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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FTA签署后,将给中国带来47亿-64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1.1%-2.9%;将给韩国带来114亿-263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2.5%-3.1%。
抽言:韩国的对华贸易已占全部对外贸易的20%,可以说韩国“下一代”所需的工作岗位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中国。
抽言:中韩FTA一旦签署协议,韩国将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地位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而获得市场化国家的承认一直以来是中国展开FTA谈判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FTA战略中最大的政治诉求。
今年12月1日至3日,第三次中日韩官产学联合研究会议将在山东威海市举行,会议将就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有关议题开展讨论。近期,中韩相关人士的密集表态在释放一种信号: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中韩FTA)的谈判开始见到曙光。韩国驻中国大使柳佑益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韩将有望在2011年展开自贸协定的谈判。
双重困境束缚韩国政府
这是一份被推迟的协议。早在2004年,中韩就针对两国设立自由贸易区展开对话。同年11月,在智利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均同意开启有关韩中FTA的民间共同研究。两年后,双方开始新一轮产官学共同研究。这期间,中国为先于美国与韩国签署FTA协定,频频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在诸多两国首脑会谈中,中国表达了早日签署中韩FTA的意愿,并表示可在敏感的农业领域做出大的让步。
相比之下,韩国则显得“忧心忡忡”。两国开始产官学共同研究之后,截至2008年6月,中韩双方共召开了5次会议。但出乎意料的是,被外界认为是最后一次会议的第6次会议却迟迟没有下文。
关于持续的产官学研究突然停滞的原因,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中国组组长池晚洙认为,受2008年下半年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金融危机造成中韩两国金融部门的不稳定以及出口量骤减,这使得两国政府疲于应付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无暇其它。
同时他也表示随着两国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中韩对FTA可能引起的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也越大。
《朝鲜日报》的报道称,韩国从2000年至今已创下1300亿美元以上的对华贸易顺差,这一成果成了韩国克服金融危机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韩国的对华贸易已占全部对外贸易的20%,可以说韩国“下一代”所需的工作岗位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中国。这种日益加剧的对于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的依赖成为韩国推进中韩FTA忧虑的根源。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作为一个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中韩FTA战略研究的学者,在预见到中韩自贸区协议的谈判已见曙光后,他长舒一口气,表示“总算尘埃落定。”仿佛彼此考察多年的恋人,终于开始商量“转正”事宜,他觉得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张建平判断,韩国推进中韩FTA的最大顾虑,在于自贸区协议签订后可能会给韩国农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冲击,因此“如何确定关税减让的品种及其时间表将是未来谈判的焦点和难题”。
在韩国农协驻京办事处代表李范锡出示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为15%,韩国的则是63%。“这预示着一旦关税放开,韩国农产品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李范锡说,“对于大米的影响最为敏感,其次是辣椒、牛肉、高丽人参、大蒜、奶制品、橘子、苹果、葡萄及生梨等。”
在很多有韩国学者参与的研讨会上,张建平也不止一次地闻听到“在韩国,协议中的农民问题是个政治问题”的声音。农业是韩国最敏感的生产部门,虽然韩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到8%,但作为选民,其拥有的政治力量足以让韩国政府不敢轻易忽视他们的利益。
在韩国持续推进FTA战略过程中,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经常采取示威、集会甚至自杀等手段,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阻止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缔结FTA。有的团体甚至要求韩国政府停止谈判,并废除2004年、2007年达成协议的韩智FTA和韩美FTA。李明博政府初期,就曾被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集会”搞得焦头烂额,已经发表共同声明的韩美FTA因为涉及的牛肉问题迟迟得不到韩国国会通过而被迫搁置。
相比智力和美国,中韩比邻而居,而且有233种农产品存在相互竞争,中韩FTA推进过程中的阻力可以料想。
除此之外,韩国中小企业的反对也是韩国政府的主要压力源。在韩国,一直存在一种声音: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过大,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像巨大的磁场一样,将韩国的投资吸引过去,这样势必形成韩国本土的产业空洞化。参与两国民间研究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也表明,中韩自由贸易区成立后,70%的在华韩国企业将通过增加投资、利润再投资以及新设工厂等方式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而这将直接影响到韩国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新的契机
当韩国在犹豫不决时,一切却发生着改变,中国的FTA战略在持续强势推进。去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并于今年1月1日建成了自由贸易区。而且今年年初,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就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事宜进行商谈,6月29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得到签署,并于9月12日起生效实施。
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统计,去年韩国和台湾向中国出口的20大类项目中,在集成电路、液晶机器、半导体、光纤维、印制電路等14个项目上存在竞争关系。而这些项目占韩国向中国出口比重的60%。在中国进口市场上,韩国和台湾分别占据10.2%和8.6%的市场份额。
快速瓜熟蒂落的ECFA协议为迟迟不能推进的中韩FTA注入一剂强心针,如果韩国再犹豫不决,将意味着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另一边,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注。东亚是世界主要地区中唯一没有相互缔结FTA的地区。因为没有统一稳定的需求市场,迫使中国和韩国都过度依赖美国的消费市场,这使得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和韩国防不胜防,中国的股票市场一落千丈,韩国的外汇市场则陷入恐慌。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即使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走出,也很难期待美国的消费水平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这就使快速在东亚构建稳定的消费市场成为一种必需。
商务部条律司的相关官员也曾向媒体表示,相对于欧美,东亚地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及合力方面比较滞后,而通过中韩FTA牵制西方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扩大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分依赖。
与此同时,来自周边环境的一系列积极信号也在示意中韩FTA即将步入快车道。
2008年,中韩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来自两国高层的积极态度给一度搁置的中韩自贸协议的讨论和研究提供了新契机。2009年10月,针对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外交部长签订了经修改补充的中韩经济合作方向报告。同年成立的中韩两国专家联合研究委员会,于今年4月提交了由该委员会完成的联合报告,报告中说明了双方专家对于中韩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态度。今年4月30日,两国领导人在上海再次确认了对促进中韩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双方意愿。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韩,两国通商部长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此结束了中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共同研究。
解决方案
韩国作为一个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0%的国家,长久以来,占领出口市场一直是它的经济着力点。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韩国深切感受到这两个主要出口市场的壁垒,从而改变了多边主义贸易政策,向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方向转变。2003年后,韩国正式开启FTA时代,与多个国家展开FTA谈判,并试图把韩国打造成亚洲地区FTA网络的中枢。截至2010年1月,韩国已与新加坡、东盟、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完成了自贸协议。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参与了中韩两国民间共同研究和产官学共同研究的全过程。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首席代表的杨平燮看来,尽管在推进中韩FTA进程中,双方都显示出了积极的意愿,但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两国在态度上还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相比而言,中国的态度更为积极”。
他认为,韩国对于中韩FTA的签署更多是一种经济诉求,而中国作为相对经济获益较少的一方,积极推进中韩FTA战略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
在杨平燮看来,中韩FTA一旦签署协议,韩国将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地位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而获得市场化国家的承认一直以来是中国展开FTA谈判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FTA战略中最大的政治诉求。相比而言,在中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中,韩国是除美国、欧盟、日本外最容易达成协议的。同时,中韩FTA的签署也将为中国在和日本争夺在东亚经济主导权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推进FTA进程中,更多的是采用一種战略思维方式,即进行的FTA谈判并不单纯以经济利益获取的多少为唯一判断标准,而是从易到难、从小到大、循序渐进。“随签署数量的增加,中国在新兴市场的份额必然逐渐扩大,外贸空间也将随之得到扩展,从而实现一种规模效应。”
对于中韩FTA谈判中的农业难题,张建平认为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制定合理的利益转移补偿机制,以协调受到冲击的敏感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同时,可以在签订协议时对敏感产业单列清单,采取逐步降低关税、依次放开的办法。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中国组组长池晚洙给出的方案是应用“早期收获计划(EHP)”,即两国以进口为标准,将相当于2010年从对方国家进口总额的80%的商品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剩余的20%的商品,通过协议确定开放日期,做到特殊问题特殊对待
中韩双赢
一直以来,中韩间经贸交流交出的答卷让人刮目相看。1992年,中韩刚建交时,贸易额不过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近1600亿美元,接近韩日、韩美贸易之和;2008年,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突破1683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
如果谈判顺利,中韩缔结FTA,谁会成为更大的赢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沈铭辉给出的数据是:中韩FTA签署后,将给中国带来47亿-64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1.1%-2.9%;将给韩国带来114亿-263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2.5%-3.1%。这之间的差别会因产业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这些测算的收益只是静态的,不包括贸易转移受益等其他收益。
张建平认为,中韩FTA签署后,在两国竞争性产业中处于优势的将率先受益,这包括韩国的制造业,譬如汽车、钢铁、电子、造船等行业和中国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等。笼统来讲,“FTA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应要大于中国”。
“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国的信任一直存在犹疑。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刚刚对外资开放时,曾设立外资不许控股的条款,当时很多日韩企业对此颇多微词,并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而务实的德国人却长驱直入、毫不顾忌。事实证明,当日本人彻底交付信任,在中国发展它的汽车产业时,已经是2000年后的事,而此时德国人早已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次中韩要达成自贸协定,希望韩国能走出这样的误区,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日新月异,一旦错失时机,就可能失去很大的经济利益。”张建平说。
而在杨平燮看来,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两国的消费者,中韩FTA一旦签署,所谓的“韩流汉风”会更加交融。
抽言:韩国的对华贸易已占全部对外贸易的20%,可以说韩国“下一代”所需的工作岗位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中国。
抽言:中韩FTA一旦签署协议,韩国将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地位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而获得市场化国家的承认一直以来是中国展开FTA谈判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FTA战略中最大的政治诉求。
今年12月1日至3日,第三次中日韩官产学联合研究会议将在山东威海市举行,会议将就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有关议题开展讨论。近期,中韩相关人士的密集表态在释放一种信号: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中韩FTA)的谈判开始见到曙光。韩国驻中国大使柳佑益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韩将有望在2011年展开自贸协定的谈判。
双重困境束缚韩国政府
这是一份被推迟的协议。早在2004年,中韩就针对两国设立自由贸易区展开对话。同年11月,在智利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均同意开启有关韩中FTA的民间共同研究。两年后,双方开始新一轮产官学共同研究。这期间,中国为先于美国与韩国签署FTA协定,频频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在诸多两国首脑会谈中,中国表达了早日签署中韩FTA的意愿,并表示可在敏感的农业领域做出大的让步。
相比之下,韩国则显得“忧心忡忡”。两国开始产官学共同研究之后,截至2008年6月,中韩双方共召开了5次会议。但出乎意料的是,被外界认为是最后一次会议的第6次会议却迟迟没有下文。
关于持续的产官学研究突然停滞的原因,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中国组组长池晚洙认为,受2008年下半年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金融危机造成中韩两国金融部门的不稳定以及出口量骤减,这使得两国政府疲于应付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无暇其它。
同时他也表示随着两国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中韩对FTA可能引起的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也越大。
《朝鲜日报》的报道称,韩国从2000年至今已创下1300亿美元以上的对华贸易顺差,这一成果成了韩国克服金融危机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韩国的对华贸易已占全部对外贸易的20%,可以说韩国“下一代”所需的工作岗位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中国。这种日益加剧的对于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的依赖成为韩国推进中韩FTA忧虑的根源。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作为一个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中韩FTA战略研究的学者,在预见到中韩自贸区协议的谈判已见曙光后,他长舒一口气,表示“总算尘埃落定。”仿佛彼此考察多年的恋人,终于开始商量“转正”事宜,他觉得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张建平判断,韩国推进中韩FTA的最大顾虑,在于自贸区协议签订后可能会给韩国农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冲击,因此“如何确定关税减让的品种及其时间表将是未来谈判的焦点和难题”。
在韩国农协驻京办事处代表李范锡出示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为15%,韩国的则是63%。“这预示着一旦关税放开,韩国农产品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李范锡说,“对于大米的影响最为敏感,其次是辣椒、牛肉、高丽人参、大蒜、奶制品、橘子、苹果、葡萄及生梨等。”
在很多有韩国学者参与的研讨会上,张建平也不止一次地闻听到“在韩国,协议中的农民问题是个政治问题”的声音。农业是韩国最敏感的生产部门,虽然韩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到8%,但作为选民,其拥有的政治力量足以让韩国政府不敢轻易忽视他们的利益。
在韩国持续推进FTA战略过程中,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经常采取示威、集会甚至自杀等手段,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阻止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缔结FTA。有的团体甚至要求韩国政府停止谈判,并废除2004年、2007年达成协议的韩智FTA和韩美FTA。李明博政府初期,就曾被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集会”搞得焦头烂额,已经发表共同声明的韩美FTA因为涉及的牛肉问题迟迟得不到韩国国会通过而被迫搁置。
相比智力和美国,中韩比邻而居,而且有233种农产品存在相互竞争,中韩FTA推进过程中的阻力可以料想。
除此之外,韩国中小企业的反对也是韩国政府的主要压力源。在韩国,一直存在一种声音: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过大,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像巨大的磁场一样,将韩国的投资吸引过去,这样势必形成韩国本土的产业空洞化。参与两国民间研究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也表明,中韩自由贸易区成立后,70%的在华韩国企业将通过增加投资、利润再投资以及新设工厂等方式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而这将直接影响到韩国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新的契机
当韩国在犹豫不决时,一切却发生着改变,中国的FTA战略在持续强势推进。去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并于今年1月1日建成了自由贸易区。而且今年年初,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就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事宜进行商谈,6月29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得到签署,并于9月12日起生效实施。
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统计,去年韩国和台湾向中国出口的20大类项目中,在集成电路、液晶机器、半导体、光纤维、印制電路等14个项目上存在竞争关系。而这些项目占韩国向中国出口比重的60%。在中国进口市场上,韩国和台湾分别占据10.2%和8.6%的市场份额。
快速瓜熟蒂落的ECFA协议为迟迟不能推进的中韩FTA注入一剂强心针,如果韩国再犹豫不决,将意味着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另一边,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注。东亚是世界主要地区中唯一没有相互缔结FTA的地区。因为没有统一稳定的需求市场,迫使中国和韩国都过度依赖美国的消费市场,这使得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和韩国防不胜防,中国的股票市场一落千丈,韩国的外汇市场则陷入恐慌。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即使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走出,也很难期待美国的消费水平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这就使快速在东亚构建稳定的消费市场成为一种必需。
商务部条律司的相关官员也曾向媒体表示,相对于欧美,东亚地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及合力方面比较滞后,而通过中韩FTA牵制西方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扩大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分依赖。
与此同时,来自周边环境的一系列积极信号也在示意中韩FTA即将步入快车道。
2008年,中韩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来自两国高层的积极态度给一度搁置的中韩自贸协议的讨论和研究提供了新契机。2009年10月,针对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外交部长签订了经修改补充的中韩经济合作方向报告。同年成立的中韩两国专家联合研究委员会,于今年4月提交了由该委员会完成的联合报告,报告中说明了双方专家对于中韩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态度。今年4月30日,两国领导人在上海再次确认了对促进中韩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双方意愿。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韩,两国通商部长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此结束了中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共同研究。
解决方案
韩国作为一个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0%的国家,长久以来,占领出口市场一直是它的经济着力点。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韩国深切感受到这两个主要出口市场的壁垒,从而改变了多边主义贸易政策,向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方向转变。2003年后,韩国正式开启FTA时代,与多个国家展开FTA谈判,并试图把韩国打造成亚洲地区FTA网络的中枢。截至2010年1月,韩国已与新加坡、东盟、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完成了自贸协议。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参与了中韩两国民间共同研究和产官学共同研究的全过程。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首席代表的杨平燮看来,尽管在推进中韩FTA进程中,双方都显示出了积极的意愿,但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两国在态度上还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相比而言,中国的态度更为积极”。
他认为,韩国对于中韩FTA的签署更多是一种经济诉求,而中国作为相对经济获益较少的一方,积极推进中韩FTA战略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
在杨平燮看来,中韩FTA一旦签署协议,韩国将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地位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而获得市场化国家的承认一直以来是中国展开FTA谈判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FTA战略中最大的政治诉求。相比而言,在中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中,韩国是除美国、欧盟、日本外最容易达成协议的。同时,中韩FTA的签署也将为中国在和日本争夺在东亚经济主导权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推进FTA进程中,更多的是采用一種战略思维方式,即进行的FTA谈判并不单纯以经济利益获取的多少为唯一判断标准,而是从易到难、从小到大、循序渐进。“随签署数量的增加,中国在新兴市场的份额必然逐渐扩大,外贸空间也将随之得到扩展,从而实现一种规模效应。”
对于中韩FTA谈判中的农业难题,张建平认为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制定合理的利益转移补偿机制,以协调受到冲击的敏感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同时,可以在签订协议时对敏感产业单列清单,采取逐步降低关税、依次放开的办法。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中国组组长池晚洙给出的方案是应用“早期收获计划(EHP)”,即两国以进口为标准,将相当于2010年从对方国家进口总额的80%的商品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剩余的20%的商品,通过协议确定开放日期,做到特殊问题特殊对待
中韩双赢
一直以来,中韩间经贸交流交出的答卷让人刮目相看。1992年,中韩刚建交时,贸易额不过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近1600亿美元,接近韩日、韩美贸易之和;2008年,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突破1683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
如果谈判顺利,中韩缔结FTA,谁会成为更大的赢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沈铭辉给出的数据是:中韩FTA签署后,将给中国带来47亿-64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1.1%-2.9%;将给韩国带来114亿-263亿美元的收入,推动GDP增长2.5%-3.1%。这之间的差别会因产业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这些测算的收益只是静态的,不包括贸易转移受益等其他收益。
张建平认为,中韩FTA签署后,在两国竞争性产业中处于优势的将率先受益,这包括韩国的制造业,譬如汽车、钢铁、电子、造船等行业和中国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等。笼统来讲,“FTA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应要大于中国”。
“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国的信任一直存在犹疑。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刚刚对外资开放时,曾设立外资不许控股的条款,当时很多日韩企业对此颇多微词,并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而务实的德国人却长驱直入、毫不顾忌。事实证明,当日本人彻底交付信任,在中国发展它的汽车产业时,已经是2000年后的事,而此时德国人早已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次中韩要达成自贸协定,希望韩国能走出这样的误区,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日新月异,一旦错失时机,就可能失去很大的经济利益。”张建平说。
而在杨平燮看来,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两国的消费者,中韩FTA一旦签署,所谓的“韩流汉风”会更加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