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康熙服用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治愈疟疾，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和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是以中国传统政治的心脏地带——宫廷作为突破口。通过对耶稣会文献及清宫一手档案资料等中文和法文原始文献的分析，这一事件的完整过程首次得以还原。分析表明，外来医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单纯的科学史事件，在实际上是医疗活动中各方基于各自认知、利益、宗教和政治立场的复杂博弈所推动的事态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康熙 金鸡纳 耶稣会 临床试验
一引言
本文以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为例，探讨一种外来药物如何传奇地被中国医学传统所接纳。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患疟疾的康熙帝服用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而痊愈，这是近代中国医学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以往对这一事件的论述中，论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侧重这一事件的科学史意义，将其描述为一个简单的科学事件。但如果我们充分考察这一事件的机制及其社会文化情境，便不难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之所以可能，不仅有赖于传教士引入中国的17世纪西方医学知识，也有赖于种种非技术因素的配合，因此呈现丰富的历史面相和文化内涵。本文尝试通过文献还原这一事件全貌并回答下列问题：事件中，中国人对这种外来药物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
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原始文献和早期记录，包括两类来源：一类是传教士的记录；一类是清代宫廷文献。传教士的记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最详细的记录，是当事人之一、法籍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de Fontaney）致拉雪兹的信（Francois de La Chaise）。该信收入法国汉学经典《耶稣会通信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ecrites par des missionnaires de laCompagnie de Jdsus）（[4]，页250-299：[34]，页34-49）。根据洪若翰的记述，事件经过是：
1）康熙突发高热。御医医治无效。康熙服用传教士的药锭后退热。御医反对服用未果。
2）康熙仍有间歇热。四大臣向民间征召医方并在病人们身上试验，均无效。
3）刚到京的洪若翰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献上金鸡纳树皮。三位病人与四大臣先后试药。康熙服用金鸡纳并痊愈。
4）康熙惩罚御医，并赐四位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刘应房屋一栋。
第二种是另一位当事人、法籍耶稣会士白晋1697年向教廷的报告。
第三种是法籍遣使会士及北京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97年著《中国：历史和描述》（Pdking：Histoire rt Description）。国内学者经常征引的《燕京开教略》，就是一种该书的选译重编本。
以上前两种都是出自当事人的原始文献。第三种出自两个世纪后同为耶稣会士的作者之手，属于同一著述系统内对同一事件的早期记录。三种文献目前都已有中译本。
清宫文献的价值在于记录了从中国宫廷视角所见的事件面貌，是上述传教士记录的参校和补充。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清实录》。第二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以下简称《起居注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清史文献，2009年才在大陆出版，提供了很多传教士们未提及的一手细节，对还原事件全貌有重大帮助。第三种是康熙在事件后涉及金鸡纳的言论，散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及大臣对金鸡纳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此外，中国学者常征引的《人海录》《正教奉褒》相关内容，本文也有涉及。
二事件各方
康熙与金鸡纳事件是一个跨文化交流事件。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传奇，不仅因为中国医学传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缺乏主动的开放性的知识体系（[30]，页4-5），而且因为这一接纳过程以中国政治的心脏地带——宫廷作为突破口。一方面，服药者的特殊身份和献药.服药活动藉以展开的场域，决定了这一事件历史地属于宫廷医学传统；另一方面，献药者的异质宗教文化背景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贯穿事件始终。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献药者与服药者即皇帝本人的关系中，也牵涉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众多角色。我们把卷入该事件的众多角色及关系分为三组：中国人与传教士的关系；传教士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国人的内部相互关系。
第一，中国人与传教士的关系。行医传教是明代起进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便开始有意识地采用的一种传教策略（[36]；[37]，页29；[3]，页124-192）。按对象身份又可分为民间路线和上层路线。走上层路线、在中国宫廷以医术效力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耶稣会。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中，进献药物的就是法国籍耶稣会士。对这些耶稣会士来说，行医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但在中国人包括皇帝本人看来，这些传教士的医疗技能或许才是他们的最大价值。一方抱强烈的宗教动机，一方持实用主义立场，双方对传教士行医活动的不同期待，导致双方互动中连续不断的微妙博弈。
第二，传教士间的竞争。在华耶稣会士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宗教动机，但并非铁板一块。董少新指出，在清代宫廷活动的葡系耶稣会士与法国籍耶稣会士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派系之争（[3]，页216）。15世纪末葡萄牙取得了东方的保教权。最早以医生身份进入清代宫廷的传教士之一、1692年入宫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卢依道（Isidoro Lucci）就是澳门耶稣会派出（[3]，页109-112，200—202，220-226）。为了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影响而由法王路易十四直接派出的数名法籍耶稣会士也于1688年进入宫廷，其中张诚和白晋留在宫中服务（[4]，页269），并在此后的金鸡纳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宫中的葡系与法籍耶稣会士为争取皇帝的欢心暗地竞争，是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一个隐含背景。 第三，中国人内部的态度分化。包括君臣、满汉之别，也包括医学专家与行政官僚的态度差异。中国御医对传教士献药的戒心最重、抵抗最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在整个事件中，以上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互为影响。如果说服药者康熙帝与献药的法籍耶稣会士们处于风暴中心，那么其他次要角色基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参与发声，则从不同方向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三康熙的态度
在金鸡纳事件中，康熙本人的态度无疑是关键。康熙之所以同意服用传教士的药物，有若干前提。首先是对传教士的基本印象。早在此次患病之先，康熙已与徐日升、南怀仁等多名传教士有频繁接触并建立了良好印象。需要指出，著名的容教诏令发布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即金鸡纳事件前一年。有些文献把容教诏令的颁布归因于金鸡纳，是不准确的。
其次是康熙的医学兴趣。康熙对医学的兴趣可说是宋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知医风尚和儒医传统的反映。康熙的医学兴趣不仅限于中医（[38]，页123），他对西方医学的关注（[33]，页291-307）则与传教士向他引介西方科学密切有关。据《熙朝定案》，1685年2月康熙就曾向南怀仁询问澳门耶稣会是否有“善精医业”者（[9]，页157），希望尽快得到一名欧洲医生（[3]，页196-198）。1688年入宫的法籍耶稣会士张诚、白晋迅速抓住了皇帝的这一心理，尽管不是医生身份，却在宫中建立西药制作坊（[10]，页365），编写医药书籍并对在京贵族和官员提供医疗服务（[39]，页81—83；[40]）。
不过，对西医感兴趣是一回事，接受西医治疗则是另一回事。尤其地，口服药物与接受外科治疗相比，对当时的患者和医生都是更大的冒险。董作新指出，在华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不论在民间还是宫廷都以外科为主。这一特点部分是由于17世纪西方医学尚处于古典时期，在外科领域（[11]，页95-96）较同时期的中医（[12]，页193-194）为发达，但药物（[13]，页83-84）和内科学（[14]，页23和30）并无明显优势，部分是传教士们在行医时为规避风险做出的有意选择。康熙本人对西方医生的需求在实际上也以外科为重点（[42]，页37）。特别有趣的是，尽管康熙经常把张诚等人配置的西药赐予臣子，但我们尚未发现康熙本人在金鸡纳事件之前曾服用西药的证据。金鸡纳事件是康熙个人用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传教士们敢于对病中的皇帝推荐口服药物，又是什么使后者最终服下西药？在危重的病情与无效治疗之间随时间流逝绷得越来越紧的那根弦，是推动这一步的基本动力。据《清实录》（[43]，页746-748）和《起居注册》，康熙发病在1693年五月初十，起病急骤，当天即不能理事。洪若翰也称康熙“从一开始就发高烧。”（[4]，页288）
病情明显出现转机的时间在五月底六月初。康熙在1693年6月给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的朱批，其中提到自己“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15]，页1）这也是目前文献所见康熙作为当事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及该事件的记录。这与《起居注册》对痊愈时间的记录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六月初一日癸酉，皇上圣躬大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康熙此次患病，从五月初十发病日至五月底六月初，病程约二十日。从发病到至六月十八日召见群臣，在近四十日的时间里皇帝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在君主专制政体内，皇帝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重大。康熙病重的消息不仅惊动宫廷，也传到地方和民间，成为朝野皆知的重大新闻。
四宫廷御医的作用
清代制度，皇帝患病由太医院御医负责治疗（[16]，页599-605）。然而，御医们的努力并未收到效果。这为他们带来了厄运。据《起居注册》，康熙在病愈后立刻对御医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四位御医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
“（六月）十八日庚寅辰时，上御畅春园澹宁居……三法司题：太医孙斯百等，误用人参，以至皇上烦躁甚病，又妄言当用附子、肉桂等语。查《律》：‘合和御药，误，不依对症本方，将医人杖一百。’今孙斯百等，罪甚重大，难以此律拟罪。应将孙斯百、孙巌百、郑起鹍、罗性涵拟斩。上日：‘孙斯百等误诊朕病，强用人参，致朕烦躁甚病，又将他人所立之方，伊等阻隔不使前进。其后朕决意不用人参，病遂得痊。今朕体全愈，孙崴百后复进内调治。着从宽免死。孙斯百、郑起、罗性涵俱从宽免死，各责二十板，永不许行医。”（[44]，页1981-1985）
从医学角度讲，这几位御医可以说有些冤屈。康熙患病期间，御医的表现如果不能说尽善尽美，或许至少可以说是尽力的。首先，中国传统医学尽管在7世纪已经记录了疟疾的存在，但对这种古老疾病始终缺乏确切的鉴别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方法（[45]，页365.[46]，页48—53）。御医们对康熙的病情应对乏力，是他们所属的医学体系的水平局限的自然结果。御医们甚至考虑使用以毒性著称的中药附子和药性温热的肉桂。这在谨小慎微、稳健平和的宫廷医学传统（[16]，页606.[47]，页250-256，272-276）中，是极为大胆的举措，提示他们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其次，未知现象和不确定性的恒常存在，乃是临床医学——不论哪一个医学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然而，要求临床治疗100%有效，是非专业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的期待，不论这种期待从医学专业角度来看有多么不合理。要求临床一线医生为医学本身的效能边界负责，是患者视角的情绪化解读。尤其地，当患者的社会政治地位远远高于医生时，这种感情用事极易导致对医生的迫害。康熙对御医的惩罚，应该说不能排除这种成分。
御医们的无能为力为传教士的介入留出了罅隙。在这个罅隙里，耶稣会内部的派系竞争浮出表面。根据时在宫中行医的葡系耶稣会士卢依道的记录，康熙患疟疾期间曾召卢依道前来诊断，并询问有无适用的西药（[3]，页220-223）。后者知道此时金鸡纳在欧洲作为疟疾特效药使用，但对从澳门耶稣会及时获得它并无把握。由于卢依道此前在京的治疗记录并不十分理想，出于谨慎，他向康熙隐瞒了这一情报。葡系耶稣会士的身影在金鸡纳事件中一闪而过。与皇帝更为亲近、也更有准备的法籍耶稣会士们旋即登场。 五传教士的介入
如果事后追溯，我们可以把法籍耶稣会士们对康熙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留居宫中的张诚和白晋给康熙服用一种他们从法国带来的药锭（medical lozenges）。这种药锭是法国路易十四发给穷人的。洪若翰没有说明这种药锭的成分。但他指出，早在此次患病前，康熙已对这种药锭的疗效颇有了解并深深信服：“两年来，皇帝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尤其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药粉。我们告诉了他这些药粉在法国治愈的所有疾病。他通过反复试验看到这些药粉的疗效果真神奇、迅速，一个个奄奄一息、只等一死的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4]，页288）
服用药锭是张诚等人的提议还是康熙的自主决定，洪若翰语焉不详。但服用药锭一事遭到了御医的阻挠，“尽管皇帝通过多次病例已经确信这些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中国医生仍不同意让他服用这些药粉。”（[4]，页288）据《起居注册》，康熙指责御医“将他人所立之方，伊等阻隔不使前进”当即指此。这也成为事后康熙对御医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是他认为的误诊）。
御医的态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其中固然有排外因素。例如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曾提到，中国医生“竭力维持这种（中国人对外国医生的）偏见”（[17]，页132）。董少新则认为，御医对西医西药的排斥根本原因在于中西医学体系的差异（[3]，页241）。我们想补充提出的是，御医对传教士所献药物不只是消极地排斥，而且还积极阻拦。如此强烈的干预动机似乎难以用医学立场完全解释，其中可能也有利益考虑。
中国文化里医生的地位历来低下。特别在宫廷医学中，医生的命运高度依赖他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后果。而后者几乎完全取决于身份尊贵的患者们的主观判断。由于治疗成功而受褒赏的例子很多，但治疗失败而迁怒医生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一个极端例子是870年唐懿宗因同昌公主夭折而把两名主治御医合族三百余人下狱（[20]，页4605）。在这样一种对医学和医生不得不倚赖又公然轻视的传统里，康熙在病愈后对御医的处理可以说已相当宽大了。对这些御医来说，传教士的药锭是一种位于其知识体系和想象范围之外的未知之物。我们不妨设想，假若康熙在服用药锭后出现某些不可欲的结果，所有参与治疗者恐怕都会受到牵连。为了避免传教士的冒失殃及自己，出于自保而设法阻拦，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考虑。
正如中国宫廷医学的通常情况一样，在皇帝本人的意志面前，御医的意见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一切治疗方案都要通过皇帝个人意志的审查方能发挥实际作用。康熙最终服下药锭，但谨慎地只服用了常规剂量的一半。幸运的是，保守用药竟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晚高烧就停止了。但间歇热（tertian ague）症状仍然存在。这要留给金鸡纳解决。
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众多版本中，明星药物金鸡纳常被置于舞台中心，药锭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视（如《燕京开教略》等），甚至被人忽略（详见本文第7节），以至助长了一种印象，认为康熙服用金鸡纳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果断行为。传教士一方与御医一方围绕药锭的角力使我们看到这一事件如何被各方的博弈所推动。如果没有药锭——包括对药锭疗效的临床观察和随后亲身体验其效，康熙很可能不会同意服用一种他此前毫无所知的陌生药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不是康熙服用金鸡纳，而是他决定服用药锭的那一刻。然而，这一步更多地是基于经验主义，而并非英雄气概、病急乱投医或科学精神的闪现。
六临床试验
第二个阶段即金鸡纳的使用。金鸡纳登场前还有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插曲。在高烧停止后，间歇低热症状仍持续存在。此时御医和传教士们都应对乏术。宫廷因此面向民间公开征集治疗方法和同类患者。征召民间优秀医生入宫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物，北宋已有记载。本次征医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征召采取规模化战术且不加拣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治疗者，包括以符咒治病的祝由术士。中国医学史开山著作、王吉民与伍连德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Medicine（以下称王伍医史）（[21]，p.266）提到这一事件时特别引用了耶稣会士记述的一幕：有人试图用施加了咒语的水治愈病人（[4]，页288）。不出意料地，这个努力失败了。第二，征医与大规模临床试验相结合。中国不迟于东汉时已有为确保用药安全设立的宫廷试药制度。这一制度历时而渐趋仪式化，至明清时期已相当繁缛（[32]，页79-82）。此次征医活动中对各种疗法的检验，与传统的宫廷试药活动相比体现出不少新元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试者选取与皇帝罹患同类疾病的患者，而非传统上的亲信和医生。面临紧迫的医疗状况，因循守旧的官僚体系也不得不暂时收起繁文缛节，按医学规律行事。不过，旧有制度的妥协仅以医学上的绝对必需为限。检验活动由四位满族重臣主持。汉族官员被排除这一与满族皇帝健康攸关的活动之外。在这些检验活动以及稍后的金鸡纳临床试验中，我们也未见到任何中国医生参与疗效评价的记录。
正当各种疗法纷纷落败之时，洪若翰与刘应到达北京。他们带来了一磅金鸡纳树皮（cinchona bark，医学史文献又常称Peruvian bark即“秘鲁树皮”）。如果说这是时机巧合，那么巧合背后也有伟大的历史之潮推波助澜。首先，康熙罹患的疟疾在当时的欧洲和中国都属于易识别的常见疾病。17-18世纪疟疾在全欧洲境内肆虐，在中国历史上则长期流行（[22]，页309，767-768）。其次，金鸡纳在欧洲的传播、传教士在东西方之间的往来及其行医传教策略，使金鸡纳在这一时期被输入中国几乎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23]，pp.101-102）。金鸡纳树皮在17世纪中期从秘鲁输入欧洲，并迅速成为欧洲人治疗疟疾等热病的首选药物（[13]，页255）。由于稀缺价昂，金鸡纳在欧洲社会的传播遵循由上至下的路线。例如，它输入法国就是由于1679年英国人Robert Talbor（或Tabor）用它治愈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11]，页573-574.[25]，页28和32-34）。洪若翰等将其献给康熙，无意中复制了金鸡纳在欧洲社会的传播路线。 洪、刘二人把金鸡纳呈献皇帝时似乎没有丝毫卢依道式的顾虑。不过，这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树皮在用于皇帝之前同样要经过检验。根据洪若翰的描述，金鸡纳的临床试验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批受试者是同类患者：
人们在第二天让三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在发作那天吃，第三个在发作间歇那一天吃。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上帝想在这一场合显示威力，还是因为这种药的天然效果，这三位被留在宫中观察的病人一下子都好了。（[4]，页289）
洪若翰称三位受试者的给药时间被细致地区分，而疗效一致地令人满意。我们基于以下历史事实，对此持有保留的怀疑态度，认为可能有夸大臆想的成分。首先，17世纪中后期欧洲医生对金鸡纳的主流用法是在患者发作前服用，发作后服用的方法仅为少数热病专家提倡。如果这几位并未接受系统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对于给药时间在金鸡纳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拥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他们的医学造诣相当可观。其次，严谨的临床试验方法直至18世纪中期才由林德（[13]，页164-165）建立，目前已知最早的严谨的金鸡纳临床试验于18世纪80年代由英国医生Francis Home进行，设发作前服用和发作后（即发作间歇期）服用两个对照组，后一种方法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前者。如果说这几位传教士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对这种科学研究方法有所意识，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由于太子胤初担心可能的副作用，又组织了第二次临床试验。这次试验可以看作宫廷试药传统的回归——第二批受试者是四位重臣。四人主动提出以身试药，这让洪若翰印象深刻（[4]，页289）。他或许不会想到，按宫廷试药传统，最先以身试药的应该是为皇帝提供药物治疗的医生，也就是耶稣会士们自己。
受试者经一夜观察平安无事，这一结果大大鼓舞了康熙。康熙按耶稣会士们提供的服药方法用酒送服金鸡纳。间歇热停止了。连续服用几天后，康熙痊愈。我们推测第二阶段发生于1693年6月中旬（13日-18日）。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称耶稣会士进献金鸡纳之举为冒险（[27]，页289）。不过，从上述宫廷组织的征医和临床试验情况看，这一举动未必象初看起来那样疯狂和充满不确定因素。两期金鸡纳临床试验客观上在一种外来未知药物与皇帝之间设置了缓冲区。不论这种设计按现代医学标准如何不严谨，它们或许是当时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水平下为一名即将接受新药治疗的患者能提供的最大保护。
七一个传奇的诞生
金鸡纳事件成为法籍耶稣会士在宫廷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康熙病愈后赐他们一所房屋（即后来的天主教北堂），并多次向臣子推荐金鸡纳，其中最为人知的是1712年康熙应曹寅的请求赐他金鸡纳时以医生口吻对金鸡纳用法用量的详细交代（[27]，页288-290和314-315；[28]，页6）。金鸡纳于1765年进入中国本草文献，部分也归因于康熙1703-1713年期间对近臣查慎行的介绍（[38]，页123）。
不过，即使在传教士的行医活动大获成功的时刻，中国人与传教士间潜在的紧张也从未彻底消除。传教士一方（洪若翰和白晋）声称，康熙公开宣布是传教士的药物使他恢复了健康（[39]，页83）。王伍医史采用了传教士的说法并描述了康熙病愈后刻意安排的一次不封路清场的出行，可能即《起居注册》提到的6月18日康熙前往畅春园。在皇帝病重的消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公开露面无疑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安抚舆论的举措。王伍医史生动地描述了此次出行中四名传教士如何被康熙以华丽言辞公开褒奖（[22]，p.266）。不过，《起居注册》记录并未显示康熙在畅春园有这种言论，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传教士。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中可作两方面理解。第一，位于风暴眼之外的那些人物和活动常随历史裹挟而去，隐没不彰。1693年7月卢依道被遣返澳门。他和他的宫廷行医记录几乎不被提到这一事件的中国学者关注。被羞辱并剥夺了职业生命的三名御医们的命运成为耶稣会士们居高临下的谈资而无人垂怜。史书寥寥数语的记录，掩盖了无数沉默的普通人的悲喜沉浮。第二，胜利者的叙述，包括自夸和选择性呈现，往往被后来的叙事者们不加省察地继承下来，在流传和再加工过程中被继续放大。中文文献对该事件的记述的常见片面倾向和错误包括：
第一，使用药锭和临床试验情节被略去或失实。例如樊国梁《中国：历史和描述》（1897）已略去药锭的情节（[48]，p.189；[35]，页273-274）。《燕京开教略》（1905）对金鸡纳临床试验的记述，以《正教奉褒》（[9]，页360）为底本，因此大体是准确的（其中洪若即洪若翰，白进即白晋）：
近年，皇上偶患疟疾。洪若、刘应进金鸡纳。张诚、白进又进他味西药。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试验。先令患疟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奏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29]，页41）
但《燕京开教略》增补的药锭情节极模糊。这间接影响了以《燕京开教略》作为该事件主要文献来源的某些中文著述。例如中国医学史经典著作、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20）对该事件的记述就没有提到药锭和临床试验（[49]，页186）。这虽然谈不上错误，但对一般读者却可能产生误导，使他们更易于把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和倚赖，不自觉地投射到康熙对金鸡纳的接受上。即使在提到临床试验的文献里，临床试验情节失实的情况也时有所见。例如樊国梁《中国：历史和描述》已把金鸡纳临床试验的两批受试者混为一谈，泛称为“患病的低级官员”（[48]，p.189；[35]，页273-274）。李涛《医学史纲》（1940）也有这个问题。《医学史纲》对该事件的记述称金鸡纳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是“宫人”（[50]，页281）。
第二，由于对传教士派系竞争不了解而导致的史实错误。例如《医学史纲》把葡系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列入向康熙进献金鸡纳者之列。这类错误在晚近的医史著作中仍未得到完全纠正。例如，李经纬与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51]，页566）和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30]，页308）二书都把徐日升列为进献药锭者；区结成（[31]，页46）把事件中的法籍耶稣会士刘应误认为葡萄牙籍，等等。 八结语
史景迁曾认为，康熙与曹寅有关金鸡纳的往还表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接受西
①《正教奉褒》：“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圣躬偶染疟疾，张诚、白晋、洪若进金鸡纳（治疟疾西药），上派四大臣试验，给疟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服，亦无恙，奏闻，上遂进用，不日即康豫。”
②《中国医学史》对该事件的记述：“据黄伯禄《正教奉褒》、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清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圣祖偶染疟疾，西士洪若、刘应等，进西药金鸡纳治之，结果痊愈，大受赏赐。”
③（《医学史纲》：“1693年康熙因患疟疾，群医束手，广征方药，均未得愈。适基尔毕龙（Gerbillon）与培瑞拉（Pereyra）神父有规那皮一磅，遂献之于朝。先试之于宫人有效，康熙服后亦愈。帝欣喜异常，当赐予住宅一所与金帑若干。”药积极的一面，而中国人对待新技术是非常开放的。”（[27]，页289）这与本文开头提到的马伯英对中国医学文化特征的看法恰成有趣的对照。在根据一手文献分析事件全程后，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只涉及了该事件技术化的一面；康熙对金鸡纳的接受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事件，它的发生、发展与结局，实际上受到复杂社会文化情境的型塑；对新技术的开放在实际上并非仅仅从技术本身的创新获得动力，而是为各方基于各自的认知、利益和价值立场的博弈所推动。而这一面常为以往史学研究、特别是科技史研究忽视。丰富的历史面相将为中国学者对 自身历史资源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域和更多路径可能。致谢感谢Thierry Meynard、Andreas-Holger Maehle、马伯英、Angela KC Leung对本文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J].历史研究.2003（4）：158-168
[2]杨念群.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及其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J].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18-19.
[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人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籍简集（1）[M].郑德弟、朱静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5]张先轻。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J].历史研究.2006（5）：72-87.
[6]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3）：401-449.
[7]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997.
[8]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2）：177-188.
[9]韩琦、吴曼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1]阿尔图罗.医学史[M].程之范、甄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12]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M].张大庆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4]拜纳姆.十九世纪医学科学史[M].曹珍芬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陈可冀.中国宫廷医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17]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2）[M].郑德弟、朱静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18]R.Hymes.Not quite gentlemen？Doctors in Sung and Yuan[J].Chinese Science.1987（8）：9-76.
[19]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J].天津社会科学.2011（4）：120-131.
[20]刘昫等。旧唐书.刘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Wu Lien-Teh.rt al，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M].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Service.1936.
[22]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23]J.Saul.Quinine s Predecessor：Francesco Torti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Cinchona[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24]S.Rudolph.etaL.Robe～Talbot，Charles II，and Cinchona：a contemporary document[J]Medical History，1962（6）：82-85.
[25]布奇.医药的真相[M].孙红、马良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26]M.Andreas.Four early clinical studies to assess the effects 0f Peruvian bark[J].Journal of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2013，4（106）：150-155.
[27]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M].陈引驰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28]陈可冀.清官医案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29]樊国梁.燕京开教略[M].北京：救世堂.1905.
[3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1]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2]潘大为.中国古代宫廷试药人制度及其演进[J].医学与哲学.2015（12）：79-82.
[33]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J]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12（1）：219-307.
[34]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5]樊国梁.老北京那些事儿：三品顶戴洋教士看中国[M].陈晓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6]范行准著.牛亚华校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7]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8]查慎行.人海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39]莱布尼茨G.G.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法）梅谦立、杨保筠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40]关雪玲。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1）：99-111.
[41]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M].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3]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第五册.1988.
[44]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M].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45]赵洪钧.回眸与反思：中西医结合二十讲[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46]王永炎主编.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47]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8]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POking：Histoire et description[M]，P6king：Imprimerie desLazaristes au P6-T'an'g.1897.
[49]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M].上海：上海书店.1920.
[50]李涛.医学史纲[M].上海：中华医学会编译部.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
[51]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关键词康熙 金鸡纳 耶稣会 临床试验
一引言
本文以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为例，探讨一种外来药物如何传奇地被中国医学传统所接纳。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患疟疾的康熙帝服用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而痊愈，这是近代中国医学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以往对这一事件的论述中，论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侧重这一事件的科学史意义，将其描述为一个简单的科学事件。但如果我们充分考察这一事件的机制及其社会文化情境，便不难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之所以可能，不仅有赖于传教士引入中国的17世纪西方医学知识，也有赖于种种非技术因素的配合，因此呈现丰富的历史面相和文化内涵。本文尝试通过文献还原这一事件全貌并回答下列问题：事件中，中国人对这种外来药物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
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原始文献和早期记录，包括两类来源：一类是传教士的记录；一类是清代宫廷文献。传教士的记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最详细的记录，是当事人之一、法籍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de Fontaney）致拉雪兹的信（Francois de La Chaise）。该信收入法国汉学经典《耶稣会通信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ecrites par des missionnaires de laCompagnie de Jdsus）（[4]，页250-299：[34]，页34-49）。根据洪若翰的记述，事件经过是：
1）康熙突发高热。御医医治无效。康熙服用传教士的药锭后退热。御医反对服用未果。
2）康熙仍有间歇热。四大臣向民间征召医方并在病人们身上试验，均无效。
3）刚到京的洪若翰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献上金鸡纳树皮。三位病人与四大臣先后试药。康熙服用金鸡纳并痊愈。
4）康熙惩罚御医，并赐四位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刘应房屋一栋。
第二种是另一位当事人、法籍耶稣会士白晋1697年向教廷的报告。
第三种是法籍遣使会士及北京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97年著《中国：历史和描述》（Pdking：Histoire rt Description）。国内学者经常征引的《燕京开教略》，就是一种该书的选译重编本。
以上前两种都是出自当事人的原始文献。第三种出自两个世纪后同为耶稣会士的作者之手，属于同一著述系统内对同一事件的早期记录。三种文献目前都已有中译本。
清宫文献的价值在于记录了从中国宫廷视角所见的事件面貌，是上述传教士记录的参校和补充。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清实录》。第二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以下简称《起居注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清史文献，2009年才在大陆出版，提供了很多传教士们未提及的一手细节，对还原事件全貌有重大帮助。第三种是康熙在事件后涉及金鸡纳的言论，散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及大臣对金鸡纳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此外，中国学者常征引的《人海录》《正教奉褒》相关内容，本文也有涉及。
二事件各方
康熙与金鸡纳事件是一个跨文化交流事件。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传奇，不仅因为中国医学传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缺乏主动的开放性的知识体系（[30]，页4-5），而且因为这一接纳过程以中国政治的心脏地带——宫廷作为突破口。一方面，服药者的特殊身份和献药.服药活动藉以展开的场域，决定了这一事件历史地属于宫廷医学传统；另一方面，献药者的异质宗教文化背景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贯穿事件始终。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献药者与服药者即皇帝本人的关系中，也牵涉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众多角色。我们把卷入该事件的众多角色及关系分为三组：中国人与传教士的关系；传教士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国人的内部相互关系。
第一，中国人与传教士的关系。行医传教是明代起进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便开始有意识地采用的一种传教策略（[36]；[37]，页29；[3]，页124-192）。按对象身份又可分为民间路线和上层路线。走上层路线、在中国宫廷以医术效力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耶稣会。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中，进献药物的就是法国籍耶稣会士。对这些耶稣会士来说，行医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但在中国人包括皇帝本人看来，这些传教士的医疗技能或许才是他们的最大价值。一方抱强烈的宗教动机，一方持实用主义立场，双方对传教士行医活动的不同期待，导致双方互动中连续不断的微妙博弈。
第二，传教士间的竞争。在华耶稣会士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宗教动机，但并非铁板一块。董少新指出，在清代宫廷活动的葡系耶稣会士与法国籍耶稣会士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派系之争（[3]，页216）。15世纪末葡萄牙取得了东方的保教权。最早以医生身份进入清代宫廷的传教士之一、1692年入宫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卢依道（Isidoro Lucci）就是澳门耶稣会派出（[3]，页109-112，200—202，220-226）。为了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影响而由法王路易十四直接派出的数名法籍耶稣会士也于1688年进入宫廷，其中张诚和白晋留在宫中服务（[4]，页269），并在此后的金鸡纳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宫中的葡系与法籍耶稣会士为争取皇帝的欢心暗地竞争，是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一个隐含背景。 第三，中国人内部的态度分化。包括君臣、满汉之别，也包括医学专家与行政官僚的态度差异。中国御医对传教士献药的戒心最重、抵抗最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在整个事件中，以上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互为影响。如果说服药者康熙帝与献药的法籍耶稣会士们处于风暴中心，那么其他次要角色基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参与发声，则从不同方向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三康熙的态度
在金鸡纳事件中，康熙本人的态度无疑是关键。康熙之所以同意服用传教士的药物，有若干前提。首先是对传教士的基本印象。早在此次患病之先，康熙已与徐日升、南怀仁等多名传教士有频繁接触并建立了良好印象。需要指出，著名的容教诏令发布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即金鸡纳事件前一年。有些文献把容教诏令的颁布归因于金鸡纳，是不准确的。
其次是康熙的医学兴趣。康熙对医学的兴趣可说是宋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知医风尚和儒医传统的反映。康熙的医学兴趣不仅限于中医（[38]，页123），他对西方医学的关注（[33]，页291-307）则与传教士向他引介西方科学密切有关。据《熙朝定案》，1685年2月康熙就曾向南怀仁询问澳门耶稣会是否有“善精医业”者（[9]，页157），希望尽快得到一名欧洲医生（[3]，页196-198）。1688年入宫的法籍耶稣会士张诚、白晋迅速抓住了皇帝的这一心理，尽管不是医生身份，却在宫中建立西药制作坊（[10]，页365），编写医药书籍并对在京贵族和官员提供医疗服务（[39]，页81—83；[40]）。
不过，对西医感兴趣是一回事，接受西医治疗则是另一回事。尤其地，口服药物与接受外科治疗相比，对当时的患者和医生都是更大的冒险。董作新指出，在华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不论在民间还是宫廷都以外科为主。这一特点部分是由于17世纪西方医学尚处于古典时期，在外科领域（[11]，页95-96）较同时期的中医（[12]，页193-194）为发达，但药物（[13]，页83-84）和内科学（[14]，页23和30）并无明显优势，部分是传教士们在行医时为规避风险做出的有意选择。康熙本人对西方医生的需求在实际上也以外科为重点（[42]，页37）。特别有趣的是，尽管康熙经常把张诚等人配置的西药赐予臣子，但我们尚未发现康熙本人在金鸡纳事件之前曾服用西药的证据。金鸡纳事件是康熙个人用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传教士们敢于对病中的皇帝推荐口服药物，又是什么使后者最终服下西药？在危重的病情与无效治疗之间随时间流逝绷得越来越紧的那根弦，是推动这一步的基本动力。据《清实录》（[43]，页746-748）和《起居注册》，康熙发病在1693年五月初十，起病急骤，当天即不能理事。洪若翰也称康熙“从一开始就发高烧。”（[4]，页288）
病情明显出现转机的时间在五月底六月初。康熙在1693年6月给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的朱批，其中提到自己“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15]，页1）这也是目前文献所见康熙作为当事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及该事件的记录。这与《起居注册》对痊愈时间的记录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六月初一日癸酉，皇上圣躬大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康熙此次患病，从五月初十发病日至五月底六月初，病程约二十日。从发病到至六月十八日召见群臣，在近四十日的时间里皇帝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在君主专制政体内，皇帝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重大。康熙病重的消息不仅惊动宫廷，也传到地方和民间，成为朝野皆知的重大新闻。
四宫廷御医的作用
清代制度，皇帝患病由太医院御医负责治疗（[16]，页599-605）。然而，御医们的努力并未收到效果。这为他们带来了厄运。据《起居注册》，康熙在病愈后立刻对御医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四位御医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
“（六月）十八日庚寅辰时，上御畅春园澹宁居……三法司题：太医孙斯百等，误用人参，以至皇上烦躁甚病，又妄言当用附子、肉桂等语。查《律》：‘合和御药，误，不依对症本方，将医人杖一百。’今孙斯百等，罪甚重大，难以此律拟罪。应将孙斯百、孙巌百、郑起鹍、罗性涵拟斩。上日：‘孙斯百等误诊朕病，强用人参，致朕烦躁甚病，又将他人所立之方，伊等阻隔不使前进。其后朕决意不用人参，病遂得痊。今朕体全愈，孙崴百后复进内调治。着从宽免死。孙斯百、郑起、罗性涵俱从宽免死，各责二十板，永不许行医。”（[44]，页1981-1985）
从医学角度讲，这几位御医可以说有些冤屈。康熙患病期间，御医的表现如果不能说尽善尽美，或许至少可以说是尽力的。首先，中国传统医学尽管在7世纪已经记录了疟疾的存在，但对这种古老疾病始终缺乏确切的鉴别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方法（[45]，页365.[46]，页48—53）。御医们对康熙的病情应对乏力，是他们所属的医学体系的水平局限的自然结果。御医们甚至考虑使用以毒性著称的中药附子和药性温热的肉桂。这在谨小慎微、稳健平和的宫廷医学传统（[16]，页606.[47]，页250-256，272-276）中，是极为大胆的举措，提示他们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其次，未知现象和不确定性的恒常存在，乃是临床医学——不论哪一个医学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然而，要求临床治疗100%有效，是非专业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的期待，不论这种期待从医学专业角度来看有多么不合理。要求临床一线医生为医学本身的效能边界负责，是患者视角的情绪化解读。尤其地，当患者的社会政治地位远远高于医生时，这种感情用事极易导致对医生的迫害。康熙对御医的惩罚，应该说不能排除这种成分。
御医们的无能为力为传教士的介入留出了罅隙。在这个罅隙里，耶稣会内部的派系竞争浮出表面。根据时在宫中行医的葡系耶稣会士卢依道的记录，康熙患疟疾期间曾召卢依道前来诊断，并询问有无适用的西药（[3]，页220-223）。后者知道此时金鸡纳在欧洲作为疟疾特效药使用，但对从澳门耶稣会及时获得它并无把握。由于卢依道此前在京的治疗记录并不十分理想，出于谨慎，他向康熙隐瞒了这一情报。葡系耶稣会士的身影在金鸡纳事件中一闪而过。与皇帝更为亲近、也更有准备的法籍耶稣会士们旋即登场。 五传教士的介入
如果事后追溯，我们可以把法籍耶稣会士们对康熙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留居宫中的张诚和白晋给康熙服用一种他们从法国带来的药锭（medical lozenges）。这种药锭是法国路易十四发给穷人的。洪若翰没有说明这种药锭的成分。但他指出，早在此次患病前，康熙已对这种药锭的疗效颇有了解并深深信服：“两年来，皇帝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尤其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药粉。我们告诉了他这些药粉在法国治愈的所有疾病。他通过反复试验看到这些药粉的疗效果真神奇、迅速，一个个奄奄一息、只等一死的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4]，页288）
服用药锭是张诚等人的提议还是康熙的自主决定，洪若翰语焉不详。但服用药锭一事遭到了御医的阻挠，“尽管皇帝通过多次病例已经确信这些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中国医生仍不同意让他服用这些药粉。”（[4]，页288）据《起居注册》，康熙指责御医“将他人所立之方，伊等阻隔不使前进”当即指此。这也成为事后康熙对御医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是他认为的误诊）。
御医的态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其中固然有排外因素。例如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曾提到，中国医生“竭力维持这种（中国人对外国医生的）偏见”（[17]，页132）。董少新则认为，御医对西医西药的排斥根本原因在于中西医学体系的差异（[3]，页241）。我们想补充提出的是，御医对传教士所献药物不只是消极地排斥，而且还积极阻拦。如此强烈的干预动机似乎难以用医学立场完全解释，其中可能也有利益考虑。
中国文化里医生的地位历来低下。特别在宫廷医学中，医生的命运高度依赖他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后果。而后者几乎完全取决于身份尊贵的患者们的主观判断。由于治疗成功而受褒赏的例子很多，但治疗失败而迁怒医生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一个极端例子是870年唐懿宗因同昌公主夭折而把两名主治御医合族三百余人下狱（[20]，页4605）。在这样一种对医学和医生不得不倚赖又公然轻视的传统里，康熙在病愈后对御医的处理可以说已相当宽大了。对这些御医来说，传教士的药锭是一种位于其知识体系和想象范围之外的未知之物。我们不妨设想，假若康熙在服用药锭后出现某些不可欲的结果，所有参与治疗者恐怕都会受到牵连。为了避免传教士的冒失殃及自己，出于自保而设法阻拦，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考虑。
正如中国宫廷医学的通常情况一样，在皇帝本人的意志面前，御医的意见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一切治疗方案都要通过皇帝个人意志的审查方能发挥实际作用。康熙最终服下药锭，但谨慎地只服用了常规剂量的一半。幸运的是，保守用药竟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晚高烧就停止了。但间歇热（tertian ague）症状仍然存在。这要留给金鸡纳解决。
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的众多版本中，明星药物金鸡纳常被置于舞台中心，药锭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视（如《燕京开教略》等），甚至被人忽略（详见本文第7节），以至助长了一种印象，认为康熙服用金鸡纳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果断行为。传教士一方与御医一方围绕药锭的角力使我们看到这一事件如何被各方的博弈所推动。如果没有药锭——包括对药锭疗效的临床观察和随后亲身体验其效，康熙很可能不会同意服用一种他此前毫无所知的陌生药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不是康熙服用金鸡纳，而是他决定服用药锭的那一刻。然而，这一步更多地是基于经验主义，而并非英雄气概、病急乱投医或科学精神的闪现。
六临床试验
第二个阶段即金鸡纳的使用。金鸡纳登场前还有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插曲。在高烧停止后，间歇低热症状仍持续存在。此时御医和传教士们都应对乏术。宫廷因此面向民间公开征集治疗方法和同类患者。征召民间优秀医生入宫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物，北宋已有记载。本次征医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征召采取规模化战术且不加拣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治疗者，包括以符咒治病的祝由术士。中国医学史开山著作、王吉民与伍连德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Medicine（以下称王伍医史）（[21]，p.266）提到这一事件时特别引用了耶稣会士记述的一幕：有人试图用施加了咒语的水治愈病人（[4]，页288）。不出意料地，这个努力失败了。第二，征医与大规模临床试验相结合。中国不迟于东汉时已有为确保用药安全设立的宫廷试药制度。这一制度历时而渐趋仪式化，至明清时期已相当繁缛（[32]，页79-82）。此次征医活动中对各种疗法的检验，与传统的宫廷试药活动相比体现出不少新元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试者选取与皇帝罹患同类疾病的患者，而非传统上的亲信和医生。面临紧迫的医疗状况，因循守旧的官僚体系也不得不暂时收起繁文缛节，按医学规律行事。不过，旧有制度的妥协仅以医学上的绝对必需为限。检验活动由四位满族重臣主持。汉族官员被排除这一与满族皇帝健康攸关的活动之外。在这些检验活动以及稍后的金鸡纳临床试验中，我们也未见到任何中国医生参与疗效评价的记录。
正当各种疗法纷纷落败之时，洪若翰与刘应到达北京。他们带来了一磅金鸡纳树皮（cinchona bark，医学史文献又常称Peruvian bark即“秘鲁树皮”）。如果说这是时机巧合，那么巧合背后也有伟大的历史之潮推波助澜。首先，康熙罹患的疟疾在当时的欧洲和中国都属于易识别的常见疾病。17-18世纪疟疾在全欧洲境内肆虐，在中国历史上则长期流行（[22]，页309，767-768）。其次，金鸡纳在欧洲的传播、传教士在东西方之间的往来及其行医传教策略，使金鸡纳在这一时期被输入中国几乎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23]，pp.101-102）。金鸡纳树皮在17世纪中期从秘鲁输入欧洲，并迅速成为欧洲人治疗疟疾等热病的首选药物（[13]，页255）。由于稀缺价昂，金鸡纳在欧洲社会的传播遵循由上至下的路线。例如，它输入法国就是由于1679年英国人Robert Talbor（或Tabor）用它治愈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11]，页573-574.[25]，页28和32-34）。洪若翰等将其献给康熙，无意中复制了金鸡纳在欧洲社会的传播路线。 洪、刘二人把金鸡纳呈献皇帝时似乎没有丝毫卢依道式的顾虑。不过，这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树皮在用于皇帝之前同样要经过检验。根据洪若翰的描述，金鸡纳的临床试验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批受试者是同类患者：
人们在第二天让三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在发作那天吃，第三个在发作间歇那一天吃。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上帝想在这一场合显示威力，还是因为这种药的天然效果，这三位被留在宫中观察的病人一下子都好了。（[4]，页289）
洪若翰称三位受试者的给药时间被细致地区分，而疗效一致地令人满意。我们基于以下历史事实，对此持有保留的怀疑态度，认为可能有夸大臆想的成分。首先，17世纪中后期欧洲医生对金鸡纳的主流用法是在患者发作前服用，发作后服用的方法仅为少数热病专家提倡。如果这几位并未接受系统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对于给药时间在金鸡纳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拥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他们的医学造诣相当可观。其次，严谨的临床试验方法直至18世纪中期才由林德（[13]，页164-165）建立，目前已知最早的严谨的金鸡纳临床试验于18世纪80年代由英国医生Francis Home进行，设发作前服用和发作后（即发作间歇期）服用两个对照组，后一种方法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前者。如果说这几位传教士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对这种科学研究方法有所意识，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由于太子胤初担心可能的副作用，又组织了第二次临床试验。这次试验可以看作宫廷试药传统的回归——第二批受试者是四位重臣。四人主动提出以身试药，这让洪若翰印象深刻（[4]，页289）。他或许不会想到，按宫廷试药传统，最先以身试药的应该是为皇帝提供药物治疗的医生，也就是耶稣会士们自己。
受试者经一夜观察平安无事，这一结果大大鼓舞了康熙。康熙按耶稣会士们提供的服药方法用酒送服金鸡纳。间歇热停止了。连续服用几天后，康熙痊愈。我们推测第二阶段发生于1693年6月中旬（13日-18日）。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称耶稣会士进献金鸡纳之举为冒险（[27]，页289）。不过，从上述宫廷组织的征医和临床试验情况看，这一举动未必象初看起来那样疯狂和充满不确定因素。两期金鸡纳临床试验客观上在一种外来未知药物与皇帝之间设置了缓冲区。不论这种设计按现代医学标准如何不严谨，它们或许是当时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水平下为一名即将接受新药治疗的患者能提供的最大保护。
七一个传奇的诞生
金鸡纳事件成为法籍耶稣会士在宫廷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康熙病愈后赐他们一所房屋（即后来的天主教北堂），并多次向臣子推荐金鸡纳，其中最为人知的是1712年康熙应曹寅的请求赐他金鸡纳时以医生口吻对金鸡纳用法用量的详细交代（[27]，页288-290和314-315；[28]，页6）。金鸡纳于1765年进入中国本草文献，部分也归因于康熙1703-1713年期间对近臣查慎行的介绍（[38]，页123）。
不过，即使在传教士的行医活动大获成功的时刻，中国人与传教士间潜在的紧张也从未彻底消除。传教士一方（洪若翰和白晋）声称，康熙公开宣布是传教士的药物使他恢复了健康（[39]，页83）。王伍医史采用了传教士的说法并描述了康熙病愈后刻意安排的一次不封路清场的出行，可能即《起居注册》提到的6月18日康熙前往畅春园。在皇帝病重的消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公开露面无疑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安抚舆论的举措。王伍医史生动地描述了此次出行中四名传教士如何被康熙以华丽言辞公开褒奖（[22]，p.266）。不过，《起居注册》记录并未显示康熙在畅春园有这种言论，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传教士。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在康熙与金鸡纳事件中可作两方面理解。第一，位于风暴眼之外的那些人物和活动常随历史裹挟而去，隐没不彰。1693年7月卢依道被遣返澳门。他和他的宫廷行医记录几乎不被提到这一事件的中国学者关注。被羞辱并剥夺了职业生命的三名御医们的命运成为耶稣会士们居高临下的谈资而无人垂怜。史书寥寥数语的记录，掩盖了无数沉默的普通人的悲喜沉浮。第二，胜利者的叙述，包括自夸和选择性呈现，往往被后来的叙事者们不加省察地继承下来，在流传和再加工过程中被继续放大。中文文献对该事件的记述的常见片面倾向和错误包括：
第一，使用药锭和临床试验情节被略去或失实。例如樊国梁《中国：历史和描述》（1897）已略去药锭的情节（[48]，p.189；[35]，页273-274）。《燕京开教略》（1905）对金鸡纳临床试验的记述，以《正教奉褒》（[9]，页360）为底本，因此大体是准确的（其中洪若即洪若翰，白进即白晋）：
近年，皇上偶患疟疾。洪若、刘应进金鸡纳。张诚、白进又进他味西药。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试验。先令患疟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奏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29]，页41）
但《燕京开教略》增补的药锭情节极模糊。这间接影响了以《燕京开教略》作为该事件主要文献来源的某些中文著述。例如中国医学史经典著作、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20）对该事件的记述就没有提到药锭和临床试验（[49]，页186）。这虽然谈不上错误，但对一般读者却可能产生误导，使他们更易于把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和倚赖，不自觉地投射到康熙对金鸡纳的接受上。即使在提到临床试验的文献里，临床试验情节失实的情况也时有所见。例如樊国梁《中国：历史和描述》已把金鸡纳临床试验的两批受试者混为一谈，泛称为“患病的低级官员”（[48]，p.189；[35]，页273-274）。李涛《医学史纲》（1940）也有这个问题。《医学史纲》对该事件的记述称金鸡纳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是“宫人”（[50]，页281）。
第二，由于对传教士派系竞争不了解而导致的史实错误。例如《医学史纲》把葡系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列入向康熙进献金鸡纳者之列。这类错误在晚近的医史著作中仍未得到完全纠正。例如，李经纬与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51]，页566）和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30]，页308）二书都把徐日升列为进献药锭者；区结成（[31]，页46）把事件中的法籍耶稣会士刘应误认为葡萄牙籍，等等。 八结语
史景迁曾认为，康熙与曹寅有关金鸡纳的往还表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接受西
①《正教奉褒》：“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圣躬偶染疟疾，张诚、白晋、洪若进金鸡纳（治疟疾西药），上派四大臣试验，给疟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服，亦无恙，奏闻，上遂进用，不日即康豫。”
②《中国医学史》对该事件的记述：“据黄伯禄《正教奉褒》、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清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圣祖偶染疟疾，西士洪若、刘应等，进西药金鸡纳治之，结果痊愈，大受赏赐。”
③（《医学史纲》：“1693年康熙因患疟疾，群医束手，广征方药，均未得愈。适基尔毕龙（Gerbillon）与培瑞拉（Pereyra）神父有规那皮一磅，遂献之于朝。先试之于宫人有效，康熙服后亦愈。帝欣喜异常，当赐予住宅一所与金帑若干。”药积极的一面，而中国人对待新技术是非常开放的。”（[27]，页289）这与本文开头提到的马伯英对中国医学文化特征的看法恰成有趣的对照。在根据一手文献分析事件全程后，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只涉及了该事件技术化的一面；康熙对金鸡纳的接受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事件，它的发生、发展与结局，实际上受到复杂社会文化情境的型塑；对新技术的开放在实际上并非仅仅从技术本身的创新获得动力，而是为各方基于各自的认知、利益和价值立场的博弈所推动。而这一面常为以往史学研究、特别是科技史研究忽视。丰富的历史面相将为中国学者对 自身历史资源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域和更多路径可能。致谢感谢Thierry Meynard、Andreas-Holger Maehle、马伯英、Angela KC Leung对本文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J].历史研究.2003（4）：158-168
[2]杨念群.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及其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J].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18-19.
[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人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籍简集（1）[M].郑德弟、朱静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5]张先轻。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J].历史研究.2006（5）：72-87.
[6]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3）：401-449.
[7]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997.
[8]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2）：177-188.
[9]韩琦、吴曼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1]阿尔图罗.医学史[M].程之范、甄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12]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M].张大庆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4]拜纳姆.十九世纪医学科学史[M].曹珍芬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陈可冀.中国宫廷医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17]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2）[M].郑德弟、朱静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18]R.Hymes.Not quite gentlemen？Doctors in Sung and Yuan[J].Chinese Science.1987（8）：9-76.
[19]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J].天津社会科学.2011（4）：120-131.
[20]刘昫等。旧唐书.刘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Wu Lien-Teh.rt al，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M].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Service.1936.
[22]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23]J.Saul.Quinine s Predecessor：Francesco Torti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Cinchona[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24]S.Rudolph.etaL.Robe～Talbot，Charles II，and Cinchona：a contemporary document[J]Medical History，1962（6）：82-85.
[25]布奇.医药的真相[M].孙红、马良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26]M.Andreas.Four early clinical studies to assess the effects 0f Peruvian bark[J].Journal of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2013，4（106）：150-155.
[27]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M].陈引驰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28]陈可冀.清官医案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29]樊国梁.燕京开教略[M].北京：救世堂.1905.
[3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1]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2]潘大为.中国古代宫廷试药人制度及其演进[J].医学与哲学.2015（12）：79-82.
[33]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J]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12（1）：219-307.
[34]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5]樊国梁.老北京那些事儿：三品顶戴洋教士看中国[M].陈晓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6]范行准著.牛亚华校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7]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8]查慎行.人海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39]莱布尼茨G.G.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法）梅谦立、杨保筠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40]关雪玲。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1）：99-111.
[41]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M].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3]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第五册.1988.
[44]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M].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45]赵洪钧.回眸与反思：中西医结合二十讲[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46]王永炎主编.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47]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8]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POking：Histoire et description[M]，P6king：Imprimerie desLazaristes au P6-T'an'g.1897.
[49]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M].上海：上海书店.1920.
[50]李涛.医学史纲[M].上海：中华医学会编译部.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
[51]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