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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省经济年报的陆续出炉,地方GDP数据成为中国经济减速中的一抹亮色。统计显示,从增速看,32个省市中有28个省市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的9.2%,其中重庆和天津以16.4%同居榜首,北京及上海则以8%“包尾”;从总量看,区域经济已呈现地区生产总值“5万亿元、4万亿元、2万亿元、1万亿元、1万亿元以下”5个梯队,有23个省市迈过1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广东则是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
从地方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特征日益显化: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主力,地方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已然破题,东淡西进的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尽管在2012年中国地方“两会”陆续拉开大幕之时,部分省市纷纷高谈淡化GDP,但却一时半会难以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唯GDP主义恐怕还将持续。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投资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中西部自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绿洲,而目前这种“东慢西快”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不断被巩固。
复制“东部速度”
中西部地区的GDP增速再次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过去东部唯GDP主义正成为西部地区的复制模式。2011年东部地区除天津这个特例之外,其他地区的增速大抵处下风,京沪两个直辖市更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给调结构赢得一定空间。事实上,从年初的经济增速目标看,作为经济最发达的省区,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淡化单纯的GDP增长目标的用意十分明显,相比之下,以鄂晋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和以川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更显后劲十足。2011年湖北GDP同比增长13.8%,增速居中部首位,GDP总量首超上海;山西省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万亿元,增长13%。2011年重庆GDP进入了“万亿俱乐部”,经济增速全国第一;四川全省生产总值则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近15%。
实际上,从全国层面看的经济减速在地方层面来看并不怎么明显,中西部板块的GDP答卷让中国的“诸侯经济”色彩更加浓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GDP崇拜的态势难抑,中西部地区很大程度上正在复制过去东部沿海经济的发展模式。投资驱动仍是中西部经济增速强劲的头号发动机,造就了“东部速度”在中西部地区的开花结果。
现实中,投资冲动在拆迁盛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新拆迁条例禁止“行政强拆”,但中南海的政令并未能挡住地方政府的推土机,因拆迁自焚或活埋的报道始终不绝于耳,农民“被上楼”现象风起云涌。而且,从最新迹象看,不管是山西的“项目落地年”,还是贵州的“提速转型是总目标”,2012年中西部的投资拉动作用或许还会进一步加强,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来说并不是福音。
挺进“俱乐部”
中西部省市的“万亿元俱乐部”在急剧扩大,城市的“5000亿元俱乐部”迅速扩容,GDP主义淡化仍难哉。据统计,2004年以来,中国所谓的“万亿GDP俱乐部”快速扩容,原来成员只有广东、山东、江苏、浙江4家;到2005年,“万亿GDP俱乐部”迎来了河南、河北两家;2006年增至7家;2007年扩大到9家,此时中西部地区的俱乐部成员尚只有河南和四川;2008年膨胀至13家,湖南、湖北两兄弟加入进来;2009年安徽省的加入使队伍膨胀至14家;2010年则扩容为17家,中西部地区的陕西、内蒙古 、黑龙江成了新加盟的成员;到2011年则急剧增为23家,中西部地区又是最大的赢家,广西、江西、重庆、山西紛纷迈进“万亿元俱乐部”的大门。可以看出,中西部省市“万亿元俱乐部”从2004年的0家到2011年的13家,弄高GDP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大。
与此同时,在城市“5000亿元俱乐部”不断扩容的声浪中,中西部地区的分量也在显著增加。据统计,2010年迈入“5000亿元俱乐部”的城市有17个,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武汉和成都3个,至2011年这一数字扩至20个,长沙和郑州跻身进来,中西部地区的成员数量壮大为5个。特别是武汉和成都分别作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表城市,2011年极有可能进入到全国城市前10。实际上,从去年前3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国城市GDP排名前10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重庆、成都、无锡和武汉,中西部已有3个城市。
虽说中西部地区的GDP加档有其后发优势,但现实中仍在走东部地区的老路,靠土地争夺承接产业转移的“落地权”,一些省市追求GDP的冲动犹在,为了跻身GDP的所谓第几梯队,不惜一切代价为GDP的荣誉而战。在这些地区,新增GDP多半仍是由钢筋水泥筑成的,且可能在不同程度地损害农民土地财产权。如此GDP为纲的思维模式,导致经济增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将强化这种传统的更注重短期利益的模式。
政治年的经济牌
中西部地区的GDP目标仍是十分强劲,GDP指标在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的2012年中的作用或许仍会强化。从已公布的2012年GDP目标来看,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均为两位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虽说一些省市在淡化GDP增速,但实际上各地GDP的目标与“十二五”全国经济增长7%的目标仍不大协调,多省份提出GDP“翻番”的目标,其中19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2012年内蒙古以15%的目标位居首位,贵州紧随其后为14%,广西GDP增长目标为13%,高于去年3个百分点;山西GDP增长目标为12%,维持与去年的目标一致。
从中西部地区的GDP目标来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的担心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中国经济增长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国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平衡机制决定了中国GDP在数字上的可观性。事实上,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梯度差距和区域竞争,或许也正是中国经济在减速中的2011年仍以9.2%的增速傲视全球的原因所在。这也就不奇怪尽管中国模式仍然模糊,但西方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已是越来越重视了。尽管中国高层缺席了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但中国话题依然是讨论的焦点。而且,从1月28日出版的一期开始,《经济学人》杂志开辟了新的中国专栏,为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更多版面。这是该杂志70年来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辟专栏,上一次还是在1942年开辟的美国专栏。
由于2012年下半年中共18大将召开,今年可谓中国的政治年,经济与政治绑得尤为紧密,各种改革争论的声音也是热闹非凡,仅靠统计数字恐怕是难以全面观察的,难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将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实际上,2012年作为中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的关键一年,GDP这个决定官员升迁的指标或许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周期也要服从于政治周期,不管是GDP的增速,还是GDP的总量,都关系着地方领导人的面子和政绩,各地自然少不了要“刀光剑影”地竞争,谁也不会小看了GDP这一必不可少的政治升迁筹码。
GDP路径依赖
中西部地区摆脱GDP崇拜说易行难,路径依赖决定了唯GDP主义还得持续下去,只是区域有所转换而已。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像学校抓高考分数和升学率一样来抓GDP,虽然大家都知道高考比较僵化,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它。GDP也是如此,都知道这是一个重量轻质的指标,很多时候GDP的华丽数字与民生的幸福感并不协调,但现在要地方政府动真格、真正摆脱GDP崇拜,很大程度上又是说易行难,特别是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看法在中西部省市官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黄奇帆在重庆市第三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回应媒体提问时称:“东部适当放慢一点,不再追求过高速度,是合理的;西部适当快一点,比东部中部发展快一点,也是中央的要求。结构调整,不唯GDP有理,西部开发争取GDP领先也大有道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委婉认为“西部快一点,东部慢一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形式,但是对于地方来说,既讲GDP,又不唯GDP,恐怕现实中又是难以平衡的,结构调整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个问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春节前的一次内部论坛上透露,201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估计为3%左右,但3.5%的全年目标却是“不敢说”。
毕竟,由于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在现在的官员政绩考核中,GDP本身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路径依赖决定了唯GDP主义还得持续下去。在这种GDP目标的“你追我赶”过程中,GDP水分问题自然受到质疑,地方GDP总量一直超过全国数据即是最好的例证。而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调结构的目标也并不是那么给力,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拉动依然十分突出。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争夺的势头不减,例如成都、重庆争抢富士康,各省频出高招抢傍央企大款;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光环下“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难遏,不少地方以建设产业园区的名义或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幌子,实际打的依然是土地的主意,暗地里大搞房地產开发,更有甚者打着转型试点的旗号却上一些高耗能项目。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早已吹响,地方政府的各类文件中也是闪烁着“调结构”、“惠民生”、“上水平”的字眼,像北京这些地区更是屡屡提及“科技创新”、“自主研发”等,中国经济转型在路上。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向中西部转移已日益明显,但地方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也正在进行时,现实中唯GDP主义依然顽固,仍是不少地方官员的终极追求。中西部地区借助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下一个10年,以及各种国家级区域规划的战略机遇,实现经济增长弯道超车,但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将唯GDP主义继续演绎下去。过往东部地区片面追求GDP的做法正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复制并强化,重量轻质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占优,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强化格局,或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的绊脚石。
“十二五”是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口号上各地政府都认为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但在现实中,蛋糕是做大了,但分得却并不那么好看。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依然失衡,2011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速仍旧没有跑赢GDP、更是远低于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增速。而中西部地区在尚未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既能做大蛋糕,又能分好蛋糕,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因此,中西部“弯道超车”改写区域经济版图的进程中,如何摆脱“唯GDP是从”的增长模式,逐步转向可持续、均衡的协调发展,将是各地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地方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特征日益显化: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主力,地方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已然破题,东淡西进的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尽管在2012年中国地方“两会”陆续拉开大幕之时,部分省市纷纷高谈淡化GDP,但却一时半会难以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唯GDP主义恐怕还将持续。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投资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中西部自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绿洲,而目前这种“东慢西快”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不断被巩固。
复制“东部速度”
中西部地区的GDP增速再次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过去东部唯GDP主义正成为西部地区的复制模式。2011年东部地区除天津这个特例之外,其他地区的增速大抵处下风,京沪两个直辖市更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给调结构赢得一定空间。事实上,从年初的经济增速目标看,作为经济最发达的省区,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淡化单纯的GDP增长目标的用意十分明显,相比之下,以鄂晋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和以川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更显后劲十足。2011年湖北GDP同比增长13.8%,增速居中部首位,GDP总量首超上海;山西省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万亿元,增长13%。2011年重庆GDP进入了“万亿俱乐部”,经济增速全国第一;四川全省生产总值则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近15%。
实际上,从全国层面看的经济减速在地方层面来看并不怎么明显,中西部板块的GDP答卷让中国的“诸侯经济”色彩更加浓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GDP崇拜的态势难抑,中西部地区很大程度上正在复制过去东部沿海经济的发展模式。投资驱动仍是中西部经济增速强劲的头号发动机,造就了“东部速度”在中西部地区的开花结果。
现实中,投资冲动在拆迁盛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新拆迁条例禁止“行政强拆”,但中南海的政令并未能挡住地方政府的推土机,因拆迁自焚或活埋的报道始终不绝于耳,农民“被上楼”现象风起云涌。而且,从最新迹象看,不管是山西的“项目落地年”,还是贵州的“提速转型是总目标”,2012年中西部的投资拉动作用或许还会进一步加强,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来说并不是福音。
挺进“俱乐部”
中西部省市的“万亿元俱乐部”在急剧扩大,城市的“5000亿元俱乐部”迅速扩容,GDP主义淡化仍难哉。据统计,2004年以来,中国所谓的“万亿GDP俱乐部”快速扩容,原来成员只有广东、山东、江苏、浙江4家;到2005年,“万亿GDP俱乐部”迎来了河南、河北两家;2006年增至7家;2007年扩大到9家,此时中西部地区的俱乐部成员尚只有河南和四川;2008年膨胀至13家,湖南、湖北两兄弟加入进来;2009年安徽省的加入使队伍膨胀至14家;2010年则扩容为17家,中西部地区的陕西、内蒙古 、黑龙江成了新加盟的成员;到2011年则急剧增为23家,中西部地区又是最大的赢家,广西、江西、重庆、山西紛纷迈进“万亿元俱乐部”的大门。可以看出,中西部省市“万亿元俱乐部”从2004年的0家到2011年的13家,弄高GDP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大。
与此同时,在城市“5000亿元俱乐部”不断扩容的声浪中,中西部地区的分量也在显著增加。据统计,2010年迈入“5000亿元俱乐部”的城市有17个,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武汉和成都3个,至2011年这一数字扩至20个,长沙和郑州跻身进来,中西部地区的成员数量壮大为5个。特别是武汉和成都分别作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表城市,2011年极有可能进入到全国城市前10。实际上,从去年前3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国城市GDP排名前10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重庆、成都、无锡和武汉,中西部已有3个城市。
虽说中西部地区的GDP加档有其后发优势,但现实中仍在走东部地区的老路,靠土地争夺承接产业转移的“落地权”,一些省市追求GDP的冲动犹在,为了跻身GDP的所谓第几梯队,不惜一切代价为GDP的荣誉而战。在这些地区,新增GDP多半仍是由钢筋水泥筑成的,且可能在不同程度地损害农民土地财产权。如此GDP为纲的思维模式,导致经济增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将强化这种传统的更注重短期利益的模式。
政治年的经济牌
中西部地区的GDP目标仍是十分强劲,GDP指标在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的2012年中的作用或许仍会强化。从已公布的2012年GDP目标来看,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均为两位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虽说一些省市在淡化GDP增速,但实际上各地GDP的目标与“十二五”全国经济增长7%的目标仍不大协调,多省份提出GDP“翻番”的目标,其中19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2012年内蒙古以15%的目标位居首位,贵州紧随其后为14%,广西GDP增长目标为13%,高于去年3个百分点;山西GDP增长目标为12%,维持与去年的目标一致。
从中西部地区的GDP目标来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的担心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中国经济增长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国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平衡机制决定了中国GDP在数字上的可观性。事实上,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梯度差距和区域竞争,或许也正是中国经济在减速中的2011年仍以9.2%的增速傲视全球的原因所在。这也就不奇怪尽管中国模式仍然模糊,但西方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已是越来越重视了。尽管中国高层缺席了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但中国话题依然是讨论的焦点。而且,从1月28日出版的一期开始,《经济学人》杂志开辟了新的中国专栏,为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更多版面。这是该杂志70年来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辟专栏,上一次还是在1942年开辟的美国专栏。
由于2012年下半年中共18大将召开,今年可谓中国的政治年,经济与政治绑得尤为紧密,各种改革争论的声音也是热闹非凡,仅靠统计数字恐怕是难以全面观察的,难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将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实际上,2012年作为中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的关键一年,GDP这个决定官员升迁的指标或许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周期也要服从于政治周期,不管是GDP的增速,还是GDP的总量,都关系着地方领导人的面子和政绩,各地自然少不了要“刀光剑影”地竞争,谁也不会小看了GDP这一必不可少的政治升迁筹码。
GDP路径依赖
中西部地区摆脱GDP崇拜说易行难,路径依赖决定了唯GDP主义还得持续下去,只是区域有所转换而已。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像学校抓高考分数和升学率一样来抓GDP,虽然大家都知道高考比较僵化,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它。GDP也是如此,都知道这是一个重量轻质的指标,很多时候GDP的华丽数字与民生的幸福感并不协调,但现在要地方政府动真格、真正摆脱GDP崇拜,很大程度上又是说易行难,特别是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看法在中西部省市官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黄奇帆在重庆市第三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回应媒体提问时称:“东部适当放慢一点,不再追求过高速度,是合理的;西部适当快一点,比东部中部发展快一点,也是中央的要求。结构调整,不唯GDP有理,西部开发争取GDP领先也大有道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委婉认为“西部快一点,东部慢一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形式,但是对于地方来说,既讲GDP,又不唯GDP,恐怕现实中又是难以平衡的,结构调整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个问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春节前的一次内部论坛上透露,201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估计为3%左右,但3.5%的全年目标却是“不敢说”。
毕竟,由于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在现在的官员政绩考核中,GDP本身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路径依赖决定了唯GDP主义还得持续下去。在这种GDP目标的“你追我赶”过程中,GDP水分问题自然受到质疑,地方GDP总量一直超过全国数据即是最好的例证。而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调结构的目标也并不是那么给力,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拉动依然十分突出。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争夺的势头不减,例如成都、重庆争抢富士康,各省频出高招抢傍央企大款;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光环下“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难遏,不少地方以建设产业园区的名义或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幌子,实际打的依然是土地的主意,暗地里大搞房地產开发,更有甚者打着转型试点的旗号却上一些高耗能项目。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早已吹响,地方政府的各类文件中也是闪烁着“调结构”、“惠民生”、“上水平”的字眼,像北京这些地区更是屡屡提及“科技创新”、“自主研发”等,中国经济转型在路上。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向中西部转移已日益明显,但地方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也正在进行时,现实中唯GDP主义依然顽固,仍是不少地方官员的终极追求。中西部地区借助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下一个10年,以及各种国家级区域规划的战略机遇,实现经济增长弯道超车,但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将唯GDP主义继续演绎下去。过往东部地区片面追求GDP的做法正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复制并强化,重量轻质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占优,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强化格局,或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的绊脚石。
“十二五”是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口号上各地政府都认为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但在现实中,蛋糕是做大了,但分得却并不那么好看。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依然失衡,2011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速仍旧没有跑赢GDP、更是远低于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增速。而中西部地区在尚未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既能做大蛋糕,又能分好蛋糕,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因此,中西部“弯道超车”改写区域经济版图的进程中,如何摆脱“唯GDP是从”的增长模式,逐步转向可持续、均衡的协调发展,将是各地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