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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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日本借参战为名袭占山东,一九一五年五月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便是这种野心的大暴露。然而,从一九一六年十月成立寺内内阁后,日本摆出了对华外交的新姿态,其突出标志是,寺内的高级顾问西原龟三氏五次秘密访问中国,结果在不到两年之间,便向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提供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所谓"西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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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日本借参战为名袭占山东,一九一五年五月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便是这种野心的大暴露。然而,从一九一六年十月成立寺内内阁后,日本摆出了对华外交的新姿态,其突出标志是,寺内的高级顾问西原龟三氏五次秘密访问中国,结果在不到两年之间,便向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提供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所谓"西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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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一九二○年八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在他们统治期间,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却处处依赖甚至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因而,剖析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通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和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一九○八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和美国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斗争的产物。从芦沟桥的隆隆炮声到珍珠港的熊熊火海,美日之间的斗争,纵横捭阖,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科学地分析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无疑对认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远东国际形势和探求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推行的远东战略包含什么内容?史学界认识并不一致。长期来国内外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同二战前英国在欧洲推行名为慕尼黑政策的绥靖战略一样,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在亚洲推行名为远东慕尼黑的绥靖战略。它是由三个主要方
辽史研究是我国断代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究其原因,至少有二:第一,辽朝系少数民族契丹所建,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而不为旧史家所重视;第二,文献不足,给辽史研究造成许多困难。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偏见自然会慢慢消失。然而,文献不足却一直是辽史研究中的障碍。因此,网罗遗文对于辽史研究来说,便至关重要。清末民初以来,一些史家在这方面已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曾对辽朝的制册诰令、墓志塔铭、广为收罗,先后汇辑成书。如,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民国初年黄任恒辑《辽文补录》及罗福熙辑《辽文续拾》。
《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黄逸峰、姜锋二位同志的文章《重评洋务运动》(以下简称《重评》)。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在黄、姜二位过去的文章里,是予以较多的肯定的。这次"重评",实际上是重新反对那种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坚持对洋务运动作某种程度的肯定。因此,在《重评》里,对洋务派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方面,都作了较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但仅有这个前提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适宜的经济结构。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导致"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可以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可以导致东欧国家的"再版农奴制",当然也可以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后果,不是由于商品经济本身,而是由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的。十四、十五世纪是英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最突出的表现是,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迅速发展,在农业中占重要地位,粮食充足;工业中羊毛纺织业发展深入农村,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农业
许多中国近代史或甲午战争史著作,在谈到丰岛海战中"高升"号事件时,皆提到天津电报生泄露"高升"号船期一事。书中虽未明言,实已暗示日舰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来到丰岛海面,其目的即在于阻止"高升"号运送中国军队增援牙山。还有的著作中写道:"7月25日,‘济远’、‘广乙’与日舰在丰岛海面相遇",似乎这种相遇乃是偶然的。国外有些著作,把"高升"号之沉作为此次战争的开始。上
"平均地权"是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提出的经济纲领,也是孙中山始终强调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唯一内容。它后来被同盟会接受为四大共同纲领之一。但是它从出现时起,即不断遭到不同革命派别人士的反对、篡改和抛弃,几乎只有孙中山本人才把它坚持始终。列宁对它有过透辟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但是我感到对这一纲领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于说井田制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不少书,不少著作家,都这样表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第一、它说不上是什么土地国有制,第二、它的存在不限于奴隶制时代,很早以前就有了。并且,后代还有残余。
六十年代时,扬州、兰州先后发现元代圆牌两种。有关同志将拓本、照片寄来,嘱为考释。据我所知,国内外出土和传世的圆牌,有如下几种: 一、一九三四年顷热河某地发现成吉思汗圣旨长牌。铜质金字,牌面汉字,背面契丹字。此牌后流入日本,藏日本京都大学。二、同时发现的同一类型的另一元牌,也已传入日本,藏日本天理大学。
《东京梦华录》一书,是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的专书,南来刊行以来,久为世人所重。就笔者所知,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陶宗仪的《说郛》,多作了有关部分的选入。后世谈到北宋季年东京掌故的,莫不首引此书。到了近代,中外洽小说、戏剧史者,多乐引此书《京瓦伎艺》诸条。而此书作者孟元老的生平也就成为研究的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