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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预测:●●●（不乐观）
艾滋病本来只是很多传染性疾病中的一种，只不过由于它因“资本主义国家”某些青年的性滥交而“风靡”世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官方的宣传把它当成了一种极其丑恶的标签式的疾病。艾滋病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例证。正因为这个逻辑，我们不敢正视中国已经成了艾滋病大国这个事实。甚至还在刚刚出现这种疾病的时候，极度掩饰。
艾滋病对我们这个世界在价值取向和规则上提出了挑战，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立法和公共政策方面，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权衡如何配置紧缺的社会资源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取向问题。
高耀洁说过:“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关怀，是温暖。如果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吸毒感染占41.6%，采血感染占23.5%，性传播感染占9.1%，原因不详的占22%。而且母婴传播的途径正呈快速增长。
1985年在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6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的王爱霞教授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美籍阿根廷人。”王教授回忆说，这位男性患者到西安旅游后返回北京，以“肺部感染”收入协和医院的外宾病房，下午刚入院时神志尚清。但呼吸困难进展迅速，到晚间患者开始神志不清。胸片显示，除左上肺尚有正常肺组织外，其余全是“白肺”。后来他们电话打到美国，证明了患者果真感染了艾滋病。
6月6日早晨，患者死亡，后来，血清学证据显示，该例患者为HIV阳性。
很快，中国人打破了艾滋病都是外国人的惯例。在援外归国人群中开始有人感染了艾滋病。
和别国不一样的感染途径
根据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至2005年9月底，中国大陆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字为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人，死亡7773人。同时，政府部门宣称，据专家估计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感染者实际上已经超过84万人，若控制不好，2010年将达1000万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美国对艾滋病感染者掌握率71%，俄罗斯也有24%，目前我们的掌握率只有13%左右，所以还是比较低的。”
当然对此数字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因为艾滋病在大陆的实际传播状况仍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且在短时期内难以确切说清的问题。
与别国不同的是:一般认为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性接触是最常见的，大致占3/4，在中国大陆2/3的艾滋病却是因吸毒而感染的，后来又多了卖血这一条。有的地方竟然提出了“卖血浆，奔小康”的口号，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民间的良知
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的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治艾滋病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
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1999年，他发现我国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他克服重重阻力，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桂希恩5年多的防艾经历，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政府在行动
开展全民宣传教育;倡导精神文明，加强行为干预和综合防治;加强艾滋病疫情的监测和检测;加强血站建设和管理，规范采供血行为;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关心和帮助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
思考
1.艾滋病是否属丑恶现象
虽然1999年卫生部引发的文件中规定，要“保障（艾滋病）个人合法权宜……反对歧视”，但是一些另外的文件又提出“只有坚持禁止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才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这不是把艾滋病当成了这些丑恶现象附属物了吗？
2.吸毒是违法还是有病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吸毒者被视为病人。在澳大利亚，吸毒者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有权得到人道的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吸毒是违法行为，对吸毒者要帮助他们戒除毒瘾，吸毒者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中国恰恰是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最高。如何转变观念，重新看待那些吸毒者，这对防治艾滋病有重大影响。而王陇德副部长曾经在一个省的戒毒中心看到，90%以上的吸毒者在填写自己初次吸毒的原因时，都写作“好奇”。
3.艾滋病到底是否属政治问题
2001年中央电视台大量披露河南省等地因卖血而造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事件后，报道艾滋病才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2004年胡锦涛握过了艾滋病人的手后，各级官员才敢伸出他们原本犹犹豫豫的双手。即使到现在，很多地方对艾滋病数字都很敏感，有关具体数字和报告在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官员们好像都知道，如实报道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数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4.政府的尴尬角色
在中国由于公共空间狭小，非政府组织成立起来极为困难。本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很好地配合，但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禁毒、禁娼，另一方面又要以非政府的面孔去派发各种器具（如避孕套、美沙酮），这不是非常尴尬吗？
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三个阶段
1985年～1989年，感染者散布在沿海和开放城市，主要是外国人。
1989年～1995年，发现经性途径感染的国内患者;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开始流行。
1995年至今，感染者蔓延，并且开始了母婴传播的途径。
艾滋病本来只是很多传染性疾病中的一种，只不过由于它因“资本主义国家”某些青年的性滥交而“风靡”世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官方的宣传把它当成了一种极其丑恶的标签式的疾病。艾滋病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例证。正因为这个逻辑，我们不敢正视中国已经成了艾滋病大国这个事实。甚至还在刚刚出现这种疾病的时候，极度掩饰。
艾滋病对我们这个世界在价值取向和规则上提出了挑战，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立法和公共政策方面，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权衡如何配置紧缺的社会资源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取向问题。
高耀洁说过:“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关怀，是温暖。如果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吸毒感染占41.6%，采血感染占23.5%，性传播感染占9.1%，原因不详的占22%。而且母婴传播的途径正呈快速增长。
1985年在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6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的王爱霞教授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美籍阿根廷人。”王教授回忆说，这位男性患者到西安旅游后返回北京，以“肺部感染”收入协和医院的外宾病房，下午刚入院时神志尚清。但呼吸困难进展迅速，到晚间患者开始神志不清。胸片显示，除左上肺尚有正常肺组织外，其余全是“白肺”。后来他们电话打到美国，证明了患者果真感染了艾滋病。
6月6日早晨，患者死亡，后来，血清学证据显示，该例患者为HIV阳性。
很快，中国人打破了艾滋病都是外国人的惯例。在援外归国人群中开始有人感染了艾滋病。
和别国不一样的感染途径
根据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至2005年9月底，中国大陆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字为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人，死亡7773人。同时，政府部门宣称，据专家估计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感染者实际上已经超过84万人，若控制不好，2010年将达1000万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美国对艾滋病感染者掌握率71%，俄罗斯也有24%，目前我们的掌握率只有13%左右，所以还是比较低的。”
当然对此数字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因为艾滋病在大陆的实际传播状况仍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且在短时期内难以确切说清的问题。
与别国不同的是:一般认为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性接触是最常见的，大致占3/4，在中国大陆2/3的艾滋病却是因吸毒而感染的，后来又多了卖血这一条。有的地方竟然提出了“卖血浆，奔小康”的口号，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民间的良知
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的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治艾滋病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
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1999年，他发现我国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他克服重重阻力，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桂希恩5年多的防艾经历，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政府在行动
开展全民宣传教育;倡导精神文明，加强行为干预和综合防治;加强艾滋病疫情的监测和检测;加强血站建设和管理，规范采供血行为;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关心和帮助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
思考
1.艾滋病是否属丑恶现象
虽然1999年卫生部引发的文件中规定，要“保障（艾滋病）个人合法权宜……反对歧视”，但是一些另外的文件又提出“只有坚持禁止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才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这不是把艾滋病当成了这些丑恶现象附属物了吗？
2.吸毒是违法还是有病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吸毒者被视为病人。在澳大利亚，吸毒者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有权得到人道的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吸毒是违法行为，对吸毒者要帮助他们戒除毒瘾，吸毒者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中国恰恰是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最高。如何转变观念，重新看待那些吸毒者，这对防治艾滋病有重大影响。而王陇德副部长曾经在一个省的戒毒中心看到，90%以上的吸毒者在填写自己初次吸毒的原因时，都写作“好奇”。
3.艾滋病到底是否属政治问题
2001年中央电视台大量披露河南省等地因卖血而造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事件后，报道艾滋病才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2004年胡锦涛握过了艾滋病人的手后，各级官员才敢伸出他们原本犹犹豫豫的双手。即使到现在，很多地方对艾滋病数字都很敏感，有关具体数字和报告在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官员们好像都知道，如实报道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数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4.政府的尴尬角色
在中国由于公共空间狭小，非政府组织成立起来极为困难。本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很好地配合，但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禁毒、禁娼，另一方面又要以非政府的面孔去派发各种器具（如避孕套、美沙酮），这不是非常尴尬吗？
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三个阶段
1985年～1989年，感染者散布在沿海和开放城市，主要是外国人。
1989年～1995年，发现经性途径感染的国内患者;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开始流行。
1995年至今，感染者蔓延，并且开始了母婴传播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