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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范围广泛而内涵复杂的术语,后现代主义引发学界波澜四起。杰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批判思路出发,将后现代主义的发生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联系起来,作出了比较妥当的分析,为我们从根源上认识后现代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5 — 0039 — 04
一
据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考证,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明确地欢呼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杰姆逊认为,这种对所谓“新的历史时代”的欢欣鼓舞与当时知识界过度热情的乌托邦精神有关,同时也回响着60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所激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如杰姆逊在《为60年代分期》一文中所说的,“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1〕。当时,一系列的政治暴动突如其来,一种与过去的断裂感、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转折以及一个新世界将诞生之感觉在人们的头脑中促生了一种历史已经发生断裂的普遍印象。
虽然这股乌托邦热情和乐观精神随着政治运动的失败而烟消云散,但60年代所引起的精神骚动却深深刻印在了人们的灵魂之中。激进的知识分子热心参与为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的运动之中,但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们转而总结和反思60年代政治和理论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新的话语,试图发展出一种对抗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来揭示现代社会更为压抑人的特点和经验。后现代的转向随之发生了,发生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建筑学、绘画、文学、音乐,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中。
在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产生的这种转向和裂变中,声称能够对“新世界”作出解释的新话语层出不穷。鲍德里亚从消费和媒体角度对社会发展中的抽象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充满类象、影像或景观的符号世界,因此,他声称要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代替马克思强调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则致力于打破马克思的宏观政治理论,认为存在着多种权力及其支配形态,我们也应该有多种形式的斗争和反抗,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将一切形式的压迫化简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抛弃。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利奥塔则用多元的、无主体的语言游戏向总体性宣战,德勒兹、加塔里则通过欲望之镜将人变成精神分裂的欲望机器和游牧者,以期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革命。这些新话语涉及诸多的学科领域,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激烈的争论和分歧,即使是某一种话语的持有者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立场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所以,对其进行界限分明的归类研究并非易事。但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些话语在观念和共享的态度方面存在着的家族相似性而对之进行主题上的归纳。比如说,这些话语都拒绝统一性、总体性和普遍化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和复杂性,都摒弃封闭性结构、固定的意义、稳定的秩序而赞成游戏、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多义性、可能性和混沌无秩序,都放弃再现的认识论和真理而投向透视主义、反基础论、阐释学、文本间性、模拟化和相对主义的怀抱,都肆意妄为地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
总体而言,所有这些话语都倾向于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认为眼前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断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它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和方面出发,并紧紧抓住自己所出发的层面和方面对历史的变迁作出自己的理解。不幸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话语中甚至也没有一个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它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或声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它们自己抓住的那一层面或方面,用这一层面或方面来反对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如哈贝马斯斥责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抛弃了现代性和理性因而是“青年保守主义者”,却忘记了他自己的立场属于保皇派;利奥塔标榜自己的理论胜过所有以前最激进、最前卫的话语和政治理论,说鲍德里亚“这位兄弟仍然背负着理论和批判的债务”;奥尼斯(Axel Honneth)则攻击利奥塔在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误解了哈贝马斯等等。
二
毫无疑问,这些话语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很大作用。通过各种各样的论战,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但与此同时,暴露出来的还有这些话语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在于,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阶段性变化,还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根本性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像这些话语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换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这些问题时刻困扰着这些关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困扰着杰姆逊。马克思曾说,“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我们不能说这些理论家们没有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但问题在于,现实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人们的认识水平又常常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一个摆脱不了的噩梦,即人类永远不可能全面完整地、准确无误地“再现”现实的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应该就此放弃努力,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理论要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何为根本呢?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反映,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说,后现代话语的出现及其鼓吹的跟现代时期的根本决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毫无关联。也许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的,“后现代转向实质上与全球化以及跨国资本的兴衰关系密切”,而几乎所有关注后现代转向的理论家都缺乏将这一转向放置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认识的眼光,很少分析诸如经济基础、资本等这些最为宏观的权力对后现代主义的发生以及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此意义上,杰姆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是什么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带来了这一更为彻底的决裂?是否可以把这样深层次的文化形态转变看作是标明社会本身正发生同样势不可挡的结构性转变的征兆?由于完整准确地再现现实的不可能性,所以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同样是漏洞百出,屡遭反诘。像其他理论家一样,杰姆逊也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力图“发现并建立其内在的创新和效验”,这是杰姆逊所说的“内层解读”。杰姆逊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内层解读,他还提出了外层解读,就是视后现代主义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杰姆逊指出,如果局限于内层解读,那么结果是很可能导向与意识形态达成共谋。但外层解读也不应该导向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揭丑宣短,或者止于某种相对主义,把理论文本贬得一钱不值。杰姆逊认为,外层解读应该做到的,“是使我们更强烈地认识到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即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和文本都同样身处其中”〔2〕。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在将其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
1985年9月至12月,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着重讲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杰姆逊认为,在继“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本逻辑——即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不仅使商品化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中,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事化、零散化和无深度等概念构成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这些特征的概括。那么后现代主义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杰姆逊的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这把野火是怎样烧起来的。这是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历史性解释的关键。突破了这一问题,才能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涉及的其他问题作出更为合理和更为妥当的分析。
三
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杰姆逊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依据。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杰姆逊敏锐地指出:“正如我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剧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3〕正是从这一社会现实出发,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
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呢?这要从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分期的界定开始。杰姆逊借鉴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资本的发展入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目前的跨国资本主义(亦即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时期分别以资本的自由竞争、竞争导致的垄断资本以及资本的跨国运作为特点,同时对应地都有自己作为主导形式的文化模式,现实主义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杰姆逊详细阐述了资本运作与文化模式、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此文开篇,杰姆逊就指出,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理论在形式上的基本要求,至少应该是把这三种现象辩证地看作同一过程中可以任意交换位置加以排列的阶段;换言之,应该把它们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统一的模式中,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加以界定。同时,杰姆逊还提出了自己的另一个论点,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它们自身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因此应该将它们完整地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进行认识。单就后现代主义来说,杰姆逊曾自信满满地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迄今为止是最完全的,因此,我有充分的自信,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4〕。杰姆逊的这一自信并非是无根据的。
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其著作《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提出了一种历史发展模式——即采用一种和语言学有紧密联系的信息理论将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符码化(coding)、超符码化(overcoding)、解符码化(decoding)、再符码化(recoding)的过程。人类最初处于原始流之中,一切都没有形态,只在一条赫拉克利特式的河流中呈现一种异质的流动,在这条河中只有向前的流动,没有返回,也没有任何规范。在符码化阶段中,原始观念和规范开始形成,人类社会开始被组织起来,此时期的人类社会处于部落社会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神圣的官僚体系、法典、巨大的财富、剩余物资和庞大的国家权力,使社会在原始规范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大量的规范,将社会组织成为一套等级森严的统治体系,这是超符码化阶段。到了大革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解符码化时代,即摧毁一切神圣的残余,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和衡量的客体,一个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和神圣的价值束缚的自由世界;与解码化同步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再符码化,即资本主义所开始践行的科学革命和“对自然的仪器化”(法兰克福学派语),把之前充满神秘的、异质的宇宙归纳为一个同质的、可以计算的、可以衡量的、不断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要怎样反抗这个死板的灰色的世界重新回到那个无拘无束的原始流的时代呢?德勒兹、加塔里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依靠那些被称作“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欲望的真正的英雄”,反叛一切社会形态和规范的极端分子,否定一切的人。杰姆逊认为,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这一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分析上的范例,有助于我们思考某些历史变化和通过一系列历史分期来把握一种社会结构变化。不同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欲望”神话,杰姆逊的“神话”从资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资本作为一种物化的力量(forces of reification)发生作用。
通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我们知道语言符号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即能指、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涉过程。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历史模式,杰姆逊的分析从完整的符号开始。完整的符号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在此时期中,语言和符号对应于它们本身之外客观存在的世界,但具有腐蚀和消解作用的物化力量逐渐开始消解古老的神话世界的经验。杰姆逊认为,这时的物化力量可以简单地用“金钱和市场体系”对古老、有机的群体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中新的、系统性的实验所产生的怀疑来说明。这可以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谓的“解符码化”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新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物化的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它开始腐蚀自己先前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化模式,将指涉过程与能指、所指分离,并把客观的现实世界弃置一旁,从而导入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符号本身和文化仿佛有一种流动的半自主性。这一阶段被杰姆逊称为“现代主义阶段”,可以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再符码化”时期。资本的物化力量危险、强大、难于控制,它并没有停留于第二个语言阶段,而是不可遏制地继续对语言施压,并渗透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中,将能指和所指分离,同时指涉物完全消失。这样,伴随着资本运作方式的阶段性转变,资本的物化力量也使语言向其第三阶段发生了辩证转化。在此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能指,好像能指本身具有一种新奇的、完全自主的逻辑。
由此,通过杰姆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第一阶段,符号完整地指涉着外部的客观世界,在第二阶段,剩下了半自动的符号,到了第三阶段,剩下了纯粹自动的能指。依杰姆逊之见,资本变迁的历史与语言、文化的变迁是紧密联系的,资本的抽象与文化的抽象是同步发生的,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部分而存在。因此,杰姆逊说:“从社会内部和历史内容来看,我的观点是,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形势是某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而现代主义的形势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形势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a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5〕
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使杰姆逊区别于其他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杰姆逊的这一认识成果,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四
马克思的著作里,虽然没有专门的篇幅来阐述资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零星谈到的也不多。但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论断,对于我们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发展依然具有指导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马克思主义因这个观点长期被指责为是经济决定论,特别是被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说成是一种还原论,是一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话语上的霸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而杰姆逊则继续认同于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真分析后现代文化和社会形式。
在1995年12月31日于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一次采访中,杰姆逊说:“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但我认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这样那样地谈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终触及到经济结构……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的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是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7〕同时,杰姆逊进一步承认,他的历史分期论的框架来自马克思主义,“它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他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为杰姆逊认识和分析后现代主义打开了一扇窗口。杰姆逊指出,其实马克思和列宁都很正视资本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视之为迈向一个更新更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经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运作模式的改变,随之改变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们认识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方式。这些一系列的改变综合起来就构成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面貌。当然,这样讲不意味着说文化就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经济现实的,而是正如杰姆逊前面所指出的,有关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文化当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即使在文化极度泛化的今天,我们对此的深信丝毫未减。杰姆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深入而独特的剖析,这对于坚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是就后现代主义谈后现代主义,或者声称超越了后现代主义,或者声称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都没有超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视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方法不对,或者立场不对,眼中庐山自然是峰是峰、峦是峦,并以为眼见之峰就是庐山,或者眼见之峦就是庐山,殊不知跳不出庐山,也就不能全面完整地观览庐山风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观览也是如此。要谈后现代主义,当然要谈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以各种形式呈现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但同时也要客观冷静地检视后现代主义何以出现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何以能产生出巨大影响和后果。否则就会像杰姆逊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声称是反抗资本主义的话语最终却“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其反抗力量都难免被重新吸收,而一切干预的形式都难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除武装,取消了抗衡的实力。而实际上,反抗形式本身也正好隶属于对反抗形式加以吸纳的体制系统,原因是对抗的形式始终未能于其自身和所对立的体制系统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批判实力的距离”〔8〕。
〔参考文献〕
〔1〕〔3〕〔4〕〔5〕〔7〕〔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392,418,287,286,17,506.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责任编辑:敖红〕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Late Capitalism
LiangMiao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 Post-modernism as a fargoing but cryptical term brings many debates in academe. Following the Marxist critical mode of economic base - superstructure, Jameson relates the appearance of post-modernism to late capitalism’s historical vicissitude. This done analysis of his offers useful resources to us for making clear primarily the appearance, development and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 postmodernism,late capitalism,Marxism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5 — 0039 — 04
一
据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考证,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明确地欢呼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杰姆逊认为,这种对所谓“新的历史时代”的欢欣鼓舞与当时知识界过度热情的乌托邦精神有关,同时也回响着60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所激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如杰姆逊在《为60年代分期》一文中所说的,“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1〕。当时,一系列的政治暴动突如其来,一种与过去的断裂感、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转折以及一个新世界将诞生之感觉在人们的头脑中促生了一种历史已经发生断裂的普遍印象。
虽然这股乌托邦热情和乐观精神随着政治运动的失败而烟消云散,但60年代所引起的精神骚动却深深刻印在了人们的灵魂之中。激进的知识分子热心参与为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的运动之中,但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们转而总结和反思60年代政治和理论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新的话语,试图发展出一种对抗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来揭示现代社会更为压抑人的特点和经验。后现代的转向随之发生了,发生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建筑学、绘画、文学、音乐,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中。
在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产生的这种转向和裂变中,声称能够对“新世界”作出解释的新话语层出不穷。鲍德里亚从消费和媒体角度对社会发展中的抽象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充满类象、影像或景观的符号世界,因此,他声称要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代替马克思强调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则致力于打破马克思的宏观政治理论,认为存在着多种权力及其支配形态,我们也应该有多种形式的斗争和反抗,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将一切形式的压迫化简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抛弃。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利奥塔则用多元的、无主体的语言游戏向总体性宣战,德勒兹、加塔里则通过欲望之镜将人变成精神分裂的欲望机器和游牧者,以期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革命。这些新话语涉及诸多的学科领域,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激烈的争论和分歧,即使是某一种话语的持有者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立场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所以,对其进行界限分明的归类研究并非易事。但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些话语在观念和共享的态度方面存在着的家族相似性而对之进行主题上的归纳。比如说,这些话语都拒绝统一性、总体性和普遍化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和复杂性,都摒弃封闭性结构、固定的意义、稳定的秩序而赞成游戏、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多义性、可能性和混沌无秩序,都放弃再现的认识论和真理而投向透视主义、反基础论、阐释学、文本间性、模拟化和相对主义的怀抱,都肆意妄为地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
总体而言,所有这些话语都倾向于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认为眼前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断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它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和方面出发,并紧紧抓住自己所出发的层面和方面对历史的变迁作出自己的理解。不幸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话语中甚至也没有一个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它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或声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它们自己抓住的那一层面或方面,用这一层面或方面来反对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如哈贝马斯斥责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抛弃了现代性和理性因而是“青年保守主义者”,却忘记了他自己的立场属于保皇派;利奥塔标榜自己的理论胜过所有以前最激进、最前卫的话语和政治理论,说鲍德里亚“这位兄弟仍然背负着理论和批判的债务”;奥尼斯(Axel Honneth)则攻击利奥塔在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误解了哈贝马斯等等。
二
毫无疑问,这些话语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很大作用。通过各种各样的论战,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但与此同时,暴露出来的还有这些话语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在于,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阶段性变化,还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根本性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像这些话语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换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这些问题时刻困扰着这些关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困扰着杰姆逊。马克思曾说,“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我们不能说这些理论家们没有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但问题在于,现实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人们的认识水平又常常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一个摆脱不了的噩梦,即人类永远不可能全面完整地、准确无误地“再现”现实的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应该就此放弃努力,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理论要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何为根本呢?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反映,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说,后现代话语的出现及其鼓吹的跟现代时期的根本决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毫无关联。也许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的,“后现代转向实质上与全球化以及跨国资本的兴衰关系密切”,而几乎所有关注后现代转向的理论家都缺乏将这一转向放置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认识的眼光,很少分析诸如经济基础、资本等这些最为宏观的权力对后现代主义的发生以及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此意义上,杰姆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是什么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带来了这一更为彻底的决裂?是否可以把这样深层次的文化形态转变看作是标明社会本身正发生同样势不可挡的结构性转变的征兆?由于完整准确地再现现实的不可能性,所以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同样是漏洞百出,屡遭反诘。像其他理论家一样,杰姆逊也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力图“发现并建立其内在的创新和效验”,这是杰姆逊所说的“内层解读”。杰姆逊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内层解读,他还提出了外层解读,就是视后现代主义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杰姆逊指出,如果局限于内层解读,那么结果是很可能导向与意识形态达成共谋。但外层解读也不应该导向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揭丑宣短,或者止于某种相对主义,把理论文本贬得一钱不值。杰姆逊认为,外层解读应该做到的,“是使我们更强烈地认识到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即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和文本都同样身处其中”〔2〕。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在将其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
1985年9月至12月,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着重讲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杰姆逊认为,在继“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本逻辑——即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不仅使商品化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中,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事化、零散化和无深度等概念构成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这些特征的概括。那么后现代主义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杰姆逊的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这把野火是怎样烧起来的。这是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历史性解释的关键。突破了这一问题,才能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涉及的其他问题作出更为合理和更为妥当的分析。
三
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杰姆逊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依据。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杰姆逊敏锐地指出:“正如我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剧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3〕正是从这一社会现实出发,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
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呢?这要从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分期的界定开始。杰姆逊借鉴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资本的发展入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目前的跨国资本主义(亦即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时期分别以资本的自由竞争、竞争导致的垄断资本以及资本的跨国运作为特点,同时对应地都有自己作为主导形式的文化模式,现实主义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杰姆逊详细阐述了资本运作与文化模式、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此文开篇,杰姆逊就指出,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理论在形式上的基本要求,至少应该是把这三种现象辩证地看作同一过程中可以任意交换位置加以排列的阶段;换言之,应该把它们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统一的模式中,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加以界定。同时,杰姆逊还提出了自己的另一个论点,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它们自身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因此应该将它们完整地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进行认识。单就后现代主义来说,杰姆逊曾自信满满地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迄今为止是最完全的,因此,我有充分的自信,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4〕。杰姆逊的这一自信并非是无根据的。
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其著作《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提出了一种历史发展模式——即采用一种和语言学有紧密联系的信息理论将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符码化(coding)、超符码化(overcoding)、解符码化(decoding)、再符码化(recoding)的过程。人类最初处于原始流之中,一切都没有形态,只在一条赫拉克利特式的河流中呈现一种异质的流动,在这条河中只有向前的流动,没有返回,也没有任何规范。在符码化阶段中,原始观念和规范开始形成,人类社会开始被组织起来,此时期的人类社会处于部落社会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神圣的官僚体系、法典、巨大的财富、剩余物资和庞大的国家权力,使社会在原始规范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大量的规范,将社会组织成为一套等级森严的统治体系,这是超符码化阶段。到了大革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解符码化时代,即摧毁一切神圣的残余,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和衡量的客体,一个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和神圣的价值束缚的自由世界;与解码化同步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再符码化,即资本主义所开始践行的科学革命和“对自然的仪器化”(法兰克福学派语),把之前充满神秘的、异质的宇宙归纳为一个同质的、可以计算的、可以衡量的、不断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要怎样反抗这个死板的灰色的世界重新回到那个无拘无束的原始流的时代呢?德勒兹、加塔里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依靠那些被称作“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欲望的真正的英雄”,反叛一切社会形态和规范的极端分子,否定一切的人。杰姆逊认为,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这一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分析上的范例,有助于我们思考某些历史变化和通过一系列历史分期来把握一种社会结构变化。不同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欲望”神话,杰姆逊的“神话”从资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资本作为一种物化的力量(forces of reification)发生作用。
通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我们知道语言符号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即能指、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涉过程。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历史模式,杰姆逊的分析从完整的符号开始。完整的符号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在此时期中,语言和符号对应于它们本身之外客观存在的世界,但具有腐蚀和消解作用的物化力量逐渐开始消解古老的神话世界的经验。杰姆逊认为,这时的物化力量可以简单地用“金钱和市场体系”对古老、有机的群体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中新的、系统性的实验所产生的怀疑来说明。这可以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谓的“解符码化”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新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物化的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它开始腐蚀自己先前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化模式,将指涉过程与能指、所指分离,并把客观的现实世界弃置一旁,从而导入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符号本身和文化仿佛有一种流动的半自主性。这一阶段被杰姆逊称为“现代主义阶段”,可以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再符码化”时期。资本的物化力量危险、强大、难于控制,它并没有停留于第二个语言阶段,而是不可遏制地继续对语言施压,并渗透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中,将能指和所指分离,同时指涉物完全消失。这样,伴随着资本运作方式的阶段性转变,资本的物化力量也使语言向其第三阶段发生了辩证转化。在此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能指,好像能指本身具有一种新奇的、完全自主的逻辑。
由此,通过杰姆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第一阶段,符号完整地指涉着外部的客观世界,在第二阶段,剩下了半自动的符号,到了第三阶段,剩下了纯粹自动的能指。依杰姆逊之见,资本变迁的历史与语言、文化的变迁是紧密联系的,资本的抽象与文化的抽象是同步发生的,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部分而存在。因此,杰姆逊说:“从社会内部和历史内容来看,我的观点是,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形势是某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而现代主义的形势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形势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a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5〕
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使杰姆逊区别于其他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杰姆逊的这一认识成果,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四
马克思的著作里,虽然没有专门的篇幅来阐述资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零星谈到的也不多。但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论断,对于我们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发展依然具有指导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马克思主义因这个观点长期被指责为是经济决定论,特别是被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说成是一种还原论,是一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话语上的霸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而杰姆逊则继续认同于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真分析后现代文化和社会形式。
在1995年12月31日于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一次采访中,杰姆逊说:“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但我认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这样那样地谈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终触及到经济结构……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的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是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7〕同时,杰姆逊进一步承认,他的历史分期论的框架来自马克思主义,“它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他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为杰姆逊认识和分析后现代主义打开了一扇窗口。杰姆逊指出,其实马克思和列宁都很正视资本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视之为迈向一个更新更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经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运作模式的改变,随之改变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们认识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方式。这些一系列的改变综合起来就构成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面貌。当然,这样讲不意味着说文化就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经济现实的,而是正如杰姆逊前面所指出的,有关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文化当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即使在文化极度泛化的今天,我们对此的深信丝毫未减。杰姆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深入而独特的剖析,这对于坚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是就后现代主义谈后现代主义,或者声称超越了后现代主义,或者声称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都没有超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视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方法不对,或者立场不对,眼中庐山自然是峰是峰、峦是峦,并以为眼见之峰就是庐山,或者眼见之峦就是庐山,殊不知跳不出庐山,也就不能全面完整地观览庐山风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观览也是如此。要谈后现代主义,当然要谈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以各种形式呈现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但同时也要客观冷静地检视后现代主义何以出现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何以能产生出巨大影响和后果。否则就会像杰姆逊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声称是反抗资本主义的话语最终却“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其反抗力量都难免被重新吸收,而一切干预的形式都难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除武装,取消了抗衡的实力。而实际上,反抗形式本身也正好隶属于对反抗形式加以吸纳的体制系统,原因是对抗的形式始终未能于其自身和所对立的体制系统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批判实力的距离”〔8〕。
〔参考文献〕
〔1〕〔3〕〔4〕〔5〕〔7〕〔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392,418,287,286,17,506.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责任编辑:敖红〕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Late Capitalism
LiangMiao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 Post-modernism as a fargoing but cryptical term brings many debates in academe. Following the Marxist critical mode of economic base - superstructure, Jameson relates the appearance of post-modernism to late capitalism’s historical vicissitude. This done analysis of his offers useful resources to us for making clear primarily the appearance, development and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 postmodernism,late capitalism,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