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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支所指焉支山。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又叫胭脂山。
远在秦汉时期，焉支山就是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羌、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曾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焉支山是胭脂原料红蓝花的重要产地。据传，那时匈奴各个藩王的妻妾多是从河西一带的美女中挑选，匈奴语称各藩王之妻叫“阏氏”。匈奴单于的王妃阏氏，经常要到胭脂山的神涝池掬一捧水，洗洗脸，然后采摘几束金露梅和银露梅送给夫君。公元前200年，冒顿进攻晋阳（今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战，刘邦被冒顿连续围困七天七夜，不得已向阏氏行贿，方得以脱险。
元狩二年（前121）春的那场战争，人尽皆知，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焉支山一带大败匈奴，霍去病得到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也俘获了单于王妃阏氏。在一个月圆风清的夜晚，阏氏悄悄溜出来，揽起长裙，跳进百花池。有人说自此以后，每至十五的黄昏，百花池中的蓝月亮就像一朵菊花，在胭脂山峡谷盛开。
“焉支”或“胭脂”实则是阏氏汉译的谐音，焉支山因此而得名。
当然，隋炀帝曾在焉支山诏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办“万国博览会”，故有焉支山为世博会发源地之说;唐玄宗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在焉支山建宁济公祠。在李白、韦应物等伟大诗人的作品当中，亦留下不少关于焉支山的千古绝唱。
2014年初，我带《丝绸之路》杂志社采风团去山丹采风时，山丹文化局赵谦玺兄曾邀我在夏秋时节再去山丹，一睹焉支山百花池芳容。这个愿望直到现在还未实现。
说及焉支山的绝唱，《佚名·匈奴民歌》名副其实，许多人已经耳熟能详。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人在战国时即游牧于河套地区及阴山一带，曾在蒙古草原的大漠南北活跃了几百年，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约200年。匈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虽说疑点依然很多，但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文化是考古界公认最大、最集中的匈奴文化遗存。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最早的主要分布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分析，匈奴与东胡是两个相邻的不同政权。
匈奴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兽形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
匈奴民歌优美动听，《佚名·匈奴民歌》是匈奴族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民歌。当匈奴人齐声唱这首歌的时候，匈奴浑邪王部正走在退逃的路上，另觅家园。匈奴众将士远眺碧绿欲滴、云蒸霞蔚的焉支山，无不痛哭流涕。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也如此写道：“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后人赋诗曰：“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有学者联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认为，这首民歌之所以诞生在祁连山一带，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匈奴民族虽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败退时如杜鹃啼血般唱出了心中的哀痛。
感谢先哲司马迁，是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这首匈奴民歌，并流传于后世。北凉人所编《西河旧事》、唐朝开元年间的《史记正义》、《史记索隐》及唐末的《十道志》也有转载，也可见于宋朝的《乐府诗集》。
这首匈奴民歌刊载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第一页，且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虽说只是四句短诗反复吟唱，但那苍凉悲哀的曲调令听者凄恻动容。尽管没有人能记下这首古歌凄怆哀怨的乐曲，但透过短短的诗行，即使在千年后，人们依然以哀惋的眼神目送那个游牧民族仓皇逃遁的背影。
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的魅力所在，不重视文字的匈奴人，肯定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民族会在人类的血液里被稀释得无影无踪，而随口吟唱的这首民歌却能在其他语言里继续塑造他们的灵魂。
《佚名·匈奴民歌》仅有几十个字，但取材巧妙，寓意深远，语言简练，含义深刻，其后一句又是前一句的重叠和加深。上句密切结合生产和生活现实，下句则是上句的叠唱和深化，完全为民歌特色。匈奴人民面对着由于山川草原的丧失而引起畜牧业衰落的现实，由衷地发出内心的哀怨。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也是匈奴歌曲。
匈奴亦称“胡”，匈奴人歌唱时，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乐器，其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中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铭洽认为，匈奴虽然作为一个民族永远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保留下来一部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范围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即由一代才女蔡文姬创作，她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在塞外度过了12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中原后，用重金赎回蔡文姬，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叙述了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音乐曲调委婉悲伤，撕裂肝肠，反映了蔡文姬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她与匈奴共同生活了12年，《胡笳十八拍》的乐府曲调应该受匈奴民歌风格影响较深。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是指匈奴舞蹈。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叙述来看，胡舞应该是匈奴人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
山高草密的焉支山曾是中原王朝和匈奴民族对峙之地，那里朔风阵阵，旌旗飘飘，胡笳、胡笛、胡舞自然掩盖不住汹涌的暗流，试想，昔日的一支古戟，曾挑起万里清辉。
朔漠、朔风、朔日、朔望、朔北……中华北方的区位称之为“朔”，“朔”是与日同辉的月亮;“朔”是黑暗褪去的晨曦;“朔”是古车辕上的战旗。从战国时代始，中国人就极其精准地为自己将“北”与“南”定位。然而，“北方的朔”、“朔的北方”早在司南旋转文明之前，就拥有了极其丰富、绚烂的内涵。
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牧羊的该隐，一个是种地的亚伯，这是《圣经》中的讲述。
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姓姜，“姜”即“羊女”，是“牧羊的母系社会”。黄帝人称“神农氏”，是农夫的先祖。
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从一开始，“农耕”与“游牧”是必然的文明选项，在“农场”与“牧场”设置的舞台上，它们既是兄弟，又是对手，不管是生存中的争斗亦或争斗中的生存，皆构成最原始的文明章节。“牧民”与“农夫”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故事。
在中国，“南”与“北”分别代表着“农”与“牧”。可以说，在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中，“农”与“牧”这两个阵营的对峙与融合从来都无法绕行。正因如此，《佚名·匈奴民歌》这一曲悲歌也使焉支山名垂青史，焉支山承载有太多与西部、与战争、与历史、与民族、与女性容貌有关的信息和内涵，在尘封的典籍深处闪烁迷离，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有学者说，这首民歌把“焉支山”与“嫁妇无颜色”联系在一起，另有寓意，以焉支山比作阏氏和胭脂，意思是说，匈奴失去了焉支山，也就等于匈奴妇女失去了胭脂，不能如美貌的阏氏一样。
民歌是民族的心声，游牧民歌更是研究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盛衰兴替的历史和心灵的天窗。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吉尔格勒博士认为，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情节和结构至今遗留在蒙古民族丰富的民歌曲式当中。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的经典作品，作者力图为匈奴民族的历史轨迹寻找蛛丝马迹。作品再现了匈奴在西北高原曾经留下深深足迹的特殊地域的世纪史，为我们展现了三个家族两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高建群先生如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它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也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裴多菲诗中的疑问，如果是我回答，我会说：“在那漫漫长路中，一路听到最多的定会是那首《佚名·匈奴民歌》。”
匈奴人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自觉已经没有退路，一直西迁到了欧洲，灭亡了已经腐朽的罗马帝国。如此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追根溯源，难道是一首民歌所凝聚的自强不息的力量？
远在秦汉时期，焉支山就是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羌、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曾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焉支山是胭脂原料红蓝花的重要产地。据传，那时匈奴各个藩王的妻妾多是从河西一带的美女中挑选，匈奴语称各藩王之妻叫“阏氏”。匈奴单于的王妃阏氏，经常要到胭脂山的神涝池掬一捧水，洗洗脸，然后采摘几束金露梅和银露梅送给夫君。公元前200年，冒顿进攻晋阳（今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战，刘邦被冒顿连续围困七天七夜，不得已向阏氏行贿，方得以脱险。
元狩二年（前121）春的那场战争，人尽皆知，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焉支山一带大败匈奴，霍去病得到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也俘获了单于王妃阏氏。在一个月圆风清的夜晚，阏氏悄悄溜出来，揽起长裙，跳进百花池。有人说自此以后，每至十五的黄昏，百花池中的蓝月亮就像一朵菊花，在胭脂山峡谷盛开。
“焉支”或“胭脂”实则是阏氏汉译的谐音，焉支山因此而得名。
当然，隋炀帝曾在焉支山诏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办“万国博览会”，故有焉支山为世博会发源地之说;唐玄宗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在焉支山建宁济公祠。在李白、韦应物等伟大诗人的作品当中，亦留下不少关于焉支山的千古绝唱。
2014年初，我带《丝绸之路》杂志社采风团去山丹采风时，山丹文化局赵谦玺兄曾邀我在夏秋时节再去山丹，一睹焉支山百花池芳容。这个愿望直到现在还未实现。
说及焉支山的绝唱，《佚名·匈奴民歌》名副其实，许多人已经耳熟能详。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人在战国时即游牧于河套地区及阴山一带，曾在蒙古草原的大漠南北活跃了几百年，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约200年。匈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虽说疑点依然很多，但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文化是考古界公认最大、最集中的匈奴文化遗存。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最早的主要分布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分析，匈奴与东胡是两个相邻的不同政权。
匈奴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兽形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
匈奴民歌优美动听，《佚名·匈奴民歌》是匈奴族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民歌。当匈奴人齐声唱这首歌的时候，匈奴浑邪王部正走在退逃的路上，另觅家园。匈奴众将士远眺碧绿欲滴、云蒸霞蔚的焉支山，无不痛哭流涕。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也如此写道：“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后人赋诗曰：“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有学者联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认为，这首民歌之所以诞生在祁连山一带，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匈奴民族虽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败退时如杜鹃啼血般唱出了心中的哀痛。
感谢先哲司马迁，是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这首匈奴民歌，并流传于后世。北凉人所编《西河旧事》、唐朝开元年间的《史记正义》、《史记索隐》及唐末的《十道志》也有转载，也可见于宋朝的《乐府诗集》。
这首匈奴民歌刊载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第一页，且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虽说只是四句短诗反复吟唱，但那苍凉悲哀的曲调令听者凄恻动容。尽管没有人能记下这首古歌凄怆哀怨的乐曲，但透过短短的诗行，即使在千年后，人们依然以哀惋的眼神目送那个游牧民族仓皇逃遁的背影。
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的魅力所在，不重视文字的匈奴人，肯定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民族会在人类的血液里被稀释得无影无踪，而随口吟唱的这首民歌却能在其他语言里继续塑造他们的灵魂。
《佚名·匈奴民歌》仅有几十个字，但取材巧妙，寓意深远，语言简练，含义深刻，其后一句又是前一句的重叠和加深。上句密切结合生产和生活现实，下句则是上句的叠唱和深化，完全为民歌特色。匈奴人民面对着由于山川草原的丧失而引起畜牧业衰落的现实，由衷地发出内心的哀怨。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也是匈奴歌曲。
匈奴亦称“胡”，匈奴人歌唱时，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乐器，其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中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铭洽认为，匈奴虽然作为一个民族永远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保留下来一部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范围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即由一代才女蔡文姬创作，她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在塞外度过了12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中原后，用重金赎回蔡文姬，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叙述了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音乐曲调委婉悲伤，撕裂肝肠，反映了蔡文姬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她与匈奴共同生活了12年，《胡笳十八拍》的乐府曲调应该受匈奴民歌风格影响较深。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是指匈奴舞蹈。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叙述来看，胡舞应该是匈奴人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
山高草密的焉支山曾是中原王朝和匈奴民族对峙之地，那里朔风阵阵，旌旗飘飘，胡笳、胡笛、胡舞自然掩盖不住汹涌的暗流，试想，昔日的一支古戟，曾挑起万里清辉。
朔漠、朔风、朔日、朔望、朔北……中华北方的区位称之为“朔”，“朔”是与日同辉的月亮;“朔”是黑暗褪去的晨曦;“朔”是古车辕上的战旗。从战国时代始，中国人就极其精准地为自己将“北”与“南”定位。然而，“北方的朔”、“朔的北方”早在司南旋转文明之前，就拥有了极其丰富、绚烂的内涵。
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牧羊的该隐，一个是种地的亚伯，这是《圣经》中的讲述。
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姓姜，“姜”即“羊女”，是“牧羊的母系社会”。黄帝人称“神农氏”，是农夫的先祖。
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从一开始，“农耕”与“游牧”是必然的文明选项，在“农场”与“牧场”设置的舞台上，它们既是兄弟，又是对手，不管是生存中的争斗亦或争斗中的生存，皆构成最原始的文明章节。“牧民”与“农夫”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故事。
在中国，“南”与“北”分别代表着“农”与“牧”。可以说，在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中，“农”与“牧”这两个阵营的对峙与融合从来都无法绕行。正因如此，《佚名·匈奴民歌》这一曲悲歌也使焉支山名垂青史，焉支山承载有太多与西部、与战争、与历史、与民族、与女性容貌有关的信息和内涵，在尘封的典籍深处闪烁迷离，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有学者说，这首民歌把“焉支山”与“嫁妇无颜色”联系在一起，另有寓意，以焉支山比作阏氏和胭脂，意思是说，匈奴失去了焉支山，也就等于匈奴妇女失去了胭脂，不能如美貌的阏氏一样。
民歌是民族的心声，游牧民歌更是研究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盛衰兴替的历史和心灵的天窗。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吉尔格勒博士认为，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情节和结构至今遗留在蒙古民族丰富的民歌曲式当中。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的经典作品，作者力图为匈奴民族的历史轨迹寻找蛛丝马迹。作品再现了匈奴在西北高原曾经留下深深足迹的特殊地域的世纪史，为我们展现了三个家族两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高建群先生如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它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也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裴多菲诗中的疑问，如果是我回答，我会说：“在那漫漫长路中，一路听到最多的定会是那首《佚名·匈奴民歌》。”
匈奴人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自觉已经没有退路，一直西迁到了欧洲，灭亡了已经腐朽的罗马帝国。如此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追根溯源，难道是一首民歌所凝聚的自强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