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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如果我手里有一杆秤，那只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一般来说我们都能称出它的重量，衡量出它的价值。可是今天我要用它称的东西有些特殊。什么呢？人的面子人的尊严，人的精神受到的损害。那位说了，这些东西能称吗？它又有多重、该值多少钱呢？下面这两个案例也许能告诉您。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６日晚，家住广州中山的黄先生和高先生，到市内的泰森酒吧唱歌。凌晨一点钟左右，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黄：进来六、七个人。用这个啤酒瓶，摇骰子的骰盅，打我们。把他（高先生）的钱搜光了，把我的手机都拿走了。
黄先生实际消费３００多元，但来人却要他们交出５０００元，并硬要他们把包房的电视机搬走。这是为什么呢？
黄：是因为这个电视机坏了，来了一个男的，他检查说电视机里有水，就怀疑是我们把这个啤酒倒进电视机里。
原来，黄先生包房的电视机坏了，酒吧工作人员过来后看到桌子上洒满啤酒，电视机也湿漉漉的，就怀疑到了他们头上。
高：我们是后来进去的，可能是前一个顾客，倒了啤酒下去也说不定。
黄：我们跟他解释，他不听，就一口咬定是我们干的。
双方越吵越凶，高先生打了１１０，民警过来后发现是一起普通民事纠纷，就建议他们协商解决。老板提出要黄先生留下５０００块钱押金，然后把电视机拿去修好。黄先生虽然不承认弄坏了电视机，但还是同意了老板的要求。
黄：我们都是打工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都害怕，所以都愿意把大事化小事这个心态。
看到问题基本解决，民警离开现场。此时高先生要求酒吧写一张押金收据。这让酒吧老板火冒三丈，于是发生了开始的一幕。
黄：所以我们都是（被）逼迫，把５０００块现金给他，把电视机带走。
对方人多势众，黄先生只好打电话让朋友送来５０００块钱，没敢再要收据。从酒吧逃出来黄先生去报了警。回家以后，他们发现生活不一样了。
高：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睡觉都睡不着，开工都没有心情。
黄：去酒吧玩都不敢了。总是笼罩这种阴影，害怕再去又发生什么事儿，又被人家打一顿。
高：我老爸，我老妈又在骂我，说我（不该）去这种地方玩，我就越想越不服，越想越不服，我就不可以白白被人家侮辱。
２００５年３月，黄先生等向法院起诉，他们并没有要求退还５０００元押金，而是直接要求泰森酒吧赔偿精神损失费每人５万元。
５万元！俩人合起来就是１０万！这一顿打该不该赔１０万呢？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问题相信你我都会特别关注。可是比你我还关注这个案件结果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怀，是一位女士。因为就在广东黄先生被打的前一天，她和女儿也遭遇了这样一幕。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１６岁的孙楠楠和妈妈来到沈阳大东区千百家超市。当母女俩买完东西走出超市的时候，服务员追了出来。
怀凤秋：要过马路的时候，营业员一把把我拽住了，说大姐你今天走不了了。
超市老板黄：我们的营业员吧发现她以后，发现她在里面，在我们的超市里面拉拉环，又从拉锁里面往外掏东西了。
大庭广众之下被怀疑是小偷，还要拉回超市搜身检查，怀女士尴尬又生气。
怀：我说我肯定不能跟你回去，我也不能给你脱衣服，你知道你侵犯人权吗。
离超市大约２００米就是派出所，怀女士拽着女儿就跑进了派出所，超市员工也紧跟进来。
怀凤秋：这时超市（员工）还在吵，说搜不出来我给你拿１００万。警察调解要搜身，我也不同意，凭什么搜我身，配合一下我说这个我不能配合，因为是侮辱人格。
在派出所僵持了很长时间，最终为了证实自己清白，对搜身检查一事，怀女士做出了让步。
怀凤秋：当时是一个女警，还有超市收银员，但是我搜身的时候，别人没有动手。因为一碰我，我就急眼了，我自个儿长手了。
记者：是谁先提出来（搜身）的？
怀凤秋：超市，超市一直坚持，就是百分之百肯定，我身上有他们的东西。记者：那么当时在那里，衣服是你自己脱的。
怀凤秋：我的衣服是我自己脱的。特别屈辱。虽然我曾经说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我很贫穷，我很自尊，我很自强，很自立。为什么要那样。
搜身的结果没有搜出东西，备感屈辱的怀女士在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时，她惊讶的看到这样一幕。
怀凤秋：（她们）在摸孩子的身体，从上到下全摸一遍。
书包里的东西一一察看了一遍。
怀女士：那时候我觉得，我当母亲的彻底失败了。我维护不了我女儿，那时候心里什么都不想，一下都是空白了。
但是对孙楠楠搜身的原委，超市是这样解释的。
黄：她母亲也为了证明她两个的清白，就这么同意自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把东西掏出来检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检查的。
孙楠楠究竟是被迫搜身，还是像超市说的那样，母亲主动让她自己脱衣检查呢？红旗派出所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法院的调查笔录里，女民警做了这样的证词：“我问女孩渴不渴，女孩没有说话。我出去给接水，回到办公室时，女孩的羽绒服已经脱下来了，我的床上有一些物品，是从女孩的书包里倒出来的。
问：女孩书包里物品是谁倒出来的？
答：这我没有看见，我出去倒水了。
问：女孩除了脱羽绒服之外，是否还脱其他衣服了？
答：没有。”
有人说搜身这件事侵犯了人权，性质很严重。也有人说检查一下证实清白也很正常。就在舆论众说纷纭的时候怀女士却发现，女儿有些不对劲了。
怀凤秋：不许提超市，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开始大哭大叫了，情绪特别反常了。
怀女士以为女儿受了惊吓，过几天就会好转。谁知１０多天过去了，女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怀：孩子彻底不见人，整天把自己躲到屋里头，就包括亲属进屋孩子都不见。
楠楠整天躲在屋里，在镜子上写“烦”“恨”这样的字。还经常把东西扔的满地都是。怀女士领女儿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说孩子患了应激性精神障碍。
应激性精神障碍是精神疾病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没有达到精神病的状态。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楠楠的病因做了鉴定，结论是和搜身事件有因果关系。医生说这种病一般经过治疗短时间就可以恢复。但是孙楠楠却不是这样。
楠楠一心想考入沈阳的重点中学，但是出事以后，由于治病错过了中考，不能和同学一起迈进中学的大门，所以楠楠更觉得无颜面对老师同学。她的脾气更加暴躁，更不愿意出门见人。
怀凤秋：我孩子才１５岁，今后还有多长的路。这心灵的损害，少年时期的阴影，她会终身附带着。
２００５年５月，怀女士以女儿的名义将千百家超市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２０万元。
酒吧被打消费者提出了５万元的精神赔偿；购物被搜身母女俩提出了２０万元的精神赔偿。这两个案子在当地都引起很大反响，究竟该赔多少钱，人们对此事的看法真是见仁见智。
消费者：
Ａ：精神损害赔偿？不知道。
Ｂ：一般都是自认倒霉了。
Ｃ：如果要是他们打了你几个耳光的话，该怎么赔你呢？打个耳光赔不了几个钱吧，２００？顶多也就道个歉吧。
Ｄ：其实对赔偿数额多少我是不太在乎的。
Ｃ：５万元！太夸张了吧？
黄：我觉得不高。我的人格受到侵犯，这个用数字是无法衡量出来的。
律师谢运森：人格权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它体现了一种公民的内心人格尊严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经营者的承认尊重，因为身体上的伤害是肉体上的伤害，但是人格上面的伤害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对人的以后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影响。
在辽宁沈阳，搜身案件也广受关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楠楠应该得到赔偿，但对赔偿的标准也是各持己见。
媒体记者：造成了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导致她，还要几个月就参加中考，而且复习都非常好的情况下失去中考。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这１０万块钱就是比较合理的。
大学教师：沈阳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国内的省会大城市当中，还不是特别高，尤其是大家看重的，赔偿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判决。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赔偿的数额。你觉得赔多少钱算是合适的？我觉得在１万元到５万元之间都是合适的。
人格尊严到底有多重？精神赔偿到底该赔多少？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致，看来这尊严的分量还真的不好衡量。那么面对消费者的起诉，法律会对精神损害如何定价呢？这两起性质相同的案件，在判决过程中出现了很不寻常的状况。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泰森酒吧却提出，酒吧工作人员并没有殴打他们。黄先生也拿不出更好的证据。２００５年７月，中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黄先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黄先生不服，提出上诉。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发现一个细节：在事发当晚，黄、高二人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将当晚事件参与者全部录了口供。在经营者郭锡铭的口供里有这样的话：“阿伟及他老婆上去打了他们，我也很生气，所以也上前动手打了那几个客人几巴掌。”这份笔录，为支持原告的精神赔偿请求，提供了重要依据。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泰森酒吧赔偿黄先生、高先生精神损失费每人５万元。
两个巴掌，１０万元赔偿金，法律为消费者的人格尊严给出了一个有形的价值。人民日报评论说，“法律制度越来越浸渍了人的个性、人格尊严，这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还有的媒体说，“这是一个人道的判例。”广东的消费者由悲到喜，终于出了一口气。而沈阳怀女士的遭遇，却正好相反。
２００５年７月，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到被告处购物，无端被诬陷有偷窃行为，损害了原告名誉，诋毁了原告人格尊严，致使原告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被告千百家超市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１０万元。
超市黄老板：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既然什么都没做，而且做的都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行为，我觉得１万元我都不应该赔你，更不用说１０万了。
一审判决后千百家超市提出上诉。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身判决，将精神抚慰金从一审的１０万元，改判为１万元。
这两个案子十分相似。同样是消费者，同样是消费时遭受屈辱，同样是要求精神赔偿。甚至案发的时间都前后只相差一天。就连一审、二审开庭的时间都基本相同。可一个从一分不赔改为赔１０万；另一个则从赔１０万改为赔１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赔偿数额，我国法律没有统一的标准。１９９３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的，要赔偿损失，但是如何赔、赔多少没有具体规定。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部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根据一下因素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这些几个因素是：过错程度、侵权后果、侵权人获利情况和经济承担能力以及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广东人大立法委副主任李焕新：国家立法没有解决（赔偿标准）这个问题，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地方的法院，在判案过程中他不敢判，５块钱的精神赔偿他也不敢判给你。法官从良心上他都觉得，确实应该给他精神赔偿。但是法律法规没有根据给他，法官就无从依据。
那广东消费者５万元精神损害的请求为什么会得到支持呢？
法官苏代平：我的依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广东省人大他有一个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办法。规定５万元的最低标准。
广东省根据《消法》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把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了５万元的最低起点。
广东人大立法委副主任李育敬：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５万元以上的赔偿精神损失的这个标准以后，给经营者是一个警示，是一个警戒。我们这个法律法规颁布以后，很多经营者就这样说，我们在经营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一招不慎，就要赔那么多钱了。这样的话使经营者更加重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重视保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
广东省的消费者如果精神受到损害，最少可以得到５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而沈阳搜身案为什么二审法院只支持了１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千百家超市侵害的是原告的人格尊严，其后果表现为应激性精神障碍，但此疾病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损害，未达到精神病状态，社会功能未达到严重受损程度。
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孙淑君：我们辽宁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法官可能就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来定这个案子。所以不能说，中（级）法（院）就是判的错，也不能说大东（区）法院就是判的对。那么通过这件事我有什么体会呢，我觉得（辽宁省）应该出台一部精神赔偿法的这样一个依据，（这样的）法律法规吧。
据了解，目前不少省市根据《消法》精神，制定了自己的精神赔偿标准。如上海最高是５万，浙江最低是５０００元等等。这些法规都是各省市自己制定，数额也不尽相同，但是为本地区法官执法提供了可靠依据。而怀女士所在的辽宁省，没有这方面的地方法规。显然，如果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有章可循，那国家立法何不制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呢？
专家：这样一个人格权的损害，是很难用价值体现出来的。你受了多大的痛苦，给多少钱，能算出来吗？算不出来。第二点，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这么大差异。你比如说广东的５万元的赔偿标准，那拿到西北地区就是一个天价，所以它不可能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虽然统一的标准不好制定，但是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正在起草侵权责任法，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部法律中有望得到更好的解决。
专家：它把这个范围定的非常清楚，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性的人格权，还有身份权，还有死人的人格权。另外赔偿的标准，要考虑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加害者的过错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害者的经济承担能力，受害者的社会地位，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中，将精神赔偿专门加以规定和明确，体现了我国法律尊重人权，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的立法精神。相信随着法制的完善，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将会更好的得到保护。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６日晚，家住广州中山的黄先生和高先生，到市内的泰森酒吧唱歌。凌晨一点钟左右，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黄：进来六、七个人。用这个啤酒瓶，摇骰子的骰盅，打我们。把他（高先生）的钱搜光了，把我的手机都拿走了。
黄先生实际消费３００多元，但来人却要他们交出５０００元，并硬要他们把包房的电视机搬走。这是为什么呢？
黄：是因为这个电视机坏了，来了一个男的，他检查说电视机里有水，就怀疑是我们把这个啤酒倒进电视机里。
原来，黄先生包房的电视机坏了，酒吧工作人员过来后看到桌子上洒满啤酒，电视机也湿漉漉的，就怀疑到了他们头上。
高：我们是后来进去的，可能是前一个顾客，倒了啤酒下去也说不定。
黄：我们跟他解释，他不听，就一口咬定是我们干的。
双方越吵越凶，高先生打了１１０，民警过来后发现是一起普通民事纠纷，就建议他们协商解决。老板提出要黄先生留下５０００块钱押金，然后把电视机拿去修好。黄先生虽然不承认弄坏了电视机，但还是同意了老板的要求。
黄：我们都是打工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都害怕，所以都愿意把大事化小事这个心态。
看到问题基本解决，民警离开现场。此时高先生要求酒吧写一张押金收据。这让酒吧老板火冒三丈，于是发生了开始的一幕。
黄：所以我们都是（被）逼迫，把５０００块现金给他，把电视机带走。
对方人多势众，黄先生只好打电话让朋友送来５０００块钱，没敢再要收据。从酒吧逃出来黄先生去报了警。回家以后，他们发现生活不一样了。
高：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睡觉都睡不着，开工都没有心情。
黄：去酒吧玩都不敢了。总是笼罩这种阴影，害怕再去又发生什么事儿，又被人家打一顿。
高：我老爸，我老妈又在骂我，说我（不该）去这种地方玩，我就越想越不服，越想越不服，我就不可以白白被人家侮辱。
２００５年３月，黄先生等向法院起诉，他们并没有要求退还５０００元押金，而是直接要求泰森酒吧赔偿精神损失费每人５万元。
５万元！俩人合起来就是１０万！这一顿打该不该赔１０万呢？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问题相信你我都会特别关注。可是比你我还关注这个案件结果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怀，是一位女士。因为就在广东黄先生被打的前一天，她和女儿也遭遇了这样一幕。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１６岁的孙楠楠和妈妈来到沈阳大东区千百家超市。当母女俩买完东西走出超市的时候，服务员追了出来。
怀凤秋：要过马路的时候，营业员一把把我拽住了，说大姐你今天走不了了。
超市老板黄：我们的营业员吧发现她以后，发现她在里面，在我们的超市里面拉拉环，又从拉锁里面往外掏东西了。
大庭广众之下被怀疑是小偷，还要拉回超市搜身检查，怀女士尴尬又生气。
怀：我说我肯定不能跟你回去，我也不能给你脱衣服，你知道你侵犯人权吗。
离超市大约２００米就是派出所，怀女士拽着女儿就跑进了派出所，超市员工也紧跟进来。
怀凤秋：这时超市（员工）还在吵，说搜不出来我给你拿１００万。警察调解要搜身，我也不同意，凭什么搜我身，配合一下我说这个我不能配合，因为是侮辱人格。
在派出所僵持了很长时间，最终为了证实自己清白，对搜身检查一事，怀女士做出了让步。
怀凤秋：当时是一个女警，还有超市收银员，但是我搜身的时候，别人没有动手。因为一碰我，我就急眼了，我自个儿长手了。
记者：是谁先提出来（搜身）的？
怀凤秋：超市，超市一直坚持，就是百分之百肯定，我身上有他们的东西。记者：那么当时在那里，衣服是你自己脱的。
怀凤秋：我的衣服是我自己脱的。特别屈辱。虽然我曾经说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我很贫穷，我很自尊，我很自强，很自立。为什么要那样。
搜身的结果没有搜出东西，备感屈辱的怀女士在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时，她惊讶的看到这样一幕。
怀凤秋：（她们）在摸孩子的身体，从上到下全摸一遍。
书包里的东西一一察看了一遍。
怀女士：那时候我觉得，我当母亲的彻底失败了。我维护不了我女儿，那时候心里什么都不想，一下都是空白了。
但是对孙楠楠搜身的原委，超市是这样解释的。
黄：她母亲也为了证明她两个的清白，就这么同意自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把东西掏出来检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检查的。
孙楠楠究竟是被迫搜身，还是像超市说的那样，母亲主动让她自己脱衣检查呢？红旗派出所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法院的调查笔录里，女民警做了这样的证词：“我问女孩渴不渴，女孩没有说话。我出去给接水，回到办公室时，女孩的羽绒服已经脱下来了，我的床上有一些物品，是从女孩的书包里倒出来的。
问：女孩书包里物品是谁倒出来的？
答：这我没有看见，我出去倒水了。
问：女孩除了脱羽绒服之外，是否还脱其他衣服了？
答：没有。”
有人说搜身这件事侵犯了人权，性质很严重。也有人说检查一下证实清白也很正常。就在舆论众说纷纭的时候怀女士却发现，女儿有些不对劲了。
怀凤秋：不许提超市，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开始大哭大叫了，情绪特别反常了。
怀女士以为女儿受了惊吓，过几天就会好转。谁知１０多天过去了，女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怀：孩子彻底不见人，整天把自己躲到屋里头，就包括亲属进屋孩子都不见。
楠楠整天躲在屋里，在镜子上写“烦”“恨”这样的字。还经常把东西扔的满地都是。怀女士领女儿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说孩子患了应激性精神障碍。
应激性精神障碍是精神疾病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没有达到精神病的状态。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楠楠的病因做了鉴定，结论是和搜身事件有因果关系。医生说这种病一般经过治疗短时间就可以恢复。但是孙楠楠却不是这样。
楠楠一心想考入沈阳的重点中学，但是出事以后，由于治病错过了中考，不能和同学一起迈进中学的大门，所以楠楠更觉得无颜面对老师同学。她的脾气更加暴躁，更不愿意出门见人。
怀凤秋：我孩子才１５岁，今后还有多长的路。这心灵的损害，少年时期的阴影，她会终身附带着。
２００５年５月，怀女士以女儿的名义将千百家超市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２０万元。
酒吧被打消费者提出了５万元的精神赔偿；购物被搜身母女俩提出了２０万元的精神赔偿。这两个案子在当地都引起很大反响，究竟该赔多少钱，人们对此事的看法真是见仁见智。
消费者：
Ａ：精神损害赔偿？不知道。
Ｂ：一般都是自认倒霉了。
Ｃ：如果要是他们打了你几个耳光的话，该怎么赔你呢？打个耳光赔不了几个钱吧，２００？顶多也就道个歉吧。
Ｄ：其实对赔偿数额多少我是不太在乎的。
Ｃ：５万元！太夸张了吧？
黄：我觉得不高。我的人格受到侵犯，这个用数字是无法衡量出来的。
律师谢运森：人格权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它体现了一种公民的内心人格尊严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经营者的承认尊重，因为身体上的伤害是肉体上的伤害，但是人格上面的伤害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对人的以后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影响。
在辽宁沈阳，搜身案件也广受关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楠楠应该得到赔偿，但对赔偿的标准也是各持己见。
媒体记者：造成了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导致她，还要几个月就参加中考，而且复习都非常好的情况下失去中考。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这１０万块钱就是比较合理的。
大学教师：沈阳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国内的省会大城市当中，还不是特别高，尤其是大家看重的，赔偿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判决。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赔偿的数额。你觉得赔多少钱算是合适的？我觉得在１万元到５万元之间都是合适的。
人格尊严到底有多重？精神赔偿到底该赔多少？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致，看来这尊严的分量还真的不好衡量。那么面对消费者的起诉，法律会对精神损害如何定价呢？这两起性质相同的案件，在判决过程中出现了很不寻常的状况。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泰森酒吧却提出，酒吧工作人员并没有殴打他们。黄先生也拿不出更好的证据。２００５年７月，中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黄先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黄先生不服，提出上诉。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发现一个细节：在事发当晚，黄、高二人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将当晚事件参与者全部录了口供。在经营者郭锡铭的口供里有这样的话：“阿伟及他老婆上去打了他们，我也很生气，所以也上前动手打了那几个客人几巴掌。”这份笔录，为支持原告的精神赔偿请求，提供了重要依据。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泰森酒吧赔偿黄先生、高先生精神损失费每人５万元。
两个巴掌，１０万元赔偿金，法律为消费者的人格尊严给出了一个有形的价值。人民日报评论说，“法律制度越来越浸渍了人的个性、人格尊严，这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还有的媒体说，“这是一个人道的判例。”广东的消费者由悲到喜，终于出了一口气。而沈阳怀女士的遭遇，却正好相反。
２００５年７月，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到被告处购物，无端被诬陷有偷窃行为，损害了原告名誉，诋毁了原告人格尊严，致使原告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被告千百家超市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１０万元。
超市黄老板：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既然什么都没做，而且做的都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行为，我觉得１万元我都不应该赔你，更不用说１０万了。
一审判决后千百家超市提出上诉。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身判决，将精神抚慰金从一审的１０万元，改判为１万元。
这两个案子十分相似。同样是消费者，同样是消费时遭受屈辱，同样是要求精神赔偿。甚至案发的时间都前后只相差一天。就连一审、二审开庭的时间都基本相同。可一个从一分不赔改为赔１０万；另一个则从赔１０万改为赔１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赔偿数额，我国法律没有统一的标准。１９９３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的，要赔偿损失，但是如何赔、赔多少没有具体规定。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部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根据一下因素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这些几个因素是：过错程度、侵权后果、侵权人获利情况和经济承担能力以及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广东人大立法委副主任李焕新：国家立法没有解决（赔偿标准）这个问题，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地方的法院，在判案过程中他不敢判，５块钱的精神赔偿他也不敢判给你。法官从良心上他都觉得，确实应该给他精神赔偿。但是法律法规没有根据给他，法官就无从依据。
那广东消费者５万元精神损害的请求为什么会得到支持呢？
法官苏代平：我的依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广东省人大他有一个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办法。规定５万元的最低标准。
广东省根据《消法》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把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了５万元的最低起点。
广东人大立法委副主任李育敬：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５万元以上的赔偿精神损失的这个标准以后，给经营者是一个警示，是一个警戒。我们这个法律法规颁布以后，很多经营者就这样说，我们在经营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一招不慎，就要赔那么多钱了。这样的话使经营者更加重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重视保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
广东省的消费者如果精神受到损害，最少可以得到５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而沈阳搜身案为什么二审法院只支持了１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千百家超市侵害的是原告的人格尊严，其后果表现为应激性精神障碍，但此疾病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损害，未达到精神病状态，社会功能未达到严重受损程度。
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孙淑君：我们辽宁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法官可能就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来定这个案子。所以不能说，中（级）法（院）就是判的错，也不能说大东（区）法院就是判的对。那么通过这件事我有什么体会呢，我觉得（辽宁省）应该出台一部精神赔偿法的这样一个依据，（这样的）法律法规吧。
据了解，目前不少省市根据《消法》精神，制定了自己的精神赔偿标准。如上海最高是５万，浙江最低是５０００元等等。这些法规都是各省市自己制定，数额也不尽相同，但是为本地区法官执法提供了可靠依据。而怀女士所在的辽宁省，没有这方面的地方法规。显然，如果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有章可循，那国家立法何不制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呢？
专家：这样一个人格权的损害，是很难用价值体现出来的。你受了多大的痛苦，给多少钱，能算出来吗？算不出来。第二点，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这么大差异。你比如说广东的５万元的赔偿标准，那拿到西北地区就是一个天价，所以它不可能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虽然统一的标准不好制定，但是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正在起草侵权责任法，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部法律中有望得到更好的解决。
专家：它把这个范围定的非常清楚，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性的人格权，还有身份权，还有死人的人格权。另外赔偿的标准，要考虑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加害者的过错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害者的经济承担能力，受害者的社会地位，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中，将精神赔偿专门加以规定和明确，体现了我国法律尊重人权，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的立法精神。相信随着法制的完善，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将会更好的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