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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支持抗战
周震鳞（字道腴，1875 ～ 1964年）于20世纪初期，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了民主革命诸役，被誉为“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和共产党的诤友”。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携手合作抗日。得知这一消息，已在长沙定居的周震鳞十分高兴，他对家人说：“现在好了，有了共产党，动员全国各界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有一次，他与家人同看《良友画报》，上面登载有延安抗大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一张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和徐特立“延安革命四老”的照片，其中吴、林、徐三人都是周震鳞的老友，而徐特立还与他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周震鳞于1905年创办宁乡师范速成班后任首任校长，破格录取了仅比自己小两岁的“大学生”徐特立。1906年，徐特立又在朱剑凡、周震鳞等人创建的周南女中及周震鳞任首届董事长的修业学校任教。他指着照片对家人说：“这张照片中的四个人，有三人（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是我的旧友故交……他们都是有学识、有主见的革命家，正人君子。20年来，艰苦卓绝地参加革命，这绝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人才济济，是很有希望的。”
文夕大火共烧死2万多人，2/3以上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估计在10亿以上，成为中国抗战史上重大惨案。灾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组成以周震鳞、赵恒惕、仇亦山、彭静仁、胡彦远5人组成的“慰视灾民代表团”，前往长沙各方视察慰问灾民。代表团在长沙城多方视察慰问后，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情况，并请行政院再增拨30万元救济经费，扩大小本贷款，使灾民能进一步安居乐业。事毕，周震鳞返回老家宁乡。
1939年2月，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任代理第九战区司令官（长官陈诚未能到职）。因周震鳞与薛岳的交情可追溯至1922年陈炯明叛变围攻孙中山总统府时，“孙先生早登兵舰，秘书长周震鳞尚坐镇府内，薛公竟登楼，负周突围而出，登兵舰脱险……”薛岳来湘就任由周震鳞主持宣誓仪式。薛岳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和“六政建设”（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和用民），尔后一再表示要“与湘省共存亡”，“死守湖南”。周震鳞全力予以支持，每年薛岳都要求周震鳞列席省议会，周震鳞曾提出多项施政建议。为壮大抗战队伍，周震鳞写信致薛岳，让其侄子周学存（黄埔四期炮科毕业生）重返军队，组织乡邻青年军训。薛岳当即任命周学存为第九战区张岳管区第三自愿兵团团长。由于周震鳞的声望，又见亲侄亲往练兵，军界耆宿、故交多解囊相助，为之征募，很快就募集到3000余众，经十月训练后，开赴河南编入前线部队参加抗战。
影响全家，投身抗战
作为民主革命先驱，周震鳞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深深体会到“国力不强就会受到列强欺负，就会挨打”，于是提倡“科学救国，增强国家实力”，试图通过发展教育和科技来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并以“发奋读书报效国家”的理念教育子女。
周震鳞的长女周世贤因脚有疾，行动不便，从上海启秀女中毕业后，师从邵逸轩等名师，擅长山水国画、书写隶楷。抗战时期，在宁乡一所中学教英语和美术，抗战时期组织师生出墙报、写标语、画宣传画，进行抗战宣传。二女儿周芳选修教育学，自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终生从事教育。抗战时期，坚守阵地，从未离开过讲台。长子周世平（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建筑系，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学成回国。为了将盟国的援华物资运回国，中国政府决定在云南与缅甸边境修筑公路，打通交通要道。1938年，周世平只身来到腾冲，参与修筑滇缅公路，担任工程师兼工段长。当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日军又轰炸频繁。一次，虽牙疼甚剧，他仍抱病到野外勘察，不久即因缺乏治疗而英年早逝，客死他乡，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震鳞的二子周世正正在纽约搜集资料写论文，同时受聘于一家湘籍实业家、巨商李国钦和黄浩然先生开办的华昌公司。他与其他爱国学生一样，在当地积极参与了留学生的抗日活动。他们在原北美学生会、全美学生会、纽约学生会的基础上，联合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周世正任委员，后任该会的代理副会长，参与组织、策划救亡工作。
他们组织留学生到街头、学校、居民区，乃至教堂发表演说，在街头组织募捐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美国人民和当地华侨的支持。1937年8月，周世正与蔡维屏（后任台湾“外交部”次长）、岳尚忠（后任职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一道创办了一份以美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英文月刊《远东》杂志，这个刊物主要刊登与抗日有关的社论、论文、新闻评论。他们三人要完成组稿、撰稿、编辑、翻译、筹措资金以及印刷发行等工作。每期印三四百份，分别邮寄或专送给美国政府和一些团体，以及旅美的一些华侨社团和个人。《远东》杂志的资金完全靠爱国华侨捐款和广告收入维持，华昌公司出资最多。当时周世正在其公司做翻译和掌管文件工作，与企业家联系较多，常向他们讲述抗日情况，争取到不少经济上的支持。每做一次广告，公司就拿出比广告费多得多的费用，有时捐出刊印一期刊物的全部经费。由于得到华侨的捐款和商业广告费，此杂志延续办了一段时期。当时侨居纽约的文人胡适、林语堂、钱端升等教授以及中国驻美国使馆武官郭德权等都向学生作过演讲，还接受过《远东》杂志的采访。 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时，留美学生在纽约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周世正起草了致中国政府电，表达了留学生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周家二子，归国抗战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38年8月，周世正离开美国，返回祖国，投身火热的抗日斗争。周世正回国后不久，由民国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湖南中苏友协主席覃振向张治中推荐，被安排到张治中兼任主任委员的湖南抗战委员会的设计组任副组长。设计组的中心工作是参加全省抗战工作的研究计划等事宜，广泛联络国民党元老、士绅、实业家、共产党员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周世正曾专程拜访徐特立，认真听取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的工作也得到国民党元老、左派覃振、赵恒惕等人的指导。
周世正在读书时就擅长演讲。在抗战委员会任设计组副组长时，他常常带领一个由歌咏、舞蹈、话剧队组成的几十人的文艺宣传队到基层去演出。在演出前他都要做抗日的宣传鼓动，强调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号召民众持久地、积极地抗战，声讨汉奸、卖国贼。1939年9月至年底，周世正开始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班做国际问题专题宣讲，每周两次，讲述日本历史，揭露日本1894年甲午海战后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强调中国抗战不是孤立的，有盟国的支持和援助，抗战必胜。
周世正的另一项工作是收听美英等国的广播，阅读国外报刊，并翻译、摘录有关内容，供张治中等人决策参考。他还兼做联络外侨和外事接待工作。英国“沙鸥号”军舰在长沙湘江水域停泊时，他曾向舰上有关人员介绍“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强调“世界各国要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张治中调离湖南后，周世正还继续做了一段外事工作。
1938年11月开始，周世正创办《人民日报》（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资金一部分源自在美国工作的收入，一部分由周震鳞提供。这份报纸可称之为“家庭报”。周世正任社长，其兄世平（强）为董事长，其堂兄祖培任总编，总经理由其表兄郑仲华担任，聘请杨任之为编辑。稿源主要来自“中央社”的通讯稿，大部分社论出自周世正之手，主要内容是介绍国际国内抗战形势，鼓舞士气，动员湖南民众在政府领导下团结抗战。同时，还以报社名义，多次发起、组织各界向国民军献旗慰问。
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后的当年5月，任命周世正为湖南省政府专员，同时任《国民日报》经理。此间，他写作了《怒吼吧！成吉思汗的子孙》等文章，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展望中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此外，报社还出版过有关抗日的文集和几期快报。
三任县长，誓死抗战
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发展，要求更多的物质资源的投入。地处前线的湖南支前任务更加繁重，兵源、军粮等各项供给更为艰难。周世正此时考虑作为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为前方多做实事。在周震鳞的支持下，他向薛岳提出请求，希望能到基层——县里做具体工作支援前线。1940年5月，周世正到湘东南偏僻的山区、仅有8.5万人口的桂东任县长。1942年5月，周世正被调至湘北地处前线的汉寿县任县长职，至1944年5月。1944年5月起，又被调至湘乡任县长职，直至抗战胜利。
主政桂东县期间，周世正组织在全县范围内的各公共场所张贴有关兵役标语，在总理纪念周（日）到中小学中或在集训保甲人员时宣讲抗日形势，在《桂东民报》上号召民众支援前线。据史料统计，周世正主政桂东县期间，除按省内规定，完成每年200名的征兵任务外，还偿还旧欠兵，积欠抗战兵从1100名降为430名。这些做法，一改过去不得不采取的“抓丁”方法，县内出现了踊跃应征上前线的新气象。周世正在任汉寿县县长职期间，组织招募“青年远征军”，共有几十名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应征入伍，随后开赴西南战场。
为了使前方将士安心军营，英勇抗敌，周世正经常在县里举行劳军活动，对县内驻军不时馈送酒肉进行慰问。积极组织各界公祭阵亡战士，对抗战功勋子女予以免费就学等多方照顾和优待。周世正在桂东、汉寿任职时，积极组织群众为驻军修建碉堡、地堡等工事。开垦荒山，修塘筑坝，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同时还广泛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周夫人梅墀衡（梅颖培）这位宁乡的大家闺秀也走上社会，担任了妇联主任，积极参加到妇女工作中，组织全县各界妇女献金，为战士献寒衣，做军鞋等各项支前活动。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湖南省政府就出台有关决定，省内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后经国民政府中央批准，改为民众抗日自卫团，规定由省主席任总团长，各县市设立抗日自卫分团，由各县市长任分团长。周世正自1940年5月始到桂东、汉寿、湘乡任县长职后，均担任自卫队团长、副团长或自卫队司令等职务。1944年6月19日，日本侵略军自湘潭涟水两岸，并自宁乡分兵三路进犯湘乡县，21日县城沦陷。初到湘乡县任职的周世正兼任自卫队司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配合国军组织、指挥自卫队和民众临时自动组合的抗战武装力量打击小股日军。当时湘乡县的守军，其实仅有一个补充训练师，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为了防守挖筑工事，县成立了民夫大队，共三四百人，完成了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1944年7月2日，湘乡县成立党政战斗指挥部，成立抗战自卫总队，周世正兼总队长，将全县50个乡镇划分为7个办事处，并统一编组警察队和各乡（镇）游击武装为“抗日自卫团”，隶属湘乡县抗敌自卫团，分别在所辖地区牵制敌军兵力，阻滞敌军行动，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将凤音、南薰、弦歌、湘西等8个乡镇的自卫中队，编成第一联乡自卫大队，共有枪600余支，协同第73军88师部队，防守石狮江、大育、蔡石港、新研铺、史家坳一带防线，打击日本侵略军。据资料统计，仅1945年1至4月，湘乡县各地抗日自卫队共参加大小战斗126次，伤敌541名，俘敌3名，毙战马56匹。而自卫队伤亡较少，阵亡官兵4名、伤1名，阵亡士兵28名、伤8名。
1945年4月1日，湘宁区自卫司令部成立，负责指挥湘乡、宁乡自卫团队抗日作战事宜，由宁乡县长陈敦和兼司令，湘乡县长周世正兼副司令，领导两县抗日斗争。1945年8月1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3日周世正与湘乡县各界800多人在县政府临时所在地娄底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尽职尽责，对日追偿
二战结束后，周世正（更名周锡卿）又投入新的战场。为了惩罚战犯，维护世界和平，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麦克阿瑟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战犯。法庭由中、美、英、苏、法、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国代表团组成。11个盟国每一国派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中国方面，由周震鳞的二女婿向哲任检察官组团前往日本。作为代表团赴日第一人，向哲于1946年2月7日飞到东京，开始了审判战犯的工作。向哲为东京审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代表中国，以十分流畅、简练的英语，对辩方进行了批驳，取得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又一次胜利。
1946年5月间，受国际法庭检查处委托，向哲回国招聘既有专业知识、又精通英语、年富力强的青年担任翻译。周世正闻讯后赶赴上海参加考试，并被录用。5月10日左右，他与同时被录用的高文彬、张培基、刘继盛和郑鲁达从上海江湾机场乘美国军用滑翔机到达东京。
抵达东京后，周世正与其他工作人员很快就着手工作。为了摆脱材料匮乏的被动局面，他们冒着酷暑，到处查阅材料，到已封闭的日本御前会议、内阁会议档案库查阅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来往密电及外务省报刊，到内阁图书馆查阅所谓敌国材料以及汪精卫伪政府档案。同时他们还整理出了盟军提供的材料，到战犯关押地点进行调查，夜以继日地筛选、摘抄，把中文证言翻译成英文。“我们整天埋头工作，饿了就啃几片三明治”。大家觉得挺荣幸，更感到肩负的责任。
中国代表团成员除了认真准备、充实材料外，还常常一起研究对辩方律师的策略。有时还在住所内做法庭上的模拟演习。正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精诚团结，忘我工作，终于收集到了足够给罪犯定罪量刑的确凿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日本的基础政策中包括了赔偿与归还政策，制定了原则规定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远东委员会和驻日同盟司令部。远东委员会由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印度11国政府设立，以参加各国的代表组成。中国方面，早在1945年就派了一个庞大的驻日代表团赴日商谈赔偿与归还事宜。该团主要有四个组，第一组为军事组，第二组为政治组，第三组为经济组，第四组为教育组。赔偿及归还工作由第三组经办。1947年6月，中国设立赔偿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简称“接委会”，仍属驻日代表团），展开索赔工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告一段落后，向哲将周世正、张培基、刘继盛和郑鲁达四人介绍到军事代表团任职。
赔偿归还工作，是代表广大中国同胞向日本侵略者清算，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工作。正如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组组长吴半农所云：“大部分为技术专家，且不乏巨匠在内……此等人员皆视达上述目的（参与索赔工作——引者）为一种历史的使命，故当初来日也，无不满怀热望，激昂奋励……”由于第三组即掌管赔偿、归还、贸易以及日本经济调查的经济组，任务十分繁重。周世正后被调至该组接收委员会任技术专员，负责办理文书、事务、会计等工作。他与接委会同事团结一致，认真履行职责，完成了索赔与归还工作。晚年时，周世正常怀着钦佩的心情提起一些前辈和同事。他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拆取日本可以从事侵略战争的工业设备，供我国恢复受侵略损失的工厂用，大家都表现出了振兴我国工业的爱国之心。因此，团结一致，工作积极努力，仅参观临时赔偿方案中列入的工厂，就有100次以上，加上调查、申请、检验、签收和交运赔偿归还物资等，大家工作繁忙劳累而无怨言。”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美国阻挠和干扰，对日本的索赔工作未能如愿实现全部目标，虽“苦斗数载，所得之赔偿设备，略约计之，不过约值美元2000万元，共归还物资约值美金1800万元，共约4000万美元而已。方之我国战时损失，固属九牛一毛，即拟之远东委员会11个盟国所通过之临时赔偿方案，今日所已执行者至多亦不过原案的百分之二三而已。”但是，索赔归还工作的意义、影响是不可以用金钱和物质多少来衡量的。周锡卿（周世正）谈及索赔工作时，无限感慨地说：“国力不强，就要受强国的欺侮。只有国家强盛，国人才能扬眉吐气，个人的命运、前途是与祖国紧紧相连的。”
1949年，周震鳞与湖南民主人士共同提出“湖南自救运动”，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51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对他十分敬重，安排他与家人来北京定居。周震鳞目睹人民政府“簇新盛治”的伟大成就，对祖国前途无限乐观。他回顾自己革命一生，认为为之奋斗的国家强盛的目标已实现，心情十分喜悦，并给业已在日本定居的周锡卿（周世正）去函，介绍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周锡卿（周世正）变卖了在东京丰厚的不动产，于1954年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外语教学工作，任国务院参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为文化教育事业、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周震鳞、周锡卿（周世正）父子为代表的周氏家族的抗战历程，折射和反映出中国千百万个家庭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编辑 杨 琳）
（作者为周震鳞之孙辈）
周震鳞（字道腴，1875 ～ 1964年）于20世纪初期，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了民主革命诸役，被誉为“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和共产党的诤友”。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携手合作抗日。得知这一消息，已在长沙定居的周震鳞十分高兴，他对家人说：“现在好了，有了共产党，动员全国各界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有一次，他与家人同看《良友画报》，上面登载有延安抗大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一张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和徐特立“延安革命四老”的照片，其中吴、林、徐三人都是周震鳞的老友，而徐特立还与他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周震鳞于1905年创办宁乡师范速成班后任首任校长，破格录取了仅比自己小两岁的“大学生”徐特立。1906年，徐特立又在朱剑凡、周震鳞等人创建的周南女中及周震鳞任首届董事长的修业学校任教。他指着照片对家人说：“这张照片中的四个人，有三人（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是我的旧友故交……他们都是有学识、有主见的革命家，正人君子。20年来，艰苦卓绝地参加革命，这绝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人才济济，是很有希望的。”
文夕大火共烧死2万多人，2/3以上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估计在10亿以上，成为中国抗战史上重大惨案。灾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组成以周震鳞、赵恒惕、仇亦山、彭静仁、胡彦远5人组成的“慰视灾民代表团”，前往长沙各方视察慰问灾民。代表团在长沙城多方视察慰问后，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情况，并请行政院再增拨30万元救济经费，扩大小本贷款，使灾民能进一步安居乐业。事毕，周震鳞返回老家宁乡。
1939年2月，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任代理第九战区司令官（长官陈诚未能到职）。因周震鳞与薛岳的交情可追溯至1922年陈炯明叛变围攻孙中山总统府时，“孙先生早登兵舰，秘书长周震鳞尚坐镇府内，薛公竟登楼，负周突围而出，登兵舰脱险……”薛岳来湘就任由周震鳞主持宣誓仪式。薛岳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和“六政建设”（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和用民），尔后一再表示要“与湘省共存亡”，“死守湖南”。周震鳞全力予以支持，每年薛岳都要求周震鳞列席省议会，周震鳞曾提出多项施政建议。为壮大抗战队伍，周震鳞写信致薛岳，让其侄子周学存（黄埔四期炮科毕业生）重返军队，组织乡邻青年军训。薛岳当即任命周学存为第九战区张岳管区第三自愿兵团团长。由于周震鳞的声望，又见亲侄亲往练兵，军界耆宿、故交多解囊相助，为之征募，很快就募集到3000余众，经十月训练后，开赴河南编入前线部队参加抗战。
影响全家，投身抗战
作为民主革命先驱，周震鳞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深深体会到“国力不强就会受到列强欺负，就会挨打”，于是提倡“科学救国，增强国家实力”，试图通过发展教育和科技来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并以“发奋读书报效国家”的理念教育子女。
周震鳞的长女周世贤因脚有疾，行动不便，从上海启秀女中毕业后，师从邵逸轩等名师，擅长山水国画、书写隶楷。抗战时期，在宁乡一所中学教英语和美术，抗战时期组织师生出墙报、写标语、画宣传画，进行抗战宣传。二女儿周芳选修教育学，自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终生从事教育。抗战时期，坚守阵地，从未离开过讲台。长子周世平（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建筑系，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学成回国。为了将盟国的援华物资运回国，中国政府决定在云南与缅甸边境修筑公路，打通交通要道。1938年，周世平只身来到腾冲，参与修筑滇缅公路，担任工程师兼工段长。当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日军又轰炸频繁。一次，虽牙疼甚剧，他仍抱病到野外勘察，不久即因缺乏治疗而英年早逝，客死他乡，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震鳞的二子周世正正在纽约搜集资料写论文，同时受聘于一家湘籍实业家、巨商李国钦和黄浩然先生开办的华昌公司。他与其他爱国学生一样，在当地积极参与了留学生的抗日活动。他们在原北美学生会、全美学生会、纽约学生会的基础上，联合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周世正任委员，后任该会的代理副会长，参与组织、策划救亡工作。
他们组织留学生到街头、学校、居民区，乃至教堂发表演说，在街头组织募捐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美国人民和当地华侨的支持。1937年8月，周世正与蔡维屏（后任台湾“外交部”次长）、岳尚忠（后任职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一道创办了一份以美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英文月刊《远东》杂志，这个刊物主要刊登与抗日有关的社论、论文、新闻评论。他们三人要完成组稿、撰稿、编辑、翻译、筹措资金以及印刷发行等工作。每期印三四百份，分别邮寄或专送给美国政府和一些团体，以及旅美的一些华侨社团和个人。《远东》杂志的资金完全靠爱国华侨捐款和广告收入维持，华昌公司出资最多。当时周世正在其公司做翻译和掌管文件工作，与企业家联系较多，常向他们讲述抗日情况，争取到不少经济上的支持。每做一次广告，公司就拿出比广告费多得多的费用，有时捐出刊印一期刊物的全部经费。由于得到华侨的捐款和商业广告费，此杂志延续办了一段时期。当时侨居纽约的文人胡适、林语堂、钱端升等教授以及中国驻美国使馆武官郭德权等都向学生作过演讲，还接受过《远东》杂志的采访。 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时，留美学生在纽约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周世正起草了致中国政府电，表达了留学生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周家二子，归国抗战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38年8月，周世正离开美国，返回祖国，投身火热的抗日斗争。周世正回国后不久，由民国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湖南中苏友协主席覃振向张治中推荐，被安排到张治中兼任主任委员的湖南抗战委员会的设计组任副组长。设计组的中心工作是参加全省抗战工作的研究计划等事宜，广泛联络国民党元老、士绅、实业家、共产党员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周世正曾专程拜访徐特立，认真听取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的工作也得到国民党元老、左派覃振、赵恒惕等人的指导。
周世正在读书时就擅长演讲。在抗战委员会任设计组副组长时，他常常带领一个由歌咏、舞蹈、话剧队组成的几十人的文艺宣传队到基层去演出。在演出前他都要做抗日的宣传鼓动，强调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号召民众持久地、积极地抗战，声讨汉奸、卖国贼。1939年9月至年底，周世正开始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班做国际问题专题宣讲，每周两次，讲述日本历史，揭露日本1894年甲午海战后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强调中国抗战不是孤立的，有盟国的支持和援助，抗战必胜。
周世正的另一项工作是收听美英等国的广播，阅读国外报刊，并翻译、摘录有关内容，供张治中等人决策参考。他还兼做联络外侨和外事接待工作。英国“沙鸥号”军舰在长沙湘江水域停泊时，他曾向舰上有关人员介绍“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强调“世界各国要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张治中调离湖南后，周世正还继续做了一段外事工作。
1938年11月开始，周世正创办《人民日报》（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资金一部分源自在美国工作的收入，一部分由周震鳞提供。这份报纸可称之为“家庭报”。周世正任社长，其兄世平（强）为董事长，其堂兄祖培任总编，总经理由其表兄郑仲华担任，聘请杨任之为编辑。稿源主要来自“中央社”的通讯稿，大部分社论出自周世正之手，主要内容是介绍国际国内抗战形势，鼓舞士气，动员湖南民众在政府领导下团结抗战。同时，还以报社名义，多次发起、组织各界向国民军献旗慰问。
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后的当年5月，任命周世正为湖南省政府专员，同时任《国民日报》经理。此间，他写作了《怒吼吧！成吉思汗的子孙》等文章，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展望中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此外，报社还出版过有关抗日的文集和几期快报。
三任县长，誓死抗战
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发展，要求更多的物质资源的投入。地处前线的湖南支前任务更加繁重，兵源、军粮等各项供给更为艰难。周世正此时考虑作为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为前方多做实事。在周震鳞的支持下，他向薛岳提出请求，希望能到基层——县里做具体工作支援前线。1940年5月，周世正到湘东南偏僻的山区、仅有8.5万人口的桂东任县长。1942年5月，周世正被调至湘北地处前线的汉寿县任县长职，至1944年5月。1944年5月起，又被调至湘乡任县长职，直至抗战胜利。
主政桂东县期间，周世正组织在全县范围内的各公共场所张贴有关兵役标语，在总理纪念周（日）到中小学中或在集训保甲人员时宣讲抗日形势，在《桂东民报》上号召民众支援前线。据史料统计，周世正主政桂东县期间，除按省内规定，完成每年200名的征兵任务外，还偿还旧欠兵，积欠抗战兵从1100名降为430名。这些做法，一改过去不得不采取的“抓丁”方法，县内出现了踊跃应征上前线的新气象。周世正在任汉寿县县长职期间，组织招募“青年远征军”，共有几十名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应征入伍，随后开赴西南战场。
为了使前方将士安心军营，英勇抗敌，周世正经常在县里举行劳军活动，对县内驻军不时馈送酒肉进行慰问。积极组织各界公祭阵亡战士，对抗战功勋子女予以免费就学等多方照顾和优待。周世正在桂东、汉寿任职时，积极组织群众为驻军修建碉堡、地堡等工事。开垦荒山，修塘筑坝，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同时还广泛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周夫人梅墀衡（梅颖培）这位宁乡的大家闺秀也走上社会，担任了妇联主任，积极参加到妇女工作中，组织全县各界妇女献金，为战士献寒衣，做军鞋等各项支前活动。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湖南省政府就出台有关决定，省内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后经国民政府中央批准，改为民众抗日自卫团，规定由省主席任总团长，各县市设立抗日自卫分团，由各县市长任分团长。周世正自1940年5月始到桂东、汉寿、湘乡任县长职后，均担任自卫队团长、副团长或自卫队司令等职务。1944年6月19日，日本侵略军自湘潭涟水两岸，并自宁乡分兵三路进犯湘乡县，21日县城沦陷。初到湘乡县任职的周世正兼任自卫队司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配合国军组织、指挥自卫队和民众临时自动组合的抗战武装力量打击小股日军。当时湘乡县的守军，其实仅有一个补充训练师，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为了防守挖筑工事，县成立了民夫大队，共三四百人，完成了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1944年7月2日，湘乡县成立党政战斗指挥部，成立抗战自卫总队，周世正兼总队长，将全县50个乡镇划分为7个办事处，并统一编组警察队和各乡（镇）游击武装为“抗日自卫团”，隶属湘乡县抗敌自卫团，分别在所辖地区牵制敌军兵力，阻滞敌军行动，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将凤音、南薰、弦歌、湘西等8个乡镇的自卫中队，编成第一联乡自卫大队，共有枪600余支，协同第73军88师部队，防守石狮江、大育、蔡石港、新研铺、史家坳一带防线，打击日本侵略军。据资料统计，仅1945年1至4月，湘乡县各地抗日自卫队共参加大小战斗126次，伤敌541名，俘敌3名，毙战马56匹。而自卫队伤亡较少，阵亡官兵4名、伤1名，阵亡士兵28名、伤8名。
1945年4月1日，湘宁区自卫司令部成立，负责指挥湘乡、宁乡自卫团队抗日作战事宜，由宁乡县长陈敦和兼司令，湘乡县长周世正兼副司令，领导两县抗日斗争。1945年8月1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3日周世正与湘乡县各界800多人在县政府临时所在地娄底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尽职尽责，对日追偿
二战结束后，周世正（更名周锡卿）又投入新的战场。为了惩罚战犯，维护世界和平，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麦克阿瑟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战犯。法庭由中、美、英、苏、法、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国代表团组成。11个盟国每一国派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中国方面，由周震鳞的二女婿向哲任检察官组团前往日本。作为代表团赴日第一人，向哲于1946年2月7日飞到东京，开始了审判战犯的工作。向哲为东京审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代表中国，以十分流畅、简练的英语，对辩方进行了批驳，取得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又一次胜利。
1946年5月间，受国际法庭检查处委托，向哲回国招聘既有专业知识、又精通英语、年富力强的青年担任翻译。周世正闻讯后赶赴上海参加考试，并被录用。5月10日左右，他与同时被录用的高文彬、张培基、刘继盛和郑鲁达从上海江湾机场乘美国军用滑翔机到达东京。
抵达东京后，周世正与其他工作人员很快就着手工作。为了摆脱材料匮乏的被动局面，他们冒着酷暑，到处查阅材料，到已封闭的日本御前会议、内阁会议档案库查阅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来往密电及外务省报刊，到内阁图书馆查阅所谓敌国材料以及汪精卫伪政府档案。同时他们还整理出了盟军提供的材料，到战犯关押地点进行调查，夜以继日地筛选、摘抄，把中文证言翻译成英文。“我们整天埋头工作，饿了就啃几片三明治”。大家觉得挺荣幸，更感到肩负的责任。
中国代表团成员除了认真准备、充实材料外，还常常一起研究对辩方律师的策略。有时还在住所内做法庭上的模拟演习。正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精诚团结，忘我工作，终于收集到了足够给罪犯定罪量刑的确凿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日本的基础政策中包括了赔偿与归还政策，制定了原则规定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远东委员会和驻日同盟司令部。远东委员会由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印度11国政府设立，以参加各国的代表组成。中国方面，早在1945年就派了一个庞大的驻日代表团赴日商谈赔偿与归还事宜。该团主要有四个组，第一组为军事组，第二组为政治组，第三组为经济组，第四组为教育组。赔偿及归还工作由第三组经办。1947年6月，中国设立赔偿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简称“接委会”，仍属驻日代表团），展开索赔工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告一段落后，向哲将周世正、张培基、刘继盛和郑鲁达四人介绍到军事代表团任职。
赔偿归还工作，是代表广大中国同胞向日本侵略者清算，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工作。正如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组组长吴半农所云：“大部分为技术专家，且不乏巨匠在内……此等人员皆视达上述目的（参与索赔工作——引者）为一种历史的使命，故当初来日也，无不满怀热望，激昂奋励……”由于第三组即掌管赔偿、归还、贸易以及日本经济调查的经济组，任务十分繁重。周世正后被调至该组接收委员会任技术专员，负责办理文书、事务、会计等工作。他与接委会同事团结一致，认真履行职责，完成了索赔与归还工作。晚年时，周世正常怀着钦佩的心情提起一些前辈和同事。他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拆取日本可以从事侵略战争的工业设备，供我国恢复受侵略损失的工厂用，大家都表现出了振兴我国工业的爱国之心。因此，团结一致，工作积极努力，仅参观临时赔偿方案中列入的工厂，就有100次以上，加上调查、申请、检验、签收和交运赔偿归还物资等，大家工作繁忙劳累而无怨言。”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美国阻挠和干扰，对日本的索赔工作未能如愿实现全部目标，虽“苦斗数载，所得之赔偿设备，略约计之，不过约值美元2000万元，共归还物资约值美金1800万元，共约4000万美元而已。方之我国战时损失，固属九牛一毛，即拟之远东委员会11个盟国所通过之临时赔偿方案，今日所已执行者至多亦不过原案的百分之二三而已。”但是，索赔归还工作的意义、影响是不可以用金钱和物质多少来衡量的。周锡卿（周世正）谈及索赔工作时，无限感慨地说：“国力不强，就要受强国的欺侮。只有国家强盛，国人才能扬眉吐气，个人的命运、前途是与祖国紧紧相连的。”
1949年，周震鳞与湖南民主人士共同提出“湖南自救运动”，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51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对他十分敬重，安排他与家人来北京定居。周震鳞目睹人民政府“簇新盛治”的伟大成就，对祖国前途无限乐观。他回顾自己革命一生，认为为之奋斗的国家强盛的目标已实现，心情十分喜悦，并给业已在日本定居的周锡卿（周世正）去函，介绍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周锡卿（周世正）变卖了在东京丰厚的不动产，于1954年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外语教学工作，任国务院参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为文化教育事业、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周震鳞、周锡卿（周世正）父子为代表的周氏家族的抗战历程，折射和反映出中国千百万个家庭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编辑 杨 琳）
（作者为周震鳞之孙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