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作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