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回忆了一件他与妻子芸娘的闲情往事：
　　有一年春天，苏州城南园，油菜花盛开，美不胜收。沈复和他那帮文友们就计划着：如果能对花热饮，绝对是件赏心乐事。但是，在郊外，茶酒都没法加热，这颇让人感到扫兴。
　　慧黠的芸娘，自有妙计。她花了一百钱去市场上雇了个卖馄饨的小贩，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赏花地。苏城卖馄饨的小贩，通常都有副挑子，里面锅碗、炉灶齐全，既可以做菜温酒，也可以用来煮茶：芸娘从家里带去一只砂罐，用铁叉串在罐的把柄上，然后把锅移开，悬挂在炉灶中，就能添柴烹茶了。
　　那天午后，风和日丽，菜花金黄一片，蜂蝶乱舞。美景、佳茗、醇酒、佳肴，“四美”并。大家如愿以偿地在柳荫下雅集，先烹茶赏花，再喝酒吃菜，好不逍遥快活。
　　非常市井甚至大俗的馄饨挑子，竞也能成全大雅之事！
　　芸娘的妙心独运，不只是让沈复深感佩服，即便是200多年后的我们，不禁也要击节赞叹。
　　芸娘真不愧是个聪明贤惠的好妻子。在文人心目中，她的形象近乎完美。鲁迅称她为“中国第一美人”，林语堂说她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事实上，她最可爱也是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她有一双发现美、发现价值的慧眼和一颗灵动细致的慧心。
　　对于事茶之人来说，芸娘这副成就了美的馄饨挑子也极宫启发意义，引借白居易的一句话就是：“抱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换言之，要转变观念，换个角度观察“器”，不要仅仅拘泥于它单一、常规的用途，有些看似“无用”的器，也能成就“大用”。
　　知名茶人李曙韵所倡导的“茶人的第三只眼”也是同样的道理。她说：“茶人的眼睛，应是独立于名物之外的。然而确立第一代名物的茶人，应有其先天对器物的嗅觉，及后天在茶事上的淬炼。”
　　在当代的茶事活动中，茶壶、盖碗、茗杯、公道杯、茶托、茶则、茶仓等器具早已是司空见惯，而且我们也习以为常地认为这些都是泡茶饮茶的专用之器——茶器。然而，在它们还未最终成型并“成熟”地为茶所用时，也曾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与食器酒器混用的“洪荒时期”。更何况，“寒夜客来茶当酒”，对于茶与酒，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厚此薄彼过。至少在唐以前，酒器茶器，常常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陆羽，可谓是“茶酒器通用”时代的终结者。在《茶经》这部伟大的论著中，他总结归纳了28种用于烹茶、饮茶的器具，其中有一些还是他首创的。尽管陆子没有一件茶器实物传世，但是，根据器名及书中关于形制、材质和用途的描述，其实这些茶器并非完完全全地“专业”。
　　以“碾”为例，该器用于碾磨茶饼，又称茶碾子。从陆羽的描述来看，它的形制大致与药碾相同。我们都知道，被奉为“茶史之始”的“神农尝百草中毒，得茶而解”经典故事，说的正是茶最早被中国人当作药材来利用。因此，不难理解，碾之所以会被陆羽选中，兴许就是受了药碾的启发。毕竟，茶药同源。
　　至于炭挝、火筴、鍑、巾等器，与其它器用之间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了，装盐用的鹾簋，几乎就是食具。
　　又如碗，它的功能更是齐备，不论是固态的饭菜，还是液态的汤、酒、茶，都能盛放。陆子将碗列入他的茶器清单，除了饮茶之外，还多了一层文人的审美趣味。他以茶汤颜色为衡量标准，比较了越州、邢州、寿州、洪州等窑口出产的碗之后，首推越瓷，认为它类玉似冰、能使“茶色绿”。这是一种十分浪漫的文人情怀。
　　再如，日本的泡茶器“急须”。它最初的原型是福建人用来煎药或煮水、称为“急烧”的横柄壶，后传入日本，又经本土化改造，融入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才演变成为日本煎茶道的利器。
　　由此看来，陆子成圣是与他那双敏锐精到的“茶人之眼”密不可分，他将食、酒器等日用之器引入茶道，赋予它们事茶的功用，从而分离而独立成器。不器，终成大器。
　　器与不器，用与无用，都是相对的。
　　惠子曾种过一种大葫芦。它的容量足有五石。用它来装水，担心不够坚固；锯开作瓢，却没有那么大的水缸能放得下。惠子觉得它又大又空，没什么用，打算把它砸掉。庄子听完，说：“这是你不懂得用它。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葫芦，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腰舟，邀游江湖呢？只是一味地愁它太大而无用武之地，可见你茅塞未开。”
　　惠子又举了一个例子：“我有一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树身庞大臃肿，不合绳墨，小枝又那么卷曲，不中规矩。长在路边，路过的匠人都不理不睬。现在你的说法，大而无用，大家都不信。”
　　庄子反驳道：“你有这样一棵大树，愁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树在空旷无人的地方、广袤无垠的旷野，然后悠闲地徘徊其侧，逍遥地躺卧其下。这样，它既不会被砍伐，也不会遭受什么侵害。尽管没用，也安然无恙。”
　　惠、庄之间的辩论相当精彩。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关于物之用与无用。在庄子看来，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犹太人也始终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只是放错了地方。任何看起来没用的东西，都可加以利用，都能找到它存在的用途与价值。
　　那么，茶人在面对一件器物（尤其是非茶器之器）时，也应先抛弃器物本身的“名相”，从而打破器物所固有的功能囿限，用“茶”的眼光和“无”的心境去打量、观察和感受。
　　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柳宗悦曾说：“在过去，承认杂器之美的是首代茶人”，“惟有茶人的出现才将杂器永远变成了美丽的茶器”。愿意向美丽事物磕头甚至不惜夺命一搏的千利休正是把杂器之美发挥到极致的实践者。
　　“唐物”纵然再珍贵精美，也难入利休的法眼，反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器具，甚至农夫渔民用的、难登大雅之堂的粗杂器都被他信手拈来用作茶道具。他在粗糙简陋的杂器中，寻找、发现了真实自然、质朴简素的美，也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清寂美。
　　不执名相，破除成见，消除对立，即是“禅”的境界。
　　柳宗悦认为，被茶人用作茶器的杂器，原本并非为茶器之用而制造，而是剥离了“旧文脉”，赋予饮茶用的“新文脉”并加以欣赏、使用而形成。换言之，即“旧瓶装新酒”，将茶器的生命与灵魂赋予杂器，使其焕发茶器之美。
　　此外，在日本茶道中，关于茶器的用法与程式有着非常详尽的规定，日语称为“型”。关于“型”，柳宗悦给出的定义是：“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使用合适的器物，自然而然地恢复礼法。当以一套最行之有效的用法收束时，也就成了一定的‘型’。可以说，‘型’是用法的结晶。”因此，“型”就是通过器物的日复一日地试验、使用而最终确立成型。有了“型”，杂器就变成了茶器。同时，器之美也在反复的使用中与日俱增，“美是用的表现”。
　　“世上尚有未见天日之物。仔细想来，茶祖所见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或许还有无数残余之物在静待吾辈。”
　　的确，凡物皆有可观，万物皆有灵性。以茶人之眼观物，以茶人之心感物，从而唤醒“物灵”，则凡物皆可为茶所用。这是茶的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