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民族气派和价值追求在审美方面的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中华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天人和谐、尽善尽美、诗性人生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美学精神。敬仰自然，也关注人文;感受美情、又重视道德;追求境界，却不离世俗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对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探究与总结，不仅有助于我国文艺创作的发展，而且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引导人们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天人和谐;尽善尽美;诗性人生;美育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职业大学2018年度校科研基金项目“中华美学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方法探究”（20182107）及“十三五”教改研究项目（JY20170226）;2016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42）研究成果。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概念并作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要求后，学术界掀起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热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特质进行分析、阐述，并结合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其实践价值与弘扬路径。中华美学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核心价值追求在审美方面的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不仅能助力我国文艺精品的创作、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而且对我国美育建设具有深层的指导和启发意义。本文将从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构成的思想根源入手，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并对其美育意义进行简要陈述。
一、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构成的思想根源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美学中的核心概念、范畴、命题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审美倾向和人生理想的凝聚，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它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中，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为载体，也融合现当代文化与审美实践的精髓，是一个开放、包容、面向时代的命题。要想准确地把握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首先就要考察中华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思想根源。中华文明是一种传统的陆地农耕文明，与西方海洋与航海而带来的对于自然的征服欲和由此而逐渐产生的“个体自由原则”不同的是，人们十分看重自然的恩赐，神化自然之天，相信天人感应，而且十分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后来，随着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宇宙与世界的本源和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也就成为一种具有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构成。
从本体论层面看，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形成了“有机本体论”思想。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指出：“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1]无论是“太极”“道”“气”还是“理”“心”“性”这些本体论意义上对宇宙生成的探索，都是在一种自然大化流行的范围内进行的，都关注着宇宙的整体运行及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体现在自然观上就是人与自然、宇宙万物之间的有机关联、一气化成、生命相感的和谐之态。基于此，也就有了“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观念。这种“有机本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在“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西方美学家们延续了西方哲学对世界本源的探索模式，倾向于将美归结为某种实体，于是就产生了“美是理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观点。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没有过分去探求美的本质，而是更加关注美的生成过程与美的现实存在。美学范畴、思想的形成也受到“有机本体论”的影响，比如“气”这一哲学本体论范畴在美学中应用广泛。庄子将“气”与“审美心胸”相连，他主张“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世间》）。“听之以气”就是消除主客及物我的差异，以人的自然之气去应和天地万物自然之气，这样就能感受到生命和天人和谐之美。“气”在文学、书画评价中也是重要的范畴之一。《文心雕龙》中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等表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真画一划，见其生气”，而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这都可以窥见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独特情感，也体现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概念和中华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它一方面体现出自然天道，具有本源性与超越性，另一方面又不离万物。这些美学范畴的自然性和超越性的内涵特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价值论层面看，中国哲学、美学将价值存在根植于现实世界，又超拔、趋向于理想世界而点化升华现实世界，这就使得中华美学在价值选择与关注点上与西方美学有了极大差异。我们可以用“超验的追问”来概括西方文化和美学对于价值的追求方式，“所谓超验的追问，是一种外在的、二元的、抽象的、实体的、目的的、对象性的追问”[2]。上文中也已经提到，西方学者一直在探求一个终极价值的本源，一个先天存在的实体，所以就有了此岸与彼岸、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人间与天堂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存在。人们想要通过艺术和审美去达到那个彼岸自由世界。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至美的，现实世界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康德将美看作知识与道德、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桥梁，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到彼岸世界的跨越。中华美学不像西方美学一样“求真”，着重于探索美的本质，而是更加重视美的功能。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华美学不仅不否定现实世界，而且美就是要為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服务的，所以也就产生了重道德与伦理的中华美学精神，即使中华美学追求真，也不是西方科学真理意义上的真，而是道德伦理层面的真。中华美学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不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生，但是要实现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内在超越。如果说西方美学在主客二分基础上体现出的是一种超验的理性的精神，那中华美学则是“天人合一”思想下的超越的诗性精神，尤其是在人生价值方面，“诗性人生”无疑是现实世界中的另一种价值与态度追求。 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和论述也只是为了研究逻辑与表述的清晰，实际上，由于中华传统文化话语的特殊性，两个层面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本体论中体现着价值选择，价值论影响着本体建构。在“天人合一”这一庞大的思想观念下，形成了关注自然、社会、人生三维的和谐的、诗性的、尽善尽美的中华美学精神。
二、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三个维度
（一）天人和谐：敬仰自然，也关注人文
“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和”有“中和”“和谐”之意，与西方美学史上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开端所形成的“美是和谐”的思想极为不同的是，中华美学所关注和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数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的和谐，正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人的关注，不仅直接体现于文艺作品中，也体现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范畴和艺术创作理论中。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自然”不仅是自然宇宙万物及其运行过程，也包括哲学思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及事物本性，而对价值意义层面的追求，终究还是要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关注和自然美的体味才能达到。中国文人的笔下不乏对自然的敬仰与歌颂，不管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崇高体验、“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态度，又或是“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人格气节，都体现出了古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和谐融洽之态。王夫之也以“天地妙合而化成者”来评论诗歌是人的心灵、精神和自然万物契合的产物。
不仅是诗歌创作，书画也是如此。《周易》中有圣人“观物取象”的论述，传说伏羲通过模仿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创造了八卦，而文学艺术中“意象”的形成与“易象”的创造是相通的。成中英曾说：“美是主体精神与客体自然以及两者间的创造性的和谐统一关系或过程。”[3]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美也无从产生，所以重写意的中国绘画既重视师法自然，又重视人的精神感悟，最终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唐代画家张璪曾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论，“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画家的内心感悟。后来明代王履也在其《华山图序》中阐明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创作理念，成为中国古代绘画中“师造化”的又一代表人物。而石涛《画语录》中“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思想则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生命情感与自然界的客观物象交融互渗、和谐互动的过程。
书法也是如此。中国文字本就为象形文字，书法家更是离不开对自然物象的模拟与领悟，东汉书法家蔡邕曾揭示书法的自然本源性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九势》）书法中的“形体之势”应符合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的规律，所以后世才以“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孙过庭《书谱》）等自然形象来形容笔法的变化多端和千姿百态。但是，书法并非仅是对自然万物的摹写，更是人心与自然妙合的产物，所以，清代刘熙载提出“书当造乎自然”的观点，他认为书法不是照抄照搬自然，而是经过人的创造再回到自然。
中华美学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人文的关注散见于各类诗词歌赋、书画名篇和思想理论中，不胜枚举。楼宇烈先生曾指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修养，除此之外，楼先生还将“以天为则”作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优秀传统进行论述[4]。而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秉承了这一精神要义和优秀传统，形成了在关注人的价值的同时，敬仰、善待自然的天人和谐的中华美学精神。
（二）尽善尽美：感受美情，又重视道德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华美学十分重视美的实用性。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和诗教文化，古人用文学艺术来展现人的情感，规范人的情欲，以服务于伦理秩序的构建，实现社会人伦之“和”。有人认为这是中华美学缺乏独立性，沦为道德和伦理学附庸的体现，其实不然。我国古代不乏情感充沛的诗词书画等美的艺术珍品，我们不是用道德来否定、掩盖美，而是用道德来节制过分的情欲，以实现真正的美情，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儒家认为情感是人性的客观存在，不能压制压抑，但是可以节情导欲，正所谓“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所以，儒家重视乐教和诗教，通过音乐和诗歌既使人们的情感得以满足，又将“情”规范在“礼”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尽美矣，又尽善矣”的状态。《荀子·乐论》开篇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音乐，是快乐的体现，是人的情感不可避免的，人不能没有快乐之情，但是这种快乐的情感也不能毫无节制，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古代圣贤提倡“雅乐”，反对“郑声”，主张寓理于情、凝练节制。《乐论》中还提到“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可见音乐并非仅有社会统治这一个功能，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人的情感，使人感受到美情的滋养。诗教也是如此。孔子言：“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礼记》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古代的诗教最初专指《诗经》对人的教化作用，我们既可以从《诗经》中感受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美好爱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琼琚”的珍贵友情、“兄弟既翕，和乐且湛”的家族亲情，也可以体悟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家国之情。在情感吟咏之中，也实现了各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和融合，达成了社会人伦的和谐。
其实，中国美学史是一部“情感”与“道德”博弈而企图达到和谐的历史。如果文学艺术中的“道德”因素过重，过于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而使“情感”受到压制、审美作用不能实现时，就会走向重“情”的一端。由于秦汉一统时期对文学艺术的政治限制，魏晋时期可谓是一个突破限制，而达到审美自觉的时代。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言寡情而鲜爱”，“缘情”说是对“言志”说的一种批判或补充，更加突出了诗歌的艺术特征。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他和陆机一样，也提倡文学艺术中真切情感的表达，所以，魏晋时期有很多情真意切、气韵生动、意境悠远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但是，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主张下，也出现了纵情任欲、放浪形骸、沉溺酒色、醉生梦死之徒。唐朝承前启后，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在肯定情感作为艺术的重要特征的同时，又重举道德和实用之旗。在文学领域，陈子昂高唱“风骨”“兴寄”，反对齐梁时期的绮丽颓靡文风;白居易继承儒家美学的思想，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重提文章和诗歌对社会及人伦的教化作用。在绘画领域，著名画家、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便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而自唐代王维兴起的文人画既将情感寄托于天地自然之间，也把儒家的“比德”思想传承发扬开来，以山水的广阔来象征文人的广阔心胸，以梅兰竹菊的傲、幽、坚、淡来表现文人不慕富贵、坚毅刚强、宁静淡雅的人格品质和精神追求。经过宋明理学时期道德、天理对情感的压制后，明清时期又再次复归，但到此时，即使是提倡“至情”的汤显祖也关注着艺术对人的道德导引，提出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的理念。 这些经过多代传承与发展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追求，我们既不追求纯粹的情感表达，也不希望将艺术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傀儡，而是用艺术方式抒发、体验美情，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感沟通、交流，也在情感沟通中完成核心价值的弘扬，达到尽善尽美。
（三）诗性人生：追求境界，却不弃世俗
首先，我们在这里所提的“世俗”并非是庸俗、俗气之意，而是指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中华文化中的诗性传统就体现在“既深切于现实具体的生活，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境界”[5]。现实世界总会因权力、利益和欲望的角逐而显现出丑陋、繁杂、黑暗的一面，现实人生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或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哲人和艺术家不是否定和逃离现实世界，也不去追寻超脱于此世、此生的彼岸或永恒，而是选择与世俗世界和平相处，通过寄情自然，进行艺术创作来实现生命的自由与超越。
诗性人生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和人生态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时，如何处理物与我、有与无、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人生的核心问题。在朝廷腐败、世事混乱之时是选择隐匿于山林，不问世事，还是相竞于朝野，苟且偷生？庄子的思想为古代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更具价值的道路，他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出了一片自由的精神沃土。庄子非常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种修养和儒家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不同，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实现“刳心”，也就是洗心，洗去贪欲智巧之心，洗去功利目的之心，从现实世界的物物相逐和功利相争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无己”而非“克己”的状态来关照世间万物，所谓“无己”就是“突破智巧物欲所限制的‘小我’，而通向宇宙的‘大我’”[6]206。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消除主客体对立关系的审美状态。有些学者认为，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是消极出世的，陈鼓应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庄子“游”的境界是一种艺术境界，而“‘游心’之说，乃庄子以一种艺术精神而入世的心态”[6]236。庄子否定的仅仅是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却并未否定现实生活，他高扬精神生命的价值，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陶渊明、苏轼等知识分子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在面对政治腐败、朝廷倾轧或自身贫困时淡然处之，通过诗文绘画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抒发自身的济世情怀。陶渊明隐居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并非是消极的避世，他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现实黑暗和腐败政权的批評，他的诗文不仅体现出他高尚的人格和高远的境界，而且也蕴含着他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和自身的社会理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这就是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不去关注得到多少回报，而是以淡然的心态尽伦尽职，他通过诗歌、耕作、自然的方式巧妙地实现了与现实生活的和解。苏轼的一生也是充满诗性精神的一生，他一生三次遭受贬谪，在失意之时用诗歌绘画来实现精神上的救赎，在被贬黄州之时他创作了著名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失意之时并未选择沉沦，而是展现出了他的旷达人格和超脱境界，并且在心灰意冷之际仍然表达出他的经世之心，“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南康望湖亭》）。通过文学艺术涵养心性，淬炼人格，提升境界，与世俗世界和平共处并有所作为，这便是中国文人阶层的选择，也是诗性人生的核心。
三、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美育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美育人的传统，这和中华美学对人文的关注、道德的重视和境界的追求是息息相关的。近代以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大家吸收借鉴西方美育思想的精髓，大力提倡和弘扬美育，期望通过美育来更新国人之思想，培养“完全之人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文艺发展和美育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美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了“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教育改革要求，国务院也在2015年9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期美育工作进行阶段性部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再一次强调美育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中华美育精神与中华美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前者主要是对中华民族灌注于审美实践中的精神的理性的学术的抽象与概括，而后者则主要是指中华民族通过审美实践如何育人，这是理性思维与应用实践的关系”[7]。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根本便是要挖掘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和价值观念来引领新时代美育工作，充分发挥中华美学精神的美育意义。
当前学界对于美育的内涵有了较为清晰和统一的认知，美育不单是美术教育、艺术教育，更是审美教育，我们通过美育要实现的是人格素养的培育、人生智慧的养成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美育的核心是使人成其为真正的人，艺术创作技能仅是过程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受文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网络发展的多重影响，人们的眼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审美和价值选择，一方面，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正在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经典文化进行压制，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中的娱乐倾向、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正在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认知;另一方面，西方当代艺术思潮的涌入，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反思艺术价值，启迪人们对于日常行为的思考，但是后现代艺术中暴力、血腥、色情的一面给人类心灵和精神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华美学精神所展现出的天人和谐、尽善尽美、诗性人生的核心价值取向能更好地引导我国美育建设的方向，体现着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艺术精品能实现审美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双重引领。
中华美学精神中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价值和美育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疫情肆虐等问题的出现，人们普遍意识到生态问题不是单靠自然科学就可以解决的难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人类不再高高在上、无所畏惧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才是工作的核心。中华美学对于自然的认知并未停留在对于自然美的描绘上，它强调的不仅是自然对于人的审美价值，更是自然与人文的内在和谐互动。如前文所述，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想之下的，相别于西方美学站在主客二分和人类主体的视角审视自然，中华美学营造的是一个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审美世界，通过这个“审美世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从而激发人们从内在情感出发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仰，而且也能找到人在自然万物之中的价值，“以天为则”和“以人为本”并非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价值选择，我们也可以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高扬人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人与自然的關系外，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审美教育的内在要求，与德育重理论说教不同，美育可以在审美的潜移默化中实现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引导。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中华美学精神中蕴含着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以审美情感为中介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力量，它通过情感的共鸣来实现人伦之和、社会之和。随着网络传播的快速发展，肤浅化、娱乐化的文艺作品铺天盖地，有些只重视辞藻的华丽，而无实质性内容，甚至充斥着暴力、色情、拜金的价值观念，与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形神兼备的中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坚持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以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为导向，强化美育建设，引导人们在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中涵养心性、培育道德、提升境界。
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层面就是人自身，或是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在这个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每天从事着重复的工作，机械劳动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工作以外的时间也被生活琐事所占据，精神世界的安宁被很多人遗忘在角落。科技的发展、物质的追逐、名利的争夺让很多人迷失自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如何在世俗世界中实现精神的超越，真正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美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过分沉溺于功利之中，就会心为物役，极容易因为一时的失意而郁郁寡欢，我们就应该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中华美学精神中的诗性因素、情感特质和境界追求能帮助人们反思当前的生存状态，传递一种身心和谐、精神自由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可以使人渐渐抛却浓郁的功利性，从小我的得失中超脱出来，追求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
[2]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6.
[3]成中英，刘翠丽.中国美学中美的动态化过程：诗画交融的创造性和谐[J].世界哲学，2004（2）：85-87.
[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46.
[5]金雅.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旨趣及其当代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18（6）：59-64.
[6]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仲呈祥.以中华美学精神做好美育工作——学习《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有感[J].艺术教育，2018（21）：34-36.
作者简介：高晓雨，硕士，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天人和谐;尽善尽美;诗性人生;美育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职业大学2018年度校科研基金项目“中华美学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方法探究”（20182107）及“十三五”教改研究项目（JY20170226）;2016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42）研究成果。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概念并作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要求后，学术界掀起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热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特质进行分析、阐述，并结合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其实践价值与弘扬路径。中华美学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核心价值追求在审美方面的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不仅能助力我国文艺精品的创作、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而且对我国美育建设具有深层的指导和启发意义。本文将从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构成的思想根源入手，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并对其美育意义进行简要陈述。
一、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构成的思想根源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美学中的核心概念、范畴、命题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审美倾向和人生理想的凝聚，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它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中，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为载体，也融合现当代文化与审美实践的精髓，是一个开放、包容、面向时代的命题。要想准确地把握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首先就要考察中华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思想根源。中华文明是一种传统的陆地农耕文明，与西方海洋与航海而带来的对于自然的征服欲和由此而逐渐产生的“个体自由原则”不同的是，人们十分看重自然的恩赐，神化自然之天，相信天人感应，而且十分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后来，随着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宇宙与世界的本源和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也就成为一种具有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构成。
从本体论层面看，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形成了“有机本体论”思想。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指出：“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1]无论是“太极”“道”“气”还是“理”“心”“性”这些本体论意义上对宇宙生成的探索，都是在一种自然大化流行的范围内进行的，都关注着宇宙的整体运行及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体现在自然观上就是人与自然、宇宙万物之间的有机关联、一气化成、生命相感的和谐之态。基于此，也就有了“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观念。这种“有机本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在“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西方美学家们延续了西方哲学对世界本源的探索模式，倾向于将美归结为某种实体，于是就产生了“美是理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观点。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没有过分去探求美的本质，而是更加关注美的生成过程与美的现实存在。美学范畴、思想的形成也受到“有机本体论”的影响，比如“气”这一哲学本体论范畴在美学中应用广泛。庄子将“气”与“审美心胸”相连，他主张“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世间》）。“听之以气”就是消除主客及物我的差异，以人的自然之气去应和天地万物自然之气，这样就能感受到生命和天人和谐之美。“气”在文学、书画评价中也是重要的范畴之一。《文心雕龙》中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等表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真画一划，见其生气”，而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这都可以窥见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独特情感，也体现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概念和中华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它一方面体现出自然天道，具有本源性与超越性，另一方面又不离万物。这些美学范畴的自然性和超越性的内涵特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价值论层面看，中国哲学、美学将价值存在根植于现实世界，又超拔、趋向于理想世界而点化升华现实世界，这就使得中华美学在价值选择与关注点上与西方美学有了极大差异。我们可以用“超验的追问”来概括西方文化和美学对于价值的追求方式，“所谓超验的追问，是一种外在的、二元的、抽象的、实体的、目的的、对象性的追问”[2]。上文中也已经提到，西方学者一直在探求一个终极价值的本源，一个先天存在的实体，所以就有了此岸与彼岸、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人间与天堂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存在。人们想要通过艺术和审美去达到那个彼岸自由世界。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至美的，现实世界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康德将美看作知识与道德、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桥梁，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到彼岸世界的跨越。中华美学不像西方美学一样“求真”，着重于探索美的本质，而是更加重视美的功能。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华美学不仅不否定现实世界，而且美就是要為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服务的，所以也就产生了重道德与伦理的中华美学精神，即使中华美学追求真，也不是西方科学真理意义上的真，而是道德伦理层面的真。中华美学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不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生，但是要实现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内在超越。如果说西方美学在主客二分基础上体现出的是一种超验的理性的精神，那中华美学则是“天人合一”思想下的超越的诗性精神，尤其是在人生价值方面，“诗性人生”无疑是现实世界中的另一种价值与态度追求。 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和论述也只是为了研究逻辑与表述的清晰，实际上，由于中华传统文化话语的特殊性，两个层面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本体论中体现着价值选择，价值论影响着本体建构。在“天人合一”这一庞大的思想观念下，形成了关注自然、社会、人生三维的和谐的、诗性的、尽善尽美的中华美学精神。
二、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三个维度
（一）天人和谐：敬仰自然，也关注人文
“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和”有“中和”“和谐”之意，与西方美学史上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开端所形成的“美是和谐”的思想极为不同的是，中华美学所关注和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数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的和谐，正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人的关注，不仅直接体现于文艺作品中，也体现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范畴和艺术创作理论中。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自然”不仅是自然宇宙万物及其运行过程，也包括哲学思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及事物本性，而对价值意义层面的追求，终究还是要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关注和自然美的体味才能达到。中国文人的笔下不乏对自然的敬仰与歌颂，不管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崇高体验、“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态度，又或是“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人格气节，都体现出了古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和谐融洽之态。王夫之也以“天地妙合而化成者”来评论诗歌是人的心灵、精神和自然万物契合的产物。
不仅是诗歌创作，书画也是如此。《周易》中有圣人“观物取象”的论述，传说伏羲通过模仿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创造了八卦，而文学艺术中“意象”的形成与“易象”的创造是相通的。成中英曾说：“美是主体精神与客体自然以及两者间的创造性的和谐统一关系或过程。”[3]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美也无从产生，所以重写意的中国绘画既重视师法自然，又重视人的精神感悟，最终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唐代画家张璪曾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论，“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画家的内心感悟。后来明代王履也在其《华山图序》中阐明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创作理念，成为中国古代绘画中“师造化”的又一代表人物。而石涛《画语录》中“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思想则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生命情感与自然界的客观物象交融互渗、和谐互动的过程。
书法也是如此。中国文字本就为象形文字，书法家更是离不开对自然物象的模拟与领悟，东汉书法家蔡邕曾揭示书法的自然本源性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九势》）书法中的“形体之势”应符合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的规律，所以后世才以“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孙过庭《书谱》）等自然形象来形容笔法的变化多端和千姿百态。但是，书法并非仅是对自然万物的摹写，更是人心与自然妙合的产物，所以，清代刘熙载提出“书当造乎自然”的观点，他认为书法不是照抄照搬自然，而是经过人的创造再回到自然。
中华美学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人文的关注散见于各类诗词歌赋、书画名篇和思想理论中，不胜枚举。楼宇烈先生曾指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修养，除此之外，楼先生还将“以天为则”作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优秀传统进行论述[4]。而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秉承了这一精神要义和优秀传统，形成了在关注人的价值的同时，敬仰、善待自然的天人和谐的中华美学精神。
（二）尽善尽美：感受美情，又重视道德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华美学十分重视美的实用性。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和诗教文化，古人用文学艺术来展现人的情感，规范人的情欲，以服务于伦理秩序的构建，实现社会人伦之“和”。有人认为这是中华美学缺乏独立性，沦为道德和伦理学附庸的体现，其实不然。我国古代不乏情感充沛的诗词书画等美的艺术珍品，我们不是用道德来否定、掩盖美，而是用道德来节制过分的情欲，以实现真正的美情，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儒家认为情感是人性的客观存在，不能压制压抑，但是可以节情导欲，正所谓“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所以，儒家重视乐教和诗教，通过音乐和诗歌既使人们的情感得以满足，又将“情”规范在“礼”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尽美矣，又尽善矣”的状态。《荀子·乐论》开篇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音乐，是快乐的体现，是人的情感不可避免的，人不能没有快乐之情，但是这种快乐的情感也不能毫无节制，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古代圣贤提倡“雅乐”，反对“郑声”，主张寓理于情、凝练节制。《乐论》中还提到“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可见音乐并非仅有社会统治这一个功能，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人的情感，使人感受到美情的滋养。诗教也是如此。孔子言：“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礼记》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古代的诗教最初专指《诗经》对人的教化作用，我们既可以从《诗经》中感受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美好爱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琼琚”的珍贵友情、“兄弟既翕，和乐且湛”的家族亲情，也可以体悟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家国之情。在情感吟咏之中，也实现了各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和融合，达成了社会人伦的和谐。
其实，中国美学史是一部“情感”与“道德”博弈而企图达到和谐的历史。如果文学艺术中的“道德”因素过重，过于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而使“情感”受到压制、审美作用不能实现时，就会走向重“情”的一端。由于秦汉一统时期对文学艺术的政治限制，魏晋时期可谓是一个突破限制，而达到审美自觉的时代。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言寡情而鲜爱”，“缘情”说是对“言志”说的一种批判或补充，更加突出了诗歌的艺术特征。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他和陆机一样，也提倡文学艺术中真切情感的表达，所以，魏晋时期有很多情真意切、气韵生动、意境悠远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但是，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主张下，也出现了纵情任欲、放浪形骸、沉溺酒色、醉生梦死之徒。唐朝承前启后，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在肯定情感作为艺术的重要特征的同时，又重举道德和实用之旗。在文学领域，陈子昂高唱“风骨”“兴寄”，反对齐梁时期的绮丽颓靡文风;白居易继承儒家美学的思想，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重提文章和诗歌对社会及人伦的教化作用。在绘画领域，著名画家、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便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而自唐代王维兴起的文人画既将情感寄托于天地自然之间，也把儒家的“比德”思想传承发扬开来，以山水的广阔来象征文人的广阔心胸，以梅兰竹菊的傲、幽、坚、淡来表现文人不慕富贵、坚毅刚强、宁静淡雅的人格品质和精神追求。经过宋明理学时期道德、天理对情感的压制后，明清时期又再次复归，但到此时，即使是提倡“至情”的汤显祖也关注着艺术对人的道德导引，提出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的理念。 这些经过多代传承与发展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追求，我们既不追求纯粹的情感表达，也不希望将艺术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傀儡，而是用艺术方式抒发、体验美情，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感沟通、交流，也在情感沟通中完成核心价值的弘扬，达到尽善尽美。
（三）诗性人生：追求境界，却不弃世俗
首先，我们在这里所提的“世俗”并非是庸俗、俗气之意，而是指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中华文化中的诗性传统就体现在“既深切于现实具体的生活，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境界”[5]。现实世界总会因权力、利益和欲望的角逐而显现出丑陋、繁杂、黑暗的一面，现实人生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或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哲人和艺术家不是否定和逃离现实世界，也不去追寻超脱于此世、此生的彼岸或永恒，而是选择与世俗世界和平相处，通过寄情自然，进行艺术创作来实现生命的自由与超越。
诗性人生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和人生态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时，如何处理物与我、有与无、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人生的核心问题。在朝廷腐败、世事混乱之时是选择隐匿于山林，不问世事，还是相竞于朝野，苟且偷生？庄子的思想为古代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更具价值的道路，他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出了一片自由的精神沃土。庄子非常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种修养和儒家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不同，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实现“刳心”，也就是洗心，洗去贪欲智巧之心，洗去功利目的之心，从现实世界的物物相逐和功利相争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无己”而非“克己”的状态来关照世间万物，所谓“无己”就是“突破智巧物欲所限制的‘小我’，而通向宇宙的‘大我’”[6]206。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消除主客体对立关系的审美状态。有些学者认为，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是消极出世的，陈鼓应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庄子“游”的境界是一种艺术境界，而“‘游心’之说，乃庄子以一种艺术精神而入世的心态”[6]236。庄子否定的仅仅是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却并未否定现实生活，他高扬精神生命的价值，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陶渊明、苏轼等知识分子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在面对政治腐败、朝廷倾轧或自身贫困时淡然处之，通过诗文绘画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抒发自身的济世情怀。陶渊明隐居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并非是消极的避世，他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现实黑暗和腐败政权的批評，他的诗文不仅体现出他高尚的人格和高远的境界，而且也蕴含着他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和自身的社会理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这就是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不去关注得到多少回报，而是以淡然的心态尽伦尽职，他通过诗歌、耕作、自然的方式巧妙地实现了与现实生活的和解。苏轼的一生也是充满诗性精神的一生，他一生三次遭受贬谪，在失意之时用诗歌绘画来实现精神上的救赎，在被贬黄州之时他创作了著名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失意之时并未选择沉沦，而是展现出了他的旷达人格和超脱境界，并且在心灰意冷之际仍然表达出他的经世之心，“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南康望湖亭》）。通过文学艺术涵养心性，淬炼人格，提升境界，与世俗世界和平共处并有所作为，这便是中国文人阶层的选择，也是诗性人生的核心。
三、中华美学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美育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美育人的传统，这和中华美学对人文的关注、道德的重视和境界的追求是息息相关的。近代以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大家吸收借鉴西方美育思想的精髓，大力提倡和弘扬美育，期望通过美育来更新国人之思想，培养“完全之人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文艺发展和美育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美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了“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教育改革要求，国务院也在2015年9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期美育工作进行阶段性部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再一次强调美育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中华美育精神与中华美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前者主要是对中华民族灌注于审美实践中的精神的理性的学术的抽象与概括，而后者则主要是指中华民族通过审美实践如何育人，这是理性思维与应用实践的关系”[7]。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根本便是要挖掘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和价值观念来引领新时代美育工作，充分发挥中华美学精神的美育意义。
当前学界对于美育的内涵有了较为清晰和统一的认知，美育不单是美术教育、艺术教育，更是审美教育，我们通过美育要实现的是人格素养的培育、人生智慧的养成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美育的核心是使人成其为真正的人，艺术创作技能仅是过程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受文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网络发展的多重影响，人们的眼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审美和价值选择，一方面，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正在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经典文化进行压制，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中的娱乐倾向、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正在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认知;另一方面，西方当代艺术思潮的涌入，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反思艺术价值，启迪人们对于日常行为的思考，但是后现代艺术中暴力、血腥、色情的一面给人类心灵和精神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华美学精神所展现出的天人和谐、尽善尽美、诗性人生的核心价值取向能更好地引导我国美育建设的方向，体现着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艺术精品能实现审美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双重引领。
中华美学精神中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价值和美育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疫情肆虐等问题的出现，人们普遍意识到生态问题不是单靠自然科学就可以解决的难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人类不再高高在上、无所畏惧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才是工作的核心。中华美学对于自然的认知并未停留在对于自然美的描绘上，它强调的不仅是自然对于人的审美价值，更是自然与人文的内在和谐互动。如前文所述，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想之下的，相别于西方美学站在主客二分和人类主体的视角审视自然，中华美学营造的是一个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审美世界，通过这个“审美世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从而激发人们从内在情感出发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仰，而且也能找到人在自然万物之中的价值，“以天为则”和“以人为本”并非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价值选择，我们也可以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高扬人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人与自然的關系外，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审美教育的内在要求，与德育重理论说教不同，美育可以在审美的潜移默化中实现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引导。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中华美学精神中蕴含着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以审美情感为中介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力量，它通过情感的共鸣来实现人伦之和、社会之和。随着网络传播的快速发展，肤浅化、娱乐化的文艺作品铺天盖地，有些只重视辞藻的华丽，而无实质性内容，甚至充斥着暴力、色情、拜金的价值观念，与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形神兼备的中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坚持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以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为导向，强化美育建设，引导人们在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中涵养心性、培育道德、提升境界。
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层面就是人自身，或是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在这个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每天从事着重复的工作，机械劳动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工作以外的时间也被生活琐事所占据，精神世界的安宁被很多人遗忘在角落。科技的发展、物质的追逐、名利的争夺让很多人迷失自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如何在世俗世界中实现精神的超越，真正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美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过分沉溺于功利之中，就会心为物役，极容易因为一时的失意而郁郁寡欢，我们就应该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中华美学精神中的诗性因素、情感特质和境界追求能帮助人们反思当前的生存状态，传递一种身心和谐、精神自由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可以使人渐渐抛却浓郁的功利性，从小我的得失中超脱出来，追求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
[2]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6.
[3]成中英，刘翠丽.中国美学中美的动态化过程：诗画交融的创造性和谐[J].世界哲学，2004（2）：85-87.
[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46.
[5]金雅.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旨趣及其当代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18（6）：59-64.
[6]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仲呈祥.以中华美学精神做好美育工作——学习《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有感[J].艺术教育，2018（21）：34-36.
作者简介：高晓雨，硕士，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