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设我能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无比怀想的时代，简称为民国以来的大学时代。我可以无限遐想着把自己放进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角落。
　　那时的大学不叫最高学府而只叫大学，虽没有多少大楼但绝不缺少大师。那时的教育是冲着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不用担心我那些可能偏激的言论会受到白眼。惟一需要分心的是今天又去听谁的课。自己拿不定主意，我所敬重的那些教授们也会为我分析，就像当年的金岳霖劝殷海光去听另一个老师的课。我要真不喜欢哪一个老师或是教授，还可以参与去拆他的台，把他赶出学校。当然，我的老师肯定都教给了我不要迷信权威，要我与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还像金岳霖当年听说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书也想去找一本来读时，他的学生沈有鼎很认真地对他说你读不懂，于是他也就很坦然地作罢。我想，我极有可能就是要给我的老师以这样建议的学生。我当然还有可能会被老师抽到黑板前帮他把一堂课给讲完了。所以我一定要知道那时的讲堂何以真的叫圣地。有一个例子是说，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我想去到的那个时代的大学。
　　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也要写小说，我跟谁去学？我会去忝列谁之门墙？有一支队伍的领头是俞樾，传了章太炎和吴昌硕，章疯子又传了黄侃、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又传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废名又传了沈从文，沈从文又传了汪曾祺。这一支应该是不错的，但汪曾祺就再也没传下来了。想来想去，都是小说这手艺是不能传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不如不写小说，而是随便读点什么书，作点什么学问，甚至随便选文理科目。我当然还有机会选择导师，我还可以选叶公超。看看我的同学都可能是谁：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季羡林、穆旦、杨联升、杨振宁。我之所以选叶公超是我特别喜欢他的教学方式。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便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大学是这样的大学，它就该是这样的，它就葆有这样的传统，由这个基点出发，那时的传道、问学、书香，那时的文学、哲学、戏剧，那时的国粹、纯儒的典型，那时的学人、诗人，乃至军阀刺客周身都充满了这样的古风，由这些文化背景构成了整体的近代语境，这些“常言”就构成了今天仍然可以不断再生的空间或是可以继续言说的资源。
　　掩卷深思，彼人彼事，在在昭引，迫人萦怀。正所谓一个人，一则事，都是一段历史。这一切都留存于“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中，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话语，说过了一百多年，但是，好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价值。那是经由一大批求学问道之士艰难的望闻问切，经由传统学术的衰败，国力的孱弱，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的重新追索，以及生命的追问，才遗留下的这样一本珍贵的细节。依我看来，整个近代史或许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