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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他的著作和文章我读的很多。尤其是他撰写的《音乐漫谈》（1964）和《音乐杂谈》（1962），是我当时在兵团下乡时学习音乐的指南。文革后，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时写了一篇关于音乐功能的文章。有人建议这篇不长不短的文章最好能在《中国音乐》发表。《中国音乐》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报，时任该院院长的李凌先生正是该刊的主编。李凌先生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音乐学系主课的指导教师，刘新芝是他的学生。我从新芝那里了解到李先生的住址，于是冒昧登门拜访。没想到这位长者非常和蔼可亲，他看了文章后连声说好，并答应尽快安排在《中国音乐》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