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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0日下午，我正在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师大音乐学院承担的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结项评审会，忽接好友赵志扬的短信，告知冯光钰先生“今日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噩耗传来，让我悲恸不已，真是太突然、太意外了！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出席先后在南京、南宁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年会，见他身体硬朗，思维敏捷，甚是欣慰；离开南宁前，他还告诉我后续活动的一连串计划，我劝他“悠着点”，他则回答“你也是，多保重！”不曾想这竟是我和他的永诀话别。
我与光钰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他那时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不久，中国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华夏之声”音乐会及学术研讨会，邀他参加，他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具有专业水准的热情而中肯的意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和王民基等同志邀请我作为全国特约编审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省卷的审稿工作，接触的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渐渐地成了朋友，主要在学术上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我任《中国音乐》主编，他是刊物作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有求必应，他的供稿给刊物增色不少；他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任会长，当我于2000年接任第三任会长时，他则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我俩在学会工作中合作默契，并常能得到他的帮助，今年1月在南宁召开第十二届年会时，我因为要做主题报告，就委托他致开幕词，他精心准备，在会上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1994年8月我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他于1995年2月即主动写得《卅年辛劳凝多声——荐樊祖荫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是年第2期的《中国音乐》；他的《中国曲牌考》于2008年出版之后，我亦随即应安徽文艺出版社之约，写了参评国家图书奖的推荐信；我俩都担任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就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学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并向委员会提出我们的建议。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常为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为他充沛的精力所折服，更为他敬业的精神所感动。他确实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勤恳工作、深究学问、胸襟坦荡、乐于助人，他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业绩和精神必将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光钰的勤奋在吾辈同仁中是出了名的，他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或常务书记，其行政事务之繁忙可想而知，但就在此种情况下，他仍然挤出时间来阅读了大量文献，收集、积累了许多资料，结合工作实际写作、发表了百余篇文章，以后陆续汇编成了多部音乐文集；2000年退休之后，更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据我所知，他已出版的专著和文集就多达22本。光钰夫人皮远乡于1996年岁末在为其文集《谈乐话书》①所撰的《序》中写道：“中国的读书人，以‘笔耕’的方式劳作。当他们捧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时，犹如农民手捧金灿灿的丰收谷穗，其喜悦不仅笑在脸上，更甜在心头。因为，这是他们耕耘的收获。光钰便是这样一位‘笔耕农’，日出而作，日落还未息。他盼望着收获，全家只好为他出书而忙碌。好在出书之后，家人也能分享一份收获的欣喜，精神的愉悦远胜物质的满足。”他的书，其内容极为广泛：既谈乐话书论人，也有许多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既涉及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又涉及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既重视专业音乐，又广泛关注群众性的音乐文化生活；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外到古今，各种音乐事象，都在他的视域之内。这充分体现了光钰丰富的知识面和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纵览光钰的学术成果，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与研究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民族音乐集成与集成编辑学
1979年，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和《中国古琴曲集成》等五种集成。编撰民族音乐集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上的一项创举，被誉为“文化长城”。光钰从一开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此项工作，他除了担任曲艺音乐集成的副主编之外，还参与起草了集成的编辑方案，并负责日常的编纂工作。为了使集成工作顺利、有序地展开，他和王民基等总编辑部的同志，常常召开编辑工作学术座谈会，与全国各地的集成工作者共同商讨相关的问题，并在会上作专题性和总结性的发言，这些发言与相关专题的论文，后来大多收入《中国民族音乐论稿》②和《传统与现代》③两本音乐文集之中。
编辑民族音乐集成，首先要有一个总的体例和原则，并进而涉及到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普查、采录、记谱、分类、释文、图表等各项工作。光钰在他的发言与文章中，在依据编辑方案和汲取各地编辑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每项都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要求。他认为编辑民族音乐集成，“首要的工作是抓紧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全面抢救和整理，要收集到与曲谱相吻合的原始音响资料，建立民族音乐（音响、录像、曲谱）库，既要从抢救收集到的大量民族民间音乐中选择优秀的曲目，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排，还要充分掌握民间艺人的口碑资料与民间音乐有关的背景材料……。以录音为依据，由曲谱、文稿、照片、图表等有机编纂而成的各种集成地方卷，是音乐、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文献性专著”。④关于普查，他强调“注意收集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保持民族民间音乐的原始性”；关于采录，他认为“应从大背景——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地域——观察其深厚的内涵”，“如果忽视产生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不把它放在一定文化氛围之中加以考察，就难免会得出不恰当的看法”；他尤为重视音响，提出“我们之所以重视录音的质量，因为录音是活的民间音乐，是音乐的本身，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集成本出版的同时，也要考虑音响的出版问题”⑤；关于记谱，他强调“以民族民间音乐音响作为记谱的依据，使音谱双轨同步，是集成一项重要原则”，并进一步提出了对记谱中的音高律制、节奏节拍、力度、速度、音色及润腔时的装饰性符号等的具体要求；关于分类，他认为分类是集成编辑学基本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分类“要有客观的标准和明确的依据”，并参照系统论的原则，“把某一门类民族民间音乐看成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多层次结构，子系统又由若干更小的亚子系统组成。这样，就使得集成的分类日趋科学化。”⑥进而他又对民歌、戏曲、曲艺、器乐曲集成的分类方法作了具体的阐述。此外，他在《中国保存传统音乐的重要措施——兼述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辑方法》、《努力提高少数民族民歌集成的编辑质量》和《宗教音乐的文化价值》等论文中，还详细论述了释文、图录以及各省区集成中有关少数民族民歌、戏曲和宗教音乐的编辑问题。总之，光钰对民族音乐集成编辑方法的理论探讨是较为全面而有深度的，“在整体上已形成一个有关集成编辑学理论的大致框架。”⑦ 这种理论探讨，不仅对当时的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发挥了实际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也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积极意义。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光钰1990年被推选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任会长，在任的十年间，他广泛关注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为此写作了多篇文稿。他认为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应当拓宽思路，除了对单一民族的音乐研究之外，还需进行纵横向的、多角度的研究，譬如，既可从历史的、民俗的、宗教祭祀的层面，又可从语言系属的、地域地貌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他已注意到跨境民族的音乐研究问题。⑧这其中，他更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与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所协作，于1991年立项的“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任名誉主编，会长冯光钰、常务副会长袁炳昌担任主编。为了编好这部音乐史，学会于1993年在抚顺召开的第五届年会及1995年在南宁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上，都将“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作为主要议题进行探讨。在这两次会上，光钰均对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与写作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与写作体例，推动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展。他在第五次年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民族音乐财富十分丰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发展历史。过去限于条件，史学家们编著的音乐史基本上只是汉族音乐发展史，而对55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史或感到无能为力，或无暇顾及，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感召，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更大的解放，有能力挑起这个重担，把这55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史按各自的发展轨迹独立撰写成篇，这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融合着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的智慧，中国音乐史是由各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的”。要做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工作，“在对待各种音乐现象、音乐形式、音乐的发展流变轨迹时，不应停留在表层的描述和阐释，应努力透过对各民族音乐表层的分析而探寻到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底蕴，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散乱的资料，而是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民族音乐史”。“编纂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材料是根本，是第一性的。同时也要求从材料中提炼正确的观点统帅材料，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⑨在《谈少数民族音乐史编纂问题》⑩一文中，他重点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即：“民族融合、民族迁徙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交流传播”；“口头音乐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播的载体”；“宗教对少数民族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在第六届年会上，他进一步就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分期、史稿编写中的史论关系以及对跨境民族音乐史的编纂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在音乐史的分期上，他认为“应当按照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只有这样，各民族的音乐史才能写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他对少数民族音乐史写作上的诸多学术观点得到了编撰者们的认同，并为大家所遵循。
除了学术上及时提出明确的要求之外，光钰与炳昌及执行主编赵毅还为全书的通稿和出版而忙碌。欣慰的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在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历经17个年头，终于在2007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大观、分为上中下三卷的百余万字著作的问世，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大成果，也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尽管这部著作现在还只是55 个民族分别的音乐史研究，但它已为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通史的写作和整个中国音乐史的重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可喜可贺！
三、传统音乐传播学
随着民族音乐集成各省卷的陆续完成与出版，光钰也把工作重点自觉地转向了“集成后”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他是充分利用集成资料并获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几位音乐学家之一，自1998年以来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中国同宗民歌》、《戏曲声腔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器乐曲》、《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与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牌考》等音乐传播学方面的系列著作，即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诚然，光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了。据他在《中国同宗民歌》的自序与结语中的叙述，他在四川音乐学院求学时，已注意到电影歌曲《天涯歌女》的曲调与四川清音的曲牌《放风筝》相类似，经了解，后者是从长江下游一带传入四川后，经民歌手与曲艺艺人的“四川化”而扎下根来的；在他早年研究戏曲音乐时，也发现皮黄腔、梆子腔剧种的生发和流变现象，与民歌的传播规律相仿；后来于80年代初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时，“便将其中一些同名民歌并立在一起，并逐一分类，进行比较。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逐渐找出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点，继而产生了探索这些不胫而走的众多变体流传奥秘的兴趣”。经过反复思考，他于1986年在《中国传统音乐初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同宗民歌”的概念；并在稍后所写的《从凤阳歌看同宗民歌的传播流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同宗民歌之所以得到发展，成为一个传播网络，决非偶然。它体现了民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总是要延伸、流传的，而这种延伸与流传则构成民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对音乐的传播研究更深入一步，光钰于1992年冬撰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的长篇论文。在这篇五万多字的论文中，首先以鲜明的观点指出：“一切传统音乐都是传播的音乐。在传播中不断演变，又在演变中不断发展。可以说，没有传播及演变，就没有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再传播演变的音乐文化，将是僵滞的音乐文化，我们只能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发展中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全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传统音乐的传播规律：1.地域音乐的传播演变；2.人口迁徙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3.战争动乱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4.民间艺人行艺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5.艺术流派师承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此外，在“结束语”中还提及：“引起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演变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种之外，“还有语言、民俗、商贸往来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光钰对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和上述系列著作的出版，推动了音乐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体系性研究扩展了新的视角，是中国音乐学理论建设上的一大硕果。
如前所述，光钰的学术研究，其面甚广，且多有建树。本文仅截取三个方面予以概略的介绍，并以此表达笔者对好友冯光钰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①冯光钰《谈乐话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③冯光钰《传统与现代》，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
④冯光钰《中国保存传统音乐的重要措施——兼述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辑方法》，冯光钰《传统与现代》第155页。
⑤冯光钰《藏族传统音乐的抢救与保存》，冯光钰《传统与现代》第215页。
⑥冯光钰《传统音乐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第319页。
⑦修海林李文珍《成于实践的民族音乐研究之果——评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传统与现代〉两部音乐文集》，《中国音乐》1994年第1期。
⑧冯光钰《继续推动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冯光钰《20世纪中国音乐思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7页。
⑨冯光钰《填补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冯光钰《音乐雅俗谈》，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⑩冯光钰《音乐雅俗谈》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13页。
11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三题》，冯光钰《音乐雅俗谈》，第114—120页。
12冯光钰《〈中国同宗民歌〉的自序、引言及结语》，冯光钰《20世纪中国音乐思考》第204—207页。
13《中国音乐》1987年第2期。
14《音乐研究》1991年第2期。
15《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一文最初发表时分为上下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与《艺苑求索》1993年第3期。后收入音乐论集《传统与现代》，第3—73页。
樊祖荫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我与光钰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他那时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不久，中国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华夏之声”音乐会及学术研讨会，邀他参加，他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具有专业水准的热情而中肯的意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和王民基等同志邀请我作为全国特约编审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省卷的审稿工作，接触的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渐渐地成了朋友，主要在学术上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我任《中国音乐》主编，他是刊物作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有求必应，他的供稿给刊物增色不少；他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任会长，当我于2000年接任第三任会长时，他则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我俩在学会工作中合作默契，并常能得到他的帮助，今年1月在南宁召开第十二届年会时，我因为要做主题报告，就委托他致开幕词，他精心准备，在会上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1994年8月我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他于1995年2月即主动写得《卅年辛劳凝多声——荐樊祖荫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是年第2期的《中国音乐》；他的《中国曲牌考》于2008年出版之后，我亦随即应安徽文艺出版社之约，写了参评国家图书奖的推荐信；我俩都担任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就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学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并向委员会提出我们的建议。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常为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为他充沛的精力所折服，更为他敬业的精神所感动。他确实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勤恳工作、深究学问、胸襟坦荡、乐于助人，他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业绩和精神必将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光钰的勤奋在吾辈同仁中是出了名的，他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或常务书记，其行政事务之繁忙可想而知，但就在此种情况下，他仍然挤出时间来阅读了大量文献，收集、积累了许多资料，结合工作实际写作、发表了百余篇文章，以后陆续汇编成了多部音乐文集；2000年退休之后，更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据我所知，他已出版的专著和文集就多达22本。光钰夫人皮远乡于1996年岁末在为其文集《谈乐话书》①所撰的《序》中写道：“中国的读书人，以‘笔耕’的方式劳作。当他们捧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时，犹如农民手捧金灿灿的丰收谷穗，其喜悦不仅笑在脸上，更甜在心头。因为，这是他们耕耘的收获。光钰便是这样一位‘笔耕农’，日出而作，日落还未息。他盼望着收获，全家只好为他出书而忙碌。好在出书之后，家人也能分享一份收获的欣喜，精神的愉悦远胜物质的满足。”他的书，其内容极为广泛：既谈乐话书论人，也有许多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既涉及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又涉及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既重视专业音乐，又广泛关注群众性的音乐文化生活；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外到古今，各种音乐事象，都在他的视域之内。这充分体现了光钰丰富的知识面和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纵览光钰的学术成果，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与研究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民族音乐集成与集成编辑学
1979年，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和《中国古琴曲集成》等五种集成。编撰民族音乐集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上的一项创举，被誉为“文化长城”。光钰从一开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此项工作，他除了担任曲艺音乐集成的副主编之外，还参与起草了集成的编辑方案，并负责日常的编纂工作。为了使集成工作顺利、有序地展开，他和王民基等总编辑部的同志，常常召开编辑工作学术座谈会，与全国各地的集成工作者共同商讨相关的问题，并在会上作专题性和总结性的发言，这些发言与相关专题的论文，后来大多收入《中国民族音乐论稿》②和《传统与现代》③两本音乐文集之中。
编辑民族音乐集成，首先要有一个总的体例和原则，并进而涉及到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普查、采录、记谱、分类、释文、图表等各项工作。光钰在他的发言与文章中，在依据编辑方案和汲取各地编辑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每项都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要求。他认为编辑民族音乐集成，“首要的工作是抓紧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全面抢救和整理，要收集到与曲谱相吻合的原始音响资料，建立民族音乐（音响、录像、曲谱）库，既要从抢救收集到的大量民族民间音乐中选择优秀的曲目，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排，还要充分掌握民间艺人的口碑资料与民间音乐有关的背景材料……。以录音为依据，由曲谱、文稿、照片、图表等有机编纂而成的各种集成地方卷，是音乐、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文献性专著”。④关于普查，他强调“注意收集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保持民族民间音乐的原始性”；关于采录，他认为“应从大背景——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地域——观察其深厚的内涵”，“如果忽视产生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不把它放在一定文化氛围之中加以考察，就难免会得出不恰当的看法”；他尤为重视音响，提出“我们之所以重视录音的质量，因为录音是活的民间音乐，是音乐的本身，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集成本出版的同时，也要考虑音响的出版问题”⑤；关于记谱，他强调“以民族民间音乐音响作为记谱的依据，使音谱双轨同步，是集成一项重要原则”，并进一步提出了对记谱中的音高律制、节奏节拍、力度、速度、音色及润腔时的装饰性符号等的具体要求；关于分类，他认为分类是集成编辑学基本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分类“要有客观的标准和明确的依据”，并参照系统论的原则，“把某一门类民族民间音乐看成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多层次结构，子系统又由若干更小的亚子系统组成。这样，就使得集成的分类日趋科学化。”⑥进而他又对民歌、戏曲、曲艺、器乐曲集成的分类方法作了具体的阐述。此外，他在《中国保存传统音乐的重要措施——兼述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辑方法》、《努力提高少数民族民歌集成的编辑质量》和《宗教音乐的文化价值》等论文中，还详细论述了释文、图录以及各省区集成中有关少数民族民歌、戏曲和宗教音乐的编辑问题。总之，光钰对民族音乐集成编辑方法的理论探讨是较为全面而有深度的，“在整体上已形成一个有关集成编辑学理论的大致框架。”⑦ 这种理论探讨，不仅对当时的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发挥了实际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也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积极意义。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光钰1990年被推选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任会长，在任的十年间，他广泛关注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为此写作了多篇文稿。他认为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应当拓宽思路，除了对单一民族的音乐研究之外，还需进行纵横向的、多角度的研究，譬如，既可从历史的、民俗的、宗教祭祀的层面，又可从语言系属的、地域地貌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他已注意到跨境民族的音乐研究问题。⑧这其中，他更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与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所协作，于1991年立项的“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任名誉主编，会长冯光钰、常务副会长袁炳昌担任主编。为了编好这部音乐史，学会于1993年在抚顺召开的第五届年会及1995年在南宁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上，都将“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作为主要议题进行探讨。在这两次会上，光钰均对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与写作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与写作体例，推动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展。他在第五次年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民族音乐财富十分丰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发展历史。过去限于条件，史学家们编著的音乐史基本上只是汉族音乐发展史，而对55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史或感到无能为力，或无暇顾及，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感召，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更大的解放，有能力挑起这个重担，把这55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史按各自的发展轨迹独立撰写成篇，这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融合着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的智慧，中国音乐史是由各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的”。要做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工作，“在对待各种音乐现象、音乐形式、音乐的发展流变轨迹时，不应停留在表层的描述和阐释，应努力透过对各民族音乐表层的分析而探寻到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底蕴，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散乱的资料，而是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民族音乐史”。“编纂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材料是根本，是第一性的。同时也要求从材料中提炼正确的观点统帅材料，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⑨在《谈少数民族音乐史编纂问题》⑩一文中，他重点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即：“民族融合、民族迁徙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交流传播”；“口头音乐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播的载体”；“宗教对少数民族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在第六届年会上，他进一步就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分期、史稿编写中的史论关系以及对跨境民族音乐史的编纂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在音乐史的分期上，他认为“应当按照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只有这样，各民族的音乐史才能写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他对少数民族音乐史写作上的诸多学术观点得到了编撰者们的认同，并为大家所遵循。
除了学术上及时提出明确的要求之外，光钰与炳昌及执行主编赵毅还为全书的通稿和出版而忙碌。欣慰的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在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历经17个年头，终于在2007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大观、分为上中下三卷的百余万字著作的问世，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大成果，也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尽管这部著作现在还只是55 个民族分别的音乐史研究，但它已为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通史的写作和整个中国音乐史的重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可喜可贺！
三、传统音乐传播学
随着民族音乐集成各省卷的陆续完成与出版，光钰也把工作重点自觉地转向了“集成后”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他是充分利用集成资料并获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几位音乐学家之一，自1998年以来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中国同宗民歌》、《戏曲声腔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器乐曲》、《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与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牌考》等音乐传播学方面的系列著作，即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诚然，光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了。据他在《中国同宗民歌》的自序与结语中的叙述，他在四川音乐学院求学时，已注意到电影歌曲《天涯歌女》的曲调与四川清音的曲牌《放风筝》相类似，经了解，后者是从长江下游一带传入四川后，经民歌手与曲艺艺人的“四川化”而扎下根来的；在他早年研究戏曲音乐时，也发现皮黄腔、梆子腔剧种的生发和流变现象，与民歌的传播规律相仿；后来于80年代初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时，“便将其中一些同名民歌并立在一起，并逐一分类，进行比较。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逐渐找出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点，继而产生了探索这些不胫而走的众多变体流传奥秘的兴趣”。经过反复思考，他于1986年在《中国传统音乐初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同宗民歌”的概念；并在稍后所写的《从凤阳歌看同宗民歌的传播流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同宗民歌之所以得到发展，成为一个传播网络，决非偶然。它体现了民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总是要延伸、流传的，而这种延伸与流传则构成民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对音乐的传播研究更深入一步，光钰于1992年冬撰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的长篇论文。在这篇五万多字的论文中，首先以鲜明的观点指出：“一切传统音乐都是传播的音乐。在传播中不断演变，又在演变中不断发展。可以说，没有传播及演变，就没有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再传播演变的音乐文化，将是僵滞的音乐文化，我们只能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发展中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全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传统音乐的传播规律：1.地域音乐的传播演变；2.人口迁徙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3.战争动乱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4.民间艺人行艺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5.艺术流派师承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此外，在“结束语”中还提及：“引起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演变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种之外，“还有语言、民俗、商贸往来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光钰对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和上述系列著作的出版，推动了音乐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体系性研究扩展了新的视角，是中国音乐学理论建设上的一大硕果。
如前所述，光钰的学术研究，其面甚广，且多有建树。本文仅截取三个方面予以概略的介绍，并以此表达笔者对好友冯光钰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①冯光钰《谈乐话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③冯光钰《传统与现代》，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
④冯光钰《中国保存传统音乐的重要措施——兼述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辑方法》，冯光钰《传统与现代》第155页。
⑤冯光钰《藏族传统音乐的抢救与保存》，冯光钰《传统与现代》第215页。
⑥冯光钰《传统音乐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第319页。
⑦修海林李文珍《成于实践的民族音乐研究之果——评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论稿〉、〈传统与现代〉两部音乐文集》，《中国音乐》1994年第1期。
⑧冯光钰《继续推动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冯光钰《20世纪中国音乐思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7页。
⑨冯光钰《填补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冯光钰《音乐雅俗谈》，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⑩冯光钰《音乐雅俗谈》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13页。
11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三题》，冯光钰《音乐雅俗谈》，第114—120页。
12冯光钰《〈中国同宗民歌〉的自序、引言及结语》，冯光钰《20世纪中国音乐思考》第204—207页。
13《中国音乐》1987年第2期。
14《音乐研究》1991年第2期。
15《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一文最初发表时分为上下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与《艺苑求索》1993年第3期。后收入音乐论集《传统与现代》，第3—73页。
樊祖荫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