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生于北京，1987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至今，主演过数十部优秀的话剧、电影、电视剧作品。代表作有话剧《茶馆》《李白》《哈姆雷特》《雷雨》等。
　　濮存昕65岁了，还是个大忙人。《环球人物》记者对他的采访不得不分两次进行，每次采访一结束，他都不得不迅速撤离，一边匆匆说着“再见”，一边小跑着离开。
　　第一次见面缘于《同一堂课》的发布会。这是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22位文化名人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小学，每人做3天语文老师，讲解经典课文。濮存昕是其中之一——去年5月他到云南坝美法利希望小学，为孩子们讲《桃花源记》，还排了一场《草船借箭》的戏。那天，他背着双肩包出现在发布会上，不似老师倒像是学生。
　　再见濮存昕，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的排练厅。进门时，话剧《李白》的排练刚结束，濮存昕正在和人聊着天，很是热闹。他们背后的墙上，贴着“戏比天大”4个字。
　　“为了不穿帮，我专门穿了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衣服。”当我们走近时，他扯着衣服的一角笑着说。那是一件深蓝棉布衫，盘扣斜襟，襟上绣有一粉色印章，上写4个字：二一之徒。
　　“二一之徒”是濮存昕给自己取的号。2005年，他出演电影《一轮明月》，演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弘一晚年时曾自称“二一老人”，取自两句诗，一句是“一事无成人渐老”，另一句是“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可以看出弘一法师的人生态度，名利全都摆平，清凉极了。演一个角色，就要向一个角色靠近。演完后，我就妄称‘二一之徒’。”濮存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弘一法师是他演艺生涯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有了这一人物做参照，他也一步步向不为名利所扰的境界迈进。
　　濮存昕最近正在办退休手续——从1987年进入人艺至今，他在这里工作了30个年头。30年间，他在舞台上变换角色，出演话剧至少40余部，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从《茶馆》《雷雨》到《窝头会馆》《李白》，不断拆解、诠释戏中人的人生。在舞台之外，他是大众眼中的“星”，演过的影视剧也有30余部。
　　“退休之后，戏还是要演的，但不像现在每年几百场。不管是茫茫戈壁，还是绿水青山，那将是新的阶段了。”濮存昕说。
　　他向《环球人物》记者缓缓道来过往几十年的感悟，以及今日的心境……他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弘一法師一样，人生某日散场，万事抛下，不萦于怀。

让孩子们去体会戏剧人物的命运

　　《同一堂课》是去年找到我的，说要给乡村孩子带去一堂不一样的语文课，我当场答应，但有一个要求：除讲课文《桃花源记》，还要排一场戏。书本知识换个老师也可以教，艺术教育没人会教，我可以让山区孩子真正接触到戏剧。经过好多次讨论，最后决定排课本剧《草船借箭》。
　　《桃花源记》我上学时都没怎么好好学。上课之前先备课，查每个字、词的解释，最后讲得中规中矩。当时琢磨最多的是排戏的事：这些孩子会演戏吗？那个一直把“去日苦多”读成“去日土锅”的小孩，到底能不能把台词记下来？怎么跟他们讲周瑜、诸葛亮、曹操的关系……
　　总共5天时间，前两天选角色。怎么选？让他们一起大声念课文，挑出声大的人。剧本是现编的，台词都是课本上的内容。第三天排练时，孩子们已经把所有台词都背下来了。道具和服装都很简单，纸板、水杯用胶水一粘，做成人物的头冠。大人们戴的黑色套袖，往胳膊上一戴，袖口剪开，就成了水袖，再粘上小胡子，也就有模有样了。
　　舞台就是学校的操场。一开场，几十个孩子站在那里，念“滚滚长江东逝去”。课桌一摆，十几个孩子围着扔“箭”——柴火棍，这边孩子拿起草棍，上面全都扎满了“箭”，整个演下来，大概15分钟。
　　我们排了一遍又一遍，等到第五天下午正式演出，家长、村里的人、镇上的人都来了，准备看戏。突然下起暴雨，孩子们都慌了，我也很焦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天放晴，所有孩子欢欣雀跃，一起跑到操场上，把操场上的水推干净，大戏开演。
　　我为什么坚持要排一场戏？
　　人能够通过戏剧开放一种生命状态。比如一个学生，外号“大哥”，他演曹操，扮上相，说起台词，同学们都会瞪着眼睛看他：平常和自己打架、和自己玩耍的同学，他怎么就这样了？小演员在表演时自己也意识到：我就是这个角色，不是平常玩闹的自己了。他学会以己度人，以人度己。
　　还有一个小女孩，说话声音很小，蚊子一样，一开始没被选上。我们排戏时，她一直跟着，走哪儿跟哪儿，想演戏但不敢说。后来，我给了她一个角色——诸葛亮身边托盘子的侍女。在戏里，她没什么台词，但你能看到她眼中的光亮。
　　戏里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孩子们要自己去体会。通过排戏，他们感了兴趣，说不定会去买、去借《三国演义》。因此去看书，这不是挺好的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戏剧启蒙，或许能点燃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一个有情趣的人，应该有些文学和艺术的爱好。等到他们七老八十时回忆，我曾在坝美村演过戏，有照片为证，自己会很得意。

那些和戏有关的东西真是神奇

　　我第一次“登台表演”，年纪和坝美那些孩子差不多。小学四年级，正好赶到年底，班主任让我帮忙发小奖品。我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成眉毛胡子，戴上一顶纸糊的红帽子，就扮上了圣诞老人。
　　这不能说是天分，若追究起来，跟我从小在人艺里“混”有关。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苏民是人艺的演员，经常带我到人艺吃食堂、洗澡。他洗完澡就上台，我赖在后台化妆间玩儿。后台有很多道具，尤其是排战争戏时，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看得多了，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和戏有关的东西真是神奇。
　　1964年冬，父亲和英若诚、梁秉堃一起创作剧本《刚果风雷》。三人窝在我们家聊剧本，没黑没白地聊，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对戏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全都刻在我脑子里。戏排练时，我跑去看，记住一些好玩儿的事儿，比如跳非洲舞，跳着跳着，有人把腰扭了，有人把胯伤了…… 　　这种看戏的乐子很多。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的莫过于朱旭老师花瓶，演一场一个。我在台下想：这么好的花瓶，得多少个啊？《南方来信》里的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丝袜筒裙，戴着船形帽，烫卷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看！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
　　戏看得多了，就自己模仿起来。还是小学四年级，课间休息，不知怎么地就想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有一幕，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于是，我也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在一个女同学面前单膝跪地。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一通大叫。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东西，一点点浸入到我的血液和肌体里，连同一些感官记忆。早年间演员卸妆，用的是香油，香油味儿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早没这味儿了。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小孩不能进去，我常常站在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它的尽头就是灯火通明的舞台。
　　命运的变幻总是难以捉摸。少时，因为腿疾，父亲没想过让我演戏，而是让我学画。十几岁，知识青年下乡，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养了一年马，很快就被调到文艺宣传队演样板戏，《沙家浜》《海港》等都演过，演着演着就萌生了当演员的想法。
　　1977年，我回到北京，正赶上空政话剧团招生。我去考试，演小品，选了“刷马”这个题，将自己养马的经验都用上了，再加上点小噱头，就这样顺利通过考试，进了空政话剧团。

明白角色的人生追求

　　空政的王贵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导演之一，我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他给的——《周郎拜帅》中的周瑜。正是这部戏，打开了我进入人艺的大门。
　　1985年春节，剧团举行春节联欢，大家聚在一起跳舞。人艺的蓝天野老师从人群中找到我，说要排一出戏，想请我演个角色——《秦皇父子》中的长公子扶苏。我們坐在沙发上谈戏，“剧院那么多演员，为什么要请我演？”我问。他说：“只有你合适，我看过你演的《周郎拜帅》。”
　　第二年5月，人艺同意借调我进《秦皇父子》剧组。整个夏天都在排戏，但我演得并不好。有一场戏，东临碣石巡游时，扶苏站在渤海之滨，面对大海独白。排练时我总过不了关，蓝天野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情绪化，‘假大空’地演戏。”我当时不懂他要什么，他就不断地让重来，演了10多遍，后来他连看都不看，直接喊“再来一遍”。
　　最后还是饰演秦始皇的郑榕老师指点了我。他看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闷头瞎琢磨，就把我叫到门外。“孩子，台词可不能这么说，太用力了。我们打个比方，你平常说话是不是都字字强调呢？”当时连排结束，我还跑去请教副院长于是之先生，问他自己哪儿演的不对，他说“要明白角色的人生追求”。
　　这些表演的至理名言，前辈都掏心窝子给了我。而我悟不了那么多，懵懵懂懂上了台。《秦皇父子》的演出不算成功，但他们还是留下了我，我成了人艺的一员，在人艺大院里边演边学。
　　到了1989年，人艺重排《雷雨》，我接到周萍的角色——1965年人艺第一版《雷雨》中，父亲演过这个角色。演这个人物，我基本上就是按父亲的方法演，是学习，不是创作。一天，任宝贤老师在排练厅看了一会儿，对我讲：“你演得太明白了。”这句话点醒了我，按照设计好的去演，和将体会转化成生活，再到舞台上演，这是不同的。
　　1990年夏，正当酷暑，林兆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工作室。《哈姆雷特》是工作室的第一部戏，我演哈姆雷特。林兆华给予我一些表演观念，使我突然间就多了一手，“哦，我还能这么演戏！”
　　戏中的哈姆雷特很特别，上身穿一件灰色毛衣，下身穿黑色休闲裤，脚穿高帮皮鞋，这样一来就给观众一种感觉——哈姆雷特可能不是丹麦王子，而可能是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排练期间，我常常会想起知青下乡的那段经历：在黑龙江插队牧马，累得躺在地头，太阳晒得懒洋洋的，脑子里想着自己的前途，类似于“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从我个人来讲，40岁以后的进步是从林兆华开始的。我演他的《建筑大师》《刺客》《白鹿原》《大将军流寇兰》，越演越发现，摸到了表演的更高层次。记得2006年，为演《白鹿原》，我们到陕西体验生活。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上午在村里座谈，很多人累得直打瞌睡，林兆华却兴奋得不行。就在那一刻，一帮农民唱起了老腔，林兆华笑了，隔着桌子做了个手势，有点儿神秘地对我说“有了”。他找到了这个戏的“魂”——后来在戏的结尾，白嘉轩的女儿百灵去世，大雪漫天，他让12位土生土长的陕西民间艺人上台表演秦腔，唱出这片大地上历史的沧桑与苍茫。
　　回顾起来，在人艺这么多年，我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茶馆》中的常四爷、《蔡文姬》中的曹操、《甲子园》里的黄仿吾……这让我觉得演员就是一汪水，放在碗里和壶里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些角色的台词滋养着我，我也在角色中成长，在角色的名义下找回自己。

做一名“好演员”是个梦

　　《李白》演到现在已经累计有230多场了，演得多了，觉得自己在人生中面对的那么多问题，似乎都在李白那儿碰撞到一起了。
　　第一次演《李白》是1991年，导演是我父亲苏民。那一年我38岁，浑身是劲儿，但还不懂恰当拿捏分寸，台上一首《早发白帝城》用力猛烈，常把嗓子喊哑。当时演了三四十场，1993年以后就放下了，一直没演。那段时间戏剧陷入低谷，没什么人愿意看戏，票房也不大好。
　　直到2003年，再演《李白》。那一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既是人生转折，亦是演戏开悟的一个重要节点。
　　年初排演《赵氏孤儿》，排着排着遭逢非典，台下口罩一天比一天多，演了3场后停演。4月，上级任命我做人艺第一副院长。我犹豫再三，最终应了下来。一是觉得对人艺有一份责任，更大的动力是想给林兆华导演提供更大的艺术空间，两人合力将人艺再往前推一把。
　　但等我真正任职后，才发现自己完全被困住了。非典结束，人艺排《北街南院》，我演一个非典患者，角色不大，戏也不多。眼看着朱旭老师，看着何冰、吴刚他们在排练场生龙活虎的，我居然背不下词来，满脑子都是开会的事，都是工作的事。
　　就在《北街南院》上演当天，我递交了辞呈，并通过电子邮件转告全剧院，但上级一直没有答复。之后，我演戏的状态又回来了，从《北街南院》《赵氏孤儿》到《李白》《茶馆》，整个下半年演了100多场戏。一天到晚排练、背台词，少了许多会，算是一种“艺术救赎”。
　　那段时间，于是之先生的一句话一直撞击着我，他说“当领导后，一个内行变成俩外行”。当年，他接任院长是为了让曹禺先生解脱，可当院长后，他也常常无法面对现实。一次吃完午饭，他躺在办公室沙发上眯瞪一会儿，突然感到有一鼻息吹他的脸，一睁眼，一双仇恨的眼睛压在他的脸上面，骂他：“怎么还不分我房子？今儿中午不分咱就没完儿！”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演员，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那份痛苦后来我也体会到了。
　　这些体会，让我真正走进李白的精神世界。第三幕，李白身陷乱党，被关进牢房。以前演到这一幕，我都愤愤不平，痛斥朝廷。现在改成在监牢里闲置一个月，闷得慌，自己喃喃自语地念诗，排解寂寞。对朝廷的痛斥，变成发点牢骚，不再使那么大劲。后来演《李白》，我再不觉得累，因为有真情实感在台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此间我又向上级提了几次辞职，直到2016年10月终获批准，我才回到了“演员濮存昕”。我喜欢演员这个身份。1978年，我在空政话剧团演戏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好演员。如今40年过去，我演了很多角色，但仍觉得做“好演员”是一个梦。
　　也许不少人觉得小濮不错，已经成功了，但其实不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盯着我们这一辈人，看看我们是不是像于是之那辈老先生那样，做了一些真正可以留下来的、可以影响下一代的作品。梅葆玖先生那句话说的好：京剧是什么？京剧就是给国人做个样。做话剧也是这样。
　　我现在的心态，就像闻一多在《奇迹》里写的：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他的这篇文章是我的座右铭，支持着我继续往前走，等待奇迹发生的那一刻——我与角色的一次完美爆发。那时，“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