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中 1970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书法专业教授。学术论文《从‘北碑南帖’到‘无间南北’——兼论二王行草对北朝楷书的影响》入选第二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2010年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湖州地区宋代古桥的遗存及其研究》。出版专著《垂虹玉带出吴兴——湖州古桥文化研究》。
　　六朝时期，书风是否有“北碑”和“南帖”之分，这个问题。自阮元撰写《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发端，后经包世臣、康有为阐扬，在学书者中间似乎已成定论，但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学者眼界的开阔，不少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等提出了不同观点，王国维先生说：“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扎与羲、献规模亦不甚远。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勃，《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像者若不著年号、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物耶？”后来又有许多书家如吴玉如、沙孟海等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吴先生提出“六朝无间南北”，沙老则以不同出土地点的北碑举例证明南北书体是不能分派的。在从“南北分派”到“南北无间”的梳理过程中，一个问题渐渐显现出来，而且越辩越明：二王行草对北朝楷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而为隋唐楷书鼎盛作了厚重的铺垫。
　　阮元认为南、北书法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道：
　　“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又说：“南朝诸书家载史传者，如萧子云、王僧虔等，皆明言沿习钟、王，实成南派。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钟、卫、索靖，工书、善草隶，工行草、长于碑榜’诸语而已，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实北派所分，非敢臆为区别。”认为“南北判然两不相涉”。在《北碑南帖论》中，阮元又将南北书派定为北碑、南帖，认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而对于碑的看法，则是“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日长于碑榜。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最后，阮元总结为“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阮元的这两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其观点影响深远，以致后来之书家动辄以“碑学、帖学”来论书史。最得力者为包世臣，其“推碑抑帖”，主张学书当以北碑为最佳范本：“故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撅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在讨论学书的具体方法“九宫格”时，他也不忘谈及北碑作用：“两晋真书碑版不传于世，余以所见北魏、南梁之碑数十百种，悉心参悟，而得大小两九宫之法。上推之周、秦、汉、魏、两晋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则莫不合于此。其为钟、王专力可知也。”在列举北碑时，包还总结了一些北碑代表作的特点：“北碑以《清颂碑》《玉佛记》为最奇，然较《十三行》已为平近，无论《画赞》《黄庭》也。《内景经》纵势取姿，可谓有韵，然序画雅无奇趣；《鹤铭》神理正同《内景》，以为右军书者，皆非能见匡庐真相者也。”如果说阮元是一个理论先行者的话，那么包世臣就是一个有力的践行者。
　　到了康有为时，他反对临习刻帖：“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主张临习南北朝碑：“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他对阮元还是持肯定态度的：“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中讨论了北朝的众多碑刻，并且对它们的风格作为具体的描述与归类。然而康又耐人寻味地说：“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由上所见，尊崇北碑的学者大抵是看到的了刻帖的坏处，他们认为学习书法应尽可能地减少中间的搬运环节，最大程度地接近古人，从保存完好的北碑中他们看到了比刻帖更加忠实于原书的用笔。如果他们看到了北魏时期的元氏墓志的话，可能关于“碑”和“帖”的讨论就没有后来那样大费口舌了。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列举了北周、北齐等时期的碑刻，对魏碑的印象尤深，评价很高：“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淳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康氏还分析了魏碑兴盛的原因：“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在众多的碑刻中，康氏提到了《张黑女》《杨大眼》《张猛龙》《始平公》《孙秋生》等，还提到了几方司马氏的墓志和隋代的《董美人墓志》，并无言及“元氏墓志”者，盖当时康未见也。至少，元氏墓志的出土在当时还是极少的，还没有被这些学者所关注。
　　北魏元氏墓志早在清雍正年间即有发现，而大量出土是近百年内之事，现存数量较多，像《元倪墓志》《元略墓志》《元苌墓志》《元显儁墓志》《元纂墓志》《元埏妻穆玉容墓志铭》（图1依顺序排列）等都是保存完好的精品。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社会的书法水平。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同当时的造像记、摩崖等区别明显，方笔居多，兼施圆转，俊美秀逸的风格明显受到了二王行草笔法的影响。如《元倪墓志》的书法，由于刻工水平较高，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毛笔书写的意味，笔法娴熟，点画圆润，结构精整，风格趋于秀雅，堪有钟、王之神韵。梁启超先生在《碑帖跋》中认为：“（此志）风华旖旎，近开《等慈》，远启赵、董。”因赵、董一路书宗二王，梁先生把《元倪墓志》与赵、董之风格相比照，则无疑认为《元倪墓志》在二王书法的传承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