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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回
再搬家，寿松东移三站地
丙十二，军博对面大白楼
寿松办公几年，正赶上业务发展员工陡增，风波后建行搬家进驻复兴路丙12号。复兴路丙12号严格意义讲是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的地盘，由于北京市有个说法，即长安街两侧只能是国务院部委或中央直属机关，所以其主管部门有色总公司和总行就分摊了临街的主楼，有色院则在东侧另盖了一座配楼。刚刚搬进，感觉比寿松要敞亮多了，典型的办公室设计，每个处房间面积都有五十多平方米，一个处室七八个人，桌子凑成三堆，靠近门口将绿色铁皮柜排成一排，这样还有一些富裕的空间。当时我们投资部综合处与计划部资金处、预算处相邻，业务上的关联和综合处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这个房间比较热闹。丙12号员工的业余生活比较活跃，每层楼电梯间都摆放一副乒乓球台，有时下班后还组织个小型舞会，特别是当时最火的探戈舞曲好像是《恋曲1990》和《心雨》，我们处的景丕林和赵晓桥就是非常耀眼的舞星。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学跳舞很时尚，看到他们娴熟优美的舞姿我真是羡慕不已。楼下食堂也很给力，经常定期卖点儿熟食让职工买回家，特别是酱肘子，还真的色香味俱全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们都感到十分惬意和满足。不过，倒是来访的西方朋友提出了疑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好的建筑肯定是银行，你们怎么与一家公司合在一起办公呢？
第三十二回
会议室，目标定位国际化
修厕所，手纸不够尽管补
两个单位在一起办公，很容易看出文化差异来。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算宽裕，与外界交往还不很广泛，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记得岐山行长在一次会上要求，国际上现代化大银行最看重两个地方，一个是会议室，一个是卫生间，这两样代表着一家银行的风貌和文明。就从那时起，建行的会议室比较讲究功能了，投影设备、视频系统也是从那时开始安置的。会议桌上摆放铅笔和信笺，统一文具和水杯等等。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吧，在这样的环境参加会议，大家态度更严肃，听得更认真，效率也更高了。
记得有一天行政部领导报告说，其他楼层的人都到建行的楼层上厕所，因为他们的厕所不提供卫生纸，请示领导怎么办？岐山行长一点儿也没犹豫，回道：没有纸就加，总不能不让人家上厕所吧？建设银行这么大个银行，不差这几卷手纸。
第三十三回
看大本，前后左右有奥妙
工具书，曲不离口基本功
1994年以前入行的员工，都应该知道“计划大本”，像我们投资部的同志对大本就更是如数家珍了。所谓大本是一个统称，准确地说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从层级说有国家大本和部门大本，从种类说有基建大本、技改大本和地勘大本，从性质说有综合大本、专项大本，等等。以基建大本为例，前面是编制说明，这本身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财经纪律，里面是具体计划安排，包括资金来源（拨款、贷款、外资、自筹、债券等）、投资额度（亿元为单位）、建设内容（土建、设备采购、设备安装等）、建设进度（形象进度、合理工期、投料试车联动试车时间等）。一个大本，就是我们的工具书，不仅要看，而且要懂要精。比如部门大本与国家大本是否衔接，资金来源与建设进度是否匹配等等。
最为神秘的是军工大本，这是绝密级文件，调阅手续严密，军工处的同志不仅全部是党员，而且也受到严格的保密教育。因此，军工处尽管与我们隔壁，但我们从来不去闲逛，更不会谈论或提及一些敏感话题。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记得大本，依旧记得我们所经办的项目的基本情况，依旧记得保守国家秘密，也不知是不是我们有点儿太一根筋了？
第三十四回
青岛行，奉命约谈张瑞敏
海尔楼，文化入手很投机
1997年，海尔刚刚出道不久，尽管名气渐大，但不同的声音也不少。是啊，那个时候，一般人难以理解海尔三个三分之一（即产品三分之一内销，三分之一出口，三分之一海外建厂生产）的超前定位，难以估量海尔作为白色家电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难以相信海尔不会遭遇企业竞争的滑铁卢。一天，岐山行长把我叫去说，我已经去了海尔，与张瑞敏谈得不错，你马上飞青岛，与张瑞敏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当时青岛分行任有山行长，林志敏副行长以及园区行郭中华行长陪我一同去了海尔。进了海尔大楼，电子屏幕上除了一条客套的欢迎标语外，还有一条滚动的字幕：会谈地点第二会客室，会谈时间二十分钟。我心里一动，海尔见人见多了，多少有些敷衍之嫌啊。见到张瑞敏，一个说话轻声细语但绵里藏针的山东大汉立即让我觉得，不能开门见山谈协议，谈开户，谈合作，而是要找到切入点。他谈到了当年的改革艰辛，说到了对今后发展的独到见解，最终归结到了道教和儒学。他后来更多的是说海尔的文化中有哪些是以道教和儒学为理论基础的。顺着他的话题，我也谈了自己对道教儒学在企业文化中的作用的理解，好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刚刚制作一期《企业家》栏目，我是受邀嘉宾之一，因此，与他谈起来基本不用换频道。不知不觉中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张瑞敏说，刘总，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建行的文化，你们与我们海尔文化在理念上是很接近的啊！我们双方马上开展实质性合作。走出海尔，顺路去了四方机车厂，与厂领导的短暂会晤，也把基本户开过来了。
几年后，领导希望我请张瑞敏给建行做一场报告，正好得知张瑞敏在北京西单商场商谈业务，我专门过去邀请，张瑞敏死活不同意，以种种理由推脱，最后在我再三请求下他同意了。记得那天602报告厅座无虚席，过道和门口都挤满了人。
出自海尔集团领导给我的贺年片一直发到前年，信封地址仍然写的：建行总行信贷经营部副总经理刘仁刚收。
第三十五回
未曾忘，理发大师汪小曼
常想起，身背药箱郝忠良
建行这一点很有人文关怀，就是一直都设有医务室和理发室。这不仅很方便，也很必要，头疼脑热的下楼开点儿药，临时有个活动去理个发，挺好，很受欢迎。说起理发室，大家自然会想起理发师汪小曼。记得当时人手少，经常看到汪师傅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在忙活，有时由于正在理发，但又来了几位在等候，她会让他们留下电话，忙完手头的活儿就马上通知下一位。汪师傅手艺不错，就是有一点，不管年龄大小，不论什么身份，发型是一样的，大家下来曾开玩笑说是“小曼头”，更有人曾说，发型就是工作证，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建行的。汪师傅有个口头禅，就是“你知道吗？”、“你懂吗？”，这话没毛病，但听起来有点儿怪。
郝大夫名为郝忠良，与他名字一样既忠厚又善良，他是医务室里的“洪长青”，还有几位女大夫组成了建行的“三甲医院”。不知是工作环境的影响，还是遗传基因的缘故，他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但工作上却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时常看到他背个药箱楼上楼下地走。如果遇到体检、注射疫苗、预防传染病等重大事项，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医务室收拾得总是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可以看得出他及他的同事们具有很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汪师傅和郝大夫都已经退休多年了，在纪念建行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他们，不该忘记为建行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汪师傅，郝大夫，你们听到了吗？
再搬家，寿松东移三站地
丙十二，军博对面大白楼
寿松办公几年，正赶上业务发展员工陡增，风波后建行搬家进驻复兴路丙12号。复兴路丙12号严格意义讲是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的地盘，由于北京市有个说法，即长安街两侧只能是国务院部委或中央直属机关，所以其主管部门有色总公司和总行就分摊了临街的主楼，有色院则在东侧另盖了一座配楼。刚刚搬进，感觉比寿松要敞亮多了，典型的办公室设计，每个处房间面积都有五十多平方米，一个处室七八个人，桌子凑成三堆，靠近门口将绿色铁皮柜排成一排，这样还有一些富裕的空间。当时我们投资部综合处与计划部资金处、预算处相邻，业务上的关联和综合处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这个房间比较热闹。丙12号员工的业余生活比较活跃，每层楼电梯间都摆放一副乒乓球台，有时下班后还组织个小型舞会，特别是当时最火的探戈舞曲好像是《恋曲1990》和《心雨》，我们处的景丕林和赵晓桥就是非常耀眼的舞星。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学跳舞很时尚，看到他们娴熟优美的舞姿我真是羡慕不已。楼下食堂也很给力，经常定期卖点儿熟食让职工买回家，特别是酱肘子，还真的色香味俱全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们都感到十分惬意和满足。不过，倒是来访的西方朋友提出了疑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好的建筑肯定是银行，你们怎么与一家公司合在一起办公呢？
第三十二回
会议室，目标定位国际化
修厕所，手纸不够尽管补
两个单位在一起办公，很容易看出文化差异来。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算宽裕，与外界交往还不很广泛，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记得岐山行长在一次会上要求，国际上现代化大银行最看重两个地方，一个是会议室，一个是卫生间，这两样代表着一家银行的风貌和文明。就从那时起，建行的会议室比较讲究功能了，投影设备、视频系统也是从那时开始安置的。会议桌上摆放铅笔和信笺，统一文具和水杯等等。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吧，在这样的环境参加会议，大家态度更严肃，听得更认真，效率也更高了。
记得有一天行政部领导报告说，其他楼层的人都到建行的楼层上厕所，因为他们的厕所不提供卫生纸，请示领导怎么办？岐山行长一点儿也没犹豫，回道：没有纸就加，总不能不让人家上厕所吧？建设银行这么大个银行，不差这几卷手纸。
第三十三回
看大本，前后左右有奥妙
工具书，曲不离口基本功
1994年以前入行的员工，都应该知道“计划大本”，像我们投资部的同志对大本就更是如数家珍了。所谓大本是一个统称，准确地说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从层级说有国家大本和部门大本，从种类说有基建大本、技改大本和地勘大本，从性质说有综合大本、专项大本，等等。以基建大本为例，前面是编制说明，这本身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财经纪律，里面是具体计划安排，包括资金来源（拨款、贷款、外资、自筹、债券等）、投资额度（亿元为单位）、建设内容（土建、设备采购、设备安装等）、建设进度（形象进度、合理工期、投料试车联动试车时间等）。一个大本，就是我们的工具书，不仅要看，而且要懂要精。比如部门大本与国家大本是否衔接，资金来源与建设进度是否匹配等等。
最为神秘的是军工大本，这是绝密级文件，调阅手续严密，军工处的同志不仅全部是党员，而且也受到严格的保密教育。因此，军工处尽管与我们隔壁，但我们从来不去闲逛，更不会谈论或提及一些敏感话题。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记得大本，依旧记得我们所经办的项目的基本情况，依旧记得保守国家秘密，也不知是不是我们有点儿太一根筋了？
第三十四回
青岛行，奉命约谈张瑞敏
海尔楼，文化入手很投机
1997年，海尔刚刚出道不久，尽管名气渐大，但不同的声音也不少。是啊，那个时候，一般人难以理解海尔三个三分之一（即产品三分之一内销，三分之一出口，三分之一海外建厂生产）的超前定位，难以估量海尔作为白色家电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难以相信海尔不会遭遇企业竞争的滑铁卢。一天，岐山行长把我叫去说，我已经去了海尔，与张瑞敏谈得不错，你马上飞青岛，与张瑞敏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当时青岛分行任有山行长，林志敏副行长以及园区行郭中华行长陪我一同去了海尔。进了海尔大楼，电子屏幕上除了一条客套的欢迎标语外，还有一条滚动的字幕：会谈地点第二会客室，会谈时间二十分钟。我心里一动，海尔见人见多了，多少有些敷衍之嫌啊。见到张瑞敏，一个说话轻声细语但绵里藏针的山东大汉立即让我觉得，不能开门见山谈协议，谈开户，谈合作，而是要找到切入点。他谈到了当年的改革艰辛，说到了对今后发展的独到见解，最终归结到了道教和儒学。他后来更多的是说海尔的文化中有哪些是以道教和儒学为理论基础的。顺着他的话题，我也谈了自己对道教儒学在企业文化中的作用的理解，好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刚刚制作一期《企业家》栏目，我是受邀嘉宾之一，因此，与他谈起来基本不用换频道。不知不觉中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张瑞敏说，刘总，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建行的文化，你们与我们海尔文化在理念上是很接近的啊！我们双方马上开展实质性合作。走出海尔，顺路去了四方机车厂，与厂领导的短暂会晤，也把基本户开过来了。
几年后，领导希望我请张瑞敏给建行做一场报告，正好得知张瑞敏在北京西单商场商谈业务，我专门过去邀请，张瑞敏死活不同意，以种种理由推脱，最后在我再三请求下他同意了。记得那天602报告厅座无虚席，过道和门口都挤满了人。
出自海尔集团领导给我的贺年片一直发到前年，信封地址仍然写的：建行总行信贷经营部副总经理刘仁刚收。
第三十五回
未曾忘，理发大师汪小曼
常想起，身背药箱郝忠良
建行这一点很有人文关怀，就是一直都设有医务室和理发室。这不仅很方便，也很必要，头疼脑热的下楼开点儿药，临时有个活动去理个发，挺好，很受欢迎。说起理发室，大家自然会想起理发师汪小曼。记得当时人手少，经常看到汪师傅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在忙活，有时由于正在理发，但又来了几位在等候，她会让他们留下电话，忙完手头的活儿就马上通知下一位。汪师傅手艺不错，就是有一点，不管年龄大小，不论什么身份，发型是一样的，大家下来曾开玩笑说是“小曼头”，更有人曾说，发型就是工作证，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建行的。汪师傅有个口头禅，就是“你知道吗？”、“你懂吗？”，这话没毛病，但听起来有点儿怪。
郝大夫名为郝忠良，与他名字一样既忠厚又善良，他是医务室里的“洪长青”，还有几位女大夫组成了建行的“三甲医院”。不知是工作环境的影响，还是遗传基因的缘故，他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但工作上却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时常看到他背个药箱楼上楼下地走。如果遇到体检、注射疫苗、预防传染病等重大事项，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医务室收拾得总是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可以看得出他及他的同事们具有很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汪师傅和郝大夫都已经退休多年了，在纪念建行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他们，不该忘记为建行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汪师傅，郝大夫，你们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