没有回旋空间。

“室内社会化”

　　这个时候的女性，思及未来，忐忑不安。
　　她们还未曾经验从一个被照顾的人，到去照顾他人的角色。何况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那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期：你不知道你会遇到谁；或者虽已遇到，但不知道彼此能在多大程度上互相成全，而不是互相伤害。
　　人分男女，这是上天的意志。在前现代意义上，这主要意味着生育；而在现代意义上，则意味着我们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能够互相成全、让彼此完整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爱情与婚姻的哲学意义越强。现代的人生，是一种不必懂得但却必然被哲学拖累的人生。
　　如果抛开一些神圣的价值（比如自由、爱情）不谈，我们就得承认，前现代在男女结合上是更加高效的。那时的父母之约、媒妁之言相当于一种通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然而不谈自由、爱情，何以为现代人？所以我们就必须用一种低效率的、接近于物物交换的、大海捞针的方式，来支付现代性的成本。爱情自由，但自由昂贵—虽然再昂贵我们也愿意负担。
　　而且它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已经与你主观上是否愿意负担没有必然联系。就像在玻璃房以外，阳光灿烂，天高地阔，鸟语花香，不会因为你身在玻璃房而有所改变，问题在于你怎么出去，如何突破那一层玻璃？
　　所谓玻璃，不是具象意义上的，它是对一种深刻的，而且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概括。
　　前现代和现代，区别在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我们身处现代，就是身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对人的角色定位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让人越来越片断化。因为社会分工急剧扩大，事情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专业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偏颇，但大致不差：就是原来一个人可以干完的事情，分给成千上万人去干，每个人都只干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各干各的，互不相干，也互不理解。
　　这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异化理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已经从工业生产领域溢出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掌握社会生活里细碎如尘土般的狭窄领域。这个狭窄领域，不需要广泛交往—甚至不需要交往就可以顺利完成，所以“用进废退”，人的交往能力持续下降。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今天的社会化，是一种“室内社会化”。前面说过，现代性让男女结合的效率持续下降，已经下降到了物物交换的程度。叠加上“室内社会化”—亦即个体交往能力下降，其负面后果就更加明显。
　　室内社会化，叠加在另一个重要矛盾上面：因为分工差异，男女之间的磨合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现实能够给他们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倘若身处不同工作单位，相比过去的恋爱，见面频次下降，而且平均时长缩短。事业与爱情之间，已经发生了激烈的空间竞争，后者往往处于劣势。
　　这一系列“事变”的后果反映到社会生态里，就是越大的城市，大龄单身问题越突出，“相亲角”也就越发达。爱情是有时效的，对于当代女性而言，时效性开始丧失的关键性节点，就是30岁。
　　如果仅仅是爱情与婚姻问题，还不足以造成强大的心理压迫。

当下与未来、爱情与事业、家庭与工作、生育与奋斗、新的家庭与原生家庭……所有的角色功能，都在30岁前后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里交战。似乎现代人被心智成熟所拖延的时光，都要在这个窗口期全部追回来，而它事实上承受不了这样的密度。

　　女性获得工作权后，为社会权利提供了基础，有了新的、更复杂的社会角色，但原有的女儿、妻子、母亲等家庭自然角色并未消失。当下与未来、爱情与事业、家庭与工作、生育与奋斗、新的家庭与原生家庭……所有的角色功能，都在30岁前后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里交战。似乎现代人被心智成熟所拖延的时光，都要在这个窗口期全部追回来，而它事实上承受不了这样的密度。

　　刘慈欣在《三体》里，提出过一个通过技术手段把太阳系的光速降低以抵御外星文明入侵的设想。光速飞来的外星飞船，在进入太阳系边界的一刹那，前面部分速度下降，而后面部分保持原速率，后面部分就会撞上前面部分，从而破碎解体。
　　30岁前后的女性，就是这个光速下降的太阳系。各种同时袭来的角色功能，就是高光速的外星飞船。
　　负担一起，魅力乃降，这是生理上的防御措施。下降，是为适应新生活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