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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岛市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配套建设上，动作多多，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认识到，“蓝色跨越”的关键不在招商引智，而在软环境配套。
不久前，青岛市崂山区成立了一所全新的技术交易市场——“蓝智”。这个新机构能为产学研合作带来什么？能否让技术转移难题破局？本刊记者采访了该机构负责人之———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副所长吴江涛。
商品分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有形商品——诸如杯子、电脑、家具、房屋、土地，由于看得见、摸得到，最易买卖，而无形商品买卖则困难得多，譬如股权，股权收购案往往需要价格博弈与马拉松式谈判。
在无形商品之中，技术产权是最难交易的品种之一，复杂性与实施难度无出其右。
10年前，崂山区科技局找上青岛市产权交易所，试图建立实体的技术交易市场，但吴江涛当时认为时机不成熟，去年，科技局再一次促请产权交易所考虑此事，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蓝智”创立。不过，这只意味着摸索的开始。
难以估值无法定点
吴江涛一直从事股权与资产交易工作。“股权和资产，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它的市场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尤其是评价、估值方面，已经形成了大家比较认可的方式。”
土地挂牌、房屋交易，值多少钱一眼便明，很难漫天开价；而股权虽为无形商品，但经20年磨合，也形成了成熟的评估体系。但是技术就不一样了。同样一项技术专利，对于A公司可能值lO万元，对于B公司可能仅值几千元，而卖方的开价却是100万元。天壤之别的开价与还价、难以达成共识的艰难谈判，令技术交易市场——无论是场内市场还是场外市场，都无法成形。
“首先，技术的专业性非常强，目前无法进行市场化估值。其次，即使完成了估值，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最后，即便完成了交易，企业对后续配套服务的要求依然十分高。”吴江涛说。所谓“后续配套服务”，是指技术与发明者往往无法分离，企业从发明者手中购买了技术，绝非仅仅买下一篇论文或一张图纸，而是要买下发明者手把手教导工人熟悉操作和原理的过程，一直到企业在实际操作上完全谙熟了该技术，才算一个完整的技术交易的结束。而后续的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增加了技术交易难度。
目前，企业对技术专利的收购并不迫切，虽然也有四处收购专利的企业，但它们购买动机是为了规避销售风险，属于市场策略，如此一来，这些企业对技术的实际效用需求并不高。技术交易市场似乎仍是买方市场，吃亏更多的是技术出售方，这降低了科研人员出售专利的积极性。
如今，我国仍未产生足够的技术交易量去支撑一个实体市场的运作，技术无需拿到“菜市场”卖，双方在私底下就能完成交易。因此，当崂山区科技局一开始提出想建立实体市场时，吴江涛认为可行性尚待评估。“从青岛的第一家技术产权交易所设立至今，你观察它的成长历程和转型轨迹，并不是非常成功。我们前段时间到北京考察——北京是技术转移、技术创业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去拜访了北京技术市场最早的一批负责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他们的观点和我是一致的：技术交易，单纯设一个‘点’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把它单独剥离出来做一个实体平台的。”有鉴于此，“蓝智”最后被定位为：要做，就做一个整合资源的大平台，而不是小小的交易场地。
一提到“资源整合”，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广义的产学研包括极其繁琐的环节——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政府、风险投资商、中试机构、第三方中介……而仅第三方中介里又分专业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提供申报国家项目服务、专业寻找技术购买方，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大体系，“蓝智”要做一个包罗各方、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大中介”，定位不可谓不高，难度亦不可谓不大。因此，吴江涛坦言，进行这种定位，理论上命题是成立的，但实际效果还需交由市场检验。
“戴着镣铐跳舞”的产学研合作
左联企业，右攀科研，“大中介”最深悉双方的真实想法、需求及弱点。那产学研隔阂的主要责任归谁？
“就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现在是躺在国家给他们打造好的一个温室里面，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市场化意识，他的成果、价值取向在哪里？他的利益点在哪里？争取经费，个人职称，晋级。”吴江涛说。似乎，当科技人员脱离温室，便能一展身手。“我看到的案例，成功的主要是技术创业，很少是来自技术转移。”
所谓技术转移，即科研人员发明出一项技术，申请专利后，卖给企业，让企业去承担产业化、商品化的市场风险——当然，企业往往不干。而所谓技术创业，即科研人员发明技术后，亲自注册公司，亲自下海创业，融资、生产、销售一切靠自己。根据吴江涛的观察，后者的成功率或有效性更高。青岛的典型案例是软控。
14年前，青岛科技大学几位教授下海创业，成就了今天的国内橡胶业巨头软控。无独有偶，20多年来，北京中关村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属于这个套路，譬如，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便是1982年中科院计算所电力工程师王洪德辞去公职，带走7名工程师，创办而成。体制内成不了的事，在体制外反而有机可乘，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国科研体制环境是否过于僵化。
因此，学企合作、产研结合不顺畅的责任，似乎主要归咎于科研一方，“这导致两套体系本身脱节，没有相向而行。我们希望‘蓝智’的运作能稍微把科技人员的取向偏一偏，让他们更加贴合市场。”换言之，“蓝智”存在的意义，在于尽量撮合各方、调解矛盾、消除误会、促成联姻，若能做到这些，便已对青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功德无量”。
“蓝智”存在的意义，在于尽量撮合各方、调解矛盾、消除误会、促成联姻，若能做到这些，便已对青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功德无量”。
后记
“在技术成果产业化方面。山东并不是一个走在前面的省份，原因是多层面的，首先跟儒商文化有关系。”吴江涛说，儒商文化是一种比较厚重的文化，但是未必在技术创新方面甘冒风险。“你看，青岛现在互联网创新企业不多，但是声势最响的是海尔、海信的互联网转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青岛产业结构更偏向于制造业，这是我们最厚重的地方，我们面临更迫切的任务是让传统产业转型。”吴江涛说，“往深了说，我们要从文化、产业基础来考虑问题。”
采访的最后，记者与吴江涛的交流上升到了较为根源性的探讨，涉及到文化与产业基础，最后共同得出的结论是：青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蓝色经济，不能“无中生有”，必须与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基础结合，方有可为。
不久前，青岛市崂山区成立了一所全新的技术交易市场——“蓝智”。这个新机构能为产学研合作带来什么？能否让技术转移难题破局？本刊记者采访了该机构负责人之———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副所长吴江涛。
商品分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有形商品——诸如杯子、电脑、家具、房屋、土地，由于看得见、摸得到，最易买卖，而无形商品买卖则困难得多，譬如股权，股权收购案往往需要价格博弈与马拉松式谈判。
在无形商品之中，技术产权是最难交易的品种之一，复杂性与实施难度无出其右。
10年前，崂山区科技局找上青岛市产权交易所，试图建立实体的技术交易市场，但吴江涛当时认为时机不成熟，去年，科技局再一次促请产权交易所考虑此事，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蓝智”创立。不过，这只意味着摸索的开始。
难以估值无法定点
吴江涛一直从事股权与资产交易工作。“股权和资产，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它的市场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尤其是评价、估值方面，已经形成了大家比较认可的方式。”
土地挂牌、房屋交易，值多少钱一眼便明，很难漫天开价；而股权虽为无形商品，但经20年磨合，也形成了成熟的评估体系。但是技术就不一样了。同样一项技术专利，对于A公司可能值lO万元，对于B公司可能仅值几千元，而卖方的开价却是100万元。天壤之别的开价与还价、难以达成共识的艰难谈判，令技术交易市场——无论是场内市场还是场外市场，都无法成形。
“首先，技术的专业性非常强，目前无法进行市场化估值。其次，即使完成了估值，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最后，即便完成了交易，企业对后续配套服务的要求依然十分高。”吴江涛说。所谓“后续配套服务”，是指技术与发明者往往无法分离，企业从发明者手中购买了技术，绝非仅仅买下一篇论文或一张图纸，而是要买下发明者手把手教导工人熟悉操作和原理的过程，一直到企业在实际操作上完全谙熟了该技术，才算一个完整的技术交易的结束。而后续的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增加了技术交易难度。
目前，企业对技术专利的收购并不迫切，虽然也有四处收购专利的企业，但它们购买动机是为了规避销售风险，属于市场策略，如此一来，这些企业对技术的实际效用需求并不高。技术交易市场似乎仍是买方市场，吃亏更多的是技术出售方，这降低了科研人员出售专利的积极性。
如今，我国仍未产生足够的技术交易量去支撑一个实体市场的运作，技术无需拿到“菜市场”卖，双方在私底下就能完成交易。因此，当崂山区科技局一开始提出想建立实体市场时，吴江涛认为可行性尚待评估。“从青岛的第一家技术产权交易所设立至今，你观察它的成长历程和转型轨迹，并不是非常成功。我们前段时间到北京考察——北京是技术转移、技术创业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去拜访了北京技术市场最早的一批负责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他们的观点和我是一致的：技术交易，单纯设一个‘点’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把它单独剥离出来做一个实体平台的。”有鉴于此，“蓝智”最后被定位为：要做，就做一个整合资源的大平台，而不是小小的交易场地。
一提到“资源整合”，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广义的产学研包括极其繁琐的环节——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政府、风险投资商、中试机构、第三方中介……而仅第三方中介里又分专业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提供申报国家项目服务、专业寻找技术购买方，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大体系，“蓝智”要做一个包罗各方、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大中介”，定位不可谓不高，难度亦不可谓不大。因此，吴江涛坦言，进行这种定位，理论上命题是成立的，但实际效果还需交由市场检验。
“戴着镣铐跳舞”的产学研合作
左联企业，右攀科研，“大中介”最深悉双方的真实想法、需求及弱点。那产学研隔阂的主要责任归谁？
“就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现在是躺在国家给他们打造好的一个温室里面，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市场化意识，他的成果、价值取向在哪里？他的利益点在哪里？争取经费，个人职称，晋级。”吴江涛说。似乎，当科技人员脱离温室，便能一展身手。“我看到的案例，成功的主要是技术创业，很少是来自技术转移。”
所谓技术转移，即科研人员发明出一项技术，申请专利后，卖给企业，让企业去承担产业化、商品化的市场风险——当然，企业往往不干。而所谓技术创业，即科研人员发明技术后，亲自注册公司，亲自下海创业，融资、生产、销售一切靠自己。根据吴江涛的观察，后者的成功率或有效性更高。青岛的典型案例是软控。
14年前，青岛科技大学几位教授下海创业，成就了今天的国内橡胶业巨头软控。无独有偶，20多年来，北京中关村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属于这个套路，譬如，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便是1982年中科院计算所电力工程师王洪德辞去公职，带走7名工程师，创办而成。体制内成不了的事，在体制外反而有机可乘，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国科研体制环境是否过于僵化。
因此，学企合作、产研结合不顺畅的责任，似乎主要归咎于科研一方，“这导致两套体系本身脱节，没有相向而行。我们希望‘蓝智’的运作能稍微把科技人员的取向偏一偏，让他们更加贴合市场。”换言之，“蓝智”存在的意义，在于尽量撮合各方、调解矛盾、消除误会、促成联姻，若能做到这些，便已对青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功德无量”。
“蓝智”存在的意义，在于尽量撮合各方、调解矛盾、消除误会、促成联姻，若能做到这些，便已对青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功德无量”。
后记
“在技术成果产业化方面。山东并不是一个走在前面的省份，原因是多层面的，首先跟儒商文化有关系。”吴江涛说，儒商文化是一种比较厚重的文化，但是未必在技术创新方面甘冒风险。“你看，青岛现在互联网创新企业不多，但是声势最响的是海尔、海信的互联网转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青岛产业结构更偏向于制造业，这是我们最厚重的地方，我们面临更迫切的任务是让传统产业转型。”吴江涛说，“往深了说，我们要从文化、产业基础来考虑问题。”
采访的最后，记者与吴江涛的交流上升到了较为根源性的探讨，涉及到文化与产业基础，最后共同得出的结论是：青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蓝色经济，不能“无中生有”，必须与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基础结合，方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