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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增长”列为2009年首要任务。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且对实体经济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困难背景下，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部署。
近一段时期以来，在反思与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挑战的过程中，多种质疑声音频起。有观点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多年未改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后果”；有观点指出“金融创新过度惹出如此大麻烦，我国的金融改革还要不要继续”；甚至对于4万亿投资“保增长”，不少人也提出疑问：“是否又回到了浓厚的GDP情结老路上了，经济结构还要不要调整”，等等。
近日，成思危、龙永图、樊纲、海闻、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成立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畅谈了2009年经济发展的应对措施，并从各自角度回应了目前社会上种种质疑。与会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必须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事做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切实际。改革是发展的巨大动力，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要进一步推进。
“保增长”就是“保就业”、“防社会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最大挑战，就是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开门见山地把就业问题放到当前应对危机的首位。
在龙永图看来，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具备投入资金的巨大财力，宏观调控的空间也非常大，加之中央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迅速的反应，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但是，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谈不上扩大内需，还可能演变成社会危机，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针对现在有人提出“保增长”是否又回到了“GDP万能论”的老路上，龙永图的回答是，“对于中国来讲，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很难解决就业问题。所以‘保增长’实际上就是‘保就业’。”
而要解决就业压力，首当其冲是解决好支持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尽管加入世贸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给予所有企业以国民待遇，但龙永图认为，我们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我国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着姓“资”姓“社”羁绊，使得中小企业在政治上尚未获得平等，没有国民待遇，这直接决定了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我国的中小企业产生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所得到的贷款在整个贷款额中不到20%，85%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银行的支持。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中小企业还无法进入很多垄断性行业，甚至是入世后已对国外开放的服务性产业。种种阻碍直接导致了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出现困难。因此，龙永图呼吁，应真正摒弃对中小企业姓“资”姓“社”的疑虑，给予其最大程度上的金融支持。被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以及所有对外国公司开放的产业，应立即无条件地向中小企业开放。中小企业发展好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许小年教授同样旗帜鲜明地把就业放在首位。他说，“我们政策上的目标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保增长’，而是应该把就业放到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就业和收入是消费之源，要想提高消费的比率，要想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就必须‘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不同于龙永图的是，许小年认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不是制造业，也不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服务业。因而，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
经济结构转型切忌赶超
谈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就不得不面对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看待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不少观点认为我国高增长已不成问题，现在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应少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转而发展高新产业。对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犯了经济结构盲目赶超的毛病。当前“倒闭潮”中的很多企业，实际上是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制造业，不切实际地搞起转产，轻易放弃了过去累积的核心竞争力，不再专注地搞技术创新，转去投房地产、炒股票，进行乱投资。樊纲强调，经济结构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一味地以美国为参照系并不可取，因为两国在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并不反对搞高端产业，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我国必然要继续长期搞制造业。
龙永图也认为，劳动密集型时代远未结束。过去一提起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就感到脸上无光，好像要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之下，几亿农民工所受的教育只是初中水平，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切实际。我国的出口产业之所以有竞争力，就是因为劳动力具有价格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我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就会大大减小，甚至丧失。因此，我国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特别注意那些高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产业升级要进行，但不能在很多地方基本的就业能力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就作出超越现阶段发展的举措”，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海闻教授指出，“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往往会头脑发热；而现在遭遇困难了，实际是容易改革的时候”。在他看来，现在是去除那些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的最好机会。对于国内企业，需要做的是调整、兼并、提高效率，改变现在“每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每个企业又涉及很多行业”的模式，产生出新的产业结构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我国经济有80%是依靠内需
外向型经济模式一向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命门，中国经济对外出口依存度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不断被争论并值得仔细考量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将对外依存度定义为由出口带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他的计算方法中，尽管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很高，但我国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在计算时应进行技术处理。此前有香港经管局的两位学者对我国对外出口依存度的计算值是20%，而易纲的估算结果还要略低一些，在15～20%之间。这比许多经济学家的估算和媒体报道要低，也就是说，易纲认为我国的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国内市场，有80%是内需拉动。
因而，2009年我国经济究竟能增长多少，主要由内需何时进入正常所决定。为此，易纲用“存货模型”来解析内需何时进入正常。他介绍到，每个企业都有存货，主要是原材料、产成品和在制品，原材料的存货和产成品的存货占了60%以上。企业的存货是顺周期的，经济上升时，市场预期好，厂商就会增加原材料、产成品的存货；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中，市场预期不好，厂商就会减少存货。只要厂商、老百姓都是按市场行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和交换，存货顺周期的规律就会存在。
当前，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下行调整影响，加之原油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我国企业从2008年9月进入了大规模的存货调整期。其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大幅度地减少进口的原材料，被动地增加了上游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存货，上游重工业的存货调整幅度和压力要远远大于轻工业。国内企业大幅度剧烈地调整存货，是经济下滑较快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对分布在35个城市的393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部分企业在2008年年底完成了存货调整，大部分企业存货调整到2009年一季度末完成。还有少部分企业的存货调整到2009年二季度结束。
易纲由此作出判断，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最迟至三季度，我国企业的存货周期就会进入正常。由于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内需决定的，因而尽管外需会减少，但内需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的投资和消费会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的GDP增长可能在8%，或略高于8%的水平上。
金融创新不能停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尝到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距离过大所带来的苦果。于是有观点庆幸“还好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完全放开”，有疑惑提出“金融创新在我国何去何从”。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是金融创新的坚定支持者，“不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就不要金融创新了。”成思危认为，我国现在的金融效率、金融竞争力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大量的外汇之所以购买了美国国债，原因之一确实是我们缺乏相应的机制、人才和经验去进行大量的对外投资。所以，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全球金融危机警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当一个新的金融创新出来后，金融监管就应当跟上；而当有新的监管办法出来，又会催生新的金融创新。只有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才能处理好这对关系。
樊纲赞同继续金融改革。他指出，我国的情况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现在基本的金融业务都没有展开、基本的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基本的金融市场创新精神和规则尚未建立。我们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去观察和判断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将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金融制度，在我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去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反倒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摘自《社会科学报》）
近一段时期以来，在反思与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挑战的过程中，多种质疑声音频起。有观点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多年未改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后果”；有观点指出“金融创新过度惹出如此大麻烦，我国的金融改革还要不要继续”；甚至对于4万亿投资“保增长”，不少人也提出疑问：“是否又回到了浓厚的GDP情结老路上了，经济结构还要不要调整”，等等。
近日，成思危、龙永图、樊纲、海闻、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成立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畅谈了2009年经济发展的应对措施，并从各自角度回应了目前社会上种种质疑。与会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必须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事做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切实际。改革是发展的巨大动力，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要进一步推进。
“保增长”就是“保就业”、“防社会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最大挑战，就是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开门见山地把就业问题放到当前应对危机的首位。
在龙永图看来，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具备投入资金的巨大财力，宏观调控的空间也非常大，加之中央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迅速的反应，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但是，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谈不上扩大内需，还可能演变成社会危机，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针对现在有人提出“保增长”是否又回到了“GDP万能论”的老路上，龙永图的回答是，“对于中国来讲，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很难解决就业问题。所以‘保增长’实际上就是‘保就业’。”
而要解决就业压力，首当其冲是解决好支持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尽管加入世贸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给予所有企业以国民待遇，但龙永图认为，我们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我国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着姓“资”姓“社”羁绊，使得中小企业在政治上尚未获得平等，没有国民待遇，这直接决定了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我国的中小企业产生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所得到的贷款在整个贷款额中不到20%，85%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银行的支持。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中小企业还无法进入很多垄断性行业，甚至是入世后已对国外开放的服务性产业。种种阻碍直接导致了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出现困难。因此，龙永图呼吁，应真正摒弃对中小企业姓“资”姓“社”的疑虑，给予其最大程度上的金融支持。被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以及所有对外国公司开放的产业，应立即无条件地向中小企业开放。中小企业发展好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许小年教授同样旗帜鲜明地把就业放在首位。他说，“我们政策上的目标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保增长’，而是应该把就业放到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就业和收入是消费之源，要想提高消费的比率，要想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就必须‘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不同于龙永图的是，许小年认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不是制造业，也不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服务业。因而，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
经济结构转型切忌赶超
谈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就不得不面对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看待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不少观点认为我国高增长已不成问题，现在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应少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转而发展高新产业。对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犯了经济结构盲目赶超的毛病。当前“倒闭潮”中的很多企业，实际上是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制造业，不切实际地搞起转产，轻易放弃了过去累积的核心竞争力，不再专注地搞技术创新，转去投房地产、炒股票，进行乱投资。樊纲强调，经济结构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一味地以美国为参照系并不可取，因为两国在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并不反对搞高端产业，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我国必然要继续长期搞制造业。
龙永图也认为，劳动密集型时代远未结束。过去一提起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就感到脸上无光，好像要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之下，几亿农民工所受的教育只是初中水平，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切实际。我国的出口产业之所以有竞争力，就是因为劳动力具有价格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我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就会大大减小，甚至丧失。因此，我国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特别注意那些高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产业升级要进行，但不能在很多地方基本的就业能力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就作出超越现阶段发展的举措”，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海闻教授指出，“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往往会头脑发热；而现在遭遇困难了，实际是容易改革的时候”。在他看来，现在是去除那些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的最好机会。对于国内企业，需要做的是调整、兼并、提高效率，改变现在“每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每个企业又涉及很多行业”的模式，产生出新的产业结构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我国经济有80%是依靠内需
外向型经济模式一向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命门，中国经济对外出口依存度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不断被争论并值得仔细考量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将对外依存度定义为由出口带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他的计算方法中，尽管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很高，但我国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在计算时应进行技术处理。此前有香港经管局的两位学者对我国对外出口依存度的计算值是20%，而易纲的估算结果还要略低一些，在15～20%之间。这比许多经济学家的估算和媒体报道要低，也就是说，易纲认为我国的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国内市场，有80%是内需拉动。
因而，2009年我国经济究竟能增长多少，主要由内需何时进入正常所决定。为此，易纲用“存货模型”来解析内需何时进入正常。他介绍到，每个企业都有存货，主要是原材料、产成品和在制品，原材料的存货和产成品的存货占了60%以上。企业的存货是顺周期的，经济上升时，市场预期好，厂商就会增加原材料、产成品的存货；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中，市场预期不好，厂商就会减少存货。只要厂商、老百姓都是按市场行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和交换，存货顺周期的规律就会存在。
当前，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下行调整影响，加之原油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我国企业从2008年9月进入了大规模的存货调整期。其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大幅度地减少进口的原材料，被动地增加了上游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存货，上游重工业的存货调整幅度和压力要远远大于轻工业。国内企业大幅度剧烈地调整存货，是经济下滑较快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对分布在35个城市的393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部分企业在2008年年底完成了存货调整，大部分企业存货调整到2009年一季度末完成。还有少部分企业的存货调整到2009年二季度结束。
易纲由此作出判断，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最迟至三季度，我国企业的存货周期就会进入正常。由于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内需决定的，因而尽管外需会减少，但内需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的投资和消费会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的GDP增长可能在8%，或略高于8%的水平上。
金融创新不能停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尝到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距离过大所带来的苦果。于是有观点庆幸“还好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完全放开”，有疑惑提出“金融创新在我国何去何从”。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是金融创新的坚定支持者，“不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就不要金融创新了。”成思危认为，我国现在的金融效率、金融竞争力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大量的外汇之所以购买了美国国债，原因之一确实是我们缺乏相应的机制、人才和经验去进行大量的对外投资。所以，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全球金融危机警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当一个新的金融创新出来后，金融监管就应当跟上；而当有新的监管办法出来，又会催生新的金融创新。只有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才能处理好这对关系。
樊纲赞同继续金融改革。他指出，我国的情况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现在基本的金融业务都没有展开、基本的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基本的金融市场创新精神和规则尚未建立。我们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去观察和判断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将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金融制度，在我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去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反倒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摘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