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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峰，作家，导演，演员。1999年至2004年，曾用笔名Liar撰写影评而广为人知。2002年加入陆川导演工作室，参与影片《可可西里》制作。2009年编剧并主演电影《达达》（张元导演），此片入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竞赛单元。2012年出版个人文集《失败者之歌》，此书在全国十家人文书店举办朗读会，开风气之先。2013年《失败者之歌》在豆瓣阅读上架电子版。2013年携《少女哪吒》（原著小说：绿妖）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最具创意项目奖 ，2014年完成其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同年入围第1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唯一竞赛单元“新浪潮” 及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提名。
记者：那个年龄段的男生难道就没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吗？
李霄峰：正如《红楼梦》所讲，男人真的是泥巴做的，而女人是水做的。在小说《少女哪吒》里，我窥见了一个很丰富的两个女孩的世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可能平常走在大街上，我很难感受到迎面走来的女孩的内心。小说呈现给我的，似乎不只是两个女孩的通信，而更像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内心的深层碰撞和交流。
还有一个很打动我的点是，我觉得绿妖的小说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漂泊感。这种居无定所的心灵状态，是跟整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我给她的新书写推荐语，其中有一段讲到，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动荡的时代。这种动荡其实，比萧红他们那个时代更残酷，因为这个时代从表面上看是和平的，动荡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多人的心都已经碎了，但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是当下社会我感受到的最残忍的一件事。
记者：大家都好像套着一层壳在生活，把内心的脆弱隐藏起来，外表佯装成不动声色、漠不关心的样子。
李霄峰：对，把自己包裹得很完好，其实内在早就粉身碎骨多少次了，这种现象很恐怖。这种内在动荡在绿妖的小说里是体现得非常好的，很真实。缺乏归属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我十年前在北京买的房，但是到今天我依然没有觉得这里是我的家。家是李安导演电影中的常见主题，他的《与魔鬼共骑》里面有句台词我深有感触，他说：我们那么热爱传统，但是实际上它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的这部电影里面也讲了一句真心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活法，就是诚实地活着。但是这句话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人想要诚实地活着，几乎不可能。我电影里的漂泊感是很重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到最后就讲了一个主题，就是灵魂的无可归宿。
导演，塑造人物是第一位
从电影筹备到上映的整个过程中，李霄峰数次产生了“我干的是特别正常的事，怎么在这个时代就成疯狂的事了”的疑问。
最初，没有人支持他改编小说《少女哪吒》，最好的朋友都对他说：“李霄峰你是不是疯了，改编一个故事性这么弱的小说拍电影。”他却坚信电影已经成立，“因为王晓冰这个主人公的灵魂已经被塑造出来了。”
对于时下电影工业最流行的“拉来投资，请来演员，讲一个好故事”的套路，李霄峰认为“不正常”，“讲故事不是导演的天职，塑造人物是第一位的，人物灵魂在电影就在，其次是在塑造人物的基础上把这个世界呈现出来，呈现电影的美感。”他不愿意讲一个连人物灵魂都不成立的故事，因为故事诞生在人身上，必须先有能承托得住的人物。“而且故事也不是只有一种讲法，不是把来龙去脉全告诉你才叫讲故事，我觉得那是不太高明的讲法。”
电影一开头，用了几个镜头描写一个女性的身体，暗示成年李小路在梦里死去又活过来。李霄峰后来不想特指李小路，这种重生在很多人的生命中经历过，于是他剪去了前因后果，只保留了这几个镜头。片中对李教官、徐杰的原生家庭和经历以及李小路的父母都没有交代，甚至对第一人物王晓冰的死亡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这样的讲述方式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他们不习惯电影的大量留白和意向表征。很多观众对李霄峰说：“导演，你跟我讲讲那白马是什么意思，那烟囱是什么意思。”李霄峰回答完之后说：“但是这不重要，你自己的感受比我说一万句都强，好的电影是跟人的直接交流，不需要阐释。” 电影里的留白是他特意留给观众的空间，他认为这“本质上是对观众的尊重”，但有一些观众反而因此认为导演不尊重观众，“就觉得因为我没给他答案，可我觉得电影不一定要有标准答案，《少女哪吒》不是来给你答案的，也不是给你讲一个圆熟的故事，电影其实有很多层次是可以看的，有很多的方向是可以掌握的，不见得一定要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解释清楚。”
记者：作为导演和作家、演员，您最喜欢哪种角色？
李霄峰：当然是导演，电影是我的事业，但是写作只能说是这些年来的习惯，并没有说要刻意出一本书，做一个职业作家，以此为生。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理解创作，它是我表达自己的一个最佳途径，我写字最多的地方是豆瓣小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写篇日记，它未必是最好的东西，未必会马上打动你，但我觉得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就跟每天跑步是同一个道理。
记者：做了导演之后还在坚持写作吗？
李霄峰：还在写，但是我不会那么过于袒露自己。最近我在尝试怎样能够既把真实的自己放到创作中去，同时又能够更自如地去面对别人，这对我来说挺困惑的，到现在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现在还写影评类的吗？
李霄峰：早就不写了，我觉得既然已经进入到电影行业中来，评价同行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好的我就会说，不好的我就不说了，在说真话的时候可以选择说哪句真话，反正别说假话就好了，想想也挺虚伪的。写影评本质上跟创作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也有很喜欢的影评家，像戴锦华，我觉得她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虽然是带着意识形态的，但从那个角度，她切得比较准确。
拍小电影可惜了
不能忽略的是，李霄峰本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以哪吒的形象出现。尽管学习成绩不错，写作能力突出，但他从高中开始理科成绩直线下滑，打架、偷考卷、作弊、偷家里的香烟、离家出走，大学时期两度辍学，先在国内念了两年，看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第二天决定考电影学院，于是去比利时布鲁塞尔读电影专业，两年后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完全不适合被教育”，就给陆川写了封信：听说你在筹备《可可西里》，我想回国加入你的队伍。写信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李霄峰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在比利时那些年，他整天混在西祠胡同“晃膀子联盟”，那是他建立的文艺青年聚居地，谈论话题是电影、文学、音乐，他盲打误撞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影评人Liar，把自己的审美和情感无所顾忌地说出来，面目锐利。导演贾樟柯对李霄峰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20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他后来回忆说：我不习惯称呼他为李霄峰，我记忆深处，有一个想砸烂旧世界的革命家回国，他是Liar。他曾经接受李霄峰采访，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访谈你可以说实话吗？
26岁那年，李霄峰帮导演张元写过一个剧本《无法无天》，说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组织，抢劫两百多起。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他们选择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有劲儿”，最后没有通过审查，李霄峰一度为此决定离开电影圈。正是那两年，他和父母的关系终于有所缓解，“我母亲是大学物理老师，看不起文科，更看不起搞艺术的。”
当年被他的信打动的陆川给了他“非常苛刻的训练”，工作了一年半以后，他做了很多岗位，编剧、海外发行、宣传、演员，但一直有做导演的想法，“在戈壁滩拍外景的时候，陆川说，我要是你，就应该想这场戏该怎么拍，他还送了我取景器。我要感谢他的每一个鼓励。”《少女哪吒》拍完后他请陆川看，“他非常高兴，他说看之前还担心文艺片姿态硬、但片软，看完以后发现这个片不软。他说霄峰，我觉得你可惜了，他说你应该拍大片，不应该拍一个小电影。”
记者：那个年龄段的男生难道就没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吗？
李霄峰：正如《红楼梦》所讲，男人真的是泥巴做的，而女人是水做的。在小说《少女哪吒》里，我窥见了一个很丰富的两个女孩的世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可能平常走在大街上，我很难感受到迎面走来的女孩的内心。小说呈现给我的，似乎不只是两个女孩的通信，而更像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内心的深层碰撞和交流。
还有一个很打动我的点是，我觉得绿妖的小说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漂泊感。这种居无定所的心灵状态，是跟整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我给她的新书写推荐语，其中有一段讲到，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动荡的时代。这种动荡其实，比萧红他们那个时代更残酷，因为这个时代从表面上看是和平的，动荡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多人的心都已经碎了，但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是当下社会我感受到的最残忍的一件事。
记者：大家都好像套着一层壳在生活，把内心的脆弱隐藏起来，外表佯装成不动声色、漠不关心的样子。
李霄峰：对，把自己包裹得很完好，其实内在早就粉身碎骨多少次了，这种现象很恐怖。这种内在动荡在绿妖的小说里是体现得非常好的，很真实。缺乏归属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我十年前在北京买的房，但是到今天我依然没有觉得这里是我的家。家是李安导演电影中的常见主题，他的《与魔鬼共骑》里面有句台词我深有感触，他说：我们那么热爱传统，但是实际上它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的这部电影里面也讲了一句真心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活法，就是诚实地活着。但是这句话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人想要诚实地活着，几乎不可能。我电影里的漂泊感是很重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到最后就讲了一个主题，就是灵魂的无可归宿。
导演，塑造人物是第一位
从电影筹备到上映的整个过程中，李霄峰数次产生了“我干的是特别正常的事，怎么在这个时代就成疯狂的事了”的疑问。
最初，没有人支持他改编小说《少女哪吒》，最好的朋友都对他说：“李霄峰你是不是疯了，改编一个故事性这么弱的小说拍电影。”他却坚信电影已经成立，“因为王晓冰这个主人公的灵魂已经被塑造出来了。”
对于时下电影工业最流行的“拉来投资，请来演员，讲一个好故事”的套路，李霄峰认为“不正常”，“讲故事不是导演的天职，塑造人物是第一位的，人物灵魂在电影就在，其次是在塑造人物的基础上把这个世界呈现出来，呈现电影的美感。”他不愿意讲一个连人物灵魂都不成立的故事，因为故事诞生在人身上，必须先有能承托得住的人物。“而且故事也不是只有一种讲法，不是把来龙去脉全告诉你才叫讲故事，我觉得那是不太高明的讲法。”
电影一开头，用了几个镜头描写一个女性的身体，暗示成年李小路在梦里死去又活过来。李霄峰后来不想特指李小路，这种重生在很多人的生命中经历过，于是他剪去了前因后果，只保留了这几个镜头。片中对李教官、徐杰的原生家庭和经历以及李小路的父母都没有交代，甚至对第一人物王晓冰的死亡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这样的讲述方式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他们不习惯电影的大量留白和意向表征。很多观众对李霄峰说：“导演，你跟我讲讲那白马是什么意思，那烟囱是什么意思。”李霄峰回答完之后说：“但是这不重要，你自己的感受比我说一万句都强，好的电影是跟人的直接交流，不需要阐释。” 电影里的留白是他特意留给观众的空间，他认为这“本质上是对观众的尊重”，但有一些观众反而因此认为导演不尊重观众，“就觉得因为我没给他答案，可我觉得电影不一定要有标准答案，《少女哪吒》不是来给你答案的，也不是给你讲一个圆熟的故事，电影其实有很多层次是可以看的，有很多的方向是可以掌握的，不见得一定要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解释清楚。”
记者：作为导演和作家、演员，您最喜欢哪种角色？
李霄峰：当然是导演，电影是我的事业，但是写作只能说是这些年来的习惯，并没有说要刻意出一本书，做一个职业作家，以此为生。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理解创作，它是我表达自己的一个最佳途径，我写字最多的地方是豆瓣小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写篇日记，它未必是最好的东西，未必会马上打动你，但我觉得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就跟每天跑步是同一个道理。
记者：做了导演之后还在坚持写作吗？
李霄峰：还在写，但是我不会那么过于袒露自己。最近我在尝试怎样能够既把真实的自己放到创作中去，同时又能够更自如地去面对别人，这对我来说挺困惑的，到现在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现在还写影评类的吗？
李霄峰：早就不写了，我觉得既然已经进入到电影行业中来，评价同行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好的我就会说，不好的我就不说了，在说真话的时候可以选择说哪句真话，反正别说假话就好了，想想也挺虚伪的。写影评本质上跟创作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也有很喜欢的影评家，像戴锦华，我觉得她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虽然是带着意识形态的，但从那个角度，她切得比较准确。
拍小电影可惜了
不能忽略的是，李霄峰本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以哪吒的形象出现。尽管学习成绩不错，写作能力突出，但他从高中开始理科成绩直线下滑，打架、偷考卷、作弊、偷家里的香烟、离家出走，大学时期两度辍学，先在国内念了两年，看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第二天决定考电影学院，于是去比利时布鲁塞尔读电影专业，两年后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完全不适合被教育”，就给陆川写了封信：听说你在筹备《可可西里》，我想回国加入你的队伍。写信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李霄峰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在比利时那些年，他整天混在西祠胡同“晃膀子联盟”，那是他建立的文艺青年聚居地，谈论话题是电影、文学、音乐，他盲打误撞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影评人Liar，把自己的审美和情感无所顾忌地说出来，面目锐利。导演贾樟柯对李霄峰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20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他后来回忆说：我不习惯称呼他为李霄峰，我记忆深处，有一个想砸烂旧世界的革命家回国，他是Liar。他曾经接受李霄峰采访，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访谈你可以说实话吗？
26岁那年，李霄峰帮导演张元写过一个剧本《无法无天》，说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组织，抢劫两百多起。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他们选择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有劲儿”，最后没有通过审查，李霄峰一度为此决定离开电影圈。正是那两年，他和父母的关系终于有所缓解，“我母亲是大学物理老师，看不起文科，更看不起搞艺术的。”
当年被他的信打动的陆川给了他“非常苛刻的训练”，工作了一年半以后，他做了很多岗位，编剧、海外发行、宣传、演员，但一直有做导演的想法，“在戈壁滩拍外景的时候，陆川说，我要是你，就应该想这场戏该怎么拍，他还送了我取景器。我要感谢他的每一个鼓励。”《少女哪吒》拍完后他请陆川看，“他非常高兴，他说看之前还担心文艺片姿态硬、但片软，看完以后发现这个片不软。他说霄峰，我觉得你可惜了，他说你应该拍大片，不应该拍一个小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