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方敬心气很高，不太轻易佩服别人。在他的书桌上却搁着一个玻璃相框，是诗人卞之琳的照片，这也是方敬书房里唯一的照片。方敬和我谈起卞之琳，总是非常敬重。在方敬去世后，卞之琳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是：《脱帽志变·追忆方敬》。文章题目是从方敬早年诗歌而来。年轻的方敬非常忧郁，他在《阴天》里有这样的瘦弱的诗句：“忧郁的宽帽檐/使我的日子都是阴天。”在参加革命以后，在抗战的时代洪流里，方敬才变得强壮而乐观，脱掉了忧郁的帽子。
　　对于卞之琳，圈外的人好像不是像对臧克家、艾青那样熟悉。所以卞之琳几次生气地对我说：“我不是卞之琳，是卡之琳”，他是指的有些书刊老把“卞”错排成“卡”。人们提到他的作品，往往就是那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2000年卞之琳去世的时候，北京一家报纸的新闻标题就是《写“断章”的人去世了》。这首诗是卞之琳1935年在日本客居近半年回国后，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执教时写的。其实，卞之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融古化欧的新诗大家，他出身北京大学外文系，又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国外对他的研究一直不断，美国学者汉乐逸的专著《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就有影响，1983年出版英文本，2000年出版中文本。
　　新诗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们想聘请两位顾问教授，一个是臧克家，一个是卞之琳。当时的考虑是臧克家代表现实主义道路，卞之琳代表现代主义道路，这样，可以为新诗所的建设从不同角度做出指导，让新诗所全面地丰富地健康发展。而且我知道，这两位前辈虽然诗观有距离，关系却非常亲密。卞之琳出门散步的时候往往要顺路到臧家坐坐，聊聊，臧克家也常常提到卞之琳。
　　卞之琳做事严谨，喜欢淘洗，喜欢提炼。所以他编自己的文集，入编的标准很严，弃作多，散佚多。对于聘任顾问教授事，我也怕他顾虑太多，所以给他专门写了一封长信。他考虑有半个月吧，给我回信：“我原不想成为你的包袱，可是又想到‘人和’问题。你们上下都重视新诗研究，成立新诗研究所也是全国首创，左右有新知（例如邹绛和你），旧好（方敬），终于还是决定答应下来。”
　　新诗研究所的开门弟子叫柳扬，是浙江考来的，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现在是澳大利亚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江泽民访问博物馆时，他做全程陪同。柳扬从新诗研究所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我就给他一个任务：星期天都去看看卞之琳，帮忙做做家务。柳扬后来在出国前一直坚持这样做，也从卞之琳那里学得不少东西。卞之琳对人对己都很严，从不马虎。但是他爱才，他十分喜欢柳扬。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推荐新诗所一位考生，他说：“这个人一定会有发展的，如果行的话，拜托你把他收了吧！”卞之琳说的这个人就是安徽的陈强（笔名江弱水），从新诗研究所毕业后，又去香港读了博士，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