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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初，人们都会满怀希望的问自己：“新的一年我会得到什么？”而年末之时，这个问题就会变为“这一年我得到了什么？”对于你我如此，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亦然。
2012年，异地高考的话题持续升温、南科大的“转正”让人们百感交集、新任校长的一句承诺成为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几位大学生猝死于跑道上的悲剧又足以引人深思……而在所有这些关注的目光背后，是社会对高教愈加关注与期盼的眼光。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的大学究竟得失几许？我们总结出“2012高等教育关键词”，希望通过对这些并不陌生的词汇的梳理，大家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更清楚的判断。
关键词之一：异地高考
从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与上海、北京市研究推进异地高考；到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再到年底北京市教委曾“婉劝”非京籍学生回原籍高考。可以说，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整整持续了一年。
事实上，早在2008年，就曾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如今，4年已过，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度在不断升温，但该政策的核心问题——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政策依然模棱两可。反倒是围绕政策本身所出现的种种利益纷争愈演愈烈，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
从表面上看，造成异地高考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二：一是各地高中课程以及高考内容不同所导致的随迁子女回原籍就学、考试困难；二是各地高考录取政策相对不平等导致的利益冲突。然而在这两大原因的背后，则是中国教育资源整体不均的大背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简单的政策调整很难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事实上，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因。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整体教育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趋于固化。在巨大的惯性面前，“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办到。但要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恰恰需要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重组以及对教育观念的重新梳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指望在短时间内很好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似乎也不现实。
关键词之二：协同创新
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随后，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至此，“协同创新”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应该说，“协同创新”一词并不是2012年才出现的新词，将其归入2012年关键词有两个原因：其一，2012年是实施“2011计划”的第一年；其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大批协同创新中心在2012年相继成立。相对而言，后者要更加重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全国高校参与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数量为73个，其内容涵盖从畜牧养殖到导航技术在内的诸多领域。如此数量的中心“拔地而起”，让人们在感叹各高校“高效率”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心其间是否有“一窝蜂”之嫌。
稍有科研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的科研合作虽然重要，但由于各自利益和科研关注点的不同，彼此间要实现很好的配合也并非易事。协同创新中心的出现，从外部架构上为这种配合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但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却不是“照方抓药”就可以解决的。虽然在协同创新成立之时，几乎每个中心都会设计一套自己的内部制度，但短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机制架构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虑。
协同创新固然是高校科研的题中之义，成立中心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如果能够将步伐放缓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多一点，是否会更好呢？
关键词之三：校长承诺
继2011年底，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公开“两不”承诺后，在2012年，又有更多校长在就职仪式上作出类似承诺。
2012年7月、8月间，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在上任伊始，分别对广大师生作出了“四不”“三不”的承诺。与赵跃宇一样，他们的这种“不做研究，专心做校长”的表态同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此相关联的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2012年，教育部曾多次公开选拔高校副校长，年底，教育部更是决定对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作公开选拔。
应该说，无论是新校长的“几不”承诺还是教育部的公开选拔，其最重要的目的都在于力促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进程。对此应该给予掌声，但掌声过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达到最终目的。
校长不从事科研，无非是担心科研会影响行政管理，以及可能挤占他人的科研资源，但校长在职位上的“分身乏术”和“权力膨胀”，究竟有多少是“拜科研任务所赐”，又有多少来自于行政化的制度体系本身，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评判。至于公选校长，相较之前的直接任命，这一做法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公选条件依然由主管部门制定，选拔过程依然由主管部门操控，这样的“公选”距离真正的校长选拔还有多远，人们也自有判断。
关键词之四：校庆新政
1952年，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大批新大学由此诞生。2012年，这些学校迎来了自己的60华诞。加之成立于其他年份，却也在2012年迎来校庆的大学，使得2012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校庆年”。
对于校庆，很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所学校的“寿诞之日”本应喜庆吉祥，但越来越多的负面报道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了一起。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在如何看待大学校庆的问题上，有79.2%的人认为校庆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73.7%的人认为校庆成了各类官员、名人、明星亮相的秀场；66.6%的人更是指出，校庆已经成为一场“烧钱行为”。
应该说，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一起并非源于媒体杜撰，很多学校也在利用校庆大打公关牌、政绩牌，而当众多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指大学校庆时，也引起了一些高校的反思。于是在2012年，很多学校在校庆之时出台的新政策，确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 无论是南京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序长不序爵”、中国人民大学的“百场社区公益讲座”，还是中山大学的特殊“学位成礼仪式”，乃至于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深深地鞠躬致歉，都反映出各大学校庆在有意地远离“行政”，回归学术和更加亲民，这种趋势无疑是好的。
曾有学者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如何举办校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大学精神，尽管目前许多学校已有变化，但要真正体现大学精神，还有很多事情得做。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关注学校还需作哪些努力，甚至可以质疑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否属另类炒作。但无论如何，对于一场校友、学生和老师的“集体狂欢”而言，这样的改变已可让人露出些许发自心底的笑容。
关键词之五：学生长跑
2012年11月18日的广州马拉松赛场上，两名年轻选手先后倒在终点线前，其中一人为大三学生；此后几天，上海、湖北、江苏多地高校发生学生体测、长跑死亡事件。
类似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跑道上。2012年12月10日，上海一名大学生上篮球课猝死。
短短一个月内，数条鲜活的生命消逝，这样的惨剧引人深思。然而，引人深思的并不止于此。据报道，在2012年的华中科技大学运动会上，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被暂时取消。而此前，西安30余所高校已取消长跑项目。
应该说，大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学校在这方面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一前提必须是“临时性”的，否则便有些“掩耳盗铃”之嫌了，因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而非选择性忽视。
提高学生体质，一方面要靠加强体育课锻炼，另一方面要靠学生的自觉意识。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两者，高校做得都不够好，体育课被忽视已是普遍现象，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也大都与电脑游戏为伴。
这样的现象已经在高校蔓延多年，各校一直大呼改变，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也许依然是动力不足，毕竟学生体质好坏与就业率并无太大关系，本科教学评估更关心的是学校有多少块操场，而不是有多少学生能跑完1500米。
视线缺失必然导致学校的改革乏力。或许相关部门应该转变一下观念，就业市场重视一下未来员工的身体，要比运动会上少设一两个项目对学生的益处更大吧。
关键词之六：高校公共设施开放
2012年3月初，北京34所高校宣布将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图书馆。2012年4月，18家北京高校联合宣布将陆续免费向社会开放所在高校的博物馆。一时间，高校公共设施开放成为媒体、公众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黑龙江、辽宁、江西、湖北等多地高校图书馆或博物馆均有开放行为。
一项“高校图书馆是否该向公众全面开放”的调查显示，有75.99%的人选择“应该。高校没有独占书籍资源的权力，公众应该从高校图书馆中广泛获益”。
公众的诉求固然合理，但在高校人士眼中，却有贻笑大方的意味。因为全面放开，不仅空间资源紧张、管理措施无法跟上，还很可能重蹈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的覆辙——成为无关人士夏天纳凉、冬天取暖的好去处。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强调开放的同时，很可能忽略了真实需求。毕竟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定位有着天然区别，前者多偏重研究者需求，后者强调大众口味。
与图书馆相比，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则是大势所趋。但要求的条件并不少，如确保贵重文物的安全，保证人员配备，强化设施建设等。
有如此多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当前的高校公共设施开放，还是止步于有条件开放为好。若一味“跟风”冒进，甚至将公共设施开放当做行政摊派的任务，无疑会给高校、公众带来更多麻烦。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与其聚焦于高校公共设施开放，不如考虑用什么方式把公众吸引到就近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里来。
关键词之七：南科大“转正”
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到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从“出生”到“转正”历时5年。这也意味着，南科大的身份由民办转为公办。
两年前，在没有教育部招生许可下，校长朱清时组建“自主招生”培训班时，发出“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的话语依稀在耳。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并拷问南科大的改革。继2011年，深圳市委发布公选副校长、3名参与筹建的教授退出合作、学生发博文退学等事件。2012年5月，南科大公布的招生方案，又为他人所诟病。该招生方案取消了建校初“考生可以不用参加高考”的条件，改为高考成绩占60%的录取模式，且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今的南科大在本科办学层次失去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可能。比起首届45名学生发表公开信拒绝参加高考，校方的改革充满遗憾。
妥协是否是南科大转正的“筹码”，外界无从知道。可就在2012年两会期间，朱清时表示：“如果政府不希望南科大有自主权，我们想也没用。”越来越低调的他不得不去考虑现实问题：身为体制中人与去行政化相左、非学历文凭能否保障学生未来就业……
与之相反，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南科大有了首届毕业生，且毕业生的质量得到国外大学或跨国企业的认可时，就会督促教育部门反思国家承认的学位体系，进一步推动建立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证的新体系。而这也正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打破教育计划体制的核心改革。
关键词之八：另类课堂
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听闻学校开课研究品酒、垂钓、三国杀，是否连一点逃课的念头都没有了？2012年，越来越多高校另类课，从传闻变为了现实。
2012年6月初，一门名为“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的公选课，进入中南大学学生的视野。课程内容是讲解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中涉及到的化学物。同年秋，厦门大学传出开设爬树课，不久后得到校方证实，据称这门课期末考试要求学生爬上10米高的大树。 相比较新开设一门课程，传统课程因模式相对固定，创新更为困难，但也不乏有惊人之举。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魏骁勇在“科学工程实践课”上，徒手劈砖解释其中的科学原理。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则更为霸气，为了上好“自动武器构造课”，现场拆卸AK-47、M16突击步枪。
如此活泼的开课形式契合了当今大学生的喜好，一经公布就成为学生们“不想逃”“不敢逃”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终于有了从关心理论、考试，转向关心学生真实需求的课堂。
不可否认，一些另类课还是国外大学的“舶来品”，能否吸收开放、互动的精髓，激发学生的创新思想仍要打问号。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常规课中应借鉴哪些“另类”元素，另类课能否延伸到中小学课堂，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该为另类课的开设提供哪些指导……也许这样，另类课的辐射作用才会更大。
关键词之九：本土洋大学
继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后，2012年8月15日，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挂牌成立，11月初开始招生。2012年秋，温州肯恩大学（筹）迎来首批204名新生入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首招5年本硕连读。2012年12月20日，昆山杜克大学也宣布进入筹建……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在宣布未来的5至10年内将启动2至5所中外合作的高水平大学。
这些洋大学享有一流的师资、特色的课程设置、科学的管理模式，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环境下，中国学生能够就近入读有“海外名校血统”的洋大学无疑是好的。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是期望洋大学发挥“鲶鱼效应”，刺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中外合作办学与知名大学海外分校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纳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考生无法同时拿着洋大学与内地高校的通知书加以选择；后者则在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与母校保持一致。这是洋大学进入中国的“先天不足”。
要想发挥洋大学的“鲶鱼效应”，就不得不考察中外合作高校双边的融合与互动。当前，人们为洋大学“入乡随俗”所担忧，一些洋大学未能吸收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经验，反倒被中国应试教育中的考级、考证所同化。如果缺乏质量上的保证，这样的洋大学还有增设的必要吗？
关键词之十：办学自主权
2012年10月12日，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给我国高校带来欣喜。根据最新规定，除了国家控制布点的62种专业、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其余444种专业高校可以自主设置，不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面对着这项有限的“失而复得”的权力，我们不免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怎么了？
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系科招生比例调整权、学科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权、国际交流合作权、机构设置和人事权、财产管理和使用权等7项办学自主权。
长期以来，7项办学自主权既没有进一步划分权力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高校听命于行政，办学自主权“形同虚设”，出现了“中国高校像政府、像企业，唯独不像高校”的局面。
事实上，用行政规律代替教育规律，也是千校一面、创新型人才缺失的根源所在。而归还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要义是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关系。譬如，大学校长能否不再是行政任命，能否打破5年的任期？大学里应该重视的是教授，还是官员？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亦有突破。
然而，在没有界定权力的前提下，尽管高校在拟定大学章程、在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中国离真正的高校自主办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2012年，异地高考的话题持续升温、南科大的“转正”让人们百感交集、新任校长的一句承诺成为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几位大学生猝死于跑道上的悲剧又足以引人深思……而在所有这些关注的目光背后，是社会对高教愈加关注与期盼的眼光。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的大学究竟得失几许？我们总结出“2012高等教育关键词”，希望通过对这些并不陌生的词汇的梳理，大家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更清楚的判断。
关键词之一：异地高考
从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与上海、北京市研究推进异地高考；到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再到年底北京市教委曾“婉劝”非京籍学生回原籍高考。可以说，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整整持续了一年。
事实上，早在2008年，就曾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如今，4年已过，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度在不断升温，但该政策的核心问题——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政策依然模棱两可。反倒是围绕政策本身所出现的种种利益纷争愈演愈烈，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
从表面上看，造成异地高考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二：一是各地高中课程以及高考内容不同所导致的随迁子女回原籍就学、考试困难；二是各地高考录取政策相对不平等导致的利益冲突。然而在这两大原因的背后，则是中国教育资源整体不均的大背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简单的政策调整很难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事实上，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因。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整体教育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趋于固化。在巨大的惯性面前，“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办到。但要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恰恰需要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重组以及对教育观念的重新梳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指望在短时间内很好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似乎也不现实。
关键词之二：协同创新
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随后，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至此，“协同创新”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应该说，“协同创新”一词并不是2012年才出现的新词，将其归入2012年关键词有两个原因：其一，2012年是实施“2011计划”的第一年；其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大批协同创新中心在2012年相继成立。相对而言，后者要更加重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全国高校参与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数量为73个，其内容涵盖从畜牧养殖到导航技术在内的诸多领域。如此数量的中心“拔地而起”，让人们在感叹各高校“高效率”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心其间是否有“一窝蜂”之嫌。
稍有科研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的科研合作虽然重要，但由于各自利益和科研关注点的不同，彼此间要实现很好的配合也并非易事。协同创新中心的出现，从外部架构上为这种配合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但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却不是“照方抓药”就可以解决的。虽然在协同创新成立之时，几乎每个中心都会设计一套自己的内部制度，但短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机制架构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虑。
协同创新固然是高校科研的题中之义，成立中心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如果能够将步伐放缓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多一点，是否会更好呢？
关键词之三：校长承诺
继2011年底，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公开“两不”承诺后，在2012年，又有更多校长在就职仪式上作出类似承诺。
2012年7月、8月间，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在上任伊始，分别对广大师生作出了“四不”“三不”的承诺。与赵跃宇一样，他们的这种“不做研究，专心做校长”的表态同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此相关联的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2012年，教育部曾多次公开选拔高校副校长，年底，教育部更是决定对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作公开选拔。
应该说，无论是新校长的“几不”承诺还是教育部的公开选拔，其最重要的目的都在于力促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进程。对此应该给予掌声，但掌声过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达到最终目的。
校长不从事科研，无非是担心科研会影响行政管理，以及可能挤占他人的科研资源，但校长在职位上的“分身乏术”和“权力膨胀”，究竟有多少是“拜科研任务所赐”，又有多少来自于行政化的制度体系本身，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评判。至于公选校长，相较之前的直接任命，这一做法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公选条件依然由主管部门制定，选拔过程依然由主管部门操控，这样的“公选”距离真正的校长选拔还有多远，人们也自有判断。
关键词之四：校庆新政
1952年，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大批新大学由此诞生。2012年，这些学校迎来了自己的60华诞。加之成立于其他年份，却也在2012年迎来校庆的大学，使得2012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校庆年”。
对于校庆，很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所学校的“寿诞之日”本应喜庆吉祥，但越来越多的负面报道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了一起。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在如何看待大学校庆的问题上，有79.2%的人认为校庆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73.7%的人认为校庆成了各类官员、名人、明星亮相的秀场；66.6%的人更是指出，校庆已经成为一场“烧钱行为”。
应该说，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一起并非源于媒体杜撰，很多学校也在利用校庆大打公关牌、政绩牌，而当众多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指大学校庆时，也引起了一些高校的反思。于是在2012年，很多学校在校庆之时出台的新政策，确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 无论是南京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序长不序爵”、中国人民大学的“百场社区公益讲座”，还是中山大学的特殊“学位成礼仪式”，乃至于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深深地鞠躬致歉，都反映出各大学校庆在有意地远离“行政”，回归学术和更加亲民，这种趋势无疑是好的。
曾有学者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如何举办校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大学精神，尽管目前许多学校已有变化，但要真正体现大学精神，还有很多事情得做。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关注学校还需作哪些努力，甚至可以质疑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否属另类炒作。但无论如何，对于一场校友、学生和老师的“集体狂欢”而言，这样的改变已可让人露出些许发自心底的笑容。
关键词之五：学生长跑
2012年11月18日的广州马拉松赛场上，两名年轻选手先后倒在终点线前，其中一人为大三学生；此后几天，上海、湖北、江苏多地高校发生学生体测、长跑死亡事件。
类似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跑道上。2012年12月10日，上海一名大学生上篮球课猝死。
短短一个月内，数条鲜活的生命消逝，这样的惨剧引人深思。然而，引人深思的并不止于此。据报道，在2012年的华中科技大学运动会上，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被暂时取消。而此前，西安30余所高校已取消长跑项目。
应该说，大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学校在这方面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一前提必须是“临时性”的，否则便有些“掩耳盗铃”之嫌了，因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而非选择性忽视。
提高学生体质，一方面要靠加强体育课锻炼，另一方面要靠学生的自觉意识。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两者，高校做得都不够好，体育课被忽视已是普遍现象，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也大都与电脑游戏为伴。
这样的现象已经在高校蔓延多年，各校一直大呼改变，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也许依然是动力不足，毕竟学生体质好坏与就业率并无太大关系，本科教学评估更关心的是学校有多少块操场，而不是有多少学生能跑完1500米。
视线缺失必然导致学校的改革乏力。或许相关部门应该转变一下观念，就业市场重视一下未来员工的身体，要比运动会上少设一两个项目对学生的益处更大吧。
关键词之六：高校公共设施开放
2012年3月初，北京34所高校宣布将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图书馆。2012年4月，18家北京高校联合宣布将陆续免费向社会开放所在高校的博物馆。一时间，高校公共设施开放成为媒体、公众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黑龙江、辽宁、江西、湖北等多地高校图书馆或博物馆均有开放行为。
一项“高校图书馆是否该向公众全面开放”的调查显示，有75.99%的人选择“应该。高校没有独占书籍资源的权力，公众应该从高校图书馆中广泛获益”。
公众的诉求固然合理，但在高校人士眼中，却有贻笑大方的意味。因为全面放开，不仅空间资源紧张、管理措施无法跟上，还很可能重蹈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的覆辙——成为无关人士夏天纳凉、冬天取暖的好去处。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强调开放的同时，很可能忽略了真实需求。毕竟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定位有着天然区别，前者多偏重研究者需求，后者强调大众口味。
与图书馆相比，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则是大势所趋。但要求的条件并不少，如确保贵重文物的安全，保证人员配备，强化设施建设等。
有如此多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当前的高校公共设施开放，还是止步于有条件开放为好。若一味“跟风”冒进，甚至将公共设施开放当做行政摊派的任务，无疑会给高校、公众带来更多麻烦。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与其聚焦于高校公共设施开放，不如考虑用什么方式把公众吸引到就近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里来。
关键词之七：南科大“转正”
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到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从“出生”到“转正”历时5年。这也意味着，南科大的身份由民办转为公办。
两年前，在没有教育部招生许可下，校长朱清时组建“自主招生”培训班时，发出“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的话语依稀在耳。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并拷问南科大的改革。继2011年，深圳市委发布公选副校长、3名参与筹建的教授退出合作、学生发博文退学等事件。2012年5月，南科大公布的招生方案，又为他人所诟病。该招生方案取消了建校初“考生可以不用参加高考”的条件，改为高考成绩占60%的录取模式，且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今的南科大在本科办学层次失去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可能。比起首届45名学生发表公开信拒绝参加高考，校方的改革充满遗憾。
妥协是否是南科大转正的“筹码”，外界无从知道。可就在2012年两会期间，朱清时表示：“如果政府不希望南科大有自主权，我们想也没用。”越来越低调的他不得不去考虑现实问题：身为体制中人与去行政化相左、非学历文凭能否保障学生未来就业……
与之相反，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南科大有了首届毕业生，且毕业生的质量得到国外大学或跨国企业的认可时，就会督促教育部门反思国家承认的学位体系，进一步推动建立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证的新体系。而这也正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打破教育计划体制的核心改革。
关键词之八：另类课堂
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听闻学校开课研究品酒、垂钓、三国杀，是否连一点逃课的念头都没有了？2012年，越来越多高校另类课，从传闻变为了现实。
2012年6月初，一门名为“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的公选课，进入中南大学学生的视野。课程内容是讲解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中涉及到的化学物。同年秋，厦门大学传出开设爬树课，不久后得到校方证实，据称这门课期末考试要求学生爬上10米高的大树。 相比较新开设一门课程，传统课程因模式相对固定，创新更为困难，但也不乏有惊人之举。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魏骁勇在“科学工程实践课”上，徒手劈砖解释其中的科学原理。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则更为霸气，为了上好“自动武器构造课”，现场拆卸AK-47、M16突击步枪。
如此活泼的开课形式契合了当今大学生的喜好，一经公布就成为学生们“不想逃”“不敢逃”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终于有了从关心理论、考试，转向关心学生真实需求的课堂。
不可否认，一些另类课还是国外大学的“舶来品”，能否吸收开放、互动的精髓，激发学生的创新思想仍要打问号。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常规课中应借鉴哪些“另类”元素，另类课能否延伸到中小学课堂，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该为另类课的开设提供哪些指导……也许这样，另类课的辐射作用才会更大。
关键词之九：本土洋大学
继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后，2012年8月15日，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挂牌成立，11月初开始招生。2012年秋，温州肯恩大学（筹）迎来首批204名新生入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首招5年本硕连读。2012年12月20日，昆山杜克大学也宣布进入筹建……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在宣布未来的5至10年内将启动2至5所中外合作的高水平大学。
这些洋大学享有一流的师资、特色的课程设置、科学的管理模式，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环境下，中国学生能够就近入读有“海外名校血统”的洋大学无疑是好的。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是期望洋大学发挥“鲶鱼效应”，刺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中外合作办学与知名大学海外分校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纳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考生无法同时拿着洋大学与内地高校的通知书加以选择；后者则在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与母校保持一致。这是洋大学进入中国的“先天不足”。
要想发挥洋大学的“鲶鱼效应”，就不得不考察中外合作高校双边的融合与互动。当前，人们为洋大学“入乡随俗”所担忧，一些洋大学未能吸收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经验，反倒被中国应试教育中的考级、考证所同化。如果缺乏质量上的保证，这样的洋大学还有增设的必要吗？
关键词之十：办学自主权
2012年10月12日，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给我国高校带来欣喜。根据最新规定，除了国家控制布点的62种专业、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其余444种专业高校可以自主设置，不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面对着这项有限的“失而复得”的权力，我们不免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怎么了？
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系科招生比例调整权、学科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权、国际交流合作权、机构设置和人事权、财产管理和使用权等7项办学自主权。
长期以来，7项办学自主权既没有进一步划分权力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高校听命于行政，办学自主权“形同虚设”，出现了“中国高校像政府、像企业，唯独不像高校”的局面。
事实上，用行政规律代替教育规律，也是千校一面、创新型人才缺失的根源所在。而归还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要义是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关系。譬如，大学校长能否不再是行政任命，能否打破5年的任期？大学里应该重视的是教授，还是官员？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亦有突破。
然而，在没有界定权力的前提下，尽管高校在拟定大学章程、在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中国离真正的高校自主办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