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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报纸到杂志、书籍，从精英意见到坊间笑谈，日本的对朝舆论可谓“无风三尺浪，有风起狂澜”。近十余年来，虽然日本对朝报道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普通国民对朝鲜的认知，却是越来越滥、越来越乱。
日媒“大嘴”遭痛斥
10月中下旬，围绕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健康问题，日朝及日韩间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外交战。导火索是当月18日和19日日本《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的两条“独家报道”。报道称20日朝鲜将发布重要声明，声明与金正日的健康状况有关，朝鲜已要求驻外使领馆外交官原地待命。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但等到20日晚间，上述消息不攻自破，朝鲜未发生任何异动，日韩官方也出面表示“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确切信息”。有评论称，此番日本媒体“忽悠”了全世界。
与以往不同，这次日媒的“大嘴”却没能重演“说了就说了”、“说得不准就算了”的潇洒，而是受到了朝鲜以及韩国部分媒体的猛烈抨击。10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炒作金正日的日本右翼舆论》的评论，对日本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进行了谴责，称某些日本右翼舆论“疯狂至极”。10月23日，朝鲜中央通讯社也对日本上述两家报纸的报道做出严厉回应，称这些消息“完全是造谣”，朝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消息”要发布，也从来没有下达过“原地待命”的指令，日本两家报纸宣称朝鲜最高领导人“健康出现问题”，是对朝鲜尊严的“恶毒的诽谤”。
朝鲜方面的反应，自然是出于忍无可忍。但客观地讲，在此轮有关金正日健康风起云涌的传闻中，《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并非兴风作浪的“大鳄”，日美韩的媒体及情报机构都有参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及韩国《中央日报》之所以选择日本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作为抨击对象，其中既有就事论事的驳斥，也反映了对这两家日本报纸长期以来的右翼立场，以及日本媒体普遍妖魔化朝鲜民族的愤慨。
“朝鲜问题”与“朝鲜报道问题”
凡接触过日本媒体的人，大都可以体察到“朝鲜问题”在其中不同寻常的热度。从电视、报纸到杂志、书籍，从精英意见到坊间笑谈，日本的对朝舆论可谓“无风三尺浪，有风起狂澜”。近十余年来，虽然日本对朝报道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普通国民对朝鲜的认知，却是越来越滥、越来越乱。由此衍生出一个变体——“朝鲜报道问题”，即在报道“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报道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上述《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谬报，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问题要两说。从报道对象的角度看，朝鲜是个信息封闭的国家，这给外界了解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国，又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其国家安全关系至深，因此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有信息需求。但现实是，直到2006年9月1日共同社在平壤设立分社，日本媒体始终没有采访朝鲜的正常渠道。而且就是这个惟一拥有合法身份的共同社，也没能将其平壤分社变成常设机构，而是由其北京分社兼带。一方渴求信息，一方限制供给，信息的需求难以对称，无疑给流言、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报道者更难脱其咎。因为即便处于需求、供给的失衡状态中，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主流媒体，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传播流言蜚语，甚至是制作缺乏事实依据的虚假报道。这样做既是对报道对象国，也是对本国受众的极大失责。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
日本的“朝鲜报道问题”，牵涉到三个方面：媒体帥职业操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舆论的道德品位。那么，在日本，媒体、民众、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輿论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日本对朝舆论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了剖析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品味一下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写于80多年前的相关论述。
1923年，日本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有数千名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因流言蜚语而惨遭虐杀，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芥川龙之介。芥川曾认为舆论应是“抑制私愤的公论”，是理性的多数意见，而事实却让他看到：“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纪事来取代手枪”。作家写下这样的警句，是因为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舆论”的恶性循环，即从流言四起，到报纸将流言作为新闻记事，再到因报纸报道使舆论恐慌升级，最终产生民间“自警团”擅自虐杀朝鲜人的惨剧。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今天日本已近统一或混用的“舆论”一词，历史上却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记和意味。一种是自古以来沿用汉语的“舆论”，一种是起源于明治时期的“世论”。在明治时期的日英字典中，“舆论”被译为public opinion，“世论”被译为popularsentiments。前者是理性的公论，后者则是情绪化的民情。从公论到私情，从“抑制私愤的公论”到“怀揣私愤而滥施的私刑”，“舆论”的“世论化”，彰显出当时日本日下的世风。而芥川龙之介故意将二者混用，正是要提醒国人警惕感性压过理性、私愤驱逐公论的危险世态。
“私愤”、“私刑”与“私利”
往事不堪回首。但更为不堪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过往的冤孽犹存，不过稍加改头换面，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当今日本的对朝舆论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把流言作为“新闻”，看到由此在民众心中滋生的厌恶和恐惧，看到两个民族间驱之不散的宿怨。因导弹发射、核试验及“人质问题”而起的“私愤”，演变为妖魔化朝鲜的“私刑”。见诸日本媒体的朝鲜，要么是冠之以杀人国家、无赖国家、崩溃国家的文章标题，要么是由弃国难民，经过马赛克化和变声化的技术处理，讲述朝鲜贩毒、造假等所谓的“真相”。和百年前相比，可谓不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舆论；不一样的时空，一样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私愤”和“私刑”之外，今天日本很多媒体之所以热衷于危言耸听，很大原因还来自对吸引受众眼球的“私利”的考虑。韩国《中央日报》的评论指出，“一部分(日本)舆论以朝鲜问题为兴趣话题，当作维持其出版量的秘诀”。在日本媒体界，甚至有“金正日新闻主义”的说法。《中央日报》称，这一说法的出现，正是对“生硬地扩大加工朝鲜新闻以谋取利益”的舆论形态的讥讽。
在当事方的日本媒体一面，资深媒体人士、《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兼朝日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加藤千洋，在2008年第7期《论座》杂志中讲述了他的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2004年，加藤被派到新改版的一档名牌谈话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由于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尤其是中国报道的职
日媒“大嘴”遭痛斥
10月中下旬，围绕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健康问题，日朝及日韩间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外交战。导火索是当月18日和19日日本《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的两条“独家报道”。报道称20日朝鲜将发布重要声明，声明与金正日的健康状况有关，朝鲜已要求驻外使领馆外交官原地待命。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但等到20日晚间，上述消息不攻自破，朝鲜未发生任何异动，日韩官方也出面表示“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确切信息”。有评论称，此番日本媒体“忽悠”了全世界。
与以往不同，这次日媒的“大嘴”却没能重演“说了就说了”、“说得不准就算了”的潇洒，而是受到了朝鲜以及韩国部分媒体的猛烈抨击。10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炒作金正日的日本右翼舆论》的评论，对日本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进行了谴责，称某些日本右翼舆论“疯狂至极”。10月23日，朝鲜中央通讯社也对日本上述两家报纸的报道做出严厉回应，称这些消息“完全是造谣”，朝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消息”要发布，也从来没有下达过“原地待命”的指令，日本两家报纸宣称朝鲜最高领导人“健康出现问题”，是对朝鲜尊严的“恶毒的诽谤”。
朝鲜方面的反应，自然是出于忍无可忍。但客观地讲，在此轮有关金正日健康风起云涌的传闻中，《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并非兴风作浪的“大鳄”，日美韩的媒体及情报机构都有参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及韩国《中央日报》之所以选择日本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作为抨击对象，其中既有就事论事的驳斥，也反映了对这两家日本报纸长期以来的右翼立场，以及日本媒体普遍妖魔化朝鲜民族的愤慨。
“朝鲜问题”与“朝鲜报道问题”
凡接触过日本媒体的人，大都可以体察到“朝鲜问题”在其中不同寻常的热度。从电视、报纸到杂志、书籍，从精英意见到坊间笑谈，日本的对朝舆论可谓“无风三尺浪，有风起狂澜”。近十余年来，虽然日本对朝报道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普通国民对朝鲜的认知，却是越来越滥、越来越乱。由此衍生出一个变体——“朝鲜报道问题”，即在报道“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报道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上述《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谬报，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问题要两说。从报道对象的角度看，朝鲜是个信息封闭的国家，这给外界了解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国，又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其国家安全关系至深，因此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有信息需求。但现实是，直到2006年9月1日共同社在平壤设立分社，日本媒体始终没有采访朝鲜的正常渠道。而且就是这个惟一拥有合法身份的共同社，也没能将其平壤分社变成常设机构，而是由其北京分社兼带。一方渴求信息，一方限制供给，信息的需求难以对称，无疑给流言、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报道者更难脱其咎。因为即便处于需求、供给的失衡状态中，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主流媒体，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传播流言蜚语，甚至是制作缺乏事实依据的虚假报道。这样做既是对报道对象国，也是对本国受众的极大失责。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
日本的“朝鲜报道问题”，牵涉到三个方面：媒体帥职业操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舆论的道德品位。那么，在日本，媒体、民众、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輿论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日本对朝舆论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了剖析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品味一下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写于80多年前的相关论述。
1923年，日本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有数千名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因流言蜚语而惨遭虐杀，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芥川龙之介。芥川曾认为舆论应是“抑制私愤的公论”，是理性的多数意见，而事实却让他看到：“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纪事来取代手枪”。作家写下这样的警句，是因为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舆论”的恶性循环，即从流言四起，到报纸将流言作为新闻记事，再到因报纸报道使舆论恐慌升级，最终产生民间“自警团”擅自虐杀朝鲜人的惨剧。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今天日本已近统一或混用的“舆论”一词，历史上却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记和意味。一种是自古以来沿用汉语的“舆论”，一种是起源于明治时期的“世论”。在明治时期的日英字典中，“舆论”被译为public opinion，“世论”被译为popularsentiments。前者是理性的公论，后者则是情绪化的民情。从公论到私情，从“抑制私愤的公论”到“怀揣私愤而滥施的私刑”，“舆论”的“世论化”，彰显出当时日本日下的世风。而芥川龙之介故意将二者混用，正是要提醒国人警惕感性压过理性、私愤驱逐公论的危险世态。
“私愤”、“私刑”与“私利”
往事不堪回首。但更为不堪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过往的冤孽犹存，不过稍加改头换面，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当今日本的对朝舆论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把流言作为“新闻”，看到由此在民众心中滋生的厌恶和恐惧，看到两个民族间驱之不散的宿怨。因导弹发射、核试验及“人质问题”而起的“私愤”，演变为妖魔化朝鲜的“私刑”。见诸日本媒体的朝鲜，要么是冠之以杀人国家、无赖国家、崩溃国家的文章标题，要么是由弃国难民，经过马赛克化和变声化的技术处理，讲述朝鲜贩毒、造假等所谓的“真相”。和百年前相比，可谓不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舆论；不一样的时空，一样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私愤”和“私刑”之外，今天日本很多媒体之所以热衷于危言耸听，很大原因还来自对吸引受众眼球的“私利”的考虑。韩国《中央日报》的评论指出，“一部分(日本)舆论以朝鲜问题为兴趣话题，当作维持其出版量的秘诀”。在日本媒体界，甚至有“金正日新闻主义”的说法。《中央日报》称，这一说法的出现，正是对“生硬地扩大加工朝鲜新闻以谋取利益”的舆论形态的讥讽。
在当事方的日本媒体一面，资深媒体人士、《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兼朝日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加藤千洋，在2008年第7期《论座》杂志中讲述了他的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2004年，加藤被派到新改版的一档名牌谈话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由于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尤其是中国报道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