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萧红作品女性意识的根源
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她幼年丧母，父亲对萧红十分严厉。幼小的萧红从小就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这也造就了她富于抗争的精神。长大后，她流亡上海，又受到了鲁迅等新文化先驱的关怀。在这些导师的影响下，萧红自觉地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以一种人本位的现代意识。去建构属于人类的人生价值。
萧红小时候就目睹了生活在身边的一些女子的不幸的婚姻，以及随之带来的悲惨遭遇。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使她对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十分痛恨。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在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萧红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萧红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卑下地位。比如，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当时可能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到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萧红在作品中表现了群体女性命运，这时候应该说是有意识地把悲惨的女性作为主角了。在萧红的女性作品中，她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并从对性爱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尊严的践踏。
女性的生育，应该是一种原始的本性，但在萧红的作品中，却变成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使女性的自育变成社会对之进行压迫的手段。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无谓无意义无目的的，在这里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
在《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萧红深切地感受到在男权社会，生育这一本来崇高的女性行为已演变成了女人苦难的根源。
二、性别意识对萧红创作的规约
对女性命运的独特体验。使萧红作品有鲜明的性别倾向，充满女性关怀和女性意识。这种性别价值观规约着她创作的鲜明倾向性。萧红的小说里几乎不谈爱情。并透过这一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她认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仅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不只透过自己的悲凉感看悲凉人间演出着的生生死死和聚散离合的悲剧。而且还把这种悲凉感写进了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
中年光棍冯二成子整年与小驴老磨为伴。孤独地踞守在昏暗的老磨屋里，终于有一天他也体验到了一种爱的初始滋味。这种体验的不能实现带来更为深广的人类悲凉和迷茫惆怅，他向无极的虚无发出“这样广茫茫的人间，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就不管他了”的追问，发出“你们都白活了，你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抗议。(《后花园》)王大妈本是“榆树屯子最愉快的老婆子”，但当她看到孙女小达儿手中玩的红玻璃花筒时，她突然顿悟到原来冥冥之中有一个命运之神在操纵着她们祖孙三代人，这些是王大妈从来没有仔细想的，现在想起来，开始觉得她是这样孤独，她过的生活是这样的可怕，她预感到小达儿“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王大妈关于生命停滞苍老代代轮回的无望和顿悟，无疑是属于生命最后时刻的萧红的，它成为萧红悲凉的人生体验的真实写照；同时红玻璃花筒在这里也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它隐喻人生命运的无法逃避，苦难的无法解脱。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无法进入本文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意识用“三从四德”规约着传统的女性。规约着她们的文化视野。摧残着她们的生命力，使她们无法展示主体的生存意志，获得人格的尊严和独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她们隶属于男人。萧红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在乡村，妇女“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在《生死场》中，成业对金枝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生蛆，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在金枝、成业嫂嫂和月英等女性身上，压迫并不主要地被表现为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凶残，而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显示出更多的受女性意识的规约。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情力的攻击、虐杀。“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更是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三、结语
女性意识对萧红创作的规约几乎达到极端的程度。她在作品中一以贯之体现着一种对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与丁玲笔下莎菲、伊萨、阿毛等现代女性身上体现的精神悲剧相比，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更为深重，具有多种内涵，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与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我将与那蓝天碧水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是她临终的一句话。让我们来记住这位始终未忘却女性关怀。有着强烈的性别意识的女作家。
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她幼年丧母，父亲对萧红十分严厉。幼小的萧红从小就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这也造就了她富于抗争的精神。长大后，她流亡上海，又受到了鲁迅等新文化先驱的关怀。在这些导师的影响下，萧红自觉地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以一种人本位的现代意识。去建构属于人类的人生价值。
萧红小时候就目睹了生活在身边的一些女子的不幸的婚姻，以及随之带来的悲惨遭遇。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使她对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十分痛恨。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在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萧红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萧红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卑下地位。比如，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当时可能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到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萧红在作品中表现了群体女性命运，这时候应该说是有意识地把悲惨的女性作为主角了。在萧红的女性作品中，她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并从对性爱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尊严的践踏。
女性的生育，应该是一种原始的本性，但在萧红的作品中，却变成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使女性的自育变成社会对之进行压迫的手段。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无谓无意义无目的的，在这里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
在《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萧红深切地感受到在男权社会，生育这一本来崇高的女性行为已演变成了女人苦难的根源。
二、性别意识对萧红创作的规约
对女性命运的独特体验。使萧红作品有鲜明的性别倾向，充满女性关怀和女性意识。这种性别价值观规约着她创作的鲜明倾向性。萧红的小说里几乎不谈爱情。并透过这一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她认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仅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不只透过自己的悲凉感看悲凉人间演出着的生生死死和聚散离合的悲剧。而且还把这种悲凉感写进了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
中年光棍冯二成子整年与小驴老磨为伴。孤独地踞守在昏暗的老磨屋里，终于有一天他也体验到了一种爱的初始滋味。这种体验的不能实现带来更为深广的人类悲凉和迷茫惆怅，他向无极的虚无发出“这样广茫茫的人间，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就不管他了”的追问，发出“你们都白活了，你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抗议。(《后花园》)王大妈本是“榆树屯子最愉快的老婆子”，但当她看到孙女小达儿手中玩的红玻璃花筒时，她突然顿悟到原来冥冥之中有一个命运之神在操纵着她们祖孙三代人，这些是王大妈从来没有仔细想的，现在想起来，开始觉得她是这样孤独，她过的生活是这样的可怕，她预感到小达儿“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王大妈关于生命停滞苍老代代轮回的无望和顿悟，无疑是属于生命最后时刻的萧红的，它成为萧红悲凉的人生体验的真实写照；同时红玻璃花筒在这里也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它隐喻人生命运的无法逃避，苦难的无法解脱。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无法进入本文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意识用“三从四德”规约着传统的女性。规约着她们的文化视野。摧残着她们的生命力，使她们无法展示主体的生存意志，获得人格的尊严和独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她们隶属于男人。萧红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在乡村，妇女“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在《生死场》中，成业对金枝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生蛆，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在金枝、成业嫂嫂和月英等女性身上，压迫并不主要地被表现为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凶残，而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显示出更多的受女性意识的规约。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情力的攻击、虐杀。“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更是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三、结语
女性意识对萧红创作的规约几乎达到极端的程度。她在作品中一以贯之体现着一种对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与丁玲笔下莎菲、伊萨、阿毛等现代女性身上体现的精神悲剧相比，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更为深重，具有多种内涵，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与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我将与那蓝天碧水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是她临终的一句话。让我们来记住这位始终未忘却女性关怀。有着强烈的性别意识的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