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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收入差距 正确处理公平效率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 萧灼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从1978年的131元提高到2005年的32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5年的10200元，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4%左右，这是改革的伟大成果。但是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同时，还有部分城乡居民仍然十分贫困。2004年，全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2610万人，低收入人口5000万人，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220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有1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以上。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更加关注公平的提出非常重要，十分及时。
为了更加关注公平，既要通过税收形式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过高收入，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又要通过财政支出和其他政策措施、政府行为以及市场机制加大扶贫力度。这是更加关注公平的重点和关键。
体育产业带动城市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副部长 林显鹏
美国实际把体育当成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把橄榄球球场建设、俱乐部建设和城市发展三者形成很好的联系。城市更新主要包括经济更新、环境更新和社会环境更新。经济更新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战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社会更新就是使社会失业率下降，犯罪率下降。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美国人移居到城郊，城市内犯罪率陡升。因此，美国把大型球场都建设在城市中心区或中心区的边缘，并以低租金吸引俱乐部，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由俱乐部运营三十年之后，将产权移交给市政府。这种手段是城市更新，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复苏的一个重要手段。
体育产业是注意力经济，能够很好地启动投资需求和消费欲望。奥运会就是这样，可以在15年内使北京两个字经常在国际媒体上曝光，从而吸引投资、带动旅游业发展。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体育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子系统，体育产业的产值扩大以后，必然通过投入产出链，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近两年我们做过全国14个省市的统计，得到的数据是体育产业的乘数效应为2.7，意味着体育增加一块钱的增加值，就会带动当地GDP增加2.7元。另外，体育产业还可以带动就业。
区位竞争中的都市经济与资源互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夏业良
产业集聚与产业带的形成是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京津唐地区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本地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形成产业带的基础是专业化分工，而目前这一区域尚未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北京和天津都想成为龙头，“双核”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动机，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其次，虽然泛渤海地区围绕着京津唐的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开发的热潮中，但还没有从区域经济、大城市群的综合角度去审视和规划，仍盲目地以能源和重化工为主，形成结构雷同，相互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这种内耗式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必须打破京津之间行政区划的界限，把内耗式的城市本位竞争改变成合作式的区域互补性竞争。大都市经济圈是否能发展得好，一方面取决于圈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形成圈内城市的“强互动效应”；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核心城市是否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成为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和本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北京应当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成为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竞争占优动机，突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旅游重地和特大消费城市的定位。真正做到资源互补，发挥北京自身的比较优势和首都的中心优势，为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展示示范性效应。
穿上IPO新鞋 走诚信文化新路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后股权分置时代，中国证券公司的诚信文化将是资本市场的另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资本市场是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证券行业是一个信用行业，是一个花别人的钱的行业。所以，诚信对于资本市场特别重要。可以说，没有诚信就没有资本市场。证券公司最沉痛的教训莫过于明白“证券业与诚信共存亡”的道理，最应该做的事情莫过于重塑证券业的诚信。资本市场虽然是虚拟经济的市场，但诚信是虚拟不得的。
资本市场诚信文化的建设要做两方面的事情。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一些证券公司把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咎于没有融资制度安排，按照这种逻辑，没有渠道融资就可以去抢银行了。因此，证券公司诚信建设首先要甩掉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
其次，加大司法问罪的力度。国外成熟市场上也有各种丑闻，但是成熟市场与我们不同的是，如果劣迹被发现，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在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上，信用丧失就是在破坏市场赖以生存的根本，就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只有当信用缺失的成本高到失信者没有后悔的余地时，才能在一个“花别人的钱”的行业中阻吓贪婪导致的犯罪。
中国经济寻找合理的平衡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国际经济中有一个简单的命题——“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自主的国内货币政策之间，你无法同时三者兼顾，只能做到其中的两个。目前，资本的流入是开放的，汇率被有效的固定，那么自主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提高利率的政策效果不会太好。中国可以试着直接控制信贷，规定银行的借出额度；或者试着直接控制投资，规定政府的投资额度。这样做是否有效，我也不能确定。
还有另外一点，是就中国的特殊问题而言的，假如中国的汇率可以变动，以促使利率上升，那么这样是否能够减少借款？这就要看人们的信贷约束了，是否会在意更高的利率。现在有很多借款机构，是直接或间接被国家和政府持有的，它们是否关注何时能还清借款？它们可能认为，即使不能偿还贷款，银行还是会继续贷款给它们。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借款人借债必还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我的建议是，中国要避免以上的情况。既要维持贸易，又要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积累了大量超额外汇储备，并面临与之相关的消费压力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竞争力。我认为在固定汇率的模式下，中国需要接受规则，即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货币升值的问题。如果你别无选择，打破规则，其结果就是经济过热、经常账户盈余等问题还会越来越大。
危险的流动性泛滥
—— 瑞士信贷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陶 冬
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以行政手段制止贷款流出银行。这种做法对资金极度依赖于贷款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中小开发商是有效的。但是对不缺钱的企业、炒家，并不构成实质性打击，也未解决银行自身资金泛滥的困境。当宏观调控的心理震撼开始消退时，当行政命令对银行的制约呈强弩之末时，资金又重新流出，热钱又再度活跃。于是，投资加速，银行贷款再次失控。
其实，银行、企业、炒家的行动是理性的。在银行，储蓄大量涌入，贷款却受限制，贷款额不到存款额的60%，多余资金无论放在央行还是国债市场回报都极其有限，可想而知银行的贷款欲望之强。对于大型企业，手头有的是资金，制造业利润却一跌再跌，如今干实业就是没有搞房地产赚钱。对于普通民众，银行储蓄利率仅比2%略高，扣除通货膨胀和利息税，实际利率为零，而房租回报在许多地方有4%—6%。至于热钱，本身就是逐利、炒作，只要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春风吹又生”只是时间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以个人储蓄资助企业投资的形式完成的。中国的实际利率始终偏低，隐含受政治影响经常贷款给不符合商业评估标准的项目，换言之，中国的资本成本低过正常商业社会和银行体系应该的水平。出于对本国银行体系的信任，碍于现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的储蓄者没有因大量呆坏账而选择离开本国银行，反而不断的将大量资金堆向银行。于是成就了低利率，成就了一轮接一轮的投资过热，成就了今天的房地产泡沫。
——北京大学教授 萧灼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从1978年的131元提高到2005年的32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5年的10200元，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4%左右，这是改革的伟大成果。但是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同时，还有部分城乡居民仍然十分贫困。2004年，全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2610万人，低收入人口5000万人，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220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有1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以上。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更加关注公平的提出非常重要，十分及时。
为了更加关注公平，既要通过税收形式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过高收入，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又要通过财政支出和其他政策措施、政府行为以及市场机制加大扶贫力度。这是更加关注公平的重点和关键。
体育产业带动城市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副部长 林显鹏
美国实际把体育当成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把橄榄球球场建设、俱乐部建设和城市发展三者形成很好的联系。城市更新主要包括经济更新、环境更新和社会环境更新。经济更新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战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社会更新就是使社会失业率下降，犯罪率下降。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美国人移居到城郊，城市内犯罪率陡升。因此，美国把大型球场都建设在城市中心区或中心区的边缘，并以低租金吸引俱乐部，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由俱乐部运营三十年之后，将产权移交给市政府。这种手段是城市更新，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复苏的一个重要手段。
体育产业是注意力经济，能够很好地启动投资需求和消费欲望。奥运会就是这样，可以在15年内使北京两个字经常在国际媒体上曝光，从而吸引投资、带动旅游业发展。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体育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子系统，体育产业的产值扩大以后，必然通过投入产出链，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近两年我们做过全国14个省市的统计，得到的数据是体育产业的乘数效应为2.7，意味着体育增加一块钱的增加值，就会带动当地GDP增加2.7元。另外，体育产业还可以带动就业。
区位竞争中的都市经济与资源互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夏业良
产业集聚与产业带的形成是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京津唐地区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本地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形成产业带的基础是专业化分工，而目前这一区域尚未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北京和天津都想成为龙头，“双核”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动机，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其次，虽然泛渤海地区围绕着京津唐的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开发的热潮中，但还没有从区域经济、大城市群的综合角度去审视和规划，仍盲目地以能源和重化工为主，形成结构雷同，相互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这种内耗式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必须打破京津之间行政区划的界限，把内耗式的城市本位竞争改变成合作式的区域互补性竞争。大都市经济圈是否能发展得好，一方面取决于圈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形成圈内城市的“强互动效应”；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核心城市是否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成为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和本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北京应当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成为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竞争占优动机，突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旅游重地和特大消费城市的定位。真正做到资源互补，发挥北京自身的比较优势和首都的中心优势，为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展示示范性效应。
穿上IPO新鞋 走诚信文化新路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后股权分置时代，中国证券公司的诚信文化将是资本市场的另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资本市场是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证券行业是一个信用行业，是一个花别人的钱的行业。所以，诚信对于资本市场特别重要。可以说，没有诚信就没有资本市场。证券公司最沉痛的教训莫过于明白“证券业与诚信共存亡”的道理，最应该做的事情莫过于重塑证券业的诚信。资本市场虽然是虚拟经济的市场，但诚信是虚拟不得的。
资本市场诚信文化的建设要做两方面的事情。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一些证券公司把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咎于没有融资制度安排，按照这种逻辑，没有渠道融资就可以去抢银行了。因此，证券公司诚信建设首先要甩掉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
其次，加大司法问罪的力度。国外成熟市场上也有各种丑闻，但是成熟市场与我们不同的是，如果劣迹被发现，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在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上，信用丧失就是在破坏市场赖以生存的根本，就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只有当信用缺失的成本高到失信者没有后悔的余地时，才能在一个“花别人的钱”的行业中阻吓贪婪导致的犯罪。
中国经济寻找合理的平衡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国际经济中有一个简单的命题——“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自主的国内货币政策之间，你无法同时三者兼顾，只能做到其中的两个。目前，资本的流入是开放的，汇率被有效的固定，那么自主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提高利率的政策效果不会太好。中国可以试着直接控制信贷，规定银行的借出额度；或者试着直接控制投资，规定政府的投资额度。这样做是否有效，我也不能确定。
还有另外一点，是就中国的特殊问题而言的，假如中国的汇率可以变动，以促使利率上升，那么这样是否能够减少借款？这就要看人们的信贷约束了，是否会在意更高的利率。现在有很多借款机构，是直接或间接被国家和政府持有的，它们是否关注何时能还清借款？它们可能认为，即使不能偿还贷款，银行还是会继续贷款给它们。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借款人借债必还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我的建议是，中国要避免以上的情况。既要维持贸易，又要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积累了大量超额外汇储备，并面临与之相关的消费压力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竞争力。我认为在固定汇率的模式下，中国需要接受规则，即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货币升值的问题。如果你别无选择，打破规则，其结果就是经济过热、经常账户盈余等问题还会越来越大。
危险的流动性泛滥
—— 瑞士信贷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陶 冬
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以行政手段制止贷款流出银行。这种做法对资金极度依赖于贷款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中小开发商是有效的。但是对不缺钱的企业、炒家，并不构成实质性打击，也未解决银行自身资金泛滥的困境。当宏观调控的心理震撼开始消退时，当行政命令对银行的制约呈强弩之末时，资金又重新流出，热钱又再度活跃。于是，投资加速，银行贷款再次失控。
其实，银行、企业、炒家的行动是理性的。在银行，储蓄大量涌入，贷款却受限制，贷款额不到存款额的60%，多余资金无论放在央行还是国债市场回报都极其有限，可想而知银行的贷款欲望之强。对于大型企业，手头有的是资金，制造业利润却一跌再跌，如今干实业就是没有搞房地产赚钱。对于普通民众，银行储蓄利率仅比2%略高，扣除通货膨胀和利息税，实际利率为零，而房租回报在许多地方有4%—6%。至于热钱，本身就是逐利、炒作，只要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春风吹又生”只是时间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以个人储蓄资助企业投资的形式完成的。中国的实际利率始终偏低，隐含受政治影响经常贷款给不符合商业评估标准的项目，换言之，中国的资本成本低过正常商业社会和银行体系应该的水平。出于对本国银行体系的信任，碍于现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的储蓄者没有因大量呆坏账而选择离开本国银行，反而不断的将大量资金堆向银行。于是成就了低利率，成就了一轮接一轮的投资过热，成就了今天的房地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