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当北非发生变运之时，那些和卡扎菲在同一时代发动或参加革命的海外同仁们，只要还健在，都通过不同形式向卡扎菲表达了关切和支持。新生代盟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力挺卡扎菲，让卡扎菲在遭受内外围攻之际感受到些许暖意。这些革命领袖和继承者们尽管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各打算盘，但在反西方和维持自身统治合法性上不存在分歧，对他们而言，一个隐性命题就是支持卡扎菲也是在为自身辩护。
　　
　　被复制了的革命
　　上世纪中叶，古巴、埃及等国家先后爆发推翻国王统治的革命，之后几乎都确立了军人势力主导的政权。1969年卡扎菲率“自由军官组织”占领王宫，结束了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强人政治。对于革命导师，卡扎菲只承认埃及总统纳赛尔，谁要胆敢不知深浅向他传授经验，他绝不留情面。前苏丹总统尼迈里就领教过，尼迈里比卡扎菲早3个月发动革命掌权，在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希望与卡扎菲交流经验，遭后者面斥，“你以为自己有什么可以传授给我的吗？我们只有一个革命导师，那就是纳赛尔兄弟”。
　　尽管纳赛尔生前与卡扎菲交往不多，并对后者各色的行为和奇异莫名的想法感到伤神，但其反西方的胆识和魄力让纳赛尔感到还是可塑之才。但无论卡扎菲承认与否，从革命本身到巩固成果，一些模式在不断地被复制合并，比如卡扎菲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从纳赛尔、穆巴拉克、萨达姆等人那里把他认为有益的经验进行合并修订，再辅以他独有的变幻莫测的个性，应用到利比亚内政外交治理中去，利比亚经验就变得独特起来。而经由博采众长构建的大战略治理下的利比亚，相比其他国家，其国家执政精英们和国家机器既脆弱又坚固，权力和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执政资源被挤压，使此次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而卡扎菲身边的利益攸关群体也因此有能力和动力背水一战。
　　卡扎菲在革命起家前一直是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忠实追随者，1970年纳赛尔突然去世让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接过纳赛尔的衣钵并热忱地推动此事，希望借助统一后阿拉伯国家联邦的强大力量对抗“环绕四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魔鬼们”。令他恼怒的是他为纳赛尔执行遗嘱却遭遇了其继任者萨达特总统的“虚与委蛇”。他每每向萨达特兜售利埃合并，并强调此乃纳赛尔遗志，萨达特总是以合并后体制未决不可仓促为由婉拒。
　　1973年，为报复以色列击落一利比亚客机，卡扎菲计划趁以色列建国周年庆典之际，击沉前来参加庆典的欧美富商租赁的豪华游轮，这一光荣使命，他打算交由停靠在利比亚首都港口的埃及潜艇去执行。艇长觉察到事关重大向母国汇报此事，萨达特知悉后令潜艇回国。利埃合并本来就不顺利，报复宿敌又被萨达特给破坏了，卡扎菲觉得政治前途无望，去意已决，当年6月携家人飞抵开罗。随后利比亚这边革命委员会为了让领袖回心转意，派4万利比亚人以“利埃人民”名义进军开罗，向萨达特官邸进发，要求萨达特答应合并。随着入境的利比亚人越来越多，萨达特败下阵来请求卡扎菲兄弟给予帮助。老卡总是推辞，最后萨达特不得不保证在年底实现合并，卡扎菲才肯回国，让埃及解围。
　　在内政处理上，卡扎菲在掌權初期的直接民主社会主义执政蓝图基础上，根据情势吸收了一些海外可资借鉴的经验。掌权伊始，他在出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通过人民委员会和国会实现直接民主并建立福利国家的政经构想，有时候冠以伊斯兰社会主义名号。没多久他发现自己闭门造车不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头脑灵光。后者借助丰厚的石油收入建立起了福利体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器，民众慑于遍布的情报网监控而更加顺从，权力集中在核心家庭，有效提高了治理效率。但萨达姆在两伊战争中仰西方鼻息又让卡扎菲不喜，卡扎菲在绷紧反西方意识形态这根弦的前提下，在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上仿照埃及的穆巴拉克：除了让其子女涉入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以加强对经济命脉的管理之外，还让其中一个有意培养为继位者的儿子赛义夫充当了外资进入利比亚的必经关卡，其角色、地位和穆巴拉克之子伽马如出一辙。
　　通过这些管道，卡扎菲和穆巴拉克都经营起了富可敌国的私人国库。尽管如此，身价高达700亿美元的卡扎菲在国内国外都一如既往坚持搭帐篷这一节俭的生活习惯，在前往纽约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他要在纽约中央公园架篷过夜的要求未能获得当地人理解，他只好在下榻酒店院里宿营。此外，赛义夫和伽马这两个有望继承大统的儿子都统领着精锐部队，稳健地捍卫执政安全。但穆巴拉克治下对公民社会和其他政治机构及政党的有限宽容是卡扎菲不能接受的，他借助国家安全网络消弭了反对力量的噪音，成功造就了一个舍我谁治的局面。这一既定局势在今年2月以来的风波中凸显出了优势，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尚且能在军政府引导下按部就班过渡，而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则方向不明。
　　面对愤怒的示威群众，卡扎菲依然不失风度，说自己不是需要下台的总统，他其实是革命领袖、卡扎菲兄弟。诚然，42年执政生涯中，正如他从没有在钢筋水泥筑成的正式官邸办公一样，卡扎菲从不接受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官方头衔，他只接受革命领袖、兄弟、少校一类的称谓，不过2008年8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53届非盟首脑会议前夕，他在利比亚举行的一次正式仪式中当着200多名非洲高层政要的面宣称自己是“王中之王”。
　　
　　巩固革命路上的恩怨
　　在卡扎菲看来，要巩固革命成果，当务之需就是要建立类似于欧盟一样的泛阿拉伯联邦或者泛伊斯兰联邦，再佐之以HIV这一“和平病毒”以及上帝赐予的天然武器——能传播疟疾和昏睡病的舌蝇、蚊子，再加上索马里海盗的“正当防卫”，来对抗“贪婪而邪恶的西方”，而对于以色列和逮捕他儿子的瑞士这种国家，应当从地图上抹去。为此，他游走于中东、非洲之间。但纳赛尔导师去世31年后，这项事业仍然未竟，卡扎菲认为统一事业坎坷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西方走狗们明里暗里捣乱。几十年下来，卡扎菲不但曲高和寡，招来了一片斥责，还和一些友邦交恶。
　　从1970年开始，他一直执著于推动建立泛阿、泛伊斯兰联邦，哪怕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也成，宣称要建立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联邦，以此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政治实体，但因为合并条款分歧严重而失败。随后“屈膝投降”的萨达特集团与美以结好，卡扎菲按捺不住于1977年7月发兵开罗，号召埃及真诚的爱国人士站出来共同讨伐“萨达特走狗集团”。是年年底，两国宣布断交。和萨达特一样，苏丹尼迈里也特别不识抬举，本来两人在泛阿拉伯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卡扎菲还曾鼎力相助尼迈里粉碎了一起苏联策划的颠覆阴谋，但后来尼迈里还是跟美国媾和，从而也进入走狗名单。
　　让卡扎菲气愤的是他和这些昔日盟友在看待阿拉伯统一大业上存在的分歧和争执，被后者从精神卫生学的角度进行诊断，这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他的号脉方式毫无二致。继卡特、里根总统冠其以“臭猫”、“中东疯狗”绰号后，萨达特评价说，卡扎菲“心理不健全，是一个被鬼魅附体、百分之百的病人”；尼迈里则认为他“具有分裂性格，分裂的两部分都是邪恶的”；乍得总统哈布雷说“有一种疾病叫做卡扎菲”。列数下来，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还算口下留情，称他是“革命骑士”；古巴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称其为“鲁莽的冒险者”。而自1982年以来卡扎菲光顾一间主攻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方向的诊所的记录，似乎给这些业余医生的诊断提供了佐证。
　　无论如何，42年执政，卡扎菲举事不顺，泛伊斯兰联邦遥遥无期，如今后院起火，“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狠话意味着他已退步到了42年前他所极力反对的那一边。1970年9月在阿盟会议上，他谴责约旦国王，“我们正面对侯赛因这样的疯子，他要杀死自己的人民。我们应该派人抓住他，铐住他，阻止他做正在做的事，然后把他带到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