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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都是中国画创作理论中带有主导性的美学思想，但不同的人在“形”与“神”及其关系的具体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形”与“神”的辫证关系转化，以及转化过程中不同内涵的探讨，古往今来一直在国画理论学者永恒的话题。
【关键词】：中国画；创作；以神写形
在中国绘画上千年发展历程中，很早就提出了“形”与“神”的问题。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形”与“神”的理论是中国画理论体系的主线，它也是指导中国绘画创作实践的主导思想，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们都会高度重视。但尽管“以形写神”、“传神为重”是中国画理论和实践的主体，但是在对“形”与“神”及二者关系的具体解释上，又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究其本质，就是在于对“形神”理论的理解过于机械，没有把两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呈现的辩证转化，及其转化中的不同涵义。本文试对此作些探讨，并析赐教。我们可以把中国画创作分为以下四个过程。
一、以形生神：
在自然界客观事物的具形才能生神。艺术家观察生活中的事物，也总是先观其形，然后知其神而渐生其意的。“以形写神”首先是东晋时期大家顾恺之提出的，据史料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拌，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四体之形，非最紧要，传神写照，乃在目精，所谓目精，即指眼之瞳仁，它最易随眼之转动，而表现人的神情。其实这种最易传神的目精，也仍然是一种形。“以形生神”，就要求中国画艺术家对世间万物具象之形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画家郑板桥就曾被窗纸上的凌乱竹影所启发，创造出具有自己了独特风格的“板桥竹”，还评价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从而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深入生活，并仔细观察生活才能对产生独特的感受，创造出有自身特点的艺术风格来。相反，如果艺术家脱离生活，只用空想和照搬来取代观察与思考，那么就永远都创作不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画家石涛道人也曾说过：“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
二、以神观形的辩证思维
世间的客观事物之形常常是多变的，而其神也是极其复杂丰富的。因此同一事物，在不同艺术家的笔下可表现出不同的美，例如同一树梅花，既可表现它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逸，也可以表现它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壮丽风采。即使同一事物，对于同一个艺术家也会在不同时刻或者不同心境下，产生不同的艺术感受。例如杜甫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佳句，但他在自己的另一首诗中却写道：“绿竹半含等，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峡晚，阴过酒搏凉。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对于同样的竹子，产生两种前后不同的情感。所以，正因为事物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艺术家“以神观形”就易于捕捉表现对象在某一方面的特征，使艺术作品达到抒情畅神的目的。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说过：“我们每个人，很少象自己。只有在稀有的瞬间，人的脸上才表现出自己的主要特征，自己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虽然他讲的是人物，但对其它的事物也是同样适用的。这种在稀有瞬间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正是传神之形，就是中国画所要一直追求的。认识生活中表现对象需要一个长期的仔细观察的过程，由于每个画家独特的“我神”，往往能捕捉生活对象某一方面的特征形态，抓住这种表现形态，才能得了绘画作品中“神”的表现。比如孔雀的尾羽可以使八大山人联想到清朝宫帽上的花翎，为了表达自己对腐朽官僚的不满，他画笔下的孔雀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面貌，就是本来美丽的长羽只剩下三根可笑的秃羽。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中既要以“他神”观“他形”，更要以“我神”观“他形”，把世间的客观事物融入艺术家的主观思维，把描摹变成创作。画家宗炳所谓的“含道应物”也即同样的想法，“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画出“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佳作来。
三、以神写形：
作画必须意在笔先，有了准确的艺术创作思想才动笔，也是就平时我们所说的做到胸有成竹。这“笔先之意，胸中之竹。”那么挥毫落纸的瞬间，就是“以神写形”的时刻。这是整个中国画艺术创作的第三个过程，也是创作的最关键阶段。大思想家歌德说：“艺术家对他的自然心怀感激，奉还它的一种第二自然，一种感觉过思考过，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善的自然。”这个第二自然就是画家通过表现万物及其笔墨形式，把表现自己的某种精神与思想，故真正的绘画常被称画即人心。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作者要有感可发，“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胸中一股澎湃的创作激情，有种欲喷发而出的感受，这样的画出的艺术作品才有動人之处。
四、以形传神
绘画中以神写形的结果会产生预想效果与画笔下的结果差异大，这种意与笔前，却有“意”与“笔”落差大。或者是落笔之后的形意外成法外之趣，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佳效。这种化机，看似神奇，其实是艺术家熟悉生活，胸有丘壑，技艺精湛的进一步升华，是一种难得出现的更高的艺术境界。西晋时，文化艺术南移，由于江南优美的自然风景，画家们寄情于山水间，昕夕相对，心摹手追，便有了山水画雏形。东晋时期绘画艺术逐渐兴盛，大量宗教题材的绘画开始出现，很多绘画大师都是壁画和宗教画的能手。到了南北朝时期，有地域特色的绘画有代表性作品出现。由于长期的战乱，人们以宗教信念为乐土的日趋明显，导致同时期画坛宗教内容赠多，这对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艺术随之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政策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也进一步地扩大，使得中国绘画的“神”与“形”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的成份。内容上突破了宗教题材，有了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描绘，在对“形”描绘的同时开始有了神韵的需求，绘画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也显得丰富多彩。这个时期的绘画造型优美，结构简练，线描成熟。绘画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方面日趋成熟后，许多画家开始重视写生，并加强了对客观物像的观察和分析。画面的形象可以传达作者的意趣，并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从而达到“以形传神”，“思与境偕”的创作目的。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需要对人民负责，艺术作品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把群众的反应作为检验艺术作品的标尺。正如南田所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运笔是为抒情，抒情是为摄情。
“形”“神”在绘画创作的四个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涵义。第一过程中的“形”指客观事物之形，第二过程中的“形”指作者观察到的事物之形，第三过程中的“形”指作者笔下的艺术之形，第四过程中的“形”除艺术之形外，还包括观赏者所感受到的客观形，而“神”在前二过程中包涵客观与主观能动性，在绘画过程中则偏重于绘画者的主观能动性。总之，无论是追溯中国画的历史，从古及今，证明中国画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描摹现状的画种，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开放的条件下，与外来艺术所造成的中外艺术思维的碰撞，由此引起的争议、互补、化合现象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绘画创作中“形”与“神”的关系，它也是辩证地转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郭熙.林泉高致集[A].历代论画名著审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关键词】：中国画；创作；以神写形
在中国绘画上千年发展历程中，很早就提出了“形”与“神”的问题。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形”与“神”的理论是中国画理论体系的主线，它也是指导中国绘画创作实践的主导思想，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们都会高度重视。但尽管“以形写神”、“传神为重”是中国画理论和实践的主体，但是在对“形”与“神”及二者关系的具体解释上，又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究其本质，就是在于对“形神”理论的理解过于机械，没有把两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呈现的辩证转化，及其转化中的不同涵义。本文试对此作些探讨，并析赐教。我们可以把中国画创作分为以下四个过程。
一、以形生神：
在自然界客观事物的具形才能生神。艺术家观察生活中的事物，也总是先观其形，然后知其神而渐生其意的。“以形写神”首先是东晋时期大家顾恺之提出的，据史料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拌，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四体之形，非最紧要，传神写照，乃在目精，所谓目精，即指眼之瞳仁，它最易随眼之转动，而表现人的神情。其实这种最易传神的目精，也仍然是一种形。“以形生神”，就要求中国画艺术家对世间万物具象之形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画家郑板桥就曾被窗纸上的凌乱竹影所启发，创造出具有自己了独特风格的“板桥竹”，还评价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从而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深入生活，并仔细观察生活才能对产生独特的感受，创造出有自身特点的艺术风格来。相反，如果艺术家脱离生活，只用空想和照搬来取代观察与思考，那么就永远都创作不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画家石涛道人也曾说过：“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
二、以神观形的辩证思维
世间的客观事物之形常常是多变的，而其神也是极其复杂丰富的。因此同一事物，在不同艺术家的笔下可表现出不同的美，例如同一树梅花，既可表现它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逸，也可以表现它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壮丽风采。即使同一事物，对于同一个艺术家也会在不同时刻或者不同心境下，产生不同的艺术感受。例如杜甫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佳句，但他在自己的另一首诗中却写道：“绿竹半含等，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峡晚，阴过酒搏凉。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对于同样的竹子，产生两种前后不同的情感。所以，正因为事物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艺术家“以神观形”就易于捕捉表现对象在某一方面的特征，使艺术作品达到抒情畅神的目的。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说过：“我们每个人，很少象自己。只有在稀有的瞬间，人的脸上才表现出自己的主要特征，自己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虽然他讲的是人物，但对其它的事物也是同样适用的。这种在稀有瞬间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正是传神之形，就是中国画所要一直追求的。认识生活中表现对象需要一个长期的仔细观察的过程，由于每个画家独特的“我神”，往往能捕捉生活对象某一方面的特征形态，抓住这种表现形态，才能得了绘画作品中“神”的表现。比如孔雀的尾羽可以使八大山人联想到清朝宫帽上的花翎，为了表达自己对腐朽官僚的不满，他画笔下的孔雀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面貌，就是本来美丽的长羽只剩下三根可笑的秃羽。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中既要以“他神”观“他形”，更要以“我神”观“他形”，把世间的客观事物融入艺术家的主观思维，把描摹变成创作。画家宗炳所谓的“含道应物”也即同样的想法，“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画出“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佳作来。
三、以神写形：
作画必须意在笔先，有了准确的艺术创作思想才动笔，也是就平时我们所说的做到胸有成竹。这“笔先之意，胸中之竹。”那么挥毫落纸的瞬间，就是“以神写形”的时刻。这是整个中国画艺术创作的第三个过程，也是创作的最关键阶段。大思想家歌德说：“艺术家对他的自然心怀感激，奉还它的一种第二自然，一种感觉过思考过，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善的自然。”这个第二自然就是画家通过表现万物及其笔墨形式，把表现自己的某种精神与思想，故真正的绘画常被称画即人心。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作者要有感可发，“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胸中一股澎湃的创作激情，有种欲喷发而出的感受，这样的画出的艺术作品才有動人之处。
四、以形传神
绘画中以神写形的结果会产生预想效果与画笔下的结果差异大，这种意与笔前，却有“意”与“笔”落差大。或者是落笔之后的形意外成法外之趣，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佳效。这种化机，看似神奇，其实是艺术家熟悉生活，胸有丘壑，技艺精湛的进一步升华，是一种难得出现的更高的艺术境界。西晋时，文化艺术南移，由于江南优美的自然风景，画家们寄情于山水间，昕夕相对，心摹手追，便有了山水画雏形。东晋时期绘画艺术逐渐兴盛，大量宗教题材的绘画开始出现，很多绘画大师都是壁画和宗教画的能手。到了南北朝时期，有地域特色的绘画有代表性作品出现。由于长期的战乱，人们以宗教信念为乐土的日趋明显，导致同时期画坛宗教内容赠多，这对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艺术随之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政策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也进一步地扩大，使得中国绘画的“神”与“形”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的成份。内容上突破了宗教题材，有了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描绘，在对“形”描绘的同时开始有了神韵的需求，绘画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也显得丰富多彩。这个时期的绘画造型优美，结构简练，线描成熟。绘画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方面日趋成熟后，许多画家开始重视写生，并加强了对客观物像的观察和分析。画面的形象可以传达作者的意趣，并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从而达到“以形传神”，“思与境偕”的创作目的。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需要对人民负责，艺术作品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把群众的反应作为检验艺术作品的标尺。正如南田所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运笔是为抒情，抒情是为摄情。
“形”“神”在绘画创作的四个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涵义。第一过程中的“形”指客观事物之形，第二过程中的“形”指作者观察到的事物之形，第三过程中的“形”指作者笔下的艺术之形，第四过程中的“形”除艺术之形外，还包括观赏者所感受到的客观形，而“神”在前二过程中包涵客观与主观能动性，在绘画过程中则偏重于绘画者的主观能动性。总之，无论是追溯中国画的历史，从古及今，证明中国画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描摹现状的画种，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开放的条件下，与外来艺术所造成的中外艺术思维的碰撞，由此引起的争议、互补、化合现象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绘画创作中“形”与“神”的关系，它也是辩证地转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郭熙.林泉高致集[A].历代论画名著审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