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北京等19个省份出台了《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其中，北京、重庆、广东、四川在实施办法中，都增加了“容错机制”。
　　最近两年，各地“容错机制”密集出台，与如何调动改革者的干事积极性密切相关。2014年1月，北京市两会时，来自王府井百货集团的刘冰代表建议，在规划改革时，应该建立“容错机制”，允许犯错误，使改革者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险。“有容错机制在，只要改革出于公心，又经历了必要的程序，改革者就会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险。”
　　在2015年就啟动“容错机制”的浙江绍兴市，官媒曾发文《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解读称：“枪打出头鸟”，“领头羊”搞不好就会成为“替罪羊”。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激发干部的改革热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出头鸟”“领头羊”吃下“定心丸”。
　　2016年5月，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出台《瑞丽市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试行）》。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告诉新京报记者，“瑞丽市在发展时，一些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还不敢大胆探索，犹豫徘徊，放不开手脚干事创业，存在不敢担当和庸政懒政的突出问题，所以出台了这个《办法》”。“就是要消除干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后顾之忧，为敢想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在一定范围内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给改革创新者吃下定心丸。”
　　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为改革者创造环境，激发热情，这正是容错免责制度设立的初衷。
　　各省份出台的容错机制中，基本上都将“官员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符合5方面条件者可减责或免责：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符合中央和本地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经过集体民主决策程序、没有为个人或单位谋取私利、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影响或挽回损失。除上述5条容错情形外，各地还有其他容错条款。2006年，深圳市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其中提出，“只要改革创新方案制订程序符合规定，个人或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这是国内首次提出“容错机制”。此后，江苏泰州、浙江温州、浙江绍兴、广东佛山等地，纷纷出台容错免责规定。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最早在省级层面提出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的是广东省。
　　2016年1月18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習近平总书记讲到了干部队伍积极性问题。他说，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干部思想困惑增多、积极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为官不为”。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三个区分”原则：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这“三个区分”，即是北京市《问责条例》实施办法中“容错机制”的主要内容。2016年12月，广东省出台《问责条例》实施办法中的“容错机制”，除了遵循“三个区分”原则外，还要遵循“两个尊重”——尊重广东历史、尊重广东省情。
　　“容错”由谁来认定？多地出台的容错机制中，都明确“容错”的最终裁定权属于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
　　《陕西省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试行）》提出，相关单位或个人受到问责追责时，认为符合容错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提出申请，受理机关或部门在调查核实后要做出认定反馈。
　　对容错的单位或个人，在年度考核、干部提拔任用、职级职称晋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后备干部资格等方面不受影响。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认为，公众也应参与“容错”的认定。他认为公众参与“容错”认定很有必要，“因为在定性时，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或事件，群众更熟悉情况，更了解实际。”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