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颓废”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特征之一，也是关注现代作家不可回避的重要元素，然而尽管新时期以来“张爱玲热”已成为一种文学史现象，但在解读颓废文学的领域里，张爱玲却是一个被遗忘的对象。本文就以《倾城之恋》为例，从时代变动下的虚无感受、软弱人性下的爱情消解、浪漫外衣下的华丽幻象和颓废意象下的苍凉色调四个方面入手，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颓废色彩，以期能以新的视角给张爱玲研究以一定补充。
　　关键词：张爱玲 虚无 颓废
　　前言
　　“颓废”一词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却不长，新时期以来，在李欧梵的《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等文章的影响下我们对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意识开始给予更多关注。李欧梵认为颓废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意味着“‘孤立’自我，因为颓废是西方的术语”。中国学者把颓废这个词用在两个术语上：一个是“颓加荡”，意思是“颓败、放荡”，另一个是“颓废”“颓败和衰退”。第二种意思是一种道德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消极态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颓废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颓废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化的精神状态，即“以艺术化的个性活动方式对抗社会并进行超越。超越现实社会的矛盾但并不追求升华。以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反抗生命并拒绝崇尚生命的威严。尊重生命的行动力，‘做’但不强调生命的‘在’”。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恰是一种颓废书写的代表。
　　一、时代变动下的虚无感受
　　张爱玲虽然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但对这种“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的“不安全的”安稳，依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必要的憧憬。她不停地言说“苍凉”，恰恰是内心找不到依靠的一种表现。对此她也在文章中予以表现“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她的生命观念是很颓废消沉的，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把握的东西，总是很被动的、很茫然地接受着人生的重大考验。这恐怕跟她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关。张爱玲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她未能从香港大学毕业，又眼见了香港的沦陷，她曾回忆，在大轰炸中，“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呢”？战争的恐怖和孤立无助，让张爱玲觉得人生是非常虚无的。人无力拯救自己，更无力改变世界，只能就此没落下去。这种感受传达到作品中，就如白流苏在娘家与夫家都找不到归属感的无依无靠，她無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发出“这屋是再也待不下去了”的无助叹息，也因此对整个人生缺少积极的生活信心，面对范柳原的追求，她不得不保留真心，一再掂量再三算计，只想抓住一些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实际东西。直到香港沦陷，战争成全了她和范柳原的婚姻，仍是被自己更加把握不住的时代命运所抛掷的结果，个体生命的微不足道，种种虚无感受与张爱玲自己的内心感受如出一辙。
　　二、软弱人性下的爱情绝望
　　张爱玲作品中刻画的尽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人性的复杂与软弱，在她看来，才是真实的常态的人生图景。因而她的作品里更多表现了人性的脆弱与悲哀，所表现的人生处处充满别扭、冲突、不可理喻、荒唐……爱情不像爱情，婚姻不像婚姻，家庭不像家庭。《倾城之恋》里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这种软弱人性的集中表现——“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时代的变动、战争的洗礼非但没有将二人人性升华，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性格中庸俗软弱的一面，丝毫没有生命的华彩可言。
　　这种软弱妥协表现在爱情上，就是对爱人的不信任对爱情的怀疑，他们二人在交往过程中目的都很明确，旧式女子白流苏的爱情观是传统的，可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加上久居娘家所遭受的侮辱与轻视，早已不再相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典爱情童话，她的离婚再嫁，不是寻找真爱，而只是拿着青春和名誉与婚姻赌博，费尽心思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找到一个经济上可以依靠的丈夫。而新式男子范柳原，尽管拥有现代的爱情观念，想要的是一个在精神上、情感上能够认同自己的正宗的中国女人。但在经历把“女人当作脚底下的泥”和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放纵后，对心心相印的爱情早已死心，他对流苏的时远时近、欲擒故纵，又何尝不是疑惑与衡量自己的付出是否物有所值？他们之间看似浪漫的高等调情更多的是一种精巧的试探与精明的算计。诚如张爱玲在文中所言“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张爱玲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爱情表达。在她的笔下爱情是现实的，更是悲凉的。她揭示了爱情只是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关系，看到了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爱情也将是虚空的神话，充满了深深的绝望。
　　三、浪漫外衣下的华丽幻象
　　《倾城之恋》似乎是浪漫的。旧家大族的凄美少妇、风流倜傥的中产阶级华侨，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国际大都市，灯红酒绿的舞场与大饭店，精致的装扮与用尽心思的高等调情，这一切仿佛都是“浪漫”的理由和要素。城市的倾覆、成千上万人的痛苦、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在这一切大背景之下，白流苏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自己卑微的幸福。香港的沦陷，虽然将这对自私的男女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但二人极力抓住的也不过是一种唯美幻象，小说最后，张爱玲写道：“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这里，张爱玲是在说白流苏（也许是所有女人）的另一种同样无法把握的命运：一个大都市的倾覆成全的这个女人，也不过是这样平庸、琐碎、微贱、俗不可耐，毫无浪漫可言。小说一开始时的死寂，中间耍心眼儿多过谈恋爱的调情，最后潦潦草草的婚配，以及逐渐沉入庸常世俗生活的男女主人公，都让人觉得惘然、怅然。因为对个体生命无法把握的虚无感，也因人性软弱下的过多算计与对真正爱情的怀疑，《倾城之恋》的浪漫是表面的、不真实的，是充满颓废的世纪末情绪的狂欢，是建基在苍凉之上的华丽的幻象。吴福辉说：“任凭你读《倾城之恋》的结尾如何粗心，这时也会猛然悟到怪不得缺乏一种‘大团圆’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气氛。人生的部分终结，划定的一个句号，实潜伏了落花流水的无奈和偶然，想想心里酸楚楚的，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