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各大国际性环保组织开始了在中国的环境保护项目之后,中国的环境保护也开始和世界接轨。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解国际新闻的途径,只有从黑白电视机里看《新闻联播》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太短,往往印象深刻。很多人都记得在公海上向日本捕鲸船示威的小船,身着统一服装的人们,在高压水枪的喷射下,依然艰难的打出标语,用船身挡住大船,保护鲸鱼生活的区域。那时候中国人几乎没有听说过NGO这三个字母,也许只有细心的观众会记得这个组织的名字——绿色和平(GREENPEACE)。
时隔三十年,来自绿色和平的600名志愿者冒着寒冷,在瑞士阿莱奇冰川上由著名摄影师斯潘塞•图尼克拍摄了一组集体裸照。他们希望这组照片能够让人们体会深刻含义,呼吁世人关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人体暴露在寒冷中,就像冰川处于温室气体中。
这时候的绿色和平已经被人熟知。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的行为太激进。这些人曾冲进香港迪斯尼酒店大堂,拆下钨丝灯泡,换上节能灯。他们还身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站在惠普中国的大厦门前抗议惠普在电脑中使用有毒材料……这些疯狂的举动,屡见不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他们,环保概念渗透人心。
最激进的组织
它的处事风格就已确立。当然971年绿色和平的三位创始人Jim Bohlen, Paul Cote和 Irving Stowe驾驶着一艘渔船,驶往安其卡岛去试图驶进核试验场,阻止核试验时,绿色和平的处事风格已经确立。这也许就是绿色和平喜欢咬那些不太咬得动的“硬骨头”的原因,被绿色和平拿来“开刀”的都是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 和它们玩一些类似“蚂蚁搬大象”的游戏。例如绿色和平在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直接行动”针对的就是著名的电脑生产商惠普。
两者交战缘起于2003年。绿色和平发现,惠普电脑内溴化阻燃剂的比例比其他几个品牌中所含溴化阻燃剂成分高很多。经过调查研究之后,绿色和平组织展开了艰苦的游说行动,从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接触了市场份额居前列的电子领域跨国企业,呼吁它们尽快停止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真正作为“靶子”被选中、付诸“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只有PC销量世界第二而检测中四溴双酚A含量最高的惠普公司。
“这就好像推多米诺骨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行业中最脆弱的一环,施一点力,就能推动整个行业的改变。”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此后,三星、诺基亚、索尼、索尼爱立信、LG、摩托罗拉等公司相继公开承诺停止在产品中使用PVC和溴化阻燃剂等有毒物质,而惠普也发出承诺,在2006年12月31日以后发布的新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溴化阻燃剂。
但是,绿色和平对惠普的承诺并不满意,他们要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仅是外壳。之后,绿色和平的中国工作人员给惠普中国送来一幅上书“戒毒尚未成功, 惠普还需努力”的大匾。但效果还不理想,绿色和平成员又身穿防化服头戴防毒面具,在惠普公司门口抗议,防化服上写着几个蓝色大字“惠普=有害电子产品”。同时,在美国惠普公司总部门口,绿色和平志愿者升起一艘充气小飞船,飞船下悬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中是一个手中拿着废弃的惠普键盘的广东贵屿女孩。
在电子材料中停用溴化阻燃剂的“战斗”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在今年4月发布的一篇新闻稿上,绿色和平表示,惠普、联想和戴尔三大品牌“正在倒退”,离去除溴化阻燃剂的目标“越来越远”。
除了惠普,绿色和平不止一次得罪过的大企业还有金光纸业、迪士尼、索尼、任天堂等等。而绿色和平之所以敢如此趾高气昂地和大企业对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绿色和平从创办之日起,就从不接受来自政府、企业、财团的捐赠,其所有捐赠都是来自个人。
虽然绿色和平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人认为,该组织实际上对如何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环境保护并不感兴趣,对科学知识也并不专业。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基因改造工程,就被认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目前的科学实验和产业实践并未证明基因改造工程对人体和环境会造成任何程度的破坏。
最高贵的组织
有人说 “熄灯一小时”是场“城市行为艺术秀”通过这场“秀”
一个熊猫标志和一个名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国际性环保组织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绿色和平组织的诞生充满了随意性和“草莽”性相比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出生算得上有计划性和“高贵”而诞生的始末 就决定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优于其他组织的特性。
WWF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因缘巧合,WWF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就和WWF的组织标志—大熊猫有关,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1996年,WWF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后来陆续在全国八个城市建立了办公室,项目领域也由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WWF在中国也诞生了一些明星式的环保人物,乔治•夏勒博士就是其中一位。1980年,乔治•夏勒应WWF的邀请在四川卧龙保护区开始对大熊猫进行行为学研究。1984年,乔治•夏勒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藏北长达十几年的调查,深入研究了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等野生动物。由于对自然保护的贡献,乔治•夏勒曾获得过WWF颁发的金质勋章。
除了接受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以外,WWF开辟了一些获取款项的途径,其中一个成功案例便是出售自然保护邮票。1983年,随着自然保护邮票收集活动的展开,捐款数额迅速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与130多个国家的邮政机构合作,将一些濒临灭绝动物的图案印制在邮票上,这一活动目前已成功地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筹集到一千万美元的款项。
和企业保持良好关系的组织实属少见,绿色和平正是以与大企业对抗作为实现目标的策略。WWF主动向大企业示好,其中也不乏风险。WWF在全球有上千个企业伙伴,其中大公司有20-30家。这些企业分两种,一种是全球自然保护伙伴,企业资助WWF从事具体的项目,一般规模比较大;另一种是战略合作伙伴,企业不直接资助项目,而是通过与WWF之间的交流,WWF帮助他们设立示范等方式,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
明星代言的组织
与前两位的激进和高贵不同的是,野生救援协会走的则是明星代言的路线。
他们邀请了李安、成龙、张曼玉、章子怡等人。李安应协会伦敦办公室邀请,拍摄了一段60秒的公益广告。他在广告中说道:“请小心你的筷子,它也可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威胁。”参与公益广告拍摄的外国明星更多,电影明星哈里森•福特、拉尔夫•范恩斯,体育明星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泰拉•科克,还有阿曼达•比尔德、短跑名将莫里斯•格林、阿兰•约翰逊等等。
根据野生救援协会的统计,迄今为止一共有八十多位明星无偿为组织拍摄公益广告,每周,这些广告都通过CNN、FOX等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让十亿观众看到。
据国际刑警组织估计,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额每年为60-200亿美元,这一贸易活动已导致众多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锐减,有些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在有些地区,由于存在非法的贸易活动,那些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狩猎活动和旅游活动所需要的野生动物资源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在野生动物被偷猎和运输的过程中,各种动物体内的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史蒂夫和奈彼得于1999年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非营利的民间环保机构—每年野生动物协会,总部设在旧金山,并相继在纽约、曼谷、伦敦、华盛顿、北京和海参崴设立办事处。
以姚明为代表的明星参与的“积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项目” (ACAP),就是由奈彼得提出的。他认为,减少对濒危物种的杀戮,最重要的是降低对濒危物种制品的需求。该项目就是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媒体提供的免费宣传时间和代言明星来宣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主题,这句广告词由智威汤姆逊公司提出,现在每周可以影响的受众多达10亿人。调查显示, 这些宣传或使8%-30%受访的鱼翅消费者停止食用鱼翅,另有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减少消费量。
“明星有影响力,他们担任代言人可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更大的宣传作用。”野生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还解释了协会挑选明星的标准:知名度高、形象良好,曾经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并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样公众才会尊敬他们,信任他们的言论。”
野生救援协会的行动不止于邀请明星代言,还发起了很多阻止野生动物贸易的实际行动。1990年代中期,野生救援协会与俄罗斯政府合作共同建立了一个Amba行动来阻止对野生动物的商业盗猎和非法交易;1999年野生救援协会与泰国皇家林业部合作,打击非法盗猎活动,保护物种丰富的Khao Yai国家公园;从2000年开始,协会与柬埔寨政府合作抵制大规模的盗猎、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无限制的伐木,同时培训和装备主要国家公园的护林队,阻止柬埔寨的非法生物交易活动。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解国际新闻的途径,只有从黑白电视机里看《新闻联播》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太短,往往印象深刻。很多人都记得在公海上向日本捕鲸船示威的小船,身着统一服装的人们,在高压水枪的喷射下,依然艰难的打出标语,用船身挡住大船,保护鲸鱼生活的区域。那时候中国人几乎没有听说过NGO这三个字母,也许只有细心的观众会记得这个组织的名字——绿色和平(GREENPEACE)。
时隔三十年,来自绿色和平的600名志愿者冒着寒冷,在瑞士阿莱奇冰川上由著名摄影师斯潘塞•图尼克拍摄了一组集体裸照。他们希望这组照片能够让人们体会深刻含义,呼吁世人关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人体暴露在寒冷中,就像冰川处于温室气体中。
这时候的绿色和平已经被人熟知。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的行为太激进。这些人曾冲进香港迪斯尼酒店大堂,拆下钨丝灯泡,换上节能灯。他们还身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站在惠普中国的大厦门前抗议惠普在电脑中使用有毒材料……这些疯狂的举动,屡见不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他们,环保概念渗透人心。
最激进的组织
它的处事风格就已确立。当然971年绿色和平的三位创始人Jim Bohlen, Paul Cote和 Irving Stowe驾驶着一艘渔船,驶往安其卡岛去试图驶进核试验场,阻止核试验时,绿色和平的处事风格已经确立。这也许就是绿色和平喜欢咬那些不太咬得动的“硬骨头”的原因,被绿色和平拿来“开刀”的都是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 和它们玩一些类似“蚂蚁搬大象”的游戏。例如绿色和平在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直接行动”针对的就是著名的电脑生产商惠普。
两者交战缘起于2003年。绿色和平发现,惠普电脑内溴化阻燃剂的比例比其他几个品牌中所含溴化阻燃剂成分高很多。经过调查研究之后,绿色和平组织展开了艰苦的游说行动,从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接触了市场份额居前列的电子领域跨国企业,呼吁它们尽快停止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真正作为“靶子”被选中、付诸“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只有PC销量世界第二而检测中四溴双酚A含量最高的惠普公司。
“这就好像推多米诺骨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行业中最脆弱的一环,施一点力,就能推动整个行业的改变。”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此后,三星、诺基亚、索尼、索尼爱立信、LG、摩托罗拉等公司相继公开承诺停止在产品中使用PVC和溴化阻燃剂等有毒物质,而惠普也发出承诺,在2006年12月31日以后发布的新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溴化阻燃剂。
但是,绿色和平对惠普的承诺并不满意,他们要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仅是外壳。之后,绿色和平的中国工作人员给惠普中国送来一幅上书“戒毒尚未成功, 惠普还需努力”的大匾。但效果还不理想,绿色和平成员又身穿防化服头戴防毒面具,在惠普公司门口抗议,防化服上写着几个蓝色大字“惠普=有害电子产品”。同时,在美国惠普公司总部门口,绿色和平志愿者升起一艘充气小飞船,飞船下悬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中是一个手中拿着废弃的惠普键盘的广东贵屿女孩。
在电子材料中停用溴化阻燃剂的“战斗”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在今年4月发布的一篇新闻稿上,绿色和平表示,惠普、联想和戴尔三大品牌“正在倒退”,离去除溴化阻燃剂的目标“越来越远”。
除了惠普,绿色和平不止一次得罪过的大企业还有金光纸业、迪士尼、索尼、任天堂等等。而绿色和平之所以敢如此趾高气昂地和大企业对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绿色和平从创办之日起,就从不接受来自政府、企业、财团的捐赠,其所有捐赠都是来自个人。
虽然绿色和平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人认为,该组织实际上对如何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环境保护并不感兴趣,对科学知识也并不专业。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基因改造工程,就被认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目前的科学实验和产业实践并未证明基因改造工程对人体和环境会造成任何程度的破坏。
最高贵的组织
有人说 “熄灯一小时”是场“城市行为艺术秀”通过这场“秀”
一个熊猫标志和一个名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国际性环保组织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绿色和平组织的诞生充满了随意性和“草莽”性相比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出生算得上有计划性和“高贵”而诞生的始末 就决定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优于其他组织的特性。
WWF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因缘巧合,WWF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就和WWF的组织标志—大熊猫有关,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1996年,WWF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后来陆续在全国八个城市建立了办公室,项目领域也由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WWF在中国也诞生了一些明星式的环保人物,乔治•夏勒博士就是其中一位。1980年,乔治•夏勒应WWF的邀请在四川卧龙保护区开始对大熊猫进行行为学研究。1984年,乔治•夏勒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藏北长达十几年的调查,深入研究了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等野生动物。由于对自然保护的贡献,乔治•夏勒曾获得过WWF颁发的金质勋章。
除了接受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以外,WWF开辟了一些获取款项的途径,其中一个成功案例便是出售自然保护邮票。1983年,随着自然保护邮票收集活动的展开,捐款数额迅速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与130多个国家的邮政机构合作,将一些濒临灭绝动物的图案印制在邮票上,这一活动目前已成功地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筹集到一千万美元的款项。
和企业保持良好关系的组织实属少见,绿色和平正是以与大企业对抗作为实现目标的策略。WWF主动向大企业示好,其中也不乏风险。WWF在全球有上千个企业伙伴,其中大公司有20-30家。这些企业分两种,一种是全球自然保护伙伴,企业资助WWF从事具体的项目,一般规模比较大;另一种是战略合作伙伴,企业不直接资助项目,而是通过与WWF之间的交流,WWF帮助他们设立示范等方式,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
明星代言的组织
与前两位的激进和高贵不同的是,野生救援协会走的则是明星代言的路线。
他们邀请了李安、成龙、张曼玉、章子怡等人。李安应协会伦敦办公室邀请,拍摄了一段60秒的公益广告。他在广告中说道:“请小心你的筷子,它也可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威胁。”参与公益广告拍摄的外国明星更多,电影明星哈里森•福特、拉尔夫•范恩斯,体育明星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泰拉•科克,还有阿曼达•比尔德、短跑名将莫里斯•格林、阿兰•约翰逊等等。
根据野生救援协会的统计,迄今为止一共有八十多位明星无偿为组织拍摄公益广告,每周,这些广告都通过CNN、FOX等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让十亿观众看到。
据国际刑警组织估计,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额每年为60-200亿美元,这一贸易活动已导致众多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锐减,有些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在有些地区,由于存在非法的贸易活动,那些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狩猎活动和旅游活动所需要的野生动物资源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在野生动物被偷猎和运输的过程中,各种动物体内的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史蒂夫和奈彼得于1999年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非营利的民间环保机构—每年野生动物协会,总部设在旧金山,并相继在纽约、曼谷、伦敦、华盛顿、北京和海参崴设立办事处。
以姚明为代表的明星参与的“积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项目” (ACAP),就是由奈彼得提出的。他认为,减少对濒危物种的杀戮,最重要的是降低对濒危物种制品的需求。该项目就是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媒体提供的免费宣传时间和代言明星来宣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主题,这句广告词由智威汤姆逊公司提出,现在每周可以影响的受众多达10亿人。调查显示, 这些宣传或使8%-30%受访的鱼翅消费者停止食用鱼翅,另有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减少消费量。
“明星有影响力,他们担任代言人可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更大的宣传作用。”野生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还解释了协会挑选明星的标准:知名度高、形象良好,曾经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并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样公众才会尊敬他们,信任他们的言论。”
野生救援协会的行动不止于邀请明星代言,还发起了很多阻止野生动物贸易的实际行动。1990年代中期,野生救援协会与俄罗斯政府合作共同建立了一个Amba行动来阻止对野生动物的商业盗猎和非法交易;1999年野生救援协会与泰国皇家林业部合作,打击非法盗猎活动,保护物种丰富的Khao Yai国家公园;从2000年开始,协会与柬埔寨政府合作抵制大规模的盗猎、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无限制的伐木,同时培训和装备主要国家公园的护林队,阻止柬埔寨的非法生物交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