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九龄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其文章显示雄浑阔达的盛世气象，开启骈散兼具的一代文风，学界历来认为张说之文胜于诗，张九龄之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章关注较少。梳理张九龄之文在内容题材、创作风格、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特征，阐明张九龄也堪称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关键词：张九龄 文章 大手笔
　　现存文献中直接称张九龄为“大手笔”的记载较少，唐代文学史中关于张九龄的“大手笔”之称也仅以“其文、赋有一定成就，是继燕、许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笔”而一语带过。学界历来认为张说之文胜于诗，张九龄之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但是，纵观张九龄的文章，不难发现其承继了张说的范式风格，也极具“大手笔”风范。本文拟梳理张九龄之文在内容题材、创作风格、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特征，阐明张九龄是继张说之后，在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一
　　“大手笔”之称最早见于《晋书·王珣传》，经历代延伸发展，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指文章体式，可分为朝廷诏令、碑志以及“记功称伐”的碑文。无论是发布政令还是记功传德，“大手笔”因要施之于庙堂，须文辞稳健；又因题材意义重大，立意高远，境界相应雄浑开阔。其二指工于辞令，长于朝廷文诰的专职撰写者。其三还可指文章作者的才华雄厚，文笔雍容雄阔。
　　张九龄撰写的“大手笔”文章主要是指视野宏阔、笃实切要、上书言政的敕文、状表、碑志、祭文等。其各类文章现存261篇，其中应制公文213篇，其他散文48篇。作为“大手笔”，其倡导文质并重的理论主张，文章构思精密、剪裁得当，以浑融自然、雄壮宏丽、深湛博大的风格反映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纪昀评论日：“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玄宗曾赞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可见张九龄之文深厚的艺术功力及深远的影响。
　　敕书是皇帝用以谕勉公卿、警策众臣的诏书，涉及内容都为朝廷政事，对于实际撰制者来说，便是代拟王言。因此撰写者除具备出色的文笔外，还要有充分领会旨意、熟知治国方略的本领。《曲江集》中敕书数量最多，涉及内容最广“颂”、“赞”文章数量较少，张九龄的公文可以说多为发布王言。作为一代文宗，在“代拟王言”的撰制上，已形成简练劲健、收放自如的风格。《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一文长达八百字，词句精当，对毗伽可汗提出严正警告：“我国守信如天，终不欺物。谓天无信，物自无知”，（本文所引章句皆出自董诰著《全唐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使人感受到理气充直、义正辞严的冲击力。《敕吐蕃赞普书（四）》一文，思维缜密、文辞畅达、笔锋犀利，申明朝廷意图张弛有度、恩威并举。
　　另外，《敕处分十道朝集使》之一中曰“善必知主，恶亦有由”；《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中曰“君子为邦，动必由礼”；《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中曰“时不可火，兵贵从权”等，这些语句劲健精炼、宛若珠玑，读来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除此之外，张九龄撰写的内容丰实、极具思想的敕书，可使学界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之外，更翔实地了解到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进程及影响，从文史价值上来看，也可称“大手笔”。
　　张九龄参与国事谋议决策，撰写了许多言事议政的章疏状表和严谨细密的策书，不仅内容广泛，且在指陈时弊、筹划大计等方面常不避利害而勇陈先见之明。“《进金鉴录表》和《金鉴录》本文，以朴素的语言，讲寻常的道理；用骈散兼行的文体，借古鉴今的经验教训，娓娓谆淳，显示出政治家的卓识和风度。”《上姚令公书》、《上封事书》、《论教皇太子状》等，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见解深刻，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曲江集》中收集碑志和祭文近三十篇。就祭文而言，有公祭的《祭洪州城隍神文》和《祭舜庙文》；有代撰的《为王司马祭妻父文》、《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等；也有发自内心的哀悼，如《祭张燕公文》、《祭故李常侍文》和《追赠祭文》等。以《祭洪州城隍神文》为例：张九龄任洪州刺史时，当地遭遇洪灾，在《祭洪州城隍神文》中云：“谷者，人之所以为命。人者，神之所以为祀。祀可不以为利，义不可不福。阖境山川，能致云雨。”其忠于职守、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为王司马祭妻父文》叙述了王司马岳丈生前所遭受的盛衰之变，并从王司马的遭遇中引出伤感之辞，蕴含同情理解之情，失意人悼不幸人，倍显其哀，由此也体现了张九龄洞明世态、善解人意的特质。
　　张九龄所撰写的序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学色彩最浓。《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是一篇触景生情、借古喻今之作。先引出所登临地点，再展开遥想，失意人薛道衡当年登临此地的情形呈现，最后写今日登临的王司马不遇于时的种种情怀：“湘水遗风，怀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赋，得无述焉？”。紧扣题旨加以生发，叙议结合，描写生动，并能“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写官场失意之人宴饮于王少府东阁的情形，以理性分析及历史比照，劝解众人要效法圣贤养和以待时的处世之道。如此沉稳持重、淡然远视的手笔，是其文赢得“大雅之遗”赞誉的原因之一。
　　《景龙观山亭集送密县高赞府序》、《送幽州王长史赴军序》等赠送宴集等序文也都体现了“随事以序其实”的特点，紧扣题旨加以生发，描写生动，并能“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遂开韩柳古文风气之先”。《狮子赞序》、《鹰鹘图赞序》是歌颂孤高独立的猛禽猛兽形象的赞序，从客观事物中提炼本质予以概括评价，且能不拘泥一事一物，凡古今中外的典章文物皆可为文，文笔宏博典雅。
　　二
　　张九龄的“大手笔”不仅体现在撰制了数量众多的实用性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呈现的格调恢弘、典雅富赡的风格，庄重整饬、骈散交融的文法技巧以及情真意切、据实而发的感情色彩等，展现其艺术魅力，传达格调雄浑、清新刚健的气息，为其赢得“大手笔”之美誉。
　　张九龄之文沿袭张说，“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将散文素简流畅、浑融自然的语言与骈文精巧的对偶所致的华丽文采相结合，以错落有致之语撰写气韵畅达之文，很少用典，尽去浮词，不以文害意，推动唐文的健康发展。 　　《韦司马别业集序》中云：“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霭下连，溪气中绝；此皆节公之有也。”以简洁朴素之语言寻常之事，骈散结合，娓娓道来。《上姚令公书》中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理直情真，骈散结合，一气呵成。《荔枝赋》摹写荔枝形状和果实之丰美，遣词精美，蕴含深意。其序以荔枝喻人，指出对人才之认识如识荔枝之品性，须切入了解才是。用词工整，骈散并行，读来气畅韵达且平实自然。
　　张九龄之文如同其诗歌，“情真”为可贵之处。《曲江集》收录的《敕金城公主书》凡三篇，虽是奉敕之作，却流淌着真挚情感。金城公主原是雍王之女，以中宗养女身分许嫁吐蕃赞普，旨在修好唐番关系，在吐蕃生活了整三十年，张九龄受命写信慰问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敕书在恳切的牵念中道出对公主的勉励与期望，很少程式化的官方语言，如同充满关爱之情的家书，语言平易畅达，风格朴素真挚，亲切感人。
　　从张九龄的状表中也可见识其刚直不阿、坦诚磊落的性格特质。《荆州谢上表》为张九龄被贬荆州后向玄宗呈递的一道谢恩表文，抒写对玄宗的满腔忠忱与无辜被贬的悲愤：“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岂蒙恶声遂衔冤以没代？”披肝沥胆，大胆申辩因“周子谅事件”牵连被贬的冤屈，坦陈自己磊落处世却遭小人乘隙诋毁的境遇，名为谢恩，实为申诉，是历代朝士谢恩状表中最见情性的一篇。《请诛安禄山疏》、《劾牛仙客疏》的文字简畅、语气斩绝、态度鲜明，表现其率真坦荡、直言敢谏的性格。
　　《曲江集》中的祭文和序记都写得情致感人，如《祭张燕公》《祭故李常侍》等。张说是九龄得以升迁发展的最重要的提携者，张说的逝世令其悲恸无比，《祭张燕公文》就是一曲情发于中、感人至深的挽歌。在祭文中，把对恩公的感激景仰之情及无尽悲恸化作绵绵哀思：“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坠司南，文殒宗匠。惟国华之见夺，何天道之弗谅？”文辞精辟，哀恸之情呼之欲出。祭文书就不久，九龄又为其撰制了墓志铭并序，开始以朝廷讣告的形式，将一代文宗张说逝世的消息沉痛地告之国人，文笔庄重肃穆，接着交待举国齐哀，再详述其才气个性、不平凡的一生，突出张说对盛世文明的贡献及提高文儒地位的历史功绩。
　　张九龄最有见解及特色的是其上书论政的文字，在这类文章中，不再炫辞耀藻，而是针对现实直抒胸臆，是对张说文风的一种继承。《上封事书》是讲县令刺史任命问题的，刺史县令是民生之本，却多非其任，徒有其名，朝廷选官劳民伤财，揭露当时的弊政，此书言辞恳切、全无虚饰、指陈时弊，表达了深沉的政治远虑。
　　综上所述，张九龄的“大手笔”不仅体现在撰制了数量众多的实用性文章，而且笔力恢弘、意高气盛，昭显盛世蓬勃气象；庄重凝练、骈散交融，开启清拔宏丽文风；情真意达、据实而发，融会文思兼重理论，以“大手笔”影响着盛唐文学家的写作风格及技巧，成为后世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