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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7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500天。这一天，2008年奥运会奖牌设计方案也掀起了它的红盖头，首次亮相于公众。奖牌正面采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图案，背面则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佩玉造型的玉璧，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
“金镶玉”的创意，纯正的中西合璧。
伴随着奖牌设计方案的亮相，在赞扬声中，奖牌设计者王沂蓬也从幕后走到台前。奖牌设计方案发布之后的一周时间里，王沂蓬几乎被媒体包围了，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个热衷张扬的人，甚至他经常惊讶来访的记者是怎么知道他、怎么找到他的。也许，这恰恰表明公众对奖牌的认可和关注。
“金镶玉”设想，完成中西合璧
不可否认，2008年奥运会奖牌独具匠心。一块奖牌使用两种材料，这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尚属首次。同时，用中国传统工艺“金镶玉”打造而成的金玉配，巧妙地完成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中西合璧。
2005年11月，北京奥运奖牌设计征集活动正式启动。王沂蓬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组成了一个设计小组，王沂蓬是小组的负责人。
“玉璧的创意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不是个人的灵光一闪，而是集思广益的结果，”王沂蓬说，“玉璧在传统文化中有纯洁、高贵的意味，是中国文化的最好象征。因此，开始设计者们就希望用玉来表现，但是没有想好具体用什么形式。奖牌大都是圆的，因此大家就先把圆的东西都尝试了一遍。”在王沂蓬的电脑里，保留着从设计之初到成品的所有方案。为了从传统中获得灵感，当初王沂蓬和设计组的老师、同学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书都查了一遍，最终，一块佩玉打动了他们。
国际奥委会对于北京奥运奖牌设计提出了两点最基本要求：一要特别，也就是前所未有；二要有中国特色。玉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形式，自古就被认为是集天地精华、灵气于一身的神秘宝物。中国历史上，玉石被广为应用。儒家学说更有“以玉比德”的说法。因此，在奥运会这样的盛典上用玉，以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就不言而喻了。同时，金牌不光是物质的奖励，在精神上也是最高奖赏。在我们国家，玉石是贵重的东西；在外国人眼里，金是很贵重的东西。两者结合之后，外国人也能够理解，又有中国特色。
设计稿最初有一百多种思路，作为负责人，王沂蓬召集了包括院长在内的很多老师和同学，在学院内部搞了一个初评。“我想在里面找一个概率，大家的意见大部分集中在哪几个方案，这样实际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欣赏水平。奥组委，虽然是另外一个圈的专家，但也是专业的，差别应该不是非常大。”经过层层筛选，中央美术学院将焦点集中到其中的祥云、京剧脸谱和玉璧三个方案上。
2006年7月，“金镶玉”的设计思路一路过关斩将，顺利中标，提交国际奥组委。
思维差异，奖牌设计受阻国际奥组委
给金牌加上一小块玉石，在普通人看来，除了创意令人折服，实在不是个壮举，但是实际上，后面随之而来的问题之多，王沂蓬和中国奥组委着实难料。
玉，能够不碎么?这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当玉镶在奖牌上时，国际奥组委的官员们要求：当奖牌在两米高度以内掉在地上时，要保证玉不碎。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奖牌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中国主要讲求体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点，很少考虑功能的问题。外国专家对文化的因素只作为一部分，更多的是考虑实用的成分，考虑功能和环境的因素、运动员区域差别对奖牌的影响。”王沂蓬说，最初设计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玉石本来就是易碎的东西，因此有人提出怎么在外盒上下功夫，对奖牌加强保护，保证在外盒掉到地上的时候，里面的奖牌肯定不会掉出来，奖牌上的玉不会掉出来，奖牌也不会碎。同时，金属与玉石的结合一定要保证，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玉石不会掉出来。“这些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没有人提出防止玉石摔碎的问题。”
王沂蓬明白，中西设计理念的差别很大，中西社会的情况则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我们对于奖牌的理解也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但是在西方人眼中，文化成分则是很小的方面，相反功能方面必须做得非常到位。运动员拿到奖牌后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比如咬、举起来晃，甚至失手掉到地上等等，都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什么问题都会被列出来，然后逐一实现。就像产品一样，我们好多东西包装很精美，包装比产品还要贵得多，国外的很多东西的包装都做得很简单，只是起到保护和广告效应。
东西方对产品思维上的差异还有另一个重要体现。王沂蓬他们第一次设计的奖牌金属边比较窄，玉石的面积比较大。这是出于美学考虑，外边太宽显得笨拙。然而审查中有外国专家提出，要加宽边缘，在稍微远距离的地方也能看出来奖牌的质地。同时，奖牌边缘用来刻运动员的名字和项目名称，有功能性在里面。一边文化性为主，一方实用性取胜，导致了奖牌的玉碎问题。
在压力中突破，两毫米成就“金镶玉”
面对质疑，我国奥组委的官员既没法解释，也不敢保证，只能答复国际奥组委回去再想办法解决。第一次递交奖牌设计方案，无功而返。2006年10月31日，当解决玉碎的问题又辗转回到王沂蓬手上时，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二十几年工业设计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探索。
由于涉及保密问题，进展到这一阶段时，设计组只有王沂蓬和另外一个学生助手解决玉碎的技术问题。而作为教师，几乎方案设计都落到王沂蓬一人身上。当时的压力主要在于，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方案就不能最终通过；方案不能通过就得重新设计、论证、实施，一年多的工作、设计组老师、同学、领导的辛苦也就都白费了。同时，还面临时间的问题，王沂蓬说，“国际奥委会方面的提交时间已经定死了，后面还必须给厂家留出制作时间，这也是定死了。我就是中间一截，两个月。”
从10月到11月，王沂蓬前前后后一共找了二三十位专家出谋划策，从玉石加工、力学、金属、材料学，到生产企业等各行业的专家。他们都是单向的专家，但这不是单向的问题，而是组合到一起的。而且这是一个空前的项目。在奥运会的压力面前，没有金刚钻，谁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能找到的地方，能寻到的人，几乎都找遍了，一个月过去，技术方面仍旧毫无进展。
“国际奥组委的时间表不等人，我就必须把解决方案的数量增加，把各种可能性，能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试出来，同时我还得想到，如果在我全部试完 还不行的情况下，再弄第二轮方案。”第三次实验之前，王沂蓬一口气就制定了18个方案，在纸上画了很多草图，开始构思、开始记录。比如每个方案主要侧重在哪儿，得有一个重点；这个方案侧重在哪儿，每一个细节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又做了五个备选的方案。如果不行的话，我能在一瞬间马上启动五个备选方案，因为一共只剩下半个月。
那半个月时间里，王沂蓬没有回家，几乎没有睡觉，实在困极了，就在工作室旁边的休息室里和衣而卧，小憩片刻。梦里，仍是奖牌。他曾经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手里拿着奖牌从高处扔下来做实验，却仍旧是碎，碎。院长回忆那段日子，每次看见王沂蓬都是灰头土脸，而他自己只记得那时每天都觉得口渴，嘴唇总是干的。他也记不得具体日期，只是死死记得每一天距离提交日期的倒计时。
王沂蓬解释，奖牌的厚度是6毫米，玉石的厚度3毫米，要想把玉石嵌入而不致在摔落时脱落、破碎，就必须在玉石与金属之间找到一个缓冲带。“把玉变薄当然是不可能的了。”王沂蓬说，这样做只会增加玉石摔碎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奖牌镶嵌玉石的槽加深。然而，这个设想也差点夭折——当时王沂蓬找到了生产厂家协商，把槽的深度加大，然而厂家回复说这样做有可能会把奖牌打透了，工艺上肯定达不到。最后，王沂蓬建议厂家用“车”的工艺把槽加深，这样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至于把奖牌打透——王沂蓬最后从厂家争取的深度加了2毫米，就是这2毫米，成就了北京奥运会上的“金镶玉”。
第三次实验前，王沂蓬又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把金属和玉之间的结构都改变了，把有些材料综合的性能放在一块，然后再考虑空间和高度掉下来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三次实验进行的时候离最终提交国际奥委会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较之前两次有了质的改善，但王沂蓬仍然觉得不够保险，于是又开始调整方案，准备做第四次实验。
最后，王沂蓬选择了阻尼材料，缓冲金属的震荡，使之传送不到玉石上去，保证在万一情况下奖牌掉到地上，玉石不碎。
“最后一次实验时压力非常大，如果再不成的话，就真的没有时间再做了。”2006年12月28日，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5层的一间实验室里，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了最后一次实验的画面——镶嵌着玉石的奖牌从两米的高空中自由降落，摔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声闷响，镜头定格，玉石完好无损。虽然，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王沂蓬听到声音就知道这一次玉没有碎，但是他仍然不敢弯腰把奖牌捡起来，甚至不敢低头看一看。
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产生的能量也是惊人的。从当初连一米高度上掉下来都碎掉的玉，到现在能够承受两三米高度的自由落体，王沂蓬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当他突破了其他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难题，而让现代奥运史上最具特色的奖牌得以载入史册之时，这位沂蒙汉子潸然泪下。
2007年2月8日，“金镶玉”奖牌设计方案在国际奥组委的赞许声中通过。
中国式诚信+美国式冒险=奥运奖牌
国际奥组委制定的时间底线、中国奥组委的嘱托、单位同事的期待，最后全部落实在一块小小的奖牌上，王沂蓬知道自己必须力能扛鼎。虽然再次接近解决玉碎问题的那一刻，王沂蓬就知道这将是一次冒险之旅，但是他还是上路了。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朴实得有点腼腆的王沂蓬却对自己如是评价。2004年下半年，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教学工作，主讲工业设计。2005年的暑假里，王沂蓬独自开车环游美国。他从密西西比河东岸出发，沿河而下，到达人海口之后，顺美国东海岸游历了美国东部，后回到出发点，穿过密西西比河进入美国西部。在环境恶劣的西部，王沂蓬触摸到了坚韧、冒险的“美国精神”。
在这样氛围的熏染下，王沂蓬也开始将冒险视为乐趣。挑战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功，挑战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王沂蓬清晰地记得，眼看快要到期限的时候，又一次实验失败了，他和一位分管领导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教学楼门口进行了一次长谈。领导告诉王沂蓬，不行的话就考虑补救方案，“等到提交的时候，跟国际奥组委的人说，玉石不能保证不碎，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如果玉石坏了，能以最快的速度换一块新的。这样做很简单。”很明显，这样的承诺就等于又退了一步。王沂蓬知道，如此压力面前，大家都有些信心不足，但他还是觉得这个方案不现实，“如果奖牌坏了，就换一块，这不是就等于玉还是会碎，奖牌还是会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么?”在王沂蓬心里，偌大中国，不应该以这样的承诺示人。
王沂蓬最终也没有答应这样的一套“补救方案”，还是坚持按照既定方案解决玉碎问题。虽然他也知道奖牌掉到地上的概率很低，而且由于在下落过程中还有绸带的缓冲，掉到地上摔碎的概率也很小，一百块里也不能有一块摔碎，但即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要保证它不碎。王沂蓬也深知一诺千金，他仿佛又找到了当年驾车环游美国的感觉，探索、挑战、征服，不知前方有怎样的风景，但他会准备好欣赏的心情。
半年的时间里，王沂蓬就这样在压力中前行，虽然艰难，但是坚定。他最希望看到的是500天以后，饱蘸他和设计组成员心血和汗水的奖牌，能够安全地挂在奥运健儿的脖子上，让他们记住，这块奖牌来自中国。
“金镶玉”的创意，纯正的中西合璧。
伴随着奖牌设计方案的亮相，在赞扬声中，奖牌设计者王沂蓬也从幕后走到台前。奖牌设计方案发布之后的一周时间里，王沂蓬几乎被媒体包围了，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个热衷张扬的人，甚至他经常惊讶来访的记者是怎么知道他、怎么找到他的。也许，这恰恰表明公众对奖牌的认可和关注。
“金镶玉”设想，完成中西合璧
不可否认，2008年奥运会奖牌独具匠心。一块奖牌使用两种材料，这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尚属首次。同时，用中国传统工艺“金镶玉”打造而成的金玉配，巧妙地完成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中西合璧。
2005年11月，北京奥运奖牌设计征集活动正式启动。王沂蓬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组成了一个设计小组，王沂蓬是小组的负责人。
“玉璧的创意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不是个人的灵光一闪，而是集思广益的结果，”王沂蓬说，“玉璧在传统文化中有纯洁、高贵的意味，是中国文化的最好象征。因此，开始设计者们就希望用玉来表现，但是没有想好具体用什么形式。奖牌大都是圆的，因此大家就先把圆的东西都尝试了一遍。”在王沂蓬的电脑里，保留着从设计之初到成品的所有方案。为了从传统中获得灵感，当初王沂蓬和设计组的老师、同学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书都查了一遍，最终，一块佩玉打动了他们。
国际奥委会对于北京奥运奖牌设计提出了两点最基本要求：一要特别，也就是前所未有；二要有中国特色。玉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形式，自古就被认为是集天地精华、灵气于一身的神秘宝物。中国历史上，玉石被广为应用。儒家学说更有“以玉比德”的说法。因此，在奥运会这样的盛典上用玉，以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就不言而喻了。同时，金牌不光是物质的奖励，在精神上也是最高奖赏。在我们国家，玉石是贵重的东西；在外国人眼里，金是很贵重的东西。两者结合之后，外国人也能够理解，又有中国特色。
设计稿最初有一百多种思路，作为负责人，王沂蓬召集了包括院长在内的很多老师和同学，在学院内部搞了一个初评。“我想在里面找一个概率，大家的意见大部分集中在哪几个方案，这样实际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欣赏水平。奥组委，虽然是另外一个圈的专家，但也是专业的，差别应该不是非常大。”经过层层筛选，中央美术学院将焦点集中到其中的祥云、京剧脸谱和玉璧三个方案上。
2006年7月，“金镶玉”的设计思路一路过关斩将，顺利中标，提交国际奥组委。
思维差异，奖牌设计受阻国际奥组委
给金牌加上一小块玉石，在普通人看来，除了创意令人折服，实在不是个壮举，但是实际上，后面随之而来的问题之多，王沂蓬和中国奥组委着实难料。
玉，能够不碎么?这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当玉镶在奖牌上时，国际奥组委的官员们要求：当奖牌在两米高度以内掉在地上时，要保证玉不碎。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奖牌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中国主要讲求体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点，很少考虑功能的问题。外国专家对文化的因素只作为一部分，更多的是考虑实用的成分，考虑功能和环境的因素、运动员区域差别对奖牌的影响。”王沂蓬说，最初设计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玉石本来就是易碎的东西，因此有人提出怎么在外盒上下功夫，对奖牌加强保护，保证在外盒掉到地上的时候，里面的奖牌肯定不会掉出来，奖牌上的玉不会掉出来，奖牌也不会碎。同时，金属与玉石的结合一定要保证，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玉石不会掉出来。“这些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没有人提出防止玉石摔碎的问题。”
王沂蓬明白，中西设计理念的差别很大，中西社会的情况则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我们对于奖牌的理解也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但是在西方人眼中，文化成分则是很小的方面，相反功能方面必须做得非常到位。运动员拿到奖牌后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比如咬、举起来晃，甚至失手掉到地上等等，都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什么问题都会被列出来，然后逐一实现。就像产品一样，我们好多东西包装很精美，包装比产品还要贵得多，国外的很多东西的包装都做得很简单，只是起到保护和广告效应。
东西方对产品思维上的差异还有另一个重要体现。王沂蓬他们第一次设计的奖牌金属边比较窄，玉石的面积比较大。这是出于美学考虑，外边太宽显得笨拙。然而审查中有外国专家提出，要加宽边缘，在稍微远距离的地方也能看出来奖牌的质地。同时，奖牌边缘用来刻运动员的名字和项目名称，有功能性在里面。一边文化性为主，一方实用性取胜，导致了奖牌的玉碎问题。
在压力中突破，两毫米成就“金镶玉”
面对质疑，我国奥组委的官员既没法解释，也不敢保证，只能答复国际奥组委回去再想办法解决。第一次递交奖牌设计方案，无功而返。2006年10月31日，当解决玉碎的问题又辗转回到王沂蓬手上时，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二十几年工业设计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探索。
由于涉及保密问题，进展到这一阶段时，设计组只有王沂蓬和另外一个学生助手解决玉碎的技术问题。而作为教师，几乎方案设计都落到王沂蓬一人身上。当时的压力主要在于，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方案就不能最终通过；方案不能通过就得重新设计、论证、实施，一年多的工作、设计组老师、同学、领导的辛苦也就都白费了。同时，还面临时间的问题，王沂蓬说，“国际奥委会方面的提交时间已经定死了，后面还必须给厂家留出制作时间，这也是定死了。我就是中间一截，两个月。”
从10月到11月，王沂蓬前前后后一共找了二三十位专家出谋划策，从玉石加工、力学、金属、材料学，到生产企业等各行业的专家。他们都是单向的专家，但这不是单向的问题，而是组合到一起的。而且这是一个空前的项目。在奥运会的压力面前，没有金刚钻，谁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能找到的地方，能寻到的人，几乎都找遍了，一个月过去，技术方面仍旧毫无进展。
“国际奥组委的时间表不等人，我就必须把解决方案的数量增加，把各种可能性，能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试出来，同时我还得想到，如果在我全部试完 还不行的情况下，再弄第二轮方案。”第三次实验之前，王沂蓬一口气就制定了18个方案，在纸上画了很多草图，开始构思、开始记录。比如每个方案主要侧重在哪儿，得有一个重点；这个方案侧重在哪儿，每一个细节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又做了五个备选的方案。如果不行的话，我能在一瞬间马上启动五个备选方案，因为一共只剩下半个月。
那半个月时间里，王沂蓬没有回家，几乎没有睡觉，实在困极了，就在工作室旁边的休息室里和衣而卧，小憩片刻。梦里，仍是奖牌。他曾经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手里拿着奖牌从高处扔下来做实验，却仍旧是碎，碎。院长回忆那段日子，每次看见王沂蓬都是灰头土脸，而他自己只记得那时每天都觉得口渴，嘴唇总是干的。他也记不得具体日期，只是死死记得每一天距离提交日期的倒计时。
王沂蓬解释，奖牌的厚度是6毫米，玉石的厚度3毫米，要想把玉石嵌入而不致在摔落时脱落、破碎，就必须在玉石与金属之间找到一个缓冲带。“把玉变薄当然是不可能的了。”王沂蓬说，这样做只会增加玉石摔碎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奖牌镶嵌玉石的槽加深。然而，这个设想也差点夭折——当时王沂蓬找到了生产厂家协商，把槽的深度加大，然而厂家回复说这样做有可能会把奖牌打透了，工艺上肯定达不到。最后，王沂蓬建议厂家用“车”的工艺把槽加深，这样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至于把奖牌打透——王沂蓬最后从厂家争取的深度加了2毫米，就是这2毫米，成就了北京奥运会上的“金镶玉”。
第三次实验前，王沂蓬又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把金属和玉之间的结构都改变了，把有些材料综合的性能放在一块，然后再考虑空间和高度掉下来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三次实验进行的时候离最终提交国际奥委会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较之前两次有了质的改善，但王沂蓬仍然觉得不够保险，于是又开始调整方案，准备做第四次实验。
最后，王沂蓬选择了阻尼材料，缓冲金属的震荡，使之传送不到玉石上去，保证在万一情况下奖牌掉到地上，玉石不碎。
“最后一次实验时压力非常大，如果再不成的话，就真的没有时间再做了。”2006年12月28日，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5层的一间实验室里，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了最后一次实验的画面——镶嵌着玉石的奖牌从两米的高空中自由降落，摔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声闷响，镜头定格，玉石完好无损。虽然，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王沂蓬听到声音就知道这一次玉没有碎，但是他仍然不敢弯腰把奖牌捡起来，甚至不敢低头看一看。
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产生的能量也是惊人的。从当初连一米高度上掉下来都碎掉的玉，到现在能够承受两三米高度的自由落体，王沂蓬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当他突破了其他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难题，而让现代奥运史上最具特色的奖牌得以载入史册之时，这位沂蒙汉子潸然泪下。
2007年2月8日，“金镶玉”奖牌设计方案在国际奥组委的赞许声中通过。
中国式诚信+美国式冒险=奥运奖牌
国际奥组委制定的时间底线、中国奥组委的嘱托、单位同事的期待，最后全部落实在一块小小的奖牌上，王沂蓬知道自己必须力能扛鼎。虽然再次接近解决玉碎问题的那一刻，王沂蓬就知道这将是一次冒险之旅，但是他还是上路了。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朴实得有点腼腆的王沂蓬却对自己如是评价。2004年下半年，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教学工作，主讲工业设计。2005年的暑假里，王沂蓬独自开车环游美国。他从密西西比河东岸出发，沿河而下，到达人海口之后，顺美国东海岸游历了美国东部，后回到出发点，穿过密西西比河进入美国西部。在环境恶劣的西部，王沂蓬触摸到了坚韧、冒险的“美国精神”。
在这样氛围的熏染下，王沂蓬也开始将冒险视为乐趣。挑战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功，挑战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王沂蓬清晰地记得，眼看快要到期限的时候，又一次实验失败了，他和一位分管领导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教学楼门口进行了一次长谈。领导告诉王沂蓬，不行的话就考虑补救方案，“等到提交的时候，跟国际奥组委的人说，玉石不能保证不碎，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如果玉石坏了，能以最快的速度换一块新的。这样做很简单。”很明显，这样的承诺就等于又退了一步。王沂蓬知道，如此压力面前，大家都有些信心不足，但他还是觉得这个方案不现实，“如果奖牌坏了，就换一块，这不是就等于玉还是会碎，奖牌还是会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么?”在王沂蓬心里，偌大中国，不应该以这样的承诺示人。
王沂蓬最终也没有答应这样的一套“补救方案”，还是坚持按照既定方案解决玉碎问题。虽然他也知道奖牌掉到地上的概率很低，而且由于在下落过程中还有绸带的缓冲，掉到地上摔碎的概率也很小，一百块里也不能有一块摔碎，但即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要保证它不碎。王沂蓬也深知一诺千金，他仿佛又找到了当年驾车环游美国的感觉，探索、挑战、征服，不知前方有怎样的风景，但他会准备好欣赏的心情。
半年的时间里，王沂蓬就这样在压力中前行，虽然艰难，但是坚定。他最希望看到的是500天以后，饱蘸他和设计组成员心血和汗水的奖牌，能够安全地挂在奥运健儿的脖子上，让他们记住，这块奖牌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