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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老报人丁锡满先生在年前市文联主办的“吴宗锡评弹观研讨会”上，提议将“吴宗锡评弹观”改为“吴宗锡评弹学”；在此前，戏曲理论家蒋星煜、出版家顾伦先生也在各种场合呼吁，为评弹理论建设谋长久大计，应有评弹学，收硕士生于吴氏门下……
吴宗锡先生建国后长期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又是江浙沪两省一市评弹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他在组织、发展评弹艺术实践的同时，开启了评弹理论研究之门，并为构建评弹系统理论大有建树。继《弦内弦外》《评弹谈综》后，又推出专著《走进评弹》，此书已获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著作类一等奖、上海文艺创作优品奖等多项殊荣。更可喜的是，吴宗锡以其对中国评弹的卓越贡献荣膺“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日前，我如约来到他的府上，再次走进他的“评弹世界”。望着眼前这位八十八岁高寿老人，丝毫没有龙钟之感。窗外落木萧萧，屋内谈意浓浓。作为新中国评弹的开拓者建设者，谈起往事，除了欣慰，不时还有激动。
不爱评弹，却成为它的领导者
吴宗锡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长达34年之久，如从1949年接受组织派遣打入评弹界、并组织迎接上海电台迎解放特别节目始，至今他与评弹结缘已经60多年。但我没有想到，对于曾朝夕相伴的评弹，竟不是他的最爱，更谈不上情有独钟。尽管他是苏州人，但悠扬委婉、呖呖莺转的吴侬软语对他却毫无吸引力。他当年爱好的是文学，喜欢的是古典音乐，除对京昆等中国国粹有兴趣外，对一些地方戏曲不屑一顾。当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经济系，这是他与父亲“妥协”的结果。对于儿子未来希望的“文学”，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将来养不活自己，甚至饿死，因此一定要儿子搞经济。后来协商的结果是，选择了“会计”这行当，既有饭碗头，闲暇时也可搞点文学。没想到，吴宗锡文心不移，地下党办的《时代学生》杂志筹备创建，他积极响应，后参加了该杂志的印刷、发行和通联工作。1946年3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圣约翰毕业时，果真在一家轮船公司找到了工作，且当上了会计。正如他父亲所料，财会薪水不低。不过父亲不知，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最爱的文学上。他参加过诗刊《野火》的编辑。1947年至1949年间，与袁鹰、吕林等又共同创办并编辑出版了《新文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以笔名左弦、夏史等，不时有诗作、诗评、散文等在《大公报》《星期文艺》等上发表。其中创作于1947年的《山那边哟好风光》正是这时期的代表作。经罗忠镕谱曲后，成为当时学生运动及青年中传唱甚广的群众歌曲，后收入多部革命历史歌曲集，又曾作为电影《江南春晓》的插曲。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地下党联系人把他约到一个僻静的公墓里，提出新中国要有一批党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对旧民族艺术的改造和提高，要他参加地方戏曲工作。虽然不很愿意，但作为党的工作，他不会说不。在分工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较为高雅，文学性较强的评弹。说实话，当时他只是一个会说苏州话的外行。于是买说明书、买报纸、买周刊，去书场听书，了解评弹“行情”。为了“打进去”，首先要接触演员，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个在小报上撰写评弹文章的记者。这位好似“包打听”的记者，哪个演员今天出码头，哪个演员回上海，他都知道。吴宗锡正是靠着他的帮助，与一些评弹名家开始接触，并逐渐成为了朋友。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吴宗锡以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成员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迎解放特别节目在电台播出，上海滩的评弹“响档”全数登台出演。参加演出的老艺人后来回忆说，这次演出是个标志，旧评弹开始走向新评弹，老艺人以崭新姿态迈进了新社会。
1951年，上海18位单干评弹艺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1952年，吴宗锡调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评弹团前身）担任团长。自此，一场新中国评弹的“整旧”和“创新”开始了。当然吴宗锡自己也没能想到，这个岗位，他一干竟干了34年。而评弹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这好似命中注定，他与评弹有缘。
事必躬亲，外行竟成了专家
吴宗锡很快成了评弹内行，这与他“事必躬亲”大有关系。吴宗锡回顾上海评弹团的历史，强调当时成立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宗旨是“实验、示范”，组建评弹团有利于将演员集中起来进行文艺方针、文艺思想的灌输，但更重要的是出新书，成为新人。所谓新书，当然包括对旧书的整理、改编，“坚持传承创新，在坚守中发展”。同时，十分重视现代书的创作，这符合时代精神，满足观众需要，又丰富了评弹的艺术宝库。而新人，包括艺人以新面貌投入改革和创新。在新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确实不少艺人世界观大为改变，且艺术上出现了飞跃。吴宗锡举例著名演员杨振雄，参加了国家剧团后，他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评弹技艺上，提高很快。他小时求学时间很短，完全靠自学和刻苦，才改编创作了《西厢记》《武松》《长生殿》等长篇而蜚声书坛。其在唱腔、表演、创作诸方面达到同行难以企及的高水平，而成为一代弹词大家。
说到上海评弹团的团队建设，吴宗锡说，当时就提倡合作，但不排除竞争。在演员搭档方面，坚持优化组合、各取所长，为了使评弹双档的说唱音色契合得更为和谐，让朱慧珍和蒋月泉一起拼档，结果诞生了评弹史上为人称道的最优美的一对双档，留下了像《长篇白蛇》《玉蜻蜓·庵堂认母》那样脍炙人口的佳书。这样音色两相匹配的搭档后来就成为评弹双档的一种主要模式延续至今。为了让广大听众在工作之余多多欣赏评弹，评弹剧目开创了两三个小时把书说完的“中篇评弹”新形式。
曾是诗人且有良好文学底子的吴宗锡，此刻全部发挥出作用。作为以说唱为主的综合艺术，其剧本的文学性更为讲究。我们从1959年出版的《评弹丛刊》第一集中，就可看到吴宗锡在整理旧戏剧本中亲自做的努力，在整理《描金凤》的《求雨》和《老地保》后他写的“前言”中，对原剧本的长处和缺陷加以分析，对删略和添补的内容说明原因，还谈到了改编后的演唱效果。以后他的文章一贯如此，紧要处写得十分具体清楚。吴宗锡又带头亲自动手创新，他把北朝诗歌《木兰辞》改写成适合评弹演唱的《新木兰辞》，在1958年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中，徐丽仙首唱的这个开篇以明朗刚健流利的格调引起轰动，此曲促成了“丽调”新一轮的创新。 “痴心总如我，人远天涯近，故乡烟水阔，满怀愁绪深，俯仰添惆怅，日落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这是吴宗锡早在1962年所作的《黛玉葬花》唱词，如此优美，委婉动听。不少专家称为，在弹词开篇中至今仍是“一只鼎”。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党员登记表》，与人合作的中篇《白虎岭》《人强马壮》《王孝和》《芦苇青青》《晴雯》等，经过演出加工，均成为艺术上的精品。
他擅长文艺评论，在他的书著中，曾为七位名家撰写品评文章，写得有血肉、有感情，且有浓浓的海派特色。朱慧珍曾出版《朱慧珍唱腔专辑》磁带，内附的小小的一张说明书上，有吴宗锡亲写的分析文章。甘于为剧团一名演员唱词做分析写说明书，这在剧团领导中恐怕少有，而吴宗锡对此却十分享用，他笑着说，其实是演员们给了我很多，正是靠着他们才使我懂得什么是评弹。
一生爱好，“老首长”的评弹情缘
上海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上海评弹后来迎来其辉煌的年代，其中与中央领导“老首长”陈云大有关系。吴宗锡说到“老首长”不免有点激动。回顾一生往事，其精彩莫过于与陈云同志的交往，他至今保留着大量的与陈云同志的合影以及陈云同志的手稿。他说，这是他今生从事文化事业最宝贵的财富，也是陈云同志关心评弹事业的见证。
1958年的一天，吴宗锡接到电话，说陈云同志想了解上海评弹的情况，他让秘书到团里来取资料。吴宗锡当时就很感动，心想，这样大的领导，要情况，吩咐一下就行了，我们会很快送去。可陈云却让秘书来取，这实在是评弹的福音。
吴宗锡没有忘记陈云同志因评弹而握手的往事。1959年11月，他专程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上海评弹团的情况，陈云同志认真地听，还不时插话了解情况。吴宗锡钦佩陈云的记忆力，或者说，老首长对上海评弹界平时就关注，所以，自那次汇报后，陈云同志似乎不仅知道上海评弹的近况，而且对好些演员的情况也相当了解。陈云不仅是“评弹迷”，而且还很内行。他曾经戏称自己是上海评弹团的“名誉团长”，这让吴宗锡和评弹团的演员们倍感温馨。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陈云同志多次来上海，听评弹成为上海接待陈云同志的主要节目之一。吴宗锡也成为专业的接待人士，安排演出，陪同观看，汇报情况，忙得不亦乐乎。因多次与陈云同志在一起听评弹、说评弹，其亲密关系渐渐拉近。可贵的是，陈云对自己的看法从不避讳——有时他对一个书目会反复聆听，如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听了30遍。有时他还对一些书目进行细心统计，如其中唱篇和说表、乃至噱头和正书的比重，并记下了许多唱词。记得那是1960年1月，陈云同志在杭州大华、三元等书场连续听了上海评弹团为他安排的苏似荫、朱慧珍的《玉蜻蜓》，朱介生、徐丽仙、张维桢的《双珠凤》，薛筱卿、薛惠君的《珍珠塔》，杨奎斌、杨振雄、杨振言的《大红袍》《描金凤》等曲目后，称赞之余不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后，陈云对杨振雄、徐丽仙、余红仙、朱雪琴等演员也关心备至。1978年徐丽仙因患舌底癌在京化疗，陈云还亲自去探望。后来，杨振雄因创作过度疲劳，病危而送医院，陈云闻讯后马上指示要尽力抢救。
1959年到1965年6年间，陈云同志与上海评弹界交往很多，吴宗锡将每次见面的情况，谈话的细节，均用文字一一记录下来。而在那特殊年代，吴宗锡与陈云的交往因之中断，直到1977年，劫后重逢，双方欣喜若狂，再一次为评弹而团聚。自后，陈云对评弹艺术更加重视和关怀，如1981年，他在上海提出的著名的“出人出书走正路”七字指示；当他看到青年会书的简报，1982年3月18日与吴宗锡等在苏州谈话时，不仅对“青年会书”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要求多多培养男性青年演员。
随着年事攀高，陈云来沪的频率渐低，但是他对评弹的情结依然。吴宗锡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在1992年12月25日，上海的西郊宾馆。因为身体关系，陈云这次在上海只稍作停留。那天，陈云与吴宗锡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杨振雄脚本《长生殿》的传承问题。谁知道，这一次见面，竟成为人生的永诀，1995年陈云同志在京去世。后来，有人告诉他，陈云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在评弹声的陪伴下平静地离开世界的。
填补空白，开启理论研究之门
文艺评论家、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对吴宗锡先生的评弹评论文章极为赞赏，他称“吴老对评弹艺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后缺来者”。吴宗锡是文艺创作工作的组织者，投身于这门艺术后，一直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艺术创造的对象。这在我们文化干部中极为难得。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研究是以艺术实践为基础，因此鲜活，有根基。他又曾是受新文化影响的诗人，故他的理论文风表述尤为清新难得。
吴宗锡告诉我，郦国义看过他的《走进评弹》书稿后，就竭力建议在上海出版。后得到市文联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终使此书付梓问世。这是专家学者们对评弹艺术的关心和对自己的肯定。他回忆走过的历程称，到评弹团工作后，他慢慢感到，评弹艺术的服务对象是观众，演员与观众应该互动。所以剧团除抓演出外，另一头的工作应该是培养观众，引导观众。他应约在《新民晚报》上连载“怎样欣赏评弹”，很有反响，并受欢迎。根据观众的需要，后来修改加工后成书出版。
“此举也引发了我对评弹理论的重视。”吴宗锡说，评弹作为一种地方曲艺，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重大发展，但是即便在最辉煌的年代，也很少有人对它的一些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评弹理论研究一直被人忽视。故对这个“空白”，他决意要填补。一方面他是评弹团的主要负责人，经历着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另方面他身体力行也不时地参加艺术创作。所以如从这着手来探讨和总结评弹艺术规律，进而形成“评弹观”，显然有自己的优势。于是他以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笔耕不辍的精神，开始在评弹理论领域里耕耘。几十年来，除散见于各报刊的一批理论文章外，已有《评弹艺术浅谈》《评弹散论》《听书谈艺集》《评弹谈综》《走进评弹》等六本专著出版。从论结构、论叙事、论语言、论表演、论趣味、论曲调、论唱篇、论弹唱、论风格、论美术、论关子、论噱头、论口技、论书品、论书场、论听众……以审美角度细论评弹，从而总结为评弹理论。 长期以来，流传于艺人的一些口头诀谚，比如“说、噱、弹、唱”，“理、细、趣、味、技”等，这些艺人的实践总结，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不成体系。评弹艺人说书把“理”放在第一位，而吴宗锡明确指出，“对理的尊重也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尊重”。他认为，现实主义是“评弹书目的一个显著特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成了评弹艺术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对此，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厚生认为，标明现实主义在评弹文学和表演上的主导地位、基础地位，是吴宗锡评弹理论的核心贡献和主要支柱，是科学的论断。
吴宗锡还建议评弹五字艺诀中的“技”应该改为传奇的“奇”。这一字之改，表明了吴宗锡一方面对现实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重视“奇”在评弹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刘厚生指出，吴宗锡把评弹的无奇不传、无巧不成书的特点，提升为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使之成为同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艺术因素，确实是以科学的艺术论概括了评弹的根本特征
吴宗锡的专著《走进评弹》甫一亮相，在评弹界和学界引起高度关注。在上海市文联主办的“吴宗锡评弹观研讨会”上，专家们盛赞吴宗锡对评弹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对此，吴宗锡笑着说，我研究评弹理论，不是说吴宗锡有什么观点，而是评弹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非常深厚的瑰宝，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性地重视祖国这一份宝贵积累，更好地发扬、传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建立评弹学，我当然很期待”
毋庸讳言，时下在各类评弹票房与书场里，处处可见“白茫茫一片”的老听客，很少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对此吴宗锡认为：“评弹不是没有人听，恰恰是我们没有好作品、好演员，听众才感到不满足。评弹是面对观众的艺术，关键还在演员自身的艺术含量，光讲故事不够，必须发挥评弹的艺术特点。要吸引年轻人，道理是一样的。”
评弹艺术“艺随人在”，吴宗锡感慨道，现在学评弹的年轻人不少“刚学会唱，就当了演员”，缺少“中间环节”的锤炼。“评弹艺人从出校门到真正成才，还要经过非常细致的调教过程。老艺人越来越少了，师资也成为问题，现在不少收徒的老师，是‘三年级’的老师在教‘二年级’的学生。”
我说，不少人反映，现在评弹书场里听不到真正的评弹。对此，吴宗锡毫不讳言说，随着评弹老艺人逐渐减少，评弹艺术的精华也随之人亡艺绝。据他统计，半个世纪以来，评弹艺术的精华至少已经流失近七成，“《双珠凤》《三笑》等书目，如今的演员虽然都在说，但精华尽失，就像一杯掺水太多的咖啡，滋味早已寡淡了。”
所以，“评弹，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非常忧患。”吴宗锡不免惊呼，“关键还在‘人’。”他认为，靠印刷成书的“脚本”，是传承不了真正的艺术的。“除了文本，评弹更讲究说、噱、弹、唱。比如，评弹名家杨振雄的《西厢记》已印刷出版，但如果只是把文字本给青年演员，他们肯定没办法登台说《西厢记》。评弹艺术必须通过老艺人的‘口传心授’，其精华才可能得以传承。”因此，前几年，他身体力行，联合了上海城市管理学院等单位，发起了“薪火相传——评弹经典传承展演”活动，请出江肇焜、张如君、刘韵若、朱雪玲、陈景声、胡国梁、朱庆涛等当年得到过评弹老艺人亲传的评弹演员，按照姚荫梅、张鸿声等老先生的演出版本，演出《双按院·炼印》《英烈·大闹演武堂》《大红袍·海瑞做媒》等原汁原味的评弹书目，以“活的演出样式”，抢救濒临失传的评弹艺术精华。
“我今年已虚岁89了，但只要身体和脑力还可以，我当为党的文艺和评弹事业，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忧心自己年事已高，使不上力，所以表示要多做一些理论研究的工作。因为理论建设无疑对艺术传承是种保障，是种促进。“我主张传承与创新结合，但以传承为主。”吴宗锡特别指出，传承不光是学技巧，还要懂得这门艺术，要有理论支撑。这也是近年来，他特别呼吁大家重视理论研究的原因。
带着不少专家学者的建议，我直言相问吴宗锡先生：你的“评弹观”已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认为是迄今为止，评弹界对评弹理论的一个梳理和总结。有人还从艺术本质论、创作论和鉴赏论三方面对你的评弹观作了述评，甚至还建议建立评弹学。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我很希望评弹能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也如同大家希望的那样，评弹研究能成为一门学科。说老实话，研究评弹，我比别人多一个优越条件：我曾亲身参与评弹鼎盛时期的艺术实践，而且亲临第一线的现场。这个现场是评弹创作的现场，也是演员演出的现场。所以我的评弹观，并不仅仅只有我一人之力，我是把许多评弹演员的经验也写了进去。评弹演员有很多感性的经验，但因为文字表达能力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经验诉诸文字，使之成为一种理论的表述。我的评弹观虽是我个人的，但它属于评弹，也属于上海。其实评弹研究，除了本身艺术外，还必须要有各方面跨界的理论修养，不能仅仅就评弹论评弹。我研究评弹时，很注意其他艺术门类的美学思想，会研究电影、美术上的理论。而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将涉及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等等，这恐怕不是我一人所能承担。但在‘评弹观’基础上，如能吸引各种人的集思广益，吸引专家学者对之加以补充丰富，或许可以成为一门评弹学。这，我当然很期待。”
吴宗锡先生建国后长期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又是江浙沪两省一市评弹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他在组织、发展评弹艺术实践的同时，开启了评弹理论研究之门，并为构建评弹系统理论大有建树。继《弦内弦外》《评弹谈综》后，又推出专著《走进评弹》，此书已获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著作类一等奖、上海文艺创作优品奖等多项殊荣。更可喜的是，吴宗锡以其对中国评弹的卓越贡献荣膺“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日前，我如约来到他的府上，再次走进他的“评弹世界”。望着眼前这位八十八岁高寿老人，丝毫没有龙钟之感。窗外落木萧萧，屋内谈意浓浓。作为新中国评弹的开拓者建设者，谈起往事，除了欣慰，不时还有激动。
不爱评弹，却成为它的领导者
吴宗锡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长达34年之久，如从1949年接受组织派遣打入评弹界、并组织迎接上海电台迎解放特别节目始，至今他与评弹结缘已经60多年。但我没有想到，对于曾朝夕相伴的评弹，竟不是他的最爱，更谈不上情有独钟。尽管他是苏州人，但悠扬委婉、呖呖莺转的吴侬软语对他却毫无吸引力。他当年爱好的是文学，喜欢的是古典音乐，除对京昆等中国国粹有兴趣外，对一些地方戏曲不屑一顾。当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经济系，这是他与父亲“妥协”的结果。对于儿子未来希望的“文学”，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将来养不活自己，甚至饿死，因此一定要儿子搞经济。后来协商的结果是，选择了“会计”这行当，既有饭碗头，闲暇时也可搞点文学。没想到，吴宗锡文心不移，地下党办的《时代学生》杂志筹备创建，他积极响应，后参加了该杂志的印刷、发行和通联工作。1946年3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圣约翰毕业时，果真在一家轮船公司找到了工作，且当上了会计。正如他父亲所料，财会薪水不低。不过父亲不知，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最爱的文学上。他参加过诗刊《野火》的编辑。1947年至1949年间，与袁鹰、吕林等又共同创办并编辑出版了《新文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以笔名左弦、夏史等，不时有诗作、诗评、散文等在《大公报》《星期文艺》等上发表。其中创作于1947年的《山那边哟好风光》正是这时期的代表作。经罗忠镕谱曲后，成为当时学生运动及青年中传唱甚广的群众歌曲，后收入多部革命历史歌曲集，又曾作为电影《江南春晓》的插曲。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地下党联系人把他约到一个僻静的公墓里，提出新中国要有一批党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对旧民族艺术的改造和提高，要他参加地方戏曲工作。虽然不很愿意，但作为党的工作，他不会说不。在分工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较为高雅，文学性较强的评弹。说实话，当时他只是一个会说苏州话的外行。于是买说明书、买报纸、买周刊，去书场听书，了解评弹“行情”。为了“打进去”，首先要接触演员，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个在小报上撰写评弹文章的记者。这位好似“包打听”的记者，哪个演员今天出码头，哪个演员回上海，他都知道。吴宗锡正是靠着他的帮助，与一些评弹名家开始接触，并逐渐成为了朋友。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吴宗锡以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成员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迎解放特别节目在电台播出，上海滩的评弹“响档”全数登台出演。参加演出的老艺人后来回忆说，这次演出是个标志，旧评弹开始走向新评弹，老艺人以崭新姿态迈进了新社会。
1951年，上海18位单干评弹艺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1952年，吴宗锡调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评弹团前身）担任团长。自此，一场新中国评弹的“整旧”和“创新”开始了。当然吴宗锡自己也没能想到，这个岗位，他一干竟干了34年。而评弹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这好似命中注定，他与评弹有缘。
事必躬亲，外行竟成了专家
吴宗锡很快成了评弹内行，这与他“事必躬亲”大有关系。吴宗锡回顾上海评弹团的历史，强调当时成立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宗旨是“实验、示范”，组建评弹团有利于将演员集中起来进行文艺方针、文艺思想的灌输，但更重要的是出新书，成为新人。所谓新书，当然包括对旧书的整理、改编，“坚持传承创新，在坚守中发展”。同时，十分重视现代书的创作，这符合时代精神，满足观众需要，又丰富了评弹的艺术宝库。而新人，包括艺人以新面貌投入改革和创新。在新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确实不少艺人世界观大为改变，且艺术上出现了飞跃。吴宗锡举例著名演员杨振雄，参加了国家剧团后，他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评弹技艺上，提高很快。他小时求学时间很短，完全靠自学和刻苦，才改编创作了《西厢记》《武松》《长生殿》等长篇而蜚声书坛。其在唱腔、表演、创作诸方面达到同行难以企及的高水平，而成为一代弹词大家。
说到上海评弹团的团队建设，吴宗锡说，当时就提倡合作，但不排除竞争。在演员搭档方面，坚持优化组合、各取所长，为了使评弹双档的说唱音色契合得更为和谐，让朱慧珍和蒋月泉一起拼档，结果诞生了评弹史上为人称道的最优美的一对双档，留下了像《长篇白蛇》《玉蜻蜓·庵堂认母》那样脍炙人口的佳书。这样音色两相匹配的搭档后来就成为评弹双档的一种主要模式延续至今。为了让广大听众在工作之余多多欣赏评弹，评弹剧目开创了两三个小时把书说完的“中篇评弹”新形式。
曾是诗人且有良好文学底子的吴宗锡，此刻全部发挥出作用。作为以说唱为主的综合艺术，其剧本的文学性更为讲究。我们从1959年出版的《评弹丛刊》第一集中，就可看到吴宗锡在整理旧戏剧本中亲自做的努力，在整理《描金凤》的《求雨》和《老地保》后他写的“前言”中，对原剧本的长处和缺陷加以分析，对删略和添补的内容说明原因，还谈到了改编后的演唱效果。以后他的文章一贯如此，紧要处写得十分具体清楚。吴宗锡又带头亲自动手创新，他把北朝诗歌《木兰辞》改写成适合评弹演唱的《新木兰辞》，在1958年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中，徐丽仙首唱的这个开篇以明朗刚健流利的格调引起轰动，此曲促成了“丽调”新一轮的创新。 “痴心总如我，人远天涯近，故乡烟水阔，满怀愁绪深，俯仰添惆怅，日落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这是吴宗锡早在1962年所作的《黛玉葬花》唱词，如此优美，委婉动听。不少专家称为，在弹词开篇中至今仍是“一只鼎”。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党员登记表》，与人合作的中篇《白虎岭》《人强马壮》《王孝和》《芦苇青青》《晴雯》等，经过演出加工，均成为艺术上的精品。
他擅长文艺评论，在他的书著中，曾为七位名家撰写品评文章，写得有血肉、有感情，且有浓浓的海派特色。朱慧珍曾出版《朱慧珍唱腔专辑》磁带，内附的小小的一张说明书上，有吴宗锡亲写的分析文章。甘于为剧团一名演员唱词做分析写说明书，这在剧团领导中恐怕少有，而吴宗锡对此却十分享用，他笑着说，其实是演员们给了我很多，正是靠着他们才使我懂得什么是评弹。
一生爱好，“老首长”的评弹情缘
上海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上海评弹后来迎来其辉煌的年代，其中与中央领导“老首长”陈云大有关系。吴宗锡说到“老首长”不免有点激动。回顾一生往事，其精彩莫过于与陈云同志的交往，他至今保留着大量的与陈云同志的合影以及陈云同志的手稿。他说，这是他今生从事文化事业最宝贵的财富，也是陈云同志关心评弹事业的见证。
1958年的一天，吴宗锡接到电话，说陈云同志想了解上海评弹的情况，他让秘书到团里来取资料。吴宗锡当时就很感动，心想，这样大的领导，要情况，吩咐一下就行了，我们会很快送去。可陈云却让秘书来取，这实在是评弹的福音。
吴宗锡没有忘记陈云同志因评弹而握手的往事。1959年11月，他专程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上海评弹团的情况，陈云同志认真地听，还不时插话了解情况。吴宗锡钦佩陈云的记忆力，或者说，老首长对上海评弹界平时就关注，所以，自那次汇报后，陈云同志似乎不仅知道上海评弹的近况，而且对好些演员的情况也相当了解。陈云不仅是“评弹迷”，而且还很内行。他曾经戏称自己是上海评弹团的“名誉团长”，这让吴宗锡和评弹团的演员们倍感温馨。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陈云同志多次来上海，听评弹成为上海接待陈云同志的主要节目之一。吴宗锡也成为专业的接待人士，安排演出，陪同观看，汇报情况，忙得不亦乐乎。因多次与陈云同志在一起听评弹、说评弹，其亲密关系渐渐拉近。可贵的是，陈云对自己的看法从不避讳——有时他对一个书目会反复聆听，如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听了30遍。有时他还对一些书目进行细心统计，如其中唱篇和说表、乃至噱头和正书的比重，并记下了许多唱词。记得那是1960年1月，陈云同志在杭州大华、三元等书场连续听了上海评弹团为他安排的苏似荫、朱慧珍的《玉蜻蜓》，朱介生、徐丽仙、张维桢的《双珠凤》，薛筱卿、薛惠君的《珍珠塔》，杨奎斌、杨振雄、杨振言的《大红袍》《描金凤》等曲目后，称赞之余不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后，陈云对杨振雄、徐丽仙、余红仙、朱雪琴等演员也关心备至。1978年徐丽仙因患舌底癌在京化疗，陈云还亲自去探望。后来，杨振雄因创作过度疲劳，病危而送医院，陈云闻讯后马上指示要尽力抢救。
1959年到1965年6年间，陈云同志与上海评弹界交往很多，吴宗锡将每次见面的情况，谈话的细节，均用文字一一记录下来。而在那特殊年代，吴宗锡与陈云的交往因之中断，直到1977年，劫后重逢，双方欣喜若狂，再一次为评弹而团聚。自后，陈云对评弹艺术更加重视和关怀，如1981年，他在上海提出的著名的“出人出书走正路”七字指示；当他看到青年会书的简报，1982年3月18日与吴宗锡等在苏州谈话时，不仅对“青年会书”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要求多多培养男性青年演员。
随着年事攀高，陈云来沪的频率渐低，但是他对评弹的情结依然。吴宗锡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在1992年12月25日，上海的西郊宾馆。因为身体关系，陈云这次在上海只稍作停留。那天，陈云与吴宗锡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杨振雄脚本《长生殿》的传承问题。谁知道，这一次见面，竟成为人生的永诀，1995年陈云同志在京去世。后来，有人告诉他，陈云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在评弹声的陪伴下平静地离开世界的。
填补空白，开启理论研究之门
文艺评论家、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对吴宗锡先生的评弹评论文章极为赞赏，他称“吴老对评弹艺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后缺来者”。吴宗锡是文艺创作工作的组织者，投身于这门艺术后，一直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艺术创造的对象。这在我们文化干部中极为难得。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研究是以艺术实践为基础，因此鲜活，有根基。他又曾是受新文化影响的诗人，故他的理论文风表述尤为清新难得。
吴宗锡告诉我，郦国义看过他的《走进评弹》书稿后，就竭力建议在上海出版。后得到市文联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终使此书付梓问世。这是专家学者们对评弹艺术的关心和对自己的肯定。他回忆走过的历程称，到评弹团工作后，他慢慢感到，评弹艺术的服务对象是观众，演员与观众应该互动。所以剧团除抓演出外，另一头的工作应该是培养观众，引导观众。他应约在《新民晚报》上连载“怎样欣赏评弹”，很有反响，并受欢迎。根据观众的需要，后来修改加工后成书出版。
“此举也引发了我对评弹理论的重视。”吴宗锡说，评弹作为一种地方曲艺，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重大发展，但是即便在最辉煌的年代，也很少有人对它的一些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评弹理论研究一直被人忽视。故对这个“空白”，他决意要填补。一方面他是评弹团的主要负责人，经历着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另方面他身体力行也不时地参加艺术创作。所以如从这着手来探讨和总结评弹艺术规律，进而形成“评弹观”，显然有自己的优势。于是他以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笔耕不辍的精神，开始在评弹理论领域里耕耘。几十年来，除散见于各报刊的一批理论文章外，已有《评弹艺术浅谈》《评弹散论》《听书谈艺集》《评弹谈综》《走进评弹》等六本专著出版。从论结构、论叙事、论语言、论表演、论趣味、论曲调、论唱篇、论弹唱、论风格、论美术、论关子、论噱头、论口技、论书品、论书场、论听众……以审美角度细论评弹，从而总结为评弹理论。 长期以来，流传于艺人的一些口头诀谚，比如“说、噱、弹、唱”，“理、细、趣、味、技”等，这些艺人的实践总结，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不成体系。评弹艺人说书把“理”放在第一位，而吴宗锡明确指出，“对理的尊重也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尊重”。他认为，现实主义是“评弹书目的一个显著特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成了评弹艺术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对此，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厚生认为，标明现实主义在评弹文学和表演上的主导地位、基础地位，是吴宗锡评弹理论的核心贡献和主要支柱，是科学的论断。
吴宗锡还建议评弹五字艺诀中的“技”应该改为传奇的“奇”。这一字之改，表明了吴宗锡一方面对现实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重视“奇”在评弹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刘厚生指出，吴宗锡把评弹的无奇不传、无巧不成书的特点，提升为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使之成为同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艺术因素，确实是以科学的艺术论概括了评弹的根本特征
吴宗锡的专著《走进评弹》甫一亮相，在评弹界和学界引起高度关注。在上海市文联主办的“吴宗锡评弹观研讨会”上，专家们盛赞吴宗锡对评弹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对此，吴宗锡笑着说，我研究评弹理论，不是说吴宗锡有什么观点，而是评弹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非常深厚的瑰宝，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性地重视祖国这一份宝贵积累，更好地发扬、传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建立评弹学，我当然很期待”
毋庸讳言，时下在各类评弹票房与书场里，处处可见“白茫茫一片”的老听客，很少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对此吴宗锡认为：“评弹不是没有人听，恰恰是我们没有好作品、好演员，听众才感到不满足。评弹是面对观众的艺术，关键还在演员自身的艺术含量，光讲故事不够，必须发挥评弹的艺术特点。要吸引年轻人，道理是一样的。”
评弹艺术“艺随人在”，吴宗锡感慨道，现在学评弹的年轻人不少“刚学会唱，就当了演员”，缺少“中间环节”的锤炼。“评弹艺人从出校门到真正成才，还要经过非常细致的调教过程。老艺人越来越少了，师资也成为问题，现在不少收徒的老师，是‘三年级’的老师在教‘二年级’的学生。”
我说，不少人反映，现在评弹书场里听不到真正的评弹。对此，吴宗锡毫不讳言说，随着评弹老艺人逐渐减少，评弹艺术的精华也随之人亡艺绝。据他统计，半个世纪以来，评弹艺术的精华至少已经流失近七成，“《双珠凤》《三笑》等书目，如今的演员虽然都在说，但精华尽失，就像一杯掺水太多的咖啡，滋味早已寡淡了。”
所以，“评弹，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非常忧患。”吴宗锡不免惊呼，“关键还在‘人’。”他认为，靠印刷成书的“脚本”，是传承不了真正的艺术的。“除了文本，评弹更讲究说、噱、弹、唱。比如，评弹名家杨振雄的《西厢记》已印刷出版，但如果只是把文字本给青年演员，他们肯定没办法登台说《西厢记》。评弹艺术必须通过老艺人的‘口传心授’，其精华才可能得以传承。”因此，前几年，他身体力行，联合了上海城市管理学院等单位，发起了“薪火相传——评弹经典传承展演”活动，请出江肇焜、张如君、刘韵若、朱雪玲、陈景声、胡国梁、朱庆涛等当年得到过评弹老艺人亲传的评弹演员，按照姚荫梅、张鸿声等老先生的演出版本，演出《双按院·炼印》《英烈·大闹演武堂》《大红袍·海瑞做媒》等原汁原味的评弹书目，以“活的演出样式”，抢救濒临失传的评弹艺术精华。
“我今年已虚岁89了，但只要身体和脑力还可以，我当为党的文艺和评弹事业，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忧心自己年事已高，使不上力，所以表示要多做一些理论研究的工作。因为理论建设无疑对艺术传承是种保障，是种促进。“我主张传承与创新结合，但以传承为主。”吴宗锡特别指出，传承不光是学技巧，还要懂得这门艺术，要有理论支撑。这也是近年来，他特别呼吁大家重视理论研究的原因。
带着不少专家学者的建议，我直言相问吴宗锡先生：你的“评弹观”已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认为是迄今为止，评弹界对评弹理论的一个梳理和总结。有人还从艺术本质论、创作论和鉴赏论三方面对你的评弹观作了述评，甚至还建议建立评弹学。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我很希望评弹能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也如同大家希望的那样，评弹研究能成为一门学科。说老实话，研究评弹，我比别人多一个优越条件：我曾亲身参与评弹鼎盛时期的艺术实践，而且亲临第一线的现场。这个现场是评弹创作的现场，也是演员演出的现场。所以我的评弹观，并不仅仅只有我一人之力，我是把许多评弹演员的经验也写了进去。评弹演员有很多感性的经验，但因为文字表达能力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经验诉诸文字，使之成为一种理论的表述。我的评弹观虽是我个人的，但它属于评弹，也属于上海。其实评弹研究，除了本身艺术外，还必须要有各方面跨界的理论修养，不能仅仅就评弹论评弹。我研究评弹时，很注意其他艺术门类的美学思想，会研究电影、美术上的理论。而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将涉及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等等，这恐怕不是我一人所能承担。但在‘评弹观’基础上，如能吸引各种人的集思广益，吸引专家学者对之加以补充丰富，或许可以成为一门评弹学。这，我当然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