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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全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似乎有一些不安的情绪逐渐蔓延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给出了精辟分析。
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在乐观的氛围中，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开始逐渐蔓延开来。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要进行一些调整，以准备应对一些不测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总结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十个重要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十个重要的问题是：
1．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2．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成本堆砌的；
3．为实现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换言之，在保持物价基本的情况下，相对保持调整的余地有多大；
4．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放任的不干预政策；
5．第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6．第六，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息率的余地；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减轻升值压力；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10．中国流动性的根源在哪里。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大幅跃升
2003年以前，经济学界公认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或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低于8%的。
然而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五年超过10%，而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至此，人们非常自然的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提高？
“我认为是有提高，但是我不认为是一下子的跳跃，比如从8%一下子跳到10%或者11%，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余永定说，“如果我们根据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就急于断言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或者11%，我觉得后果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是比较冒险的。”
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两个月前很多经济学家还都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是属于猪肉或者粮食供给造成的，是“小猪现象”。
余永定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一段的时间之后，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通货膨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产品的投入价格普遍的上涨。不仅仅是某一个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是所有的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与此同时CPI也向上爬升。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一般老百姓中现在已经开始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社会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的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需要对价格进行相对的调整，但由于价格的刚性，必然要面临价格调整引发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
股市非常火爆，房地产市场比较热，中国也出现了财富效应。
“还有一点，我们的货币供给速度是相当高的，最近数据是超过18%，说明通货膨胀又和货币的速度过快增长是有密切关系的。”余永定说。
还应该注意到，全世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开放，国际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影响。
那么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
“过去央行的目标是3%，那么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一些人认为是7%，但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保持在4%之下。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目标，有的时候会高于4%，但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中央银行就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政府除了应该干预通货膨胀，对资产价格也必须予以关注，甚至只是关注还不够的。”余永定说。
投资过热可能会引发通缩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现在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就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比较高，据有些学者估算，中国的资产产出率接近2%。如果真是中国的投资效率那么高，那么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不太高。
余永定强调，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会创造过剩的需求，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进一步投资吸收了过去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始终没有出现生产过剩，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可长期维持的。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比较大的经济波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当前，我觉得投资过热产生有效需求过大，而这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使中国面临通缩。”余永定对此表示担心。
物价稳定高于汇率稳定
人民币升值问题近年来是社会各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应该通过容忍通货膨胀，甚至制造通货膨胀，来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这样的话，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减少，国际收支平衡就会实现。
余永定对这种观点表示强烈的反对。
“以通货膨胀换取名义汇率稳定是不可取的。物价稳定目标高于汇率稳定目标，德国、日本和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其他目标是第二位的。”余永定指出。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央行非常注意所谓的利息率评价，并希望在市场形成汇率升值3%这样的一种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下，央行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维持在3%这样的幅度。
“那么问题是，利息的评价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汇率和利息率政策的指导方针呢？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利息率评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第二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的；第三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况且人民币3%和5%的升值预期，似乎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过套利、套汇资金，资本利得才是当下导致资本流入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余永定说。
余永定建议央行目前应该按照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来提高利息率，而不必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中美之间的利差会越来越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是零。
当然，如果中美利差进一步减少，而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那么上述套利、套汇活动就有可能增长。这个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吸收过剩的流动性。
中国投资者到境外投资要缓行
中国是否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到国外去，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余永定的看法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个大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要完成这一过程至少需要5年。
“需要厘清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发展趋势的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总量的、是反周期的，不能把这两种手段混为一谈。”余永定说。
另外，用人民币“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在国内进行了很多讨论，这主要取决于中国投资者对外国资产是否需要。
这里存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升值预期，前一段人们QDII并不积极，谁去买一些国外资产等美元贬值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中国证券市场的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为了在资产市场上获利，当我们宣布“港股直通车”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提前跑到香港买股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存在着一种对外部资产比较强烈的需求。这两种需求的方向是相反的，到底结果是如何呢？应该进一步研究的。
对于“宽出”的政策，余永定认为有几点需要认真考虑。
1．我们可能会进入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外国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如果贸然出国投资，将很可能赔的一塌糊涂。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投资者就不出去，而是慢点出，先由有国际投资经验的人先出。
2．拉美国家的经验是“宽出”的结果有的时候不但没有减轻压力，有的时候还会吸引外资进来。泰国最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经验，这个资本流动的大门一旦开起来，关上是不容易的，涉及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化，言必信、行必果对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慎重。
“一些学者用价格量度和流量量度来做比较规范的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说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效率的。既然有相当的效率，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掉，因为我们又要控制通货膨胀，又不想升值，我们现在还剩着一个资本管制的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余永定再次重中国申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张新建编辑整理）
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在乐观的氛围中，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开始逐渐蔓延开来。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要进行一些调整，以准备应对一些不测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总结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十个重要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十个重要的问题是：
1．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2．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成本堆砌的；
3．为实现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换言之，在保持物价基本的情况下，相对保持调整的余地有多大；
4．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放任的不干预政策；
5．第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6．第六，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息率的余地；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减轻升值压力；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10．中国流动性的根源在哪里。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大幅跃升
2003年以前，经济学界公认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或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低于8%的。
然而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五年超过10%，而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至此，人们非常自然的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提高？
“我认为是有提高，但是我不认为是一下子的跳跃，比如从8%一下子跳到10%或者11%，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余永定说，“如果我们根据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就急于断言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或者11%，我觉得后果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是比较冒险的。”
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两个月前很多经济学家还都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是属于猪肉或者粮食供给造成的，是“小猪现象”。
余永定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一段的时间之后，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通货膨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产品的投入价格普遍的上涨。不仅仅是某一个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是所有的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与此同时CPI也向上爬升。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一般老百姓中现在已经开始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社会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的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需要对价格进行相对的调整，但由于价格的刚性，必然要面临价格调整引发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
股市非常火爆，房地产市场比较热，中国也出现了财富效应。
“还有一点，我们的货币供给速度是相当高的，最近数据是超过18%，说明通货膨胀又和货币的速度过快增长是有密切关系的。”余永定说。
还应该注意到，全世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开放，国际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影响。
那么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
“过去央行的目标是3%，那么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一些人认为是7%，但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保持在4%之下。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目标，有的时候会高于4%，但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中央银行就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政府除了应该干预通货膨胀，对资产价格也必须予以关注，甚至只是关注还不够的。”余永定说。
投资过热可能会引发通缩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现在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就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比较高，据有些学者估算，中国的资产产出率接近2%。如果真是中国的投资效率那么高，那么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不太高。
余永定强调，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会创造过剩的需求，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进一步投资吸收了过去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始终没有出现生产过剩，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可长期维持的。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比较大的经济波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当前，我觉得投资过热产生有效需求过大，而这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使中国面临通缩。”余永定对此表示担心。
物价稳定高于汇率稳定
人民币升值问题近年来是社会各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应该通过容忍通货膨胀，甚至制造通货膨胀，来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这样的话，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减少，国际收支平衡就会实现。
余永定对这种观点表示强烈的反对。
“以通货膨胀换取名义汇率稳定是不可取的。物价稳定目标高于汇率稳定目标，德国、日本和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其他目标是第二位的。”余永定指出。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央行非常注意所谓的利息率评价，并希望在市场形成汇率升值3%这样的一种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下，央行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维持在3%这样的幅度。
“那么问题是，利息的评价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汇率和利息率政策的指导方针呢？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利息率评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第二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的；第三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况且人民币3%和5%的升值预期，似乎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过套利、套汇资金，资本利得才是当下导致资本流入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余永定说。
余永定建议央行目前应该按照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来提高利息率，而不必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中美之间的利差会越来越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是零。
当然，如果中美利差进一步减少，而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那么上述套利、套汇活动就有可能增长。这个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吸收过剩的流动性。
中国投资者到境外投资要缓行
中国是否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到国外去，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余永定的看法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个大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要完成这一过程至少需要5年。
“需要厘清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发展趋势的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总量的、是反周期的，不能把这两种手段混为一谈。”余永定说。
另外，用人民币“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在国内进行了很多讨论，这主要取决于中国投资者对外国资产是否需要。
这里存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升值预期，前一段人们QDII并不积极，谁去买一些国外资产等美元贬值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中国证券市场的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为了在资产市场上获利，当我们宣布“港股直通车”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提前跑到香港买股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存在着一种对外部资产比较强烈的需求。这两种需求的方向是相反的，到底结果是如何呢？应该进一步研究的。
对于“宽出”的政策，余永定认为有几点需要认真考虑。
1．我们可能会进入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外国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如果贸然出国投资，将很可能赔的一塌糊涂。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投资者就不出去，而是慢点出，先由有国际投资经验的人先出。
2．拉美国家的经验是“宽出”的结果有的时候不但没有减轻压力，有的时候还会吸引外资进来。泰国最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经验，这个资本流动的大门一旦开起来，关上是不容易的，涉及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化，言必信、行必果对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慎重。
“一些学者用价格量度和流量量度来做比较规范的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说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效率的。既然有相当的效率，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掉，因为我们又要控制通货膨胀，又不想升值，我们现在还剩着一个资本管制的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余永定再次重中国申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张新建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