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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错误。卡森·贝克利虽有学习热忱，但他资质平庸，坦白讲，我还没想好拿他怎么办。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晴好。正值办公时间，我独自在办公室看书，卡森来找我。此刻，其他研究生无疑都在剑桥酒吧外的长凳上觅座，一个个精神抖擞，准备着手完成某项作业。卡森容貌俊秀，无怪乎我同事希拉里·哈特招收他为博士生。但是可怜的希拉里在学期伊始就死了。她被发现死在浴缸里，明显是心脏病发作。在忙于为她的博士生（大多数都是英俊男生）重新安排导师的过程当中，我“继承”了卡森。他属于那种没人要的差生。他不免让我记起来，读小学时各种体育队员的选拔都没我的份。这说来令人同情，但正因为卡森和我相似，我才不愿跟他多谈，正如当年别人对我那样，那时的我年少懵懂，一无所长，备尝失败。
我请他进来。他坐在硬挺的小椅子上。其他教授办公室里都布置有温暖舒适的家具，反而助长了学生停留更长时间。他向我致以中西部人特有的那种爽朗的微笑，不过我知道他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
“你是卡森·贝克利，对吧？”我问道。
“是的。”
“今天阳光灿烂，是什么把你带到我这个阴暗的洞穴里来的？”
“呃，我需要一些帮助。”
“真的？”我笃信他确实需要帮助，不过我忘记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谁的了。我快速翻阅着一本毫无干系的黄色便笺簿，希望能激起记忆。“纳塞尼尔·霍桑？”
“赫曼·麦尔维尔。”
“啊，”我回应道。“那麦尔维尔的进展如何？”
“您看，问题就在这儿。”他双手放在长裤的膝盖部位，目光远远地看过来直视着我。“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
“已有的研究？”
“那也是。”卡森的手梳过浓密的黑发，仿佛要解放一个受困于发间的思绪。“我不知道麦尔维尔是否是我的菜。”
“是你的菜吗？”
“不是。当然，我想麦尔维尔确实很棒。谁不会这么想呢？”
“那当然。”
“在希莉（希拉里的昵称。——译注）死之
前……”
“希莉是……？”
“我说的是哈特教授。哈特教授死前我曾和她讨论过这件事，讨论过很多。”
“这件事指？”
“我的博士论文。她认为我应该坚持研究美国人。但是或许刚开始的时候，研究内容不要太……”
“太难？”
“太长。”
“那么你选了什么作为你的研究课题呢？”我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挨过他那几百页论文的批改过程，还有就是为什么必须要鼓励贝克利先生浪费后面的这三四年，因为到头来我和其他同事仍将别无选择，只能不让他过关。
卡森点点头，神色严肃，仿佛我们意见取得了一致，随后他下巴用力一顿，宣布道，“我对艾米莉·迪金森感兴趣，我想知道她的一切。”
在那个煦暖的春日，卡森·贝克利的身躯在我办公室里蒙尘的板上投下阴影，那时他决心已定。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对这次会面记忆犹新，因为自从卡森·贝克利被发现死于谋杀之后，我得在脑海里把这一幕过好多遍。贝克利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只想尽量少读些资料来完成博士学业。他就是强加给我的一次无趣的学术操练。贝克利表示他想研习关于艾米莉·迪金森的所有资料。他以为这很容易办到。鉴于我是艾米莉·迪金森研究专家，他投到我的门下。我指导的大部分学生都是认真而普通的女生。她们似乎认为在发掘迪金森秘密的过程中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其实除了身为男性和自满之外，贝克利并无过人之处。尽管他的确由于缺乏研究方向而转投我的门下，从而制造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利用他的研究。我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吗？当然。是我杀了他吗？当然不是。我也从没收到过他原本可以带回来给我参阅的那些文件。但是那个姐妹会——她们曾拒绝了我那么多更有才华、更有造诣、更有能力的学生——接受了他。我只能猜想是他的外表帮了他。他真是一个帅哥。
我提到的姐妹会是一个文学社的董事会。那个文学社的正式名称叫作“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但少有人用。姐妹会成员都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姆赫斯特——迪金森的出生、生活和去世之地，声称拥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文件。她们并没做任何事情来让我相信这些文件的价值，但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我必定会从中收获匪浅。
跟卡森·贝克利不同，我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迪金森。我在青年时代就钻研她的作品，都是些被明显“编辑”过、被简化的拙劣之作。长久以来我都认为这些作品的编辑，即梅波鲁密斯·托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歇金森，对诗人造成了严重的曲解。尽管被编辑得面目全非，但是这些极富穿透力的诗句里有种东西暗示：诗人是个非凡的天才。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都会注意到这些诗句风格存在冲突。我下定决心复原这些作品，使其原本的感染力和原创美重见天日。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借助诗人的原始稿件，摒弃编辑所做的那些老套的修改。
我的论文主题即为此，当年我正埋头做论文，却遇上希特勒决定入侵波兰。我那年读研究生时的岁数已经不小了。我的军伍技能和我的体育素质同样不堪，但凡稍具一点反应力的人都不会挑我到他的团队里去的，但我的德语知识使我成为有用之人。我在欧洲服役，一直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几年后我一边做论文，一边做过数种教职，住在毕肯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以其老宅、砖铺人行道和皇家马厩原址而闻名，是波士顿最为人称道和最昂贵的街区之一，不少政要名流居住于此。——译注）的一套地下室公寓里。从公寓与街面水平的有利位置上，我几乎能判断出鞋履光鲜的富裕一族。我还在埋头梳理迪金森的信件、辨认改动的笔迹、纠缠于句法。这期间我了解到，一位私立中学（是劳伦斯维尔私立中学）的教师和我研究兴趣相仿，而且她正要（不过还在准备）出版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专著。但该专著随后一年就问世了。
我感觉很糟，别人也替我可惜。我的学术无懈可击，我的写作视野宽阔而又重点突出，但现在已无计可施。我想编纂“新”迪金森诗集出版的事宜再没能落实，尽管我设法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这些论文富有意义，凭借它们和我撰写的艾米莉·迪金森的传记，我在新设不久的印克黎斯大学晋升教授。我保有这份教职一直到我1980年退休。迪金森的那本传记《地下室里的美人鱼》流传甚久，助我赢得终身教职。不过那本书在绝版之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很明显，我研究中所使用的很多信件是伪造的，我专著中提供的信息经证实并不正确。我从一个研究生（他自称是迪金森的亲戚）手上买了那些信件。后来我了解到他带着我给的那沓钞票，放弃了学习，溜到古巴去了。我财力困窘，也无心任教，却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我在印克黎斯大学任教期间并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我先是认认真真地发表论文，随后就没那么敬业，再后来索性都不发表论文了。我注意到管理部门并不在意我是否发表了论文，他们只在意学生缴了学费有课可上，还有就是学校能继续授予学位。在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我认为卡森·贝克利有可能成为恢复我的学术名望的关键。当时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这种状态。
时光再倒退五年，我开始收到“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写来的信。信件都由系主任转交给我，但那都是我们系备受尊重的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者埃里克·赫伯特·沃特森溺亡以后的事了：他横渡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东部康科德城，距波士顿不远，因梭罗《瓦尔登湖》而闻名于世，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池塘，英文（Walden Pond）实以池塘（pond）名之。——译注]时一条大腿抽筋，像块石头一样沉了下去。或者说根据他身穿泳裤沉于湖底的尸身，那是我们所能推理出的最合逻辑的结论了。信件系手写，直截了当，语句较平实。“亲爱的赫伯特·沃特森教授，我们手上有一些艾米莉·迪金森的文件……正在寻找一位实习生……性情合适，等等。提供小额奖学金、免费食宿。需说明实习目的。请提供成绩单和近照。”怪异的是，信头的图标是一束葡萄和以藤蔓的扭曲造型表示的字母“E”和“D”。
像我们这种学术圈内的人经常收到奇怪而简略的信函，而且说实话，一半的学人都收到过。这封信唤醒了我蛰伏已久的学术兴趣。当这种兴趣萌发时，我把猎奇心错会成焦虑。但其实只是好奇而已。我赶忙写信，打印简历，叠信纸，贴好邮票，脚步轻快地跑到邮箱，就像年轻了几岁似的。投邮时我还在犹豫，列举已发表论著时不标注日期对方是否会接受，但我随即又想，姐妹会真想知道的话肯定还会问的。我随后返回办公室等候回复。
四天后我收到回信，依旧是写在那种葡萄束式样的文具纸上。信里说申请填写得不完整。怎么不见近照？我最近一次拍的照片还是不久前给护照准备的。我很不情愿地寄出去一张备用照，因为拍照时光照不佳，很不合适地突出了我的颌部。为什么姐妹会非得要一张照片呢？几天后她们来信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对她们的憎恨加深了。原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然而来年春天我邮箱里又来了一封信。这次不是写给赫伯特·沃特森，而是直接写给我的，她们又要求选派实习学生（学生这两个字底下加了着重号），同样要附寄近照。我对姐妹会的收藏品确实好奇，就真的推荐过学生们申请那个“实习职位”。有一次，我去北安普敦拜访一位退休后住到那儿的同事。途中我一时兴起，驱车五英里左右来到安姆赫斯特，想试试去说服姐妹会和我共享这些资料。但我没有她们的地址（所有来信上都只列了一个邮箱）。而奇怪的是，艾米莉·迪金森故居（现在变成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没听说过这些女士。或者至少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想接触到这些资料的愿望谈不上有多强烈，但我就是好奇，而贝克利急于一试，也愿意和我分享他的发现。
学期结束，我回到在楚洛的小屋，享受一下咸味的空气，也像往年的夏天一样埋头阅读：文学传记、亨利·詹姆士（美国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是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也以文学评论、剧作和散文著称。——译注）、轻批评，还有长久以来我的最爱——依迪丝·哈米尔顿[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与研究者（1867—1963）。——译注]的作品。偶尔一位友人或同事会来度周末，我就准备一些蒸龙虾或蒸玉米，或者开车出去弄一篮子炸蛤蜊。但这个夏天和往年夏天一样，孤单随温暖的阳光一同恣肆。秋天一回校，在被塞爆了的工作邮箱里，我发现了卡森·贝克利的一封来信。他的实习申请被批准了。从六月到八月的上半月，他准备都待在安姆赫斯特翻阅那些文件。他感谢我介绍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还盼望能参加九月份我的讨论会。该讨论会题为“通信和后果：在后期维多利亚社会中作为沟通工具的信件”。我站在办公桌前挑选信件，一边浏览着这封信，一边就把它推离视线，顺势送进了办公桌右边的垃圾桶。当然现在就是九月份了，贝克利连第二次的周二下午的讨论例会都没来参加，我不禁猜想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我也记不清警方是何时开始调查的，但他们开始了行动。他们对我进行了全面的询问。我早把“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的每一封来信都扔掉了，这真愚蠢。看上去，我所提到的那些信件和我那番贝克利六月份就离开去实习的陈述，就是贝克利前往安姆赫斯特的仅有的合法证明了。很明显“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这个组织并不存在。那个探员询问了系主任，还好他依稀记得曾经给过我一封写给赫伯特·沃特森的信，接着又是询问系行政秘书奥法特丝姬，后者证实了我的说法——她记起来曾把这些信件塞进过我的信箱。直到那时，探员才相信了我。安姆赫斯特与夏茨博利交界附近有一座奥瑞恩特峰。两天后，在前往这座山峰的一条小径旁，在一条山涧里，贝克利遭受重创的尸体被发现了。警方随即又传讯了我。但我一无所知。我能告诉他们的就是我怀疑可怜的贝克利和希拉里·哈特之间发生过关系，可希拉里在贝克利遇难之前就去世了，所以这只不过是条卑劣的补充报道罢了——这对印克黎斯大学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声誉又是个打击。
在发现贝克利尸体后的数周内，各种细节浮出水面。他的一条胳膊被从肩膀上扯下来，出现在离他残躯咽气——明显是被扔过去的——二十英尺多远的地方。在尸体周围，警察找到了一头鹿、四只松鼠、一只狐狸和一只家猫的尸体，所有这些动物都遭受了与贝克利相似的残害。调查范围随后扩大了——很明显，在其他年份，其他的一些年轻人和家猫也失踪过。大脚怪的传言散布开来，还有人说是外星人。说不定美洲狮又重新出现了。这种传闻非常适合小道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就没人再提了。姐妹会再没来过一封信。退休后我回到楚洛，与世隔绝，偶尔才会有当地的记者发现我独居于此——我现在已经102岁了——这很引人注意。 在过去我不怎么会去想卡森·贝克利。有一次他母亲来了封信，提到他有多么地敬仰我，她认为我对此会心存感佩。我很难相信这点，然而这种俗套的沟通确实使我暗自庆幸我没结婚，也从没要过孩子，而且父母过世也近75年了。生活就是这样了，直到那只UPS快递公司递送的盒子出现在我的门口。十年前我就不再订货了，因为我预期自己活不过九十的，所以我看到快递员的人影挡在门口时有些惊讶，他的须发已全部灰白，那穿着褐色短裤的样子让人很想发笑。但这包裹确实是寄给我的，巴修·任，荣休教授，诸如此类。包裹是哪儿来的呢？是一个叫作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人寄来的。她住在马萨诸塞州安姆赫斯特的盖博路317号。
我用鹿角柄的信封切刀割开封包胶带，一股尘灰味如幽灵般升起。我拿起里面那张手写的便条，上面的字迹潦草，缠绕在一起。
任先生您好，
我翻新厨房时需要砸掉一面墙，墙里面塞着的就是你手上的这些信。这房子原来是我祖母的。她为人有些怪，比如会做出把信砌进墙里这样的怪事。我本来要扔掉这些信的，但它们都有年头了，而且都是寄给您的。我给您工作过的大学打电话问您是否还健在。（我原以为您不会那么高寿的。恭喜！）所以就把它们寄过来了！我的厨房现在看上去很棒，光线也更充足了，不过我丈夫认为我们敲掉了一根承重梁，房子会塌下来。
您真挚的，
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
里面附有五个信封。全都是“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的各型信封，信封盖上面那些葡萄束的标识就是证明。信都是寄给我学校邮箱的，都没有写信人地址，不过卡森·贝克利的名字就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年轻人笔迹匆匆。
我当然想知道贝克利身上都发生过什么。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他根本没有抵达车站——至少没有目击者能证明他在站台上出现过，不过售票员觉得他是在前一站，帕马站或什么的，就下车了。然而那说不通啊。贝克利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贝克利到过安姆赫斯特，除了树林里他的饱受戕害的尸骸，还有就是他从布鲁克林家中寄给我的那封信，信里说他申请实习成功了。他没在当地任何一家餐馆里吃过饭，也没去过邮局。安姆赫斯特是个大学城，暑期里人口只有学校上课时的三分之一，很安静；所以很奇怪居然没人见过这个英俊的青年，如果他别无所长的话——女招待是不会忘记他那种人的。
我倒了些V-8饮料，拿着那些信封坐到桌边。在低低的碎裂声里，鹿角柄切刀割开了第一个信封。我展开信纸，一团粉状、邪恶的霉菌带着股陈湿味从纸上散开。写信日期是1976年6月5日。我决定拆开所有信封以便依次阅读，然而我急于想看最先露出来的那几行，它们让我想起贝克利那只在过去40年里静止不动的手：那可怜的男孩那只被撕下而扔到一边的手（连同右臂）——除非他是左撇子，那样的话他临死之际那条常用的胳膊和手毕竟还在身上。但是还有谁能记得他是用哪只手写字的呢？毕竟好多年都过去了。尽管在我办公室里一些学生是记笔记的，贝克利却不愿费这个事。我能因此而怪罪他吗？不会，因为我当年话语不多，不光是对他，对其他人都一样。朋友们和我相仿，都不会指摘他人，也极不适应与人近距离亲密相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自在都会被刻意回避掉了。
偶尔有高中生和当地记者特地造访，想了解我的生活细节，而我少有奉告。移步到我家门口的这些人都是看着那头谄媚的庞然大物——泰坦尼克号——长大的。注意，不是那艘船，而是那部船难电影，里面有个年老、大胆的放荡女人和她透露的那些奇妙的轶事。我只是跟那些记者聊那个用马车运送蔬菜的人，其实这也是陈年往事了。事实上，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人总是记起一段过往，然后又对这次回忆进行一番回顾，如此重复不已，如同在游乐室里，一个人的影像在相向的镜子间反射不已。要经过多次回忆，我才能想起自己六岁时的光景、系带靴子和水手领的硬挺衬衫——这些细节我也跟人提过——这些都定格在我床头桌上的一张褐白色照片里。这是我户内摆放的唯一一张照片。或许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可是一百年的光阴把那个小孩和我现在的形骸隔开，对我来说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贝克利的第一封信很短，主要还是讲他对于这次能有此“良机”和“我的艾米莉”沟通的愉悦之情。我继续读下去。他显然待在一条山脊一侧某个树林里的一所木屋里。他不清楚所处方位，但他“感到到处弥漫着迪金森的气息”。我有些好奇那种“气息”究竟是当地哪一种山货，它应该是某种玉米提炼物（提炼物指酒。——译注）。据他说，姐妹会会员给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虽说没那么友好。他原本以为会住在别处哪儿的一个房间里，而不是在这所“乡野宫殿”里，屋畔还有条“小溪”总是“潺潺作响”。姐妹会带来了各种物资，帮他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有咖啡、茶叶、糖、听装牛奶、面粉、硬饼干、咸马肉。我现在列出的最后这几样东西有些夸张，不过这些主食作为“主要”食品显得比较怪异，我仿佛觉得我正在读的这封信出自一位前往俄勒冈地区的拓殖者，而不是一位正在实习的研究生。
这所“乡野宫殿”有两个房间。用作贝克利卧室的那间有张床、一张枫木梳妆台，从唯一的那扇窗户看出去，越过高大的松树林，可以望见一条卵石遍布的山涧。另一个房间放满了装着那些文件的板条箱和盒子。她们是怎么得到这些资料的呢？姐妹会是这样说的：有一阵子艾米莉·迪金森和她哥哥奥斯汀·迪金森把一些文件放在了后者的家中，他家就在街上。他把这几箱文件放在地下室里。有一回地下室恐遭水淹，奥斯汀就把这些箱子转移到他在市区的律师事务所里去了。这些箱子最后就被人遗忘了，主要是大家觉得这些文件只是杂乱记载了迪金森家族的一些生活事务，没什么用。1865年奥斯汀·迪金森心脏病发去世后，这些箱子就由他的秘书保管。这位女士怀着一股热忱牢牢掌控着这些文件。这股热忱来自坚韧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显然又源自老迪金森的拜伦式的头发和坚毅的下巴。这个老处女秘书（名叫玛格丽特·庞希·夏姆沃斯）是这个文学社团的创立人之一。
为什么姐妹会坐拥这些宝贵的资料却又这样低效和秘密地使用它们呢？对此她们是这样解释的：关于艾米莉·迪金森的其余文件都在哈佛大学。哈佛给姐妹会造成了巨大的焦虑。连不是业内翘楚的贝克利也认识到姐妹会相当多的担忧明显出于妄断。然而假如哈佛的那些“大人们”获悉这些文件，他们早就会屈尊来到这所小木屋的。他们资金充裕，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贪念，假如不是这些姐妹会成员——纯朴的她们不会同意这桩廉价的交易——要么就是她们的后人。本着秘密行事的精神，她们在帕马火车站迎接贝克利。她们想了解这些文件的价值，想掌控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们招募了贝克利加入她们的事业，毕竟她们之中没有一位文学学者。当然，在招募了贝克利之后，她们之中还是没有一位文学学者。不过我觉得那样说就跑题了。 六月里温暖的一天，贝克利到达了车站，天朗气清，帕马的苦厄还伤不到他。他走下列车，背着个帆布背包。迎接他的是五个中年女子，体型不一，但令人不安的是，都留着严格齐整的发缝，滑顺的头发梳编于颈后，正是艾米莉·迪金森在她一张公开的照片中的形象。木屋的具体位置他可拿不准，接他的是一种改装过的货运车。他乘坐的后厢安装了长凳，没有窗户。
我问自己，盒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我拿起第二封信，日期是6月12日。我用力按压信纸很久以来的折叠部位，抚平上面的褶皱。
贝克利写道，盒子里装了一大堆食品加工收据、打毛线的式样、装货单、管道维修的已结账单、待结的木匠活账单、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的学费催缴单、当地奶制品店的账单、到访牧师的布道通知、新牧工的工作指南、经年的植物种子储存包、压制的褐色干花——这些东西就像一团飞旋翻腾的碎石，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偶尔会松开束缚，抖落出来一样有价值的东西：艾米莉的一封亲笔信，抑或更妙的是，一首诗。
用贝克利的话来讲，“大部分是垃圾，但有些不是。”
作为一种特别的消遣，贝克利抄录了一封信的某一段。他认为这封信是艾米莉的手笔，是某部寄出去的定稿的草稿：
假如名声属于我，我不会逃离它。假如它不眷顾我，那最长的日子会在追逐中超过我，那么放出我的狗就可以拯救我。我更喜欢裸足自在的平凡生活。
贝克利说他不知其意，但他知道艾米莉·迪金森极为钟爱她的狗卡洛，而且或许除了偏爱白色连衣裙外，她还喜欢光着脚走动。
6月19日的第三封信显示贝克利开始感受到被流放的不宁。一只流浪狗出现在他的窗外。他喜欢狗，就打开前门去放一碗牛奶。那只狗居然怒张犬牙，从那块空地的边缘全速冲过来，试图攻击他。贝克利勉强逃进屋，砰的一声从身后关上门。他背顶着门站好，那狗兀自扑挠木门不已，最终悻悻离去。贝克利心头狂跳，碗紧扣在胸口，牛奶已经浸湿衬衫，滴到裤子前侧。姐妹会来了一个人，她从门廊处叫他，他还惊魂未定，衣服也还没换。他把她拉进屋躲避，告诉她那只白牙森森的祸害还在屋外徘徊。她却说没看到过狗，倒有可能是条狼。在贝克利看来，那应该是只圣伯纳德犬，那女人只是很冷静地让他平复一下心情。她带来了补给——牛奶、黄油、盐、橘子和砂锅土豆，土豆根据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算是对他良好表现的犒劳。土豆量很足，贝克利觉得光靠吃它就能撑好几天了。贝克利问那个女人他是否可以跟她回城，毕竟他已经独自在这儿待了半个月了，但她摆手拒绝了。他把文件都看完了吗？还没有？那有点让人失望啊。像他这样健壮的小伙子是不应该怕一只狗的。
他继续分拣文件，自认为找到了几封有意思的信件和便条，当然这些东西最终已经以不同的面目成诗并流传于世。随后他坦承他开始害怕某种事物，尽管他耻于承认这一点。在夜里他听到大型动物在木屋周围走动，对他来说它再也不是一座“乡野宫殿”了。一只兔子散落的躯体被丢弃在门边，他愈加不安。
第四封信最有价值，里面记载了一首诗，当然是没有题目的。
智慧总教导我们
女孩子们要会用刀
要从深山的各处跃起
浓密的枝叶已把群山掩蔽
在夜色的那抹宝石红里，蜂拥奔出，
带着猎狗翻山越岭
直到牢牢按住他——动弹不得！
锋利的刀映照着我们的脸庞。
最后一行被小括号括起来，还打了个问号。另外还有几句诗句，在贝克利看来是备选诗句。
“在污秽之地的深处。”
“尽管他已经支离破碎。”
还有一句平淡却语带预示：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赛跑。”
贝克利判断诗人对这首诗一直都不满意，他认为（我也是）若不是写在治疗毒藤伤的土方背面的话，这首胡乱涂写的诗早就被扔掉了。
第五封信最短。一上来贝克利就表示了歉意。他说他不能再和姐妹会的人待在一起了，因为他发现她们的组织的某件事情让他深感不安。他这样写道：
之所以想写艾米莉·迪金森，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我应该还是坚持写麦尔维尔的，哪怕我看起书来很慢。我想亲口告诉您姐妹会想干什么。我想要是我把它写下来的话听上去会有多疯狂。假如我是您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只想说我有生命危险，如果我出了什么事，那一定是姐妹会干的。我的食物已经不多了。砂锅土豆几天前就吃完了。拂晓我就步行去最近的市镇。
您诚挚的，
卡森·贝克利
有一点让我感到难受，那就是我注意到贝克利在信封上把地址只写了一半，“印克黎斯”只写了“印克”，仿佛他突然意识到这封信这辈子都寄不出去了，另外那几封他按要求委托姐妹会代寄的信也是一样。
我放下信。这封信肯定是他遇害前几天写的。姐妹会这些人是谁？我想到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者们，那些酗酒的女祭司们。她们会喝到近乎疯癫，然后奔跑过古希腊的森林，把路上遇到的任何东西撕成碎片。但是这群姐妹不是女祭司，她们是艾米莉·迪金森的崇拜者。女祭司们带着狼群一起奔跑，而不是行为失常的圣伯纳德犬。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当然，那条小径已经少有人去了，甚至可能都被重新铺过了，但是我觉得去做一点小调查还是值得的。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整理好我羊毛开衫的前襟，大胆地迈向电话机。查号台帮我查到了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号码，很快一阵快速的铃声开始在远方的安姆赫斯特响起。是斯拉特斯基女士本人接的电话。她用很清脆的声音问候我，好像跟谁通电话都是这么随和。
“斯拉特斯基女士，”我开了腔，“我是巴修·任。”
“哦，”她回答。“我们认识吗？”
“您在你家的墙里发现了一些信件，然后你出于好意，就把它们寄给我了。”
“您就是那个教师，好像有一百岁了吧。” “我是一个退休教授。”
“哇，”她说。“真厉害。”随后是短暂的沉默。
“很感谢你特地把信寄给我。”
“那没什么，”她说。“愿意效劳。”
又是阵沉默。“我听说你祖母的事了，我很难过。”
“您听到了些什么？”斯拉特斯基女士问。“等等。您是我祖母的朋友吗？”
“我们以前认识。”这种时候我很乐于撒谎，我还没完全想好该如何和斯拉特斯基女士打这一通电话。我只知道我想掌握一些大致的信息，当然结果不会尽如人意。但是如果我是这位祖母的朋友的话，我总会听到些什么。我开始编造了一些大萧条时期我追求她的细节。“她走了有多长时间了？”
“您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打住了。
“因为去年我们得安排她搬出去。所以我就住进来了，但是我祖母没死，她还早着呢。当然，也不是说有那么早，因为她也九十岁了。对不起。跟您这么大岁数的人这样说挺没礼貌的。谁知道呢？说不定她还能再活二十年。我是说，那种事就——”
“这么说她住院了？”
“哦，那倒不是。她住养老院。她拄拐杖，走不动楼梯了。我们都担心她会把整座房子都烧掉。她总开着火炉。”
“你能告诉我那家养老院的名字吗？”
“她住在北安姆赫斯特的快乐橡树养老院。哇，我一直不知道她还有个朋友。我以为谁都死了。对不起，我不该总是——”
“才不是呢，”我宽慰她道。“你对我帮助很大，你人很好。”
汽车钥匙挂在门边的钩子上。我看了看驾照。如我所料，它都过期五年了，不过我在更早的时候就不开车了。车况其实还好，是一辆1995年产的本田雅阁，现在都是住在隔壁的小女孩梅根在开。我付给她一笔适量的钱，让她载我去买日常杂物或者跟人会面。为了不麻烦她，我总安排她放学后做这些事。汽车保险是额外一笔开销，其实我也可以打出租车，有时不方便我就是坐出租出去的。不过我乐于雇梅根开车，甚至我还借车给她和朋友去短途旅游。有一次去做理疗的路上，我去拿放在后座上的外套，发现了一只贴箔的包装盒。我知道那里面放过一只避孕套。想到梅根还在我的车里跟人做爱，确实感觉很怪，但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也不。我记起自己过去也喜欢做这类事情。事隔多年，曾经的亲密恍如虚构。我已经记不起最后一次同别人肌肤相亲是什么时候了。我想起人们回忆吃龙虾或看电影这类事时总会说“我记不起来上一次……”，还有，如果真花点时间回忆一下，他们其实也能想起来。他们可不像我这样，要同这么多年的日期打交道。至于梅根怎样使用这辆车，只要对她有意义，随她好了。我对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还车时要加满油，再有就是不要调整驾驶员的座位。
因此，当十年中第一次坐在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脚够不到那些踏板，从后视镜也看不到后面时，我感到手足无措。我肯定是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缩小，现在的尺寸多半跟一个11岁孩童的身高差不多。衣服穿在身上都是松松垮垮的，不过我总结过，因为我基本上穿的都是羊毛织物，而我却几乎不把它们送去洗涤——我想我的裤子都已经嫌长了。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最近几次诊治过程中医生都没跟我提缩小这件事，不过在过去十年里，医生也没跟我叮嘱过什么，只是告诉我“你就照你现在的样子生活下去”。
尽管车子嘎吱作响不是个好兆头，我试了两次，终于把汽车开出了车库。很快我就向伯恩桥方向驶去。时逢六月，阳光灿烂，前来海角的车流移动缓慢。我却一路快速向前，畅通无阻，总会看到一些新一点儿的车子突然调整方向，射向左车道。我记起来自己近20年来都没离开过海角，上一次是参加奥法特丝姬女士在辛汉的葬礼。我有义务出席葬礼。我是见证了她致力于英语系建设的唯一健在的教职员。我漫想起早已不在人世的同事——浴缸里的希拉里·哈特、瓦尔登湖里的埃里克·赫伯特·沃特森，转而又思忖会有什么降临到我身上。
有些日子里我会忘记戴上助听器，梅根来的时候会使劲敲门窗直到我最后开门。我会在厨房里发现她在大喊，她快速眨着眼睛，嘴巴不停开合着，不过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嘴里塞了袜子似的。我知道她很害怕发现我死了。这种害怕完全在理，我不想让人失望。受到希拉里·哈特的启发，我想过赤条条坐在浴缸里，鼓起嘴发出最后那声恐怖的叹息，等待死神的到来——要很长时间吗？这种恐怖的场面很合我意。我不喜欢趿着拖鞋、手掌蜷曲、脑袋低垂、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上突然就发生的死亡，那种“他就这样悄悄地走了”的死亡，那种“他没遭罪，可怜的人”式的死亡。这些想法有点病态，不过想想将来再自然不过了。在102岁这个年纪，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横亘在我和死亡之间。按照概率和逻辑，死亡可以、将会、也本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我寻思多久才可以到安姆赫斯特，觉得应该加大油门。一会儿我就很自信地开上了495号州际公路，时速45英里。
四十年前，卡森·贝克利也前往安姆赫斯特，他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对自己的命运也一无所知。他在信里说得明白，一旦他遭遇不测，必定是姐妹会干的。如今贝克利入土多年，而这个女人（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祖母）终于要为她当年的行为给个说法了。要么她或许能回答关于贝克利的几个问题，之后我会让她继续玩纸牌、看肥皂剧，或者跳那种神秘的“老年人尊巴舞”。楚洛的社区活动中心定期举办这种健身舞蹈，它在楚洛以西这一带是一个特色活动。但是姐妹会到底想掩盖什么秘密呢？我记起来警察告诉我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失踪了——猫和年轻男子。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就寄给姐妹会的我那张护照上的照片，还把它和贝克利的照片做了比较——那时我年近七十。我想起其他那些申请过那份实习职位的学生。几乎都是女生，除了贝克利外还有另一个男生，应该叫亚历克斯，他严重的过敏症状显而易见。姐妹会需要一个健康的年轻男生，我就给她们派去一个。经过斯德桥出口时，我回忆起她们文具纸的标识：葡萄藤和葡萄。我想起了那只恶狗、午夜里动物踯躅之声和那只死兔子。“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这些女人使用葡萄藤标识，偏爱年轻小伙，信纸叠成三折，使用无窗货车和朽木箱子，她们到底是谁？ 我把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拐杖上，把自己的身子尽量拔高——尽管这很费力。“那么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出了什么事？”
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眼睛看过来，我正站在她的拐杖旁边，“你想知道答案？”
“当然。”
她的回应是把假牙放回嘴里，活动了一番牙龈和嘴唇，直到感觉舒适了。她又把手在粉红色丝绒长裤上擦了擦。“把拐杖拿给我。”
我把拐杖拖过去给了她，她撑着拐杖站了起来。
“你想知道答案？答案在树林里。”
“在树林里？你是说远在夏茨博利附近的树林里？”
“不对，朋友，”她答道。“答案就在这儿，在这片树林里。你走过去就能看到。”
尽管她说得很明白，但这个名叫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的人看上去有点痴呆。
“我看这不可能。”
“我谅你也看不出来。但这是事实。答案就在那儿，就看你敢不敢过去看了。”
我盘算着也许正好可以奚落一下姐妹会这个还活着的怪物。我抓起手杖，往前走了几步。
“接着走，”她说。“就算是你也可以走得更快点的。”
我又走了几步。她手紧抓住拐杖站在那儿，看着我。我觉得这一切很荒唐，可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林子里有只啄木鸟在啄着什么，但被绿荫遮住了，我想去找一下，假装看见后再折返。或许那时她就会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了。拿定主意后我继续走完余下的几步，来到草坪的边缘。我回头看看周围，发现至少还有12个人，但他们的情形和大厅里的那帮人差不多——都坐在椅子或长凳上，在适当的位置上晒太阳。我在想他们是否还能动弹，是否还能看清楚六英尺以外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好奇，是否林子里真有什么。如果没有，那更好。我分开葡萄藤幕，走到两棵桦树中间，离开了平坦开阔的草坪。
那股气味扑人。里面有腐尸。我以为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或许很含蓄，因为她浸淫迪金森作品多年。她也许在用这种暗喻告诉我卡森·贝克利的遭遇。我探头往里看，可什么都没看见。我用手杖尖探地，试着往前走。又走了几英尺，我看见了第一只松鼠。它被肢解，已死无疑。一阵微风拂过它尾巴上的软毛，仿佛它还在动，即便其早已丧命。两英尺外又是一只死松鼠，肠子散落在小小的肚子外面。再往里，我分辨出一块斑纹皮毛。她还没收手，这个姐妹会成员，这个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她还没罢手。我听到身后一根细枝的折断声，心知深陷险境。一汪阳光给了我暖意，我勇敢地转过身，想看看身后是什么。她站在那儿，这个姐妹会成员，手拄着拐杖，头发梳得紧直。她眼神怪异地盯住我，如蛇般阴骘。头顶上，松鼠们发出警告，摇动着枝叶，但我纹丝未动，声音哽塞。“你们……姐妹会……”我说道，已是怒惧难语。
“你想说我们什么？”她说。
“你们是恶魔！酒神的女祭司！”
“你才是恶魔！”她说。“你一点都不了解艾米莉·迪金森。”
这个姐妹会成员扔掉拐杖，上前一步，又一步，龇牙怒目，向我迫近。
我请他进来。他坐在硬挺的小椅子上。其他教授办公室里都布置有温暖舒适的家具，反而助长了学生停留更长时间。他向我致以中西部人特有的那种爽朗的微笑，不过我知道他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
“你是卡森·贝克利，对吧？”我问道。
“是的。”
“今天阳光灿烂，是什么把你带到我这个阴暗的洞穴里来的？”
“呃，我需要一些帮助。”
“真的？”我笃信他确实需要帮助，不过我忘记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谁的了。我快速翻阅着一本毫无干系的黄色便笺簿，希望能激起记忆。“纳塞尼尔·霍桑？”
“赫曼·麦尔维尔。”
“啊，”我回应道。“那麦尔维尔的进展如何？”
“您看，问题就在这儿。”他双手放在长裤的膝盖部位，目光远远地看过来直视着我。“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
“已有的研究？”
“那也是。”卡森的手梳过浓密的黑发，仿佛要解放一个受困于发间的思绪。“我不知道麦尔维尔是否是我的菜。”
“是你的菜吗？”
“不是。当然，我想麦尔维尔确实很棒。谁不会这么想呢？”
“那当然。”
“在希莉（希拉里的昵称。——译注）死之
前……”
“希莉是……？”
“我说的是哈特教授。哈特教授死前我曾和她讨论过这件事，讨论过很多。”
“这件事指？”
“我的博士论文。她认为我应该坚持研究美国人。但是或许刚开始的时候，研究内容不要太……”
“太难？”
“太长。”
“那么你选了什么作为你的研究课题呢？”我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挨过他那几百页论文的批改过程，还有就是为什么必须要鼓励贝克利先生浪费后面的这三四年，因为到头来我和其他同事仍将别无选择，只能不让他过关。
卡森点点头，神色严肃，仿佛我们意见取得了一致，随后他下巴用力一顿，宣布道，“我对艾米莉·迪金森感兴趣，我想知道她的一切。”
在那个煦暖的春日，卡森·贝克利的身躯在我办公室里蒙尘的板上投下阴影，那时他决心已定。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对这次会面记忆犹新，因为自从卡森·贝克利被发现死于谋杀之后，我得在脑海里把这一幕过好多遍。贝克利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只想尽量少读些资料来完成博士学业。他就是强加给我的一次无趣的学术操练。贝克利表示他想研习关于艾米莉·迪金森的所有资料。他以为这很容易办到。鉴于我是艾米莉·迪金森研究专家，他投到我的门下。我指导的大部分学生都是认真而普通的女生。她们似乎认为在发掘迪金森秘密的过程中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其实除了身为男性和自满之外，贝克利并无过人之处。尽管他的确由于缺乏研究方向而转投我的门下，从而制造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利用他的研究。我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吗？当然。是我杀了他吗？当然不是。我也从没收到过他原本可以带回来给我参阅的那些文件。但是那个姐妹会——她们曾拒绝了我那么多更有才华、更有造诣、更有能力的学生——接受了他。我只能猜想是他的外表帮了他。他真是一个帅哥。
我提到的姐妹会是一个文学社的董事会。那个文学社的正式名称叫作“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但少有人用。姐妹会成员都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姆赫斯特——迪金森的出生、生活和去世之地，声称拥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文件。她们并没做任何事情来让我相信这些文件的价值，但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我必定会从中收获匪浅。
跟卡森·贝克利不同，我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迪金森。我在青年时代就钻研她的作品，都是些被明显“编辑”过、被简化的拙劣之作。长久以来我都认为这些作品的编辑，即梅波鲁密斯·托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歇金森，对诗人造成了严重的曲解。尽管被编辑得面目全非，但是这些极富穿透力的诗句里有种东西暗示：诗人是个非凡的天才。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都会注意到这些诗句风格存在冲突。我下定决心复原这些作品，使其原本的感染力和原创美重见天日。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借助诗人的原始稿件，摒弃编辑所做的那些老套的修改。
我的论文主题即为此，当年我正埋头做论文，却遇上希特勒决定入侵波兰。我那年读研究生时的岁数已经不小了。我的军伍技能和我的体育素质同样不堪，但凡稍具一点反应力的人都不会挑我到他的团队里去的，但我的德语知识使我成为有用之人。我在欧洲服役，一直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几年后我一边做论文，一边做过数种教职，住在毕肯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以其老宅、砖铺人行道和皇家马厩原址而闻名，是波士顿最为人称道和最昂贵的街区之一，不少政要名流居住于此。——译注）的一套地下室公寓里。从公寓与街面水平的有利位置上，我几乎能判断出鞋履光鲜的富裕一族。我还在埋头梳理迪金森的信件、辨认改动的笔迹、纠缠于句法。这期间我了解到，一位私立中学（是劳伦斯维尔私立中学）的教师和我研究兴趣相仿，而且她正要（不过还在准备）出版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专著。但该专著随后一年就问世了。
我感觉很糟，别人也替我可惜。我的学术无懈可击，我的写作视野宽阔而又重点突出，但现在已无计可施。我想编纂“新”迪金森诗集出版的事宜再没能落实，尽管我设法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这些论文富有意义，凭借它们和我撰写的艾米莉·迪金森的传记，我在新设不久的印克黎斯大学晋升教授。我保有这份教职一直到我1980年退休。迪金森的那本传记《地下室里的美人鱼》流传甚久，助我赢得终身教职。不过那本书在绝版之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很明显，我研究中所使用的很多信件是伪造的，我专著中提供的信息经证实并不正确。我从一个研究生（他自称是迪金森的亲戚）手上买了那些信件。后来我了解到他带着我给的那沓钞票，放弃了学习，溜到古巴去了。我财力困窘，也无心任教，却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我在印克黎斯大学任教期间并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我先是认认真真地发表论文，随后就没那么敬业，再后来索性都不发表论文了。我注意到管理部门并不在意我是否发表了论文，他们只在意学生缴了学费有课可上，还有就是学校能继续授予学位。在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我认为卡森·贝克利有可能成为恢复我的学术名望的关键。当时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这种状态。
时光再倒退五年，我开始收到“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写来的信。信件都由系主任转交给我，但那都是我们系备受尊重的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者埃里克·赫伯特·沃特森溺亡以后的事了：他横渡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东部康科德城，距波士顿不远，因梭罗《瓦尔登湖》而闻名于世，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池塘，英文（Walden Pond）实以池塘（pond）名之。——译注]时一条大腿抽筋，像块石头一样沉了下去。或者说根据他身穿泳裤沉于湖底的尸身，那是我们所能推理出的最合逻辑的结论了。信件系手写，直截了当，语句较平实。“亲爱的赫伯特·沃特森教授，我们手上有一些艾米莉·迪金森的文件……正在寻找一位实习生……性情合适，等等。提供小额奖学金、免费食宿。需说明实习目的。请提供成绩单和近照。”怪异的是，信头的图标是一束葡萄和以藤蔓的扭曲造型表示的字母“E”和“D”。
像我们这种学术圈内的人经常收到奇怪而简略的信函，而且说实话，一半的学人都收到过。这封信唤醒了我蛰伏已久的学术兴趣。当这种兴趣萌发时，我把猎奇心错会成焦虑。但其实只是好奇而已。我赶忙写信，打印简历，叠信纸，贴好邮票，脚步轻快地跑到邮箱，就像年轻了几岁似的。投邮时我还在犹豫，列举已发表论著时不标注日期对方是否会接受，但我随即又想，姐妹会真想知道的话肯定还会问的。我随后返回办公室等候回复。
四天后我收到回信，依旧是写在那种葡萄束式样的文具纸上。信里说申请填写得不完整。怎么不见近照？我最近一次拍的照片还是不久前给护照准备的。我很不情愿地寄出去一张备用照，因为拍照时光照不佳，很不合适地突出了我的颌部。为什么姐妹会非得要一张照片呢？几天后她们来信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对她们的憎恨加深了。原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然而来年春天我邮箱里又来了一封信。这次不是写给赫伯特·沃特森，而是直接写给我的，她们又要求选派实习学生（学生这两个字底下加了着重号），同样要附寄近照。我对姐妹会的收藏品确实好奇，就真的推荐过学生们申请那个“实习职位”。有一次，我去北安普敦拜访一位退休后住到那儿的同事。途中我一时兴起，驱车五英里左右来到安姆赫斯特，想试试去说服姐妹会和我共享这些资料。但我没有她们的地址（所有来信上都只列了一个邮箱）。而奇怪的是，艾米莉·迪金森故居（现在变成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没听说过这些女士。或者至少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想接触到这些资料的愿望谈不上有多强烈，但我就是好奇，而贝克利急于一试，也愿意和我分享他的发现。
学期结束，我回到在楚洛的小屋，享受一下咸味的空气，也像往年的夏天一样埋头阅读：文学传记、亨利·詹姆士（美国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是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也以文学评论、剧作和散文著称。——译注）、轻批评，还有长久以来我的最爱——依迪丝·哈米尔顿[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与研究者（1867—1963）。——译注]的作品。偶尔一位友人或同事会来度周末，我就准备一些蒸龙虾或蒸玉米，或者开车出去弄一篮子炸蛤蜊。但这个夏天和往年夏天一样，孤单随温暖的阳光一同恣肆。秋天一回校，在被塞爆了的工作邮箱里，我发现了卡森·贝克利的一封来信。他的实习申请被批准了。从六月到八月的上半月，他准备都待在安姆赫斯特翻阅那些文件。他感谢我介绍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还盼望能参加九月份我的讨论会。该讨论会题为“通信和后果：在后期维多利亚社会中作为沟通工具的信件”。我站在办公桌前挑选信件，一边浏览着这封信，一边就把它推离视线，顺势送进了办公桌右边的垃圾桶。当然现在就是九月份了，贝克利连第二次的周二下午的讨论例会都没来参加，我不禁猜想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我也记不清警方是何时开始调查的，但他们开始了行动。他们对我进行了全面的询问。我早把“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的每一封来信都扔掉了，这真愚蠢。看上去，我所提到的那些信件和我那番贝克利六月份就离开去实习的陈述，就是贝克利前往安姆赫斯特的仅有的合法证明了。很明显“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这个组织并不存在。那个探员询问了系主任，还好他依稀记得曾经给过我一封写给赫伯特·沃特森的信，接着又是询问系行政秘书奥法特丝姬，后者证实了我的说法——她记起来曾把这些信件塞进过我的信箱。直到那时，探员才相信了我。安姆赫斯特与夏茨博利交界附近有一座奥瑞恩特峰。两天后，在前往这座山峰的一条小径旁，在一条山涧里，贝克利遭受重创的尸体被发现了。警方随即又传讯了我。但我一无所知。我能告诉他们的就是我怀疑可怜的贝克利和希拉里·哈特之间发生过关系，可希拉里在贝克利遇难之前就去世了，所以这只不过是条卑劣的补充报道罢了——这对印克黎斯大学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声誉又是个打击。
在发现贝克利尸体后的数周内，各种细节浮出水面。他的一条胳膊被从肩膀上扯下来，出现在离他残躯咽气——明显是被扔过去的——二十英尺多远的地方。在尸体周围，警察找到了一头鹿、四只松鼠、一只狐狸和一只家猫的尸体，所有这些动物都遭受了与贝克利相似的残害。调查范围随后扩大了——很明显，在其他年份，其他的一些年轻人和家猫也失踪过。大脚怪的传言散布开来，还有人说是外星人。说不定美洲狮又重新出现了。这种传闻非常适合小道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就没人再提了。姐妹会再没来过一封信。退休后我回到楚洛，与世隔绝，偶尔才会有当地的记者发现我独居于此——我现在已经102岁了——这很引人注意。 在过去我不怎么会去想卡森·贝克利。有一次他母亲来了封信，提到他有多么地敬仰我，她认为我对此会心存感佩。我很难相信这点，然而这种俗套的沟通确实使我暗自庆幸我没结婚，也从没要过孩子，而且父母过世也近75年了。生活就是这样了，直到那只UPS快递公司递送的盒子出现在我的门口。十年前我就不再订货了，因为我预期自己活不过九十的，所以我看到快递员的人影挡在门口时有些惊讶，他的须发已全部灰白，那穿着褐色短裤的样子让人很想发笑。但这包裹确实是寄给我的，巴修·任，荣休教授，诸如此类。包裹是哪儿来的呢？是一个叫作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人寄来的。她住在马萨诸塞州安姆赫斯特的盖博路317号。
我用鹿角柄的信封切刀割开封包胶带，一股尘灰味如幽灵般升起。我拿起里面那张手写的便条，上面的字迹潦草，缠绕在一起。
任先生您好，
我翻新厨房时需要砸掉一面墙，墙里面塞着的就是你手上的这些信。这房子原来是我祖母的。她为人有些怪，比如会做出把信砌进墙里这样的怪事。我本来要扔掉这些信的，但它们都有年头了，而且都是寄给您的。我给您工作过的大学打电话问您是否还健在。（我原以为您不会那么高寿的。恭喜！）所以就把它们寄过来了！我的厨房现在看上去很棒，光线也更充足了，不过我丈夫认为我们敲掉了一根承重梁，房子会塌下来。
您真挚的，
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
里面附有五个信封。全都是“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的各型信封，信封盖上面那些葡萄束的标识就是证明。信都是寄给我学校邮箱的，都没有写信人地址，不过卡森·贝克利的名字就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年轻人笔迹匆匆。
我当然想知道贝克利身上都发生过什么。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他根本没有抵达车站——至少没有目击者能证明他在站台上出现过，不过售票员觉得他是在前一站，帕马站或什么的，就下车了。然而那说不通啊。贝克利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贝克利到过安姆赫斯特，除了树林里他的饱受戕害的尸骸，还有就是他从布鲁克林家中寄给我的那封信，信里说他申请实习成功了。他没在当地任何一家餐馆里吃过饭，也没去过邮局。安姆赫斯特是个大学城，暑期里人口只有学校上课时的三分之一，很安静；所以很奇怪居然没人见过这个英俊的青年，如果他别无所长的话——女招待是不会忘记他那种人的。
我倒了些V-8饮料，拿着那些信封坐到桌边。在低低的碎裂声里，鹿角柄切刀割开了第一个信封。我展开信纸，一团粉状、邪恶的霉菌带着股陈湿味从纸上散开。写信日期是1976年6月5日。我决定拆开所有信封以便依次阅读，然而我急于想看最先露出来的那几行，它们让我想起贝克利那只在过去40年里静止不动的手：那可怜的男孩那只被撕下而扔到一边的手（连同右臂）——除非他是左撇子，那样的话他临死之际那条常用的胳膊和手毕竟还在身上。但是还有谁能记得他是用哪只手写字的呢？毕竟好多年都过去了。尽管在我办公室里一些学生是记笔记的，贝克利却不愿费这个事。我能因此而怪罪他吗？不会，因为我当年话语不多，不光是对他，对其他人都一样。朋友们和我相仿，都不会指摘他人，也极不适应与人近距离亲密相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自在都会被刻意回避掉了。
偶尔有高中生和当地记者特地造访，想了解我的生活细节，而我少有奉告。移步到我家门口的这些人都是看着那头谄媚的庞然大物——泰坦尼克号——长大的。注意，不是那艘船，而是那部船难电影，里面有个年老、大胆的放荡女人和她透露的那些奇妙的轶事。我只是跟那些记者聊那个用马车运送蔬菜的人，其实这也是陈年往事了。事实上，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人总是记起一段过往，然后又对这次回忆进行一番回顾，如此重复不已，如同在游乐室里，一个人的影像在相向的镜子间反射不已。要经过多次回忆，我才能想起自己六岁时的光景、系带靴子和水手领的硬挺衬衫——这些细节我也跟人提过——这些都定格在我床头桌上的一张褐白色照片里。这是我户内摆放的唯一一张照片。或许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可是一百年的光阴把那个小孩和我现在的形骸隔开，对我来说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贝克利的第一封信很短，主要还是讲他对于这次能有此“良机”和“我的艾米莉”沟通的愉悦之情。我继续读下去。他显然待在一条山脊一侧某个树林里的一所木屋里。他不清楚所处方位，但他“感到到处弥漫着迪金森的气息”。我有些好奇那种“气息”究竟是当地哪一种山货，它应该是某种玉米提炼物（提炼物指酒。——译注）。据他说，姐妹会会员给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虽说没那么友好。他原本以为会住在别处哪儿的一个房间里，而不是在这所“乡野宫殿”里，屋畔还有条“小溪”总是“潺潺作响”。姐妹会带来了各种物资，帮他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有咖啡、茶叶、糖、听装牛奶、面粉、硬饼干、咸马肉。我现在列出的最后这几样东西有些夸张，不过这些主食作为“主要”食品显得比较怪异，我仿佛觉得我正在读的这封信出自一位前往俄勒冈地区的拓殖者，而不是一位正在实习的研究生。
这所“乡野宫殿”有两个房间。用作贝克利卧室的那间有张床、一张枫木梳妆台，从唯一的那扇窗户看出去，越过高大的松树林，可以望见一条卵石遍布的山涧。另一个房间放满了装着那些文件的板条箱和盒子。她们是怎么得到这些资料的呢？姐妹会是这样说的：有一阵子艾米莉·迪金森和她哥哥奥斯汀·迪金森把一些文件放在了后者的家中，他家就在街上。他把这几箱文件放在地下室里。有一回地下室恐遭水淹，奥斯汀就把这些箱子转移到他在市区的律师事务所里去了。这些箱子最后就被人遗忘了，主要是大家觉得这些文件只是杂乱记载了迪金森家族的一些生活事务，没什么用。1865年奥斯汀·迪金森心脏病发去世后，这些箱子就由他的秘书保管。这位女士怀着一股热忱牢牢掌控着这些文件。这股热忱来自坚韧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显然又源自老迪金森的拜伦式的头发和坚毅的下巴。这个老处女秘书（名叫玛格丽特·庞希·夏姆沃斯）是这个文学社团的创立人之一。
为什么姐妹会坐拥这些宝贵的资料却又这样低效和秘密地使用它们呢？对此她们是这样解释的：关于艾米莉·迪金森的其余文件都在哈佛大学。哈佛给姐妹会造成了巨大的焦虑。连不是业内翘楚的贝克利也认识到姐妹会相当多的担忧明显出于妄断。然而假如哈佛的那些“大人们”获悉这些文件，他们早就会屈尊来到这所小木屋的。他们资金充裕，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贪念，假如不是这些姐妹会成员——纯朴的她们不会同意这桩廉价的交易——要么就是她们的后人。本着秘密行事的精神，她们在帕马火车站迎接贝克利。她们想了解这些文件的价值，想掌控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们招募了贝克利加入她们的事业，毕竟她们之中没有一位文学学者。当然，在招募了贝克利之后，她们之中还是没有一位文学学者。不过我觉得那样说就跑题了。 六月里温暖的一天，贝克利到达了车站，天朗气清，帕马的苦厄还伤不到他。他走下列车，背着个帆布背包。迎接他的是五个中年女子，体型不一，但令人不安的是，都留着严格齐整的发缝，滑顺的头发梳编于颈后，正是艾米莉·迪金森在她一张公开的照片中的形象。木屋的具体位置他可拿不准，接他的是一种改装过的货运车。他乘坐的后厢安装了长凳，没有窗户。
我问自己，盒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我拿起第二封信，日期是6月12日。我用力按压信纸很久以来的折叠部位，抚平上面的褶皱。
贝克利写道，盒子里装了一大堆食品加工收据、打毛线的式样、装货单、管道维修的已结账单、待结的木匠活账单、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的学费催缴单、当地奶制品店的账单、到访牧师的布道通知、新牧工的工作指南、经年的植物种子储存包、压制的褐色干花——这些东西就像一团飞旋翻腾的碎石，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偶尔会松开束缚，抖落出来一样有价值的东西：艾米莉的一封亲笔信，抑或更妙的是，一首诗。
用贝克利的话来讲，“大部分是垃圾，但有些不是。”
作为一种特别的消遣，贝克利抄录了一封信的某一段。他认为这封信是艾米莉的手笔，是某部寄出去的定稿的草稿：
假如名声属于我，我不会逃离它。假如它不眷顾我，那最长的日子会在追逐中超过我，那么放出我的狗就可以拯救我。我更喜欢裸足自在的平凡生活。
贝克利说他不知其意，但他知道艾米莉·迪金森极为钟爱她的狗卡洛，而且或许除了偏爱白色连衣裙外，她还喜欢光着脚走动。
6月19日的第三封信显示贝克利开始感受到被流放的不宁。一只流浪狗出现在他的窗外。他喜欢狗，就打开前门去放一碗牛奶。那只狗居然怒张犬牙，从那块空地的边缘全速冲过来，试图攻击他。贝克利勉强逃进屋，砰的一声从身后关上门。他背顶着门站好，那狗兀自扑挠木门不已，最终悻悻离去。贝克利心头狂跳，碗紧扣在胸口，牛奶已经浸湿衬衫，滴到裤子前侧。姐妹会来了一个人，她从门廊处叫他，他还惊魂未定，衣服也还没换。他把她拉进屋躲避，告诉她那只白牙森森的祸害还在屋外徘徊。她却说没看到过狗，倒有可能是条狼。在贝克利看来，那应该是只圣伯纳德犬，那女人只是很冷静地让他平复一下心情。她带来了补给——牛奶、黄油、盐、橘子和砂锅土豆，土豆根据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算是对他良好表现的犒劳。土豆量很足，贝克利觉得光靠吃它就能撑好几天了。贝克利问那个女人他是否可以跟她回城，毕竟他已经独自在这儿待了半个月了，但她摆手拒绝了。他把文件都看完了吗？还没有？那有点让人失望啊。像他这样健壮的小伙子是不应该怕一只狗的。
他继续分拣文件，自认为找到了几封有意思的信件和便条，当然这些东西最终已经以不同的面目成诗并流传于世。随后他坦承他开始害怕某种事物，尽管他耻于承认这一点。在夜里他听到大型动物在木屋周围走动，对他来说它再也不是一座“乡野宫殿”了。一只兔子散落的躯体被丢弃在门边，他愈加不安。
第四封信最有价值，里面记载了一首诗，当然是没有题目的。
智慧总教导我们
女孩子们要会用刀
要从深山的各处跃起
浓密的枝叶已把群山掩蔽
在夜色的那抹宝石红里，蜂拥奔出，
带着猎狗翻山越岭
直到牢牢按住他——动弹不得！
锋利的刀映照着我们的脸庞。
最后一行被小括号括起来，还打了个问号。另外还有几句诗句，在贝克利看来是备选诗句。
“在污秽之地的深处。”
“尽管他已经支离破碎。”
还有一句平淡却语带预示：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赛跑。”
贝克利判断诗人对这首诗一直都不满意，他认为（我也是）若不是写在治疗毒藤伤的土方背面的话，这首胡乱涂写的诗早就被扔掉了。
第五封信最短。一上来贝克利就表示了歉意。他说他不能再和姐妹会的人待在一起了，因为他发现她们的组织的某件事情让他深感不安。他这样写道：
之所以想写艾米莉·迪金森，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我应该还是坚持写麦尔维尔的，哪怕我看起书来很慢。我想亲口告诉您姐妹会想干什么。我想要是我把它写下来的话听上去会有多疯狂。假如我是您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只想说我有生命危险，如果我出了什么事，那一定是姐妹会干的。我的食物已经不多了。砂锅土豆几天前就吃完了。拂晓我就步行去最近的市镇。
您诚挚的，
卡森·贝克利
有一点让我感到难受，那就是我注意到贝克利在信封上把地址只写了一半，“印克黎斯”只写了“印克”，仿佛他突然意识到这封信这辈子都寄不出去了，另外那几封他按要求委托姐妹会代寄的信也是一样。
我放下信。这封信肯定是他遇害前几天写的。姐妹会这些人是谁？我想到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者们，那些酗酒的女祭司们。她们会喝到近乎疯癫，然后奔跑过古希腊的森林，把路上遇到的任何东西撕成碎片。但是这群姐妹不是女祭司，她们是艾米莉·迪金森的崇拜者。女祭司们带着狼群一起奔跑，而不是行为失常的圣伯纳德犬。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当然，那条小径已经少有人去了，甚至可能都被重新铺过了，但是我觉得去做一点小调查还是值得的。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整理好我羊毛开衫的前襟，大胆地迈向电话机。查号台帮我查到了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号码，很快一阵快速的铃声开始在远方的安姆赫斯特响起。是斯拉特斯基女士本人接的电话。她用很清脆的声音问候我，好像跟谁通电话都是这么随和。
“斯拉特斯基女士，”我开了腔，“我是巴修·任。”
“哦，”她回答。“我们认识吗？”
“您在你家的墙里发现了一些信件，然后你出于好意，就把它们寄给我了。”
“您就是那个教师，好像有一百岁了吧。” “我是一个退休教授。”
“哇，”她说。“真厉害。”随后是短暂的沉默。
“很感谢你特地把信寄给我。”
“那没什么，”她说。“愿意效劳。”
又是阵沉默。“我听说你祖母的事了，我很难过。”
“您听到了些什么？”斯拉特斯基女士问。“等等。您是我祖母的朋友吗？”
“我们以前认识。”这种时候我很乐于撒谎，我还没完全想好该如何和斯拉特斯基女士打这一通电话。我只知道我想掌握一些大致的信息，当然结果不会尽如人意。但是如果我是这位祖母的朋友的话，我总会听到些什么。我开始编造了一些大萧条时期我追求她的细节。“她走了有多长时间了？”
“您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打住了。
“因为去年我们得安排她搬出去。所以我就住进来了，但是我祖母没死，她还早着呢。当然，也不是说有那么早，因为她也九十岁了。对不起。跟您这么大岁数的人这样说挺没礼貌的。谁知道呢？说不定她还能再活二十年。我是说，那种事就——”
“这么说她住院了？”
“哦，那倒不是。她住养老院。她拄拐杖，走不动楼梯了。我们都担心她会把整座房子都烧掉。她总开着火炉。”
“你能告诉我那家养老院的名字吗？”
“她住在北安姆赫斯特的快乐橡树养老院。哇，我一直不知道她还有个朋友。我以为谁都死了。对不起，我不该总是——”
“才不是呢，”我宽慰她道。“你对我帮助很大，你人很好。”
汽车钥匙挂在门边的钩子上。我看了看驾照。如我所料，它都过期五年了，不过我在更早的时候就不开车了。车况其实还好，是一辆1995年产的本田雅阁，现在都是住在隔壁的小女孩梅根在开。我付给她一笔适量的钱，让她载我去买日常杂物或者跟人会面。为了不麻烦她，我总安排她放学后做这些事。汽车保险是额外一笔开销，其实我也可以打出租车，有时不方便我就是坐出租出去的。不过我乐于雇梅根开车，甚至我还借车给她和朋友去短途旅游。有一次去做理疗的路上，我去拿放在后座上的外套，发现了一只贴箔的包装盒。我知道那里面放过一只避孕套。想到梅根还在我的车里跟人做爱，确实感觉很怪，但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也不。我记起自己过去也喜欢做这类事情。事隔多年，曾经的亲密恍如虚构。我已经记不起最后一次同别人肌肤相亲是什么时候了。我想起人们回忆吃龙虾或看电影这类事时总会说“我记不起来上一次……”，还有，如果真花点时间回忆一下，他们其实也能想起来。他们可不像我这样，要同这么多年的日期打交道。至于梅根怎样使用这辆车，只要对她有意义，随她好了。我对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还车时要加满油，再有就是不要调整驾驶员的座位。
因此，当十年中第一次坐在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脚够不到那些踏板，从后视镜也看不到后面时，我感到手足无措。我肯定是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缩小，现在的尺寸多半跟一个11岁孩童的身高差不多。衣服穿在身上都是松松垮垮的，不过我总结过，因为我基本上穿的都是羊毛织物，而我却几乎不把它们送去洗涤——我想我的裤子都已经嫌长了。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最近几次诊治过程中医生都没跟我提缩小这件事，不过在过去十年里，医生也没跟我叮嘱过什么，只是告诉我“你就照你现在的样子生活下去”。
尽管车子嘎吱作响不是个好兆头，我试了两次，终于把汽车开出了车库。很快我就向伯恩桥方向驶去。时逢六月，阳光灿烂，前来海角的车流移动缓慢。我却一路快速向前，畅通无阻，总会看到一些新一点儿的车子突然调整方向，射向左车道。我记起来自己近20年来都没离开过海角，上一次是参加奥法特丝姬女士在辛汉的葬礼。我有义务出席葬礼。我是见证了她致力于英语系建设的唯一健在的教职员。我漫想起早已不在人世的同事——浴缸里的希拉里·哈特、瓦尔登湖里的埃里克·赫伯特·沃特森，转而又思忖会有什么降临到我身上。
有些日子里我会忘记戴上助听器，梅根来的时候会使劲敲门窗直到我最后开门。我会在厨房里发现她在大喊，她快速眨着眼睛，嘴巴不停开合着，不过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嘴里塞了袜子似的。我知道她很害怕发现我死了。这种害怕完全在理，我不想让人失望。受到希拉里·哈特的启发，我想过赤条条坐在浴缸里，鼓起嘴发出最后那声恐怖的叹息，等待死神的到来——要很长时间吗？这种恐怖的场面很合我意。我不喜欢趿着拖鞋、手掌蜷曲、脑袋低垂、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上突然就发生的死亡，那种“他就这样悄悄地走了”的死亡，那种“他没遭罪，可怜的人”式的死亡。这些想法有点病态，不过想想将来再自然不过了。在102岁这个年纪，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横亘在我和死亡之间。按照概率和逻辑，死亡可以、将会、也本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我寻思多久才可以到安姆赫斯特，觉得应该加大油门。一会儿我就很自信地开上了495号州际公路，时速45英里。
四十年前，卡森·贝克利也前往安姆赫斯特，他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对自己的命运也一无所知。他在信里说得明白，一旦他遭遇不测，必定是姐妹会干的。如今贝克利入土多年，而这个女人（艾玛·迪金森·斯拉特斯基的祖母）终于要为她当年的行为给个说法了。要么她或许能回答关于贝克利的几个问题，之后我会让她继续玩纸牌、看肥皂剧，或者跳那种神秘的“老年人尊巴舞”。楚洛的社区活动中心定期举办这种健身舞蹈，它在楚洛以西这一带是一个特色活动。但是姐妹会到底想掩盖什么秘密呢？我记起来警察告诉我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失踪了——猫和年轻男子。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就寄给姐妹会的我那张护照上的照片，还把它和贝克利的照片做了比较——那时我年近七十。我想起其他那些申请过那份实习职位的学生。几乎都是女生，除了贝克利外还有另一个男生，应该叫亚历克斯，他严重的过敏症状显而易见。姐妹会需要一个健康的年轻男生，我就给她们派去一个。经过斯德桥出口时，我回忆起她们文具纸的标识：葡萄藤和葡萄。我想起了那只恶狗、午夜里动物踯躅之声和那只死兔子。“艾米莉·迪金森姐妹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这些女人使用葡萄藤标识，偏爱年轻小伙，信纸叠成三折，使用无窗货车和朽木箱子，她们到底是谁？ 我把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拐杖上，把自己的身子尽量拔高——尽管这很费力。“那么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出了什么事？”
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眼睛看过来，我正站在她的拐杖旁边，“你想知道答案？”
“当然。”
她的回应是把假牙放回嘴里，活动了一番牙龈和嘴唇，直到感觉舒适了。她又把手在粉红色丝绒长裤上擦了擦。“把拐杖拿给我。”
我把拐杖拖过去给了她，她撑着拐杖站了起来。
“你想知道答案？答案在树林里。”
“在树林里？你是说远在夏茨博利附近的树林里？”
“不对，朋友，”她答道。“答案就在这儿，在这片树林里。你走过去就能看到。”
尽管她说得很明白，但这个名叫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的人看上去有点痴呆。
“我看这不可能。”
“我谅你也看不出来。但这是事实。答案就在那儿，就看你敢不敢过去看了。”
我盘算着也许正好可以奚落一下姐妹会这个还活着的怪物。我抓起手杖，往前走了几步。
“接着走，”她说。“就算是你也可以走得更快点的。”
我又走了几步。她手紧抓住拐杖站在那儿，看着我。我觉得这一切很荒唐，可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林子里有只啄木鸟在啄着什么，但被绿荫遮住了，我想去找一下，假装看见后再折返。或许那时她就会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了。拿定主意后我继续走完余下的几步，来到草坪的边缘。我回头看看周围，发现至少还有12个人，但他们的情形和大厅里的那帮人差不多——都坐在椅子或长凳上，在适当的位置上晒太阳。我在想他们是否还能动弹，是否还能看清楚六英尺以外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好奇，是否林子里真有什么。如果没有，那更好。我分开葡萄藤幕，走到两棵桦树中间，离开了平坦开阔的草坪。
那股气味扑人。里面有腐尸。我以为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或许很含蓄，因为她浸淫迪金森作品多年。她也许在用这种暗喻告诉我卡森·贝克利的遭遇。我探头往里看，可什么都没看见。我用手杖尖探地，试着往前走。又走了几英尺，我看见了第一只松鼠。它被肢解，已死无疑。一阵微风拂过它尾巴上的软毛，仿佛它还在动，即便其早已丧命。两英尺外又是一只死松鼠，肠子散落在小小的肚子外面。再往里，我分辨出一块斑纹皮毛。她还没收手，这个姐妹会成员，这个玛格丽特·迪金森·夏姆沃斯。她还没罢手。我听到身后一根细枝的折断声，心知深陷险境。一汪阳光给了我暖意，我勇敢地转过身，想看看身后是什么。她站在那儿，这个姐妹会成员，手拄着拐杖，头发梳得紧直。她眼神怪异地盯住我，如蛇般阴骘。头顶上，松鼠们发出警告，摇动着枝叶，但我纹丝未动，声音哽塞。“你们……姐妹会……”我说道，已是怒惧难语。
“你想说我们什么？”她说。
“你们是恶魔！酒神的女祭司！”
“你才是恶魔！”她说。“你一点都不了解艾米莉·迪金森。”
这个姐妹会成员扔掉拐杖，上前一步，又一步，龇牙怒目，向我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