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等9部门联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最美奋斗者”的评选表彰活动，群众中，出现了一股热荐徐虎的热潮。
　　普通房修工、“九十年代活雷锋”徐虎，继10年前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今年又列榜“最美奋斗者”，还荣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并于9月24日光荣赴北京出席“群英会”。
　　徐虎的经历让我们由衷感到：只要你把心交给人民，人民的心里就一直有你！

当年田埂边挑粪的农家孩子

　　我母亲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宝山大场盛家角村。外公家有三亩菜田，我母亲从十几岁起就起早摸黑在菜田里忙碌。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后，家里三亩菜地并入社里，母亲就成了合作社一名菜农。再后来，组建人民公社，母亲就一直在长征人民公社长征大队第七生产队务农。
　　我父亲先前做过小贩，五十年代中期，家里的小摊铺并入一家出售日用杂品的土产公司，再后来他被安排在一爿油灰厂当运输工。
　　我父母本分厚道，都不识字，平日说话不多。
　　我父母一共生了八个孩子，我上边有四个姐姐，我排行老五，下边还有三个妹妹。从这个阵势看得出，当时他们是很想再生一个男孩的。
　　我是1950年出生，属虎。父母没文化，就生肖起名，叫“徐虎”了，名字也寄托了他们对我这个男孩的心愿：盼着这个儿子长得“虎头虎脑”。
　　那些年，我父亲在油灰厂工作，薪水不高。母亲在生产队务农，按当时分配制度，社员每月可提取少许月资，我们家因只有母亲一人务农，平日里张嘴吃饭的人多，每月提取不少，所以每到年底还常常透支。
　　我父母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很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孩子一到入学年龄，就一个一个送到学堂读书。由于我父母收入低，家里经济困难，我们家每个孩子，当然包括我，上学读书都是学费全免的。对此，我父母对党和政府从心底里感激，对新社会由衷地热爱。我父母一直叮嘱我要对党对政府感恩，长大后要为社会多做工作。
　　我是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推迟一年毕业离校。按当时的政策，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可以安排到工矿企业工作，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必须到农村到边疆军垦农场务农。由于我母亲是生产队社员，家里一合计，1968年12月初，我就留在队里当了菜农。
　　那时，我们长征大队第七生产队农业经营很单一，就是种菜。虽然辛苦劳作，但当时我们菜农也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工人老大哥和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
　　那时，队里生活基本上都靠人力，谈不上机械化。记得我们队里只有两台机器，一台是抽水机，有时需要将河浜里的水抽到菜田里;一台是粉碎机，每天要把浜里养植的水葫芦捞上来，再掺和一些边边角角的黄菜皮，打碎了作为饲料喂猪。
　　我刚回队里务农时只有17岁，肩胛还嫩，但我吃得起苦，脏活重活都抢着干。那些年种菜，不用化肥，都是浇的人的粪便、猪的粪便等有机肥料。城里居民小区分布着倒粪站、化糞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就定期抽入一只只大粪池里。我们队里每天都会安排一些男劳力去挑粪，一担两桶，总有一百八十多斤重，我逐渐练到一路上哼哟哼哟担不离肩;稍事歇息，又连轴干。
　　我不但不怕累，还不怕臭不怕脏。后来回想起来，我这段当菜农的历练，让我以后当房修工时面对再累再臭的活都能承受。

成为“明星”水电修理工

　　1975年，政府为缓解城市居民的住房困难，在上海城郊接合部征地建新工房。我们生产队因征地安排部分人员进城。我因此被分配到普陀区房管局（现为西部集团）光新路房管所（后改名为中山北路房管所）当了一名房修工。当时领导问我：“你擅长干什么工作？”我想了想回答道：“我在生产队里除了干农活，队里两台电机出点故障，我也能修修。”所领导很信任地对我说：“那好，你就当水电修理工吧！”于是我成了这家房管所第三、第八联合管养段（简称三八管养段）一名水电维修工。
　　我从农民变成房管所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奖金，生活更有保障了，家里人都打心底里高兴。
　　我除了上班时认认真真完成每一单报修任务，下班路上，也常会有居民因水管滴漏和抽水马桶不畅拉着我到他们家看看，我都不厌其烦，花上五分钟、十分钟帮助他们修好。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可受益的居民却对我特别感激，他们把我做过的点点滴滴的小事都记在了心里。
　　1984年12月，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评选活动隆重推出，这次评选结果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确定。这次评选活动经上海主流媒体宣传后，市民积极参与。家住普陀区石泉、光新、农林、棉纺新村等区域的居民自然而然想到了我，他们把票都投给了我。在这次评选中，我荣获“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一等奖。
　　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我真的没想到。我们房修工，社会地位不是很高，收入也不高。这次，我的名字竟然登上了报纸，我很激动，全家人都为我高兴。我想，我也没做多少事，何况都是一些小事，社会就这么肯定我，鼓励我，今后我一定要做得更好！

为民解忧，自己给自己开夜班

　　那些日子，好几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总想着怎么去回报居民群众，怎么根据他们的需要进一步提供服务。为了了解我负责水电维修范围居民的需要，我以个人名义向工作范围的居民发出了500份“意见征询单”，登门走访了300多户人家。
　　我一直在想如何从居民的需要出发，去做好服务工作。这时，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年初夏，天气热得早，一天上午，一位中年妇女急步冲进管养段就高声嚷道：“昨晚6点多钟，我家楼层电路突然故障，整个层面一片漆黑，家里电扇、冰箱都不能用了。我们家小囡正在复习迎考，等了很长辰光，家里男人也修不好，只好点蜡烛看书了，急煞人了！今早我还是向单位请了假来报修的。谢谢你们一定要抓紧修好！” 　　开始时，有的居民不理解，但时间一长，他们对我的口碑越来越好。有一次，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美国女儿家生活多年后，回到上海家中，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杂物堵塞了。我连抠带掏，花了好大功夫才把马桶疏通，这位女士连声感谢，还从钱包里摸出几张人民币来付小费。我赶紧拒绝，但她说：“这是应该的，在国外都要付小费的。”我一边坚决拒收，一边说：“为居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不收谢金，不收礼品，这是我们的规矩。”
　　居民们的谢金，我是拒收了，但居民们对我的信任，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三只报修箱，将我和四千多户居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是再多金钱也不能把我们分开的。有一段时间，我冒出了一个给家里添置一台音响设备的想法，恰好这时，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挣钱的机会：市郊某镇有一项水电安装工程想找人承包。可是，这个让我个人就可赚几万元的项目，被我当场回绝了，我对这个朋友说：“我走了，此地居民水电急修怎么办？三只箱子是我自己挂出去的，七点开箱是我承诺的，所以，我不能走！”
　　后来，为了时时提醒自己，我摘录了一段格言压在家中餐桌的玻璃板下，这段格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小人的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这是从我义务为民服务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话。这句话是我们区房管局领导在整理我事迹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我的服务范围，随着我的知名度的提升，在逐步扩展，有的不在我责任范围的居民，甚至是外区的居民，有特别困难的事也会来找我，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挤出时间上门服务。大致算来，我曾先后到过12个区的100多户外区居民家去帮助解决水电难题。我所在的中山房管所，在徐裕鑫所長的重视下，全所上下向我学习，推广我的做法，还选了三个积极分子拜我为师，命名他们是“小徐虎”，也分别挂出了报修箱，并坚持每天开箱服务。他们中的王耀齐同志后来被称为“徐虎第二”，1992年也评上上海市劳模，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我们的徐裕鑫所长在2007年被西部集团授予“伯乐奖”。普陀区房管局（后改制为西部集团）在全区房管系统推广我的做法，竭诚为民服务，几年中就涌现了8位上海市劳模。从1996年起，市房管局在全市开展“呼唤徐虎”活动，要求每个区安排三个“小徐虎”，全市共有42个“小徐虎”挂箱服务或是公布BB机，提供全天候水电维修服务。
　　这么看来，“方便千万家”是千真万确的。
　　三只报修箱，是我与责任范围四千多户居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也紧紧连着我最宝贵的一段人生时光。它们经历了十三年风雨洗礼，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其中一只报修箱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只报修箱被上海戏剧学院话剧《好人徐虎》剧组借去当了道具，也算是“发挥余热”了。
　　随着房管系统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全市居民住宅的产权、条件、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房修工的服务方式也随之改变。我后来当过几年西部集团徐虎物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于2010年12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17岁回乡务农，25岁当上一名普普通通的房修工，干的是普普通通的水电维修工作。我只是做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只是将心比心地及时解决了居民的急修难题，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些小事，我服务过的居民们就给我这么多称道，这么多好评，我的房管所领导和房管局领导就给了我这么多鼓励、这么多帮助、这么多培养，党和人民就给了我这么多荣誉。
　　我从心里感到：只要你把心交给人民，人民的心里就一直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