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
　　国师的黄昏
　　必须承认，《金陵十三钗》（以下简称《十三钗》）的确是近年来张艺谋电影中难得一遇的上乘之作。有赖耗资6亿之巨的制片成本，影片美术置景、服装、化妆、道具等制作，无一不是极尽精雕细琢之能。刘恒、严歌苓两位知名编剧联手创作，历时5年打磨剧本，也使得张艺谋一扫几部前作叙事孱弱的劣势，呈现出对于叙事节奏和情感张力的成熟掌控，这一切让人疑心：巅峰时期的张艺谋，是不是要回来了？
　　大概在每个中国导演心中，都有一个南京大屠杀背景的故事，区别只是在现实中拍还是在心里拍。《十三钗》以唱诗班少女孟书娟的角度，讲述一群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闯入教堂避难，最终由她们替少女参加日军占领南京的庆功会。正是这个角度让张艺谋找到了翻拍的自信，他自认为“别人再拍多少年，我们还是会不一样”。
　　所谓“不一样”，本质并未超出此前几部大屠杀电影的叙事策略。战争，是暴力的终极形态；妓女，是审查所能容忍的色情观看尺度。《十三钗》依然在贩卖“暴力”和“性”两大永远的畅销元素。
　　所以你还会看到《十三钗》里另外一个故事：一个白人男性，由一个酗酒的财迷，化身为小林大悟式的入殓師，最后变成了辛德勒式的义人。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设计，它高度吻合美国主流商业片对人物编码的基本要求，同时又在成功作品的基础上不断揣摩金球和奥斯卡的心思。
　　跟小说原著相比，张艺谋还有一处改编值得玩味：严歌苓小说中日军要求神父交出唱诗班少女，植根于日本男性崇尚的处女情结，他们要以征服者的姿态，霸占少女的初夜。仅就创作而言，原著的处理，无疑剑指日本部分的国民性，同时也以兵不血刃的描写控诉了这场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质言之：小说的处理更深刻。
　　《十三钗》叙事流畅，煽情到位，算得上近来国产大片中经得起打量的代表作。但它致命的缺陷，就是太过浅显。从男人的角度反战，它不及《辛德勒的名单》；从女人的角度，它不及《望乡》；从孩子的角度，它不及《太阳帝国》。它张开触角全面出击，却哪一块都没有突破。怨不得《华尔街日报》批评它“极具奢华，充满好莱坞式的视觉特效，却毫无情感冲击力”。
　　平心而论，目前只有张艺谋，会在4年前就开始为片中的演员进行全国式的海选，在调动资源和声势动静方面，他始终代表着中国电影导演能够抵达的最高规格和顶级手笔。在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导演之后，张艺谋的国师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与官方媾和后，昔日的旗手级导演，以惊人的速度丧失着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深度。《十三钗》极其工整，制作几无硬伤。他的电影生意越做越大，却再也看不到《活着》里那种穿透时间和人心的力道。著名编剧芦苇曾经这样评价《霸王别姬》和《活着》：我以为我们终于开始，谁知道，那就是结束。——谨以此语，怀念曾经昙花一现的大师和经典。
　　
　　
　　南京大屠杀该怎么拍？
　　图宾根木匠
　　
　　脱胎于1988年老电影《避难》的《金陵十三钗》因为置入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而带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虽然评论一部电影的维度几乎是无限多元的，但对中国观众来说，南京大屠杀就像一道空前沉重的苦难之碑横亘于前，一旦涉及这个主题，首要——甚至惟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大屠杀被拍好了么？
　　既然是沉重的历史事件，影片的叙事基础当然应该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电影不是纪录片，必须合理虚构，而对南京大屠杀题材而言，这往往又容易陷入极端化的两难困境中：片面强调日军的兽性，反面人物会有脸谱化嫌疑，性格塑造也不易立体；一厢情愿地描摹侵略者的“人性”，又丧失了历史真实，发展下去也会歪曲影片主题。
　　从这个角度讲，《金陵十三钗》做得很到位。一来，微观叙事的角度框定了影片的叙事出发点，不会像《南京！南京！》那样刻意弄日军视角，最终顾此失彼不伦不类；二来，影片对日军兽性既有血淋淋的事实呈现，又有克制的人性化表达。应当说，张艺谋在这一叙述分寸的拿捏上，十分到位。
　　在深沉的苦难叙事中，抵抗也是不可忽略的线索，《金陵十三钗》有意强化了这条线索。而且，影片塑造的是英勇献身的国军士兵群像，这一点在内地电影里已属不易。在影片中，国军狙击手特意撤出了教堂，在交战区与日军同归于尽，这显然避免了纠结史实的困难。应当说，片中的抵抗战士事迹都是催人泪下的，但相较而言，这条线索还是不无刻意之感，当抵抗战士的“使命”完成后，这条故事线便戛然而止。
　　提及南京大屠杀，后世常常与纳粹屠犹相提并论。其实两者的区别不小。在英文语境中，纳粹大屠杀一般用Holocaust（shoah）来表述（也有不同意见），南京大屠杀则常用Massacre一词，两者的意涵差别很大。所以，在讨论《金陵十三钗》时，影片在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跨国传播方面，贡献不可不察。
　　不过，也正因此，影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散。妓女在本片中化身为“圣女”，既救赎了女学生，也救赎了假神父。饰演神父的克里斯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