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
　　“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什么？”阿鲁埃问。
　　“巴士底狱的内墙。”
　　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狱中生活了近一年。其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从容依旧，酣然入睡。
　　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予以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
　　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站在一条战线上，时称“陈匪独秀胡适之”，陈胡并举，且有双关之意。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颇有绝交之意。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独秀文存》第九版出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的职务，拒绝了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的要求，拒绝了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了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前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