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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10年，前两年我在吴江八坼中学任高中语文老师、语文教研组长；1992年到教育局教科室工作，后任教科室副主任。
就在那个条件简陋的联办中学，我发表了第一篇“豆腐块”文章(《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谈几篇课文的结尾》，载1985年12月2日《语文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把研究教材、教学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笔耕不辍。那时的研究还是以教材分析、教学设计为主，是懵懵懂懂的研究；1992年到教科室工作之后，我的科研视野“豁然开朗”，科研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直到后来成为一线老师眼中的“专家”。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是关键的十年，成长的十年。
一
1990年～1992年，是我在九十年代教育科研的开头三年。
当时，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全面启动，学校的硬件再一次得到改善；同时，初中教学计划归人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的教学计划第一次单独制定，课程管理体制上打破了“集权制”的管理，“一纲多本”的局面更加巩固，中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元教学(1988年秋季开始)。我感受到义务教育达标对学校教学设施的改善，但是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教学改革的春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我主要研究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语文单元教学模式、作文教学等切合自己工作的领域。当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运用求异思维指导学生写议论文》(《中学语文》，1990.7)，《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语文学习》，1990.7)，《关于单元教学的几点思考》(《语文教学论坛》，1991.5)等。
那时的我是普通的语文老师，许多时候还是以下角色——
传达室常客。每天10点半左右，我总会出现在传达室，一是拿自己订的刊物，二是拿样刊和稿费单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大量订阅语文类杂志，几乎订遍了所有语文类刊物，除了《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所谓的“四大名旦”外，还订阅一般人不关注的《语文教学论坛》《语文教学之友》《语文知识》等刊物，还有适合学生阅读的《语文报》《作文成功之路》《青少年文史报》等等，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一本(份)报刊。另外，每周总有几天会收到样刊和稿费。那是最得意的时候，当然我关注的不是几元、十几元稿费，而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了认可。
面授“逃课者”。我的初始学历是中师，1985到1987年参加专科的函授，获得大专学历；1990年，我考上苏大汉语言文学本科函授，每学期和暑假都有集中面授一周到二周的安排。当时苏大考虑我们这些来自一线老师求知若渴的心理，给我们办了图书借阅卡，我们有机会到阅览室读书。于是每每面授的时候，我便成为苏大图书馆常客。有时对一些不感兴趣的课，我还常常“逃课”，潜入阅览室。做了大量的卡片。摘抄了很多资料。大学的阅览室大啊，书刊如海，来不及摘抄，曾经想过做孔乙己，“窃书不算偷”。
朴素研究者。80年代后期，作为语文老师的我，对教育科研不甚了解，但是喜欢阅读语文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上的文章，当时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教育研究》集中刊登关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文章，便在作文教学中做了尝试，有了《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文章，获得全国二等奖；《中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元教学，我又对此做了探索，有了《关于单元教学的几点思考》，还被作为典型案例收入《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一书。但是作为语文教师，我的兴奋点还在语文教材的解读、语文教学的设计上，更多是这方面的“小儿科”文章，是一个朴素的研究者。但是，我总觉得解读教材、设计教学是一个教师必备的基本功，以致至今我还一直认为青年教师要过好“四关”，就是教材解读关、试题编制关、教学设计关、教学研究关。
因为《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一文获奖并发表，在全县引起一定的轰动。教育局普教科、教研室的领导专门前来拍摄录像；市委组织部、人事局领导还找我谈话，问了诸如入党等问题，还邀请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征文。据说那是专为市里挑选写作的人的，我也没多在意，写了征文，获二等奖，得到一支钢笔。
二
1993年～1997年，我调任吴江市教育局教科室工作，主抓初中教育科研，编辑《吴江教育研究》《鲈乡新苗》，后任副主任。
当时，全省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全面启动，各地把教育科研提上了相当的高度，提出“以教育科研为先导，向教育科研要质量”“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策略，教育科研在“服务行政决策，服务教育教学，服务自身繁荣”中得到发展。
作为教科室的成员，我主要配合行政和学校，紧贴教育改革的主题开展研究，主要的成果有：《苏南小城镇小学教育现代化工程个案研究》(《教育研究》，1994.12)，《指导学生自学，促进学生愿学、乐学、会学、善学》(《中国教育学刊》，1995年4期)，《苏霍姆林斯基美育思想浅析和借鉴》(《外国中小学教育》，1996.4，后与教科室胡继渊主任等结集出版关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的论著《活的教育学》)，《教学生学会学习》(《教育研究》，1997.12)。
那个阶段是我从一位语文教师向专职科研员转型的关键阶段，那时的我再一次成为了小学生，学习、模仿、研究，充当了与语文教师不一样的角色——
忐忑的学习者。学校的教育科研是什么?科研员该做什么?特别是第一次接触“课题”“变量”“假设”等等，一切是那么的混沌，我感觉到了压力，十分的忐忑。于是，一方面是向书本学习，把一些介绍教育科研的书籍放在案头、床柜，一有空就认真“啃”：另一方面向行家里手学习。时任教科室主任胡继渊给了我帮助和启发。1990年，我市教科室成立，胡主任挑起了拓荒的重担。他摸情况，找对策，几乎跑遍了所有中小学与校长们交朋友。硬是魔术般把“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思想迁移到校长身上；他到学校作讲座，与老师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把科研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他还穿针引线，在中小学与高校之间架起桥梁，“巧联姻”；东奔西走，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建立联系，把他们请进来。为学校出谋划策，“借脑袋”；把课题相近或相关的学校组织起来，进行协同研究，“组集团”。老胡是科研的行家，给我言传身教；他又是科研“奉献”“执着”“务实”精神的践行者，从他身上我悟到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执着”，什么是“务实”：他还是真心传帮带的提携后人的“师傅”，无私把科研的方法、策略手把手传授给我，还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文章，推荐发表……因为有了胡主任的指导，还有同事的帮助，忐忑的我不再忐忑，慢慢地入了门。所以，至今我一直跟对教育科研心存畏惧的老师说。没有人天生会教育科研，只要虚心学习，人人都可以成为科研的行家里手。
幕后的参与者。记得苏州大学储培君教授的教育部课题“苏南农村初中最优化发展研究”希望在吴江建立 实验学校。当时的桃源中学、青云中学、同里二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们希望这些学校成为储教授的实验学校，但是储教授说，他不希望已经很好的学校成为实验学校，那没有说服力，实验也就失去价值。他说要看三条：一是学校要有代表性，最好是相对薄弱的学校：二是校长是否有科研意识：三是教师整体素质不一定很强，但是要有参与教育科研的志向。再三考察下，储教授选择了南麻中学和盛泽二中。南麻中学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但是以张玉昆校长为首的年轻教师强烈的科研欲望感染了储教授：而盛泽二中是典型的弄堂城镇初中，教师老化不说，占地不到10亩，镇上的很多孩子都希望去当时的乡中就读。之后三年多的实验证实储教授的选择是大胆而正确的，两所学校都因为实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果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发表。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对于如何确立课题、如何研究、如何引导教师参与科研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储教授倾心指导两所学校的教育科研，自己却退到幕后，他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学校的研究是学校的成果，所以当南麻中学的研究报告刊登在《教育研究》时，储教授坚决不署名。所以，我们教科室的同志参与学校承担的课题，默默奉献，成为没有“名分”的课题组成员。“苏南农村小学教育现代化个案研究”、“农村初中学生学习策略研究”、“小学生科学素质教育模式的实验研究”等全国、省级课题，我们都参与研究的全过程，而当成果发表时，我们常常成为“隐者”。不过，我们也有收获，参与课题，不仅使我深入了教学与管理的一线，而且通过一个个课题进行了一项项的专题学习和研究；每个课题的论证、开题、结题，常常是专家云集，鲁洁、郝金华、杜殿坤、钟启泉、吴立岗等知名教授以及袁金华、陆明德、彭钢等教育科研的专家，都在吴江留下深深的足迹。我有机会聆听这些专家关于教育教学改革、教育科研的许多报告，茅塞顿开，胜读十年书。
教育的“喇叭”。吴江教科室当时很受局领导的器重，最高评价是局长说我们教科室是素质教育的“灯塔”，是教育现代化的“旗帜”。当时教科室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智囊和高参，局里一些重大活动、重要文件都出自教科室。当时我们和教研室在一幢楼办公，又是在局机关办公楼的前面，校长到局里办公都喜欢到教科室转一下，聊上几句，请我们有空去学校指导，之后才去其他科室。以致当时流行“要文章找教科室，要分数找教研室。要帽子找人事科”的说法，尽管不大真实，但是确实反映了我们教科室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还与我们善于发现吴江教育以及学校的经验，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分不开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桃源中学以多优生、无差生、人人成材的高质量而声名鹊起，但是每每人家来参观的时候，学校身在此山中，说不出什么规律。于是，我去学校进行调研，为学校总结了文章发表在《中学教育》上，尽管后来自己觉得还没有把桃源经验概括到位，但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杂志还加了编者按，大意是江苏省教育厅提出北学洋思，南学桃源。之后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校长对教育科研刮目相看。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养成注意了解学校以及全市教育改革的做法的习惯，及时提炼，撰写文章。譬如，为推动教育科研，教育局在常规管理先进学校等评比中采用了没有课题“一票否决”的办法，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形成了教育科研的管理机制。对此，我和张俊平老师曾经在《“鲈乡”教育的腾飞》(《江苏教育》1998.10)的报道中概括为“四个一”：“一把手”主抓——从教委主任到校长，都把教育科研作为自身工作的重头戏，特别是校长每学期坚持做到“主持一个课题，阅读一本教育理论著作，撰写一篇论文，做一次讲座”；一票否决一为推动教育科研，教育局在常规管理先进学校等评比中采用了没有课题“一票否决”的办法：一“体”两“翼”以教育行政为主体，以教研室、教科室为“两翼”的教育科研的管理体制；“一竿子”到底——建立了教育科研立项、论证、验收以及资料档案建设等制度。我们还帮助青云中学、桃源中学、南麻中学等学校撰写有关报告，在《中国教育报》《江苏教育》《江苏教育研究》《中学教育》等发表。所以，有人曾形象地说我们是教育的“喇叭”。所以，现在我经常对教科室的同志说，教科室不能等领导布置工作，而要善于自己找米下锅，特别要努力成为校长的高参，如果校长有事没事总往你那里跑，那才是好事，有为才有位。
三
1998年～2000年，可以视为这个十年我教育科研生涯的第三阶段。当时全省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都在深入推进，特别是由教育设施现代化等外延走向以课程建设、学科发展、教师发展为主的内涵现代化。
当时我的研究由教育的中观、宏观研究转向相对微观的教学研究，特别是对学生学习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浅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教学改革》(《中学教育》，1998.7)，《培养元认知能力，教会学生学习》(《外国中小学教育》，1998.1)《谈中小学教学模式及其发展趋势》(《中学教育》，1999.3)《中外学习风格研究现状综述》(《外国中小学教育》，1999.3)《也谈教学策略的内涵、结构》(《外国中小学教育》，2000.2)。
当时，教育科研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科研自身也不断发展、繁荣，但是随着教育科研的不断发展，我也发现教育科研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教育科研成了学校的“招牌”和“门面”，其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一些课题成为闭门造车的产物，与生动火热的学校教学实践相去甚远，研究者也往往只是少数人，甚至没有研究过程，只有开题、结题。教育科研没有大众化、群众性，在不少中小学老师心目中，教育科研还神秘，还有点玄。于是对教育科研的大好形势需要反思，我又充当了以下角色——
清醒的反思者。对教育科研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其实质是为了教育科研更好的发展，但是这种反思需要勇气，要承担压力，因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一向务实的我在有关会议上概括了教育科研存在“四重四轻”的问题：重立项，轻实施：开头轰，中间空，结果虚；重实践，轻思辨：做的多，想的少，提炼无；重宏观，轻微(中)观：范围大，百样搭，个性无；重结题，轻推广：定结论，束高阁，难提升。记得之后，在很多杂志上有关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误区分析的文章。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同时，在一线教学上摸爬滚打过的我，在经历了所谓实验研究为主的规范科研活动之后，还感觉教育科研中运用最多的实验法也似乎不那么适合中小学教育科研了，特别是用对照班、智商测量等方法的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由于对学生的不够尊重、教育教学活动的不可控变量太多等，为追求所谓研究的科学化反而显得不科学，于是以改变行动为主要目的的行动研究引起我的兴趣。
编外研究者。随着教育现代化和素质教育更注重内涵的要求，我市的教育科研在反省中走向学科，走向课堂。印象最深的是以薛法根为首的语文教学改革，1998 年，对于薛法根教学的提升和把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革提到重要位置，教科室也参与其中。当时以薛法根为首的“十八好汉”组成吴江市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心组和实验区，因为我也是语文教师，所以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其中。每次活动都参加，在围绕薛法根教学模式的提炼和实践方面一起出主意。在与法根的接触中，深切感受到法根的课实在、创新，跟中学语文教学的单元教学有相似之处。与自己的语文教学教材处理方式有相似之处——即对教材进行二度处理，选择教材的点组成块，重组成为教学内容，于是提出能否就叫“组块教学”。这个名字很少见，也似乎不靓，但是大家觉得也许试验之后会自然响亮，而且说不定属于独创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小学语文学科的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薛法根后来成为江苏教育最年轻的特级教师，还涌现了像管建刚等一批在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
作嫁衣裳者。《江苏教育》举办的“教海探航”是一个品牌。我到教科室，每年都要为“教海探航”活动策划奔波，作为一个平台，许多青年老师热情高涨，而我们教科室的所谓“专家”便变成“万金油”，所有学科老师文章角度的选择、框架的确定等，我们都要“指导”，特别是许多学校邀请我们这些“专家”去做撰写论文的报告。记得我最喜欢讲的还是如何选题，概括为“从问题中发现课题，从矛盾中发现课题，从学科交叉上发现课题，从逆向思维中发现课题，从成功经验的迁移中发现课题”，还指出中小学老师的论文要“新、实、小”的原则。这些概括数年后成为我《中小学老师课题从哪里来》的主要内容。很多时候，我还要动笔帮参赛老师润色文章。1998年金秋，“教海探航”十年颁奖大会在吴江举行，那一年，我市薛法根等多位教师获一、二等奖，为全省最多，其中多篇我参与指导。尽管是别人获奖，但是成就感还是油然而生。当时，报刊社还有“五四杯”中学青年教师论文评比，我也参与其中指导，我市也一直取得突出成绩。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当时的我还是颇受学校老师和领导的欢迎的，当时我们下乡一般都是在食堂吃便饭，最多加几个菜，令人感动的是一位知名初中的校长，局长到学校不陪也不下馆子的他，我和胡主任去每次必陪，每次都要拉我们去馆子。
1990年代的十年，是我从教育科研的懵懂者成为所谓“专家”的十年；这十年，是我见证一个县域教育科研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十年；这十年，是我对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体会最深的十年。
回顾这十年，体会颇多：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是教师成长的最重要的平台，是教师最幸福的事，“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到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苏霍姆林斯基语)
——教师应该成为科研型的教师。老师的工作具有探索性、思辨性、创造性和学术性，需要教育科研，一个不研究学生心理和行为，不善于总结教学经验和教训，不探索教育规律的教师，是一个不完美的教师。
——教师的教育科研是实践性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问题来自于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过程与教育教学活动交织在一起。教师的教育科研要突出“自己”这个关键词，就是为了自己、自己要做、研究自己、自己能做。
——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能推动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它有一种凝聚力、开发力、引导力和提升力，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需要一种机制。要有一个重视教育科研的校长、选好一个教科室主任、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形成一套基本制度、确立一个核心课题。
就在那个条件简陋的联办中学，我发表了第一篇“豆腐块”文章(《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谈几篇课文的结尾》，载1985年12月2日《语文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把研究教材、教学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笔耕不辍。那时的研究还是以教材分析、教学设计为主，是懵懵懂懂的研究；1992年到教科室工作之后，我的科研视野“豁然开朗”，科研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直到后来成为一线老师眼中的“专家”。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是关键的十年，成长的十年。
一
1990年～1992年，是我在九十年代教育科研的开头三年。
当时，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全面启动，学校的硬件再一次得到改善；同时，初中教学计划归人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的教学计划第一次单独制定，课程管理体制上打破了“集权制”的管理，“一纲多本”的局面更加巩固，中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元教学(1988年秋季开始)。我感受到义务教育达标对学校教学设施的改善，但是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教学改革的春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我主要研究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语文单元教学模式、作文教学等切合自己工作的领域。当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运用求异思维指导学生写议论文》(《中学语文》，1990.7)，《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语文学习》，1990.7)，《关于单元教学的几点思考》(《语文教学论坛》，1991.5)等。
那时的我是普通的语文老师，许多时候还是以下角色——
传达室常客。每天10点半左右，我总会出现在传达室，一是拿自己订的刊物，二是拿样刊和稿费单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大量订阅语文类杂志，几乎订遍了所有语文类刊物，除了《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所谓的“四大名旦”外，还订阅一般人不关注的《语文教学论坛》《语文教学之友》《语文知识》等刊物，还有适合学生阅读的《语文报》《作文成功之路》《青少年文史报》等等，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一本(份)报刊。另外，每周总有几天会收到样刊和稿费。那是最得意的时候，当然我关注的不是几元、十几元稿费，而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了认可。
面授“逃课者”。我的初始学历是中师，1985到1987年参加专科的函授，获得大专学历；1990年，我考上苏大汉语言文学本科函授，每学期和暑假都有集中面授一周到二周的安排。当时苏大考虑我们这些来自一线老师求知若渴的心理，给我们办了图书借阅卡，我们有机会到阅览室读书。于是每每面授的时候，我便成为苏大图书馆常客。有时对一些不感兴趣的课，我还常常“逃课”，潜入阅览室。做了大量的卡片。摘抄了很多资料。大学的阅览室大啊，书刊如海，来不及摘抄，曾经想过做孔乙己，“窃书不算偷”。
朴素研究者。80年代后期，作为语文老师的我，对教育科研不甚了解，但是喜欢阅读语文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上的文章，当时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教育研究》集中刊登关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文章，便在作文教学中做了尝试，有了《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文章，获得全国二等奖；《中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元教学，我又对此做了探索，有了《关于单元教学的几点思考》，还被作为典型案例收入《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一书。但是作为语文教师，我的兴奋点还在语文教材的解读、语文教学的设计上，更多是这方面的“小儿科”文章，是一个朴素的研究者。但是，我总觉得解读教材、设计教学是一个教师必备的基本功，以致至今我还一直认为青年教师要过好“四关”，就是教材解读关、试题编制关、教学设计关、教学研究关。
因为《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一文获奖并发表，在全县引起一定的轰动。教育局普教科、教研室的领导专门前来拍摄录像；市委组织部、人事局领导还找我谈话，问了诸如入党等问题，还邀请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征文。据说那是专为市里挑选写作的人的，我也没多在意，写了征文，获二等奖，得到一支钢笔。
二
1993年～1997年，我调任吴江市教育局教科室工作，主抓初中教育科研，编辑《吴江教育研究》《鲈乡新苗》，后任副主任。
当时，全省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全面启动，各地把教育科研提上了相当的高度，提出“以教育科研为先导，向教育科研要质量”“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策略，教育科研在“服务行政决策，服务教育教学，服务自身繁荣”中得到发展。
作为教科室的成员，我主要配合行政和学校，紧贴教育改革的主题开展研究，主要的成果有：《苏南小城镇小学教育现代化工程个案研究》(《教育研究》，1994.12)，《指导学生自学，促进学生愿学、乐学、会学、善学》(《中国教育学刊》，1995年4期)，《苏霍姆林斯基美育思想浅析和借鉴》(《外国中小学教育》，1996.4，后与教科室胡继渊主任等结集出版关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的论著《活的教育学》)，《教学生学会学习》(《教育研究》，1997.12)。
那个阶段是我从一位语文教师向专职科研员转型的关键阶段，那时的我再一次成为了小学生，学习、模仿、研究，充当了与语文教师不一样的角色——
忐忑的学习者。学校的教育科研是什么?科研员该做什么?特别是第一次接触“课题”“变量”“假设”等等，一切是那么的混沌，我感觉到了压力，十分的忐忑。于是，一方面是向书本学习，把一些介绍教育科研的书籍放在案头、床柜，一有空就认真“啃”：另一方面向行家里手学习。时任教科室主任胡继渊给了我帮助和启发。1990年，我市教科室成立，胡主任挑起了拓荒的重担。他摸情况，找对策，几乎跑遍了所有中小学与校长们交朋友。硬是魔术般把“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思想迁移到校长身上；他到学校作讲座，与老师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把科研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他还穿针引线，在中小学与高校之间架起桥梁，“巧联姻”；东奔西走，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建立联系，把他们请进来。为学校出谋划策，“借脑袋”；把课题相近或相关的学校组织起来，进行协同研究，“组集团”。老胡是科研的行家，给我言传身教；他又是科研“奉献”“执着”“务实”精神的践行者，从他身上我悟到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执着”，什么是“务实”：他还是真心传帮带的提携后人的“师傅”，无私把科研的方法、策略手把手传授给我，还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文章，推荐发表……因为有了胡主任的指导，还有同事的帮助，忐忑的我不再忐忑，慢慢地入了门。所以，至今我一直跟对教育科研心存畏惧的老师说。没有人天生会教育科研，只要虚心学习，人人都可以成为科研的行家里手。
幕后的参与者。记得苏州大学储培君教授的教育部课题“苏南农村初中最优化发展研究”希望在吴江建立 实验学校。当时的桃源中学、青云中学、同里二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们希望这些学校成为储教授的实验学校，但是储教授说，他不希望已经很好的学校成为实验学校，那没有说服力，实验也就失去价值。他说要看三条：一是学校要有代表性，最好是相对薄弱的学校：二是校长是否有科研意识：三是教师整体素质不一定很强，但是要有参与教育科研的志向。再三考察下，储教授选择了南麻中学和盛泽二中。南麻中学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但是以张玉昆校长为首的年轻教师强烈的科研欲望感染了储教授：而盛泽二中是典型的弄堂城镇初中，教师老化不说，占地不到10亩，镇上的很多孩子都希望去当时的乡中就读。之后三年多的实验证实储教授的选择是大胆而正确的，两所学校都因为实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果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发表。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对于如何确立课题、如何研究、如何引导教师参与科研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储教授倾心指导两所学校的教育科研，自己却退到幕后，他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学校的研究是学校的成果，所以当南麻中学的研究报告刊登在《教育研究》时，储教授坚决不署名。所以，我们教科室的同志参与学校承担的课题，默默奉献，成为没有“名分”的课题组成员。“苏南农村小学教育现代化个案研究”、“农村初中学生学习策略研究”、“小学生科学素质教育模式的实验研究”等全国、省级课题，我们都参与研究的全过程，而当成果发表时，我们常常成为“隐者”。不过，我们也有收获，参与课题，不仅使我深入了教学与管理的一线，而且通过一个个课题进行了一项项的专题学习和研究；每个课题的论证、开题、结题，常常是专家云集，鲁洁、郝金华、杜殿坤、钟启泉、吴立岗等知名教授以及袁金华、陆明德、彭钢等教育科研的专家，都在吴江留下深深的足迹。我有机会聆听这些专家关于教育教学改革、教育科研的许多报告，茅塞顿开，胜读十年书。
教育的“喇叭”。吴江教科室当时很受局领导的器重，最高评价是局长说我们教科室是素质教育的“灯塔”，是教育现代化的“旗帜”。当时教科室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智囊和高参，局里一些重大活动、重要文件都出自教科室。当时我们和教研室在一幢楼办公，又是在局机关办公楼的前面，校长到局里办公都喜欢到教科室转一下，聊上几句，请我们有空去学校指导，之后才去其他科室。以致当时流行“要文章找教科室，要分数找教研室。要帽子找人事科”的说法，尽管不大真实，但是确实反映了我们教科室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还与我们善于发现吴江教育以及学校的经验，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分不开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桃源中学以多优生、无差生、人人成材的高质量而声名鹊起，但是每每人家来参观的时候，学校身在此山中，说不出什么规律。于是，我去学校进行调研，为学校总结了文章发表在《中学教育》上，尽管后来自己觉得还没有把桃源经验概括到位，但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杂志还加了编者按，大意是江苏省教育厅提出北学洋思，南学桃源。之后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校长对教育科研刮目相看。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养成注意了解学校以及全市教育改革的做法的习惯，及时提炼，撰写文章。譬如，为推动教育科研，教育局在常规管理先进学校等评比中采用了没有课题“一票否决”的办法，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形成了教育科研的管理机制。对此，我和张俊平老师曾经在《“鲈乡”教育的腾飞》(《江苏教育》1998.10)的报道中概括为“四个一”：“一把手”主抓——从教委主任到校长，都把教育科研作为自身工作的重头戏，特别是校长每学期坚持做到“主持一个课题，阅读一本教育理论著作，撰写一篇论文，做一次讲座”；一票否决一为推动教育科研，教育局在常规管理先进学校等评比中采用了没有课题“一票否决”的办法：一“体”两“翼”以教育行政为主体，以教研室、教科室为“两翼”的教育科研的管理体制；“一竿子”到底——建立了教育科研立项、论证、验收以及资料档案建设等制度。我们还帮助青云中学、桃源中学、南麻中学等学校撰写有关报告，在《中国教育报》《江苏教育》《江苏教育研究》《中学教育》等发表。所以，有人曾形象地说我们是教育的“喇叭”。所以，现在我经常对教科室的同志说，教科室不能等领导布置工作，而要善于自己找米下锅，特别要努力成为校长的高参，如果校长有事没事总往你那里跑，那才是好事，有为才有位。
三
1998年～2000年，可以视为这个十年我教育科研生涯的第三阶段。当时全省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都在深入推进，特别是由教育设施现代化等外延走向以课程建设、学科发展、教师发展为主的内涵现代化。
当时我的研究由教育的中观、宏观研究转向相对微观的教学研究，特别是对学生学习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浅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教学改革》(《中学教育》，1998.7)，《培养元认知能力，教会学生学习》(《外国中小学教育》，1998.1)《谈中小学教学模式及其发展趋势》(《中学教育》，1999.3)《中外学习风格研究现状综述》(《外国中小学教育》，1999.3)《也谈教学策略的内涵、结构》(《外国中小学教育》，2000.2)。
当时，教育科研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科研自身也不断发展、繁荣，但是随着教育科研的不断发展，我也发现教育科研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教育科研成了学校的“招牌”和“门面”，其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一些课题成为闭门造车的产物，与生动火热的学校教学实践相去甚远，研究者也往往只是少数人，甚至没有研究过程，只有开题、结题。教育科研没有大众化、群众性，在不少中小学老师心目中，教育科研还神秘，还有点玄。于是对教育科研的大好形势需要反思，我又充当了以下角色——
清醒的反思者。对教育科研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其实质是为了教育科研更好的发展，但是这种反思需要勇气，要承担压力，因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一向务实的我在有关会议上概括了教育科研存在“四重四轻”的问题：重立项，轻实施：开头轰，中间空，结果虚；重实践，轻思辨：做的多，想的少，提炼无；重宏观，轻微(中)观：范围大，百样搭，个性无；重结题，轻推广：定结论，束高阁，难提升。记得之后，在很多杂志上有关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误区分析的文章。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同时，在一线教学上摸爬滚打过的我，在经历了所谓实验研究为主的规范科研活动之后，还感觉教育科研中运用最多的实验法也似乎不那么适合中小学教育科研了，特别是用对照班、智商测量等方法的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由于对学生的不够尊重、教育教学活动的不可控变量太多等，为追求所谓研究的科学化反而显得不科学，于是以改变行动为主要目的的行动研究引起我的兴趣。
编外研究者。随着教育现代化和素质教育更注重内涵的要求，我市的教育科研在反省中走向学科，走向课堂。印象最深的是以薛法根为首的语文教学改革，1998 年，对于薛法根教学的提升和把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革提到重要位置，教科室也参与其中。当时以薛法根为首的“十八好汉”组成吴江市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心组和实验区，因为我也是语文教师，所以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其中。每次活动都参加，在围绕薛法根教学模式的提炼和实践方面一起出主意。在与法根的接触中，深切感受到法根的课实在、创新，跟中学语文教学的单元教学有相似之处。与自己的语文教学教材处理方式有相似之处——即对教材进行二度处理，选择教材的点组成块，重组成为教学内容，于是提出能否就叫“组块教学”。这个名字很少见，也似乎不靓，但是大家觉得也许试验之后会自然响亮，而且说不定属于独创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小学语文学科的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薛法根后来成为江苏教育最年轻的特级教师，还涌现了像管建刚等一批在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
作嫁衣裳者。《江苏教育》举办的“教海探航”是一个品牌。我到教科室，每年都要为“教海探航”活动策划奔波，作为一个平台，许多青年老师热情高涨，而我们教科室的所谓“专家”便变成“万金油”，所有学科老师文章角度的选择、框架的确定等，我们都要“指导”，特别是许多学校邀请我们这些“专家”去做撰写论文的报告。记得我最喜欢讲的还是如何选题，概括为“从问题中发现课题，从矛盾中发现课题，从学科交叉上发现课题，从逆向思维中发现课题，从成功经验的迁移中发现课题”，还指出中小学老师的论文要“新、实、小”的原则。这些概括数年后成为我《中小学老师课题从哪里来》的主要内容。很多时候，我还要动笔帮参赛老师润色文章。1998年金秋，“教海探航”十年颁奖大会在吴江举行，那一年，我市薛法根等多位教师获一、二等奖，为全省最多，其中多篇我参与指导。尽管是别人获奖，但是成就感还是油然而生。当时，报刊社还有“五四杯”中学青年教师论文评比，我也参与其中指导，我市也一直取得突出成绩。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当时的我还是颇受学校老师和领导的欢迎的，当时我们下乡一般都是在食堂吃便饭，最多加几个菜，令人感动的是一位知名初中的校长，局长到学校不陪也不下馆子的他，我和胡主任去每次必陪，每次都要拉我们去馆子。
1990年代的十年，是我从教育科研的懵懂者成为所谓“专家”的十年；这十年，是我见证一个县域教育科研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十年；这十年，是我对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体会最深的十年。
回顾这十年，体会颇多：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是教师成长的最重要的平台，是教师最幸福的事，“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到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苏霍姆林斯基语)
——教师应该成为科研型的教师。老师的工作具有探索性、思辨性、创造性和学术性，需要教育科研，一个不研究学生心理和行为，不善于总结教学经验和教训，不探索教育规律的教师，是一个不完美的教师。
——教师的教育科研是实践性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问题来自于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过程与教育教学活动交织在一起。教师的教育科研要突出“自己”这个关键词，就是为了自己、自己要做、研究自己、自己能做。
——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能推动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它有一种凝聚力、开发力、引导力和提升力，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需要一种机制。要有一个重视教育科研的校长、选好一个教科室主任、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形成一套基本制度、确立一个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