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知识军事的发展，高科技使军事行动所投入的时间、人员、装备和资金相对于它所造成的毁伤效果呈不断下降趋势，军事行动成本收益的费效比也相应持续下降。“成本——收益原则”就是投入一单位成本尽可能获取最大的收益，或者是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投入较少的成本;成本与收益的比值就是其费效比。1961年麦克纳马拉出任美国国防部长时起用一批现代管理专家和运筹学专家，运用经济与企业管理理论和系统工程学管理国防和军队，几年中节省国防费用约1000多亿美元，被称为美国国防史上的奇迹。因此有必要对知识军事里的基本经济原则进行分析，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军费进行军队的各项建设。
　　关键词：知识军事;经济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知识军事领域中类似的奇迹越来越多，其中贯彻的就是“成本——收益原则”。在经济领域生产一种产品所需要的费用为成本，而生产出的产品则为收益。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成本是为完成一件事情所需要付出的和失去的东西，比如说时间、精力、机会以及金钱等等;而产生的收益则是投入成本以后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所得到的结果利大于弊，这时的收益是正受益;如果所得结果弊大于利，那么这时的收益是负收益;如果得失相等，那么收益为零。军事行动所耗费的人员及装备的费用与之所造成的毁伤的效果就是军事领域的“成本——收益原则”的费效比。
　　首先，知识军事条件下，军事行动的时间费效比下降，时间在高度浓缩。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之奠定了基础，虚拟现实环境中的战役、战术和练，比实兵实装的和练节省60%的训练时间和70%的训练经费，可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部队在虚拟的环境中进行和练。精确制导武器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降低了武器发射对环境的要求，使作战效能提高100到1000倍，作战效率提高10到15。高技术作战武器与传统作战武器相比，机动能力一般提高了25倍;在打击精度方面，无论是空中、地面还是海上打击精度保持在0.25到2米之间。15年前，4门火炮要想摧毁35个分离目标需要两小时，如今由计算机控制的火炮系统只需要1到6分钟以即可办到，效率提高了20倍。
　　其次，军事行动的物资耗费和其毁伤效果的费效益不断下降。从实战中看，越南战场上，美军使用普通炸弹对杜梅大桥进行364次空袭，投下了价值近5千万美元的弹药，损失38架飞机，仍未达到战斗目的，后用激光制导炸弹攻击，仅用一枚激光制导炸弹就完成任务，一枚激光制导炮弹的毁伤效果与300发常规炮相等。在80年代初的英阿马岛海战中，一枚价值20万美元的法制飞鱼导弹，击沉价值2亿美元的英军导弹驱逐舰，直接费效比为1：10000。美军进行的攻击直升机靶场可模拟实验表明，攻击直升机与坦克对抗，毁伤比为1：18，而技术相当的坦克与坦克之间毁伤比为1：1。在知识军事条件下，知识直接转化为战斗力的投入是无形的，而造成的摧毁作用巨大。从这一点上来说，军事领域中知识战斗力的费效比是无限小的。计算机病毒可以以电子邮件方式“摇身一变”成为信息炸弹在国际互联网上“遍地开花”，破坏软件、摧毁硬件，而构成它的只须要相应的软件知识，直接的资源耗费接近于0。知识军事的发展，减少了军事领域的人员投入和战争减员;高科技武器实现精确打击，加大暴力的有效杀伤，使作战双方实现了脱离接触作战，增加了军事行动的毁伤效能。一战期间每月平均有1327万平民死亡;二战期间，每月平均死亡人数高达388万人。1991年海湾战争中几十万大军冲杀了近100小时，美军阵亡了137人。
　　“成本——收益原则”的外部性。外部性，又称外部影响，是指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福利所产生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的效应。如果成本外化就产生成本的外部性，如果收益外化就产生外部性收益。这就是“成本——收益原则”的外部性。军事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种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往往超出了它本身所在的时间、空间和领域，产生成本和收益的外部性。
　　基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开发和利用高技术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因此计算机、人造卫星和因特网的一系列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设备都是率先在军事领域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的。一项高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往往扩散到军事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和部门，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收益。新技术不仅可以带动起大批新产业群，而且因其综合性还可以引起其它学科领域的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原子弹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军事上形成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一系列武器的产生，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原子能发电、放射性同位素技术、核分析技术等核技术产业结构：而且在农业、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很多产业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原子能技术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和军事上的连锁式反应目前还在继续。而最先在军事领域产生的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则开辟了知识经济这个人类新的时代。军事领域一项高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所取得的外部性收益有时难以量化。
　　由于知识军事的萌芽和发展，军事领域的各种行动具有越来越大的毁损效果。首先从它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程度来看，其成本的外部性越来越大。在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国内物价大幅上涨，同海湾战争前相比较食品零售价上涨4231倍，其中肉蛋价格上升2933倍，蔬菜上升1463倍，水果上升1115倍;由于缺少设备和零件，80%的工厂企业停产，大批人员失业;地区疾病流行蔓延，据伊拉克卫生部的统计，自从制裁以来伊拉克儿童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国内民族冲突和政治叛逃屡有发生;伊拉克国内资金基本后耗尽，欠下1000亿美元的外债。
　　其次，军事行动造成巨大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美国斯蒂芬博士指出“道德問题是战略必须考虑的因素。即使没有一致公认的道德标准，美国人民对道德问题的敏感性也使领导人受到约束。所以美国的力量最终并不取决于技术和武器系统，而且也取决于美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念。”也就是说民众的心理和精神上对于军事行动的认识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外部构成因素，同样也分担了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海湾战争结束后，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退伍老兵出现了一系列症状：疲劳、无力、肌肉关节痛、脱发、精神不振、失眠、头痛、记忆障碍和腹泻等。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戈德尔局长认为这些人确实需要治疗。目前已有大约160名海湾战争综合症患者死亡，并且死亡人数还在以每月二人的速度递增。
　　从以上军事实例可以看出，知识军事中的经济原则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