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高速公路从上海前往苏州汾湖开发区，在短短45分钟内，沿途两边接连出现的广告牌，是一次国产电梯品牌的“大检阅”。如果有心，会发现申龙的广告牌至少出现了两次，而康力电梯的广告牌看上去最大、最醒目。这昭示着，来到了一个以电梯制造而著称的地方。

　　中国是世界上生产、销售与安装电梯最多的国家，而且近年来一直以15%～20%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远高于中国GDP的增速。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约有350万～360万台电梯，预计2016年将突破400万台。电梯业的发展，与狂飙猛进的中国房地产业密切相关。对此，用一个数据就能证明中国的建筑总量有多大：在2011～2013年的3年间，中国总共消耗了64亿吨水泥，远远多于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水泥的总和44亿吨。
　　为探寻中国电梯产业的发展轨迹，《中国新闻周刊》原计划于8月5日去汾湖，但却得知，这一天，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召集全市所有电梯厂商在市政府开会。参加会议的汾湖某电梯厂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要求，他们将对各自生产的电梯的设计、制造环节进行全面检查与分析，并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排查，跟踪产品运行情况。

　　在湖北荆州7·26扶梯事故发生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州却如此紧张，不仅因为出现故障的申龙电梯就出自苏州汾湖，更在于，电梯产业是苏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梯看苏州，苏州电梯看汾湖。”2014年，中国年产电梯55万台，其中有三分之二即35万多台皆出自中外合资品牌，在剩下的20万台国产电梯里，光苏州的贡献量就高达16万台，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汾湖是苏州电梯的主要生产基地，这里拥有电梯及配套生产企业100多家，电梯整机企业11家。
　　实际上，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汾湖并不是唯一一个以电梯业而出名的地区，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自称是“电梯之乡”——距离上海1.5小时车程的浙江省南浔市，占据了全国1/10的电梯生产量;距离上海2.5小时高铁路程的江苏省溧阳市，安装了全国80%的电梯。
　　电梯是工业时代城市文明的符号。作为中国最富庶、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长三角”理所当然地成为电梯的集中生产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安装5台电梯扶梯，其中就有3台产自这一区域。然而，在荆州扶梯事故发生之后，不止一位电梯生产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电梯厂家本就面临着一次洗牌考验，而此次事件无疑将使这一局面更加严峻。

技术空心

　　汾湖开发区与中国无数个充斥着水泥路与混凝土建筑、整齐划一、死气沉沉的工业园区不同，100多家电梯企业散落于农田和成片修得像别墅一样的民宅之间，显得颇有生气。
　　今年60岁的汾湖人姚永其，自1994年起涉足电梯行业，亲眼目睹并经历了当地从几家乡镇企业发展到中国电梯重镇的过程。他说，由于汾湖人大多都在电梯厂里上班，这里的农田已经全被安徽来的农民接手承包。这里原本属于吴江市，当吴江被划入苏州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区之后，汾湖周边三个乡镇就变成了苏州市吴江区的省级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汾湖的电梯业发端于1970年代的吴江电梯厂。它虽然是一家乡镇企业，但却是当时中国14家拥有电梯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之一。上海是中国电梯的制造中心，中国的第一台电梯与扶梯都出现在这里。而汾湖毗邻上海，距离上海最近处只隔一座桥，靠近技术与市场，地理优势使电梯产业在汾湖率先兴起。姚永其回忆说，当时，上海电梯厂的很多退休工程师和上海高校里研究电梯的老师，都被吴江电梯厂高薪聘请来做技术顾问。吴江电梯厂后来在政府推动下改为私营，并分立出铃木、台菱等4家公司。
　　如果没有电梯产业，薛雪龙高中毕业后也许只能在家帮父母种田，申龙电梯创始人袁华山仍是乡里的一名裁缝匠，姚永其还在当地教语文。自1983年起，薛雪龙就在吴江电梯厂做技术人员，随着电梯厂改制，又与日本铃木成立合资公司，后来日方撤资，又成为民营企业。一路做到今天，他已经是铃木电梯的常务副总。而另一位电梯生产商陈老板的事业，则是从吴江电梯厂的安装工人起步。“如今汾湖的电梯厂老板，绝大多数都是当年吴江电梯厂出来的，很多都是过去的电梯安装和销售人员。”姚永其说。实际上，后来也曾成立过电梯公司的他，当年也在汾湖的一家电梯公司做销售。
　　“如果说全国最早的14家电梯生产商共有5000名员工的话，那么现在这5000人都已经成了电梯行业的老板或元老。电梯行业在全国的大专院校里并没有相对应的专业来培养人才，就靠企业里师傅带徒弟，如今这一行的人，可以说都是这5000人的徒子徒孙。”姚永其说。为解决电梯行业的人才问题，2012年，康力电梯与常熟理工学院合作，开设了中国首个电梯本科专业，每年招收20人，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法根本解决电梯行业长期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
　　除了大的电梯整机厂商会自己制造电梯的主要零部件以外，很多中小电梯企业都与现在的手机公司类似——将大部分生产制造过程都外包出去。他们在专业的电梯零部件生产商那里采购如电机、控制系统等电梯的核心部件，在自己的厂房里顶多生产个轿厢，最终在用户那里组装成“产品”。 　　“有的电梯生产企业，可以一条生产线都没有，全部从外面采购零部件，再卖给客户，实际上，他们只提供了一个电梯系统方案与安装服务。这就跟苹果公司将富士康生产出来的手机贴上自己的商标一样，只不过，手机是组装好再出厂出售，电梯是把所有零部件直接运到现场再安装。”姚永其说。
　　对此现象，2010年，有媒体曾在一篇《电梯业“技术空心病”》的文章里指出，依托中国房地产业蒸蒸日上的中国电梯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的层次上，因而无法在品牌和核心技术的竞争中生存。

试验塔悖论

　　进入汾湖地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远处一幢幢又细又高的建筑物。姚永其介绍说，这就是电梯企业的特有标志——电梯试验塔。试验塔里往往有多个电梯井道，用于测试、检验新的电梯产品，同时也是企业向客户展示产品的手段。试验塔高度往往代表着这家企业的技术水平，试验塔越高，说明电梯产品水平越高，企业实力越雄厚。
　　目前，全国最高的电梯试验塔在沈阳博林特电梯公司，高177米，可试验10米/秒的高速电梯与双轿厢电梯，拥有15个井道。而汾湖地区最高的试验塔属于康力电梯在建的第二座试验塔，尽管仍在建设中，现有高度已经傲视群雄，建成后将高达228米，也将是全国最高。
　　姚永其说，按理，企业每接到一批订单，需要在给用户安装之前，在试验塔里先测试一遍。因为每一栋楼由于高度、功能不尽相同，所安装的电梯也不完全相同，电梯在某种意义上是定制产品。然而，实际上，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为了减少成本提高效率，试验塔建好了往往很少用来真正做“试验”，更主要的作用只是用来展示。
　　试验塔不仅仅是企业炫耀实力的手段，而且是每一家整机生产企业必须拥有的“准生证”。2013年，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规定，电梯整机生产企业必须要有试验塔才能向其颁发“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一家已经生产了四年的电梯企业，过去一直用其办公楼里的电梯作为试验塔的替代。如今，该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到了要重新申请的时候，但根据新规定，必须要先建造试验塔。
　　“申请一个A级电梯生产许可证最少需要2000万资本，而建造一个几十米高的试验塔成本就得六七百万甚至1000万，这样一来，很多企业的钱大部分用来制造他们实际上并不怎么使用的试验塔，而没有财力精力去抓管理、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根据我的估算，仅新规定实施两年来，全国电梯企业就在建试验塔上浪费了10个亿。”姚永其说。另一方面，这样的准入条件也造成了只要有钱，就能拿到电梯生产的许可证，容易带来泡沫，并不利于民族电梯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个体现国内电梯企业无序发展的典型例子，就是全国共有“苏州富士”“昆山富士”“惠州富士”等30多个“富士”品牌的电梯厂家。它们都是内资厂商，只是打了“富士”的品牌，好让用户觉得它们有“外国血统”。姚永其说，“其实，日本类似的电梯品牌叫富士达，在国际上非常有名，而真正的日本富士公司根本不生产电梯。”
　　农民与乡镇企业就能投资办厂，这反映出电梯产业的技术含量不高、成本相对较低。姚永其说，难以想象几个土豪凑一起投资就可以造汽车。正因为进入门槛低，在房地产景气的年月，很多人看到电梯市场的红火，都纷纷涌入这一行业。有数据为证：尽管外资品牌占据了全国电梯产量的三分之二，但外资品牌一共才只有奥的斯、迅达、通力、三菱等9个，相比之下，国产电梯只占三分之一，但却有600多个内资厂家。
　　目前，国内电梯厂有4家上市企业，占据了1/4的市场，而剩下的600多家电梯企业争夺剩余的10万～15万台左右的电梯市场，平均年销量只有200台，2014年最小的电梯生产商销量大概只卖了20多台电梯。在汾湖，最大的电梯企业就是上市公司康力与拟上市企业申龙，剩下的企业年产量不超过2000台。
　　“全苏州共有77家数得上号的电梯厂，实际上只留7家就足够了，今年肯定要淘汰一批小厂家。”汾湖一家电梯厂老板这样说道。姚永其也表示，伴随中国房地产业的步伐减慢，2015年将成为中国电梯业的转折点，大企业继续扩大，小企业愈加难以生存，将会第一次出现制造企业数量的减少。预计到2015年末，全国的电梯企业不会超过550家。

维保之忧

　　在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上，姚永其认为国产电梯与外资品牌电梯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但国内客户大多优先选择外资品牌。
　　河南迅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晓军也表示，国内企业的产品一般集中在4米/秒速度以下的电梯，多用于20层楼以下的建筑，外资企业则擅长高速电梯、双轿厢电梯等高端产品。“如果是一个外资企业生产的2米/秒速度的电梯，与国内企业的同类产品相比，可能并不占优势。因此，双方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不好做比较。”
　　然而，魏晓军指出，正因为电梯是现场安装的，即使生产质量非常好，如果安装质量很差，依然无法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近些年来出现的电梯恶性事故，大多都是与安装维保有关。
　　姚永其也表示，国内电梯安装维保力量严重不足，“因为最有经验最优秀的安装工人都已经当电梯厂老板了”。目前，全国电梯年增长50万～60万台，按发展该需要每年2万～3万人增加到维保队伍中，而安装人员也每年需要增加1万人左右。但实际上，2014年全国新增的安装维保人员不超过1万人，安装和维保人员在2014年底的总缺口达到5万人。电梯安装维保的人员不足，严重影响了电梯的运行质量和安全。
　　此外，姚永其认为，电梯行业协会大多盲目崇拜和信任国外品牌国外技术，多年来并没有主动引导国内电梯厂家的创新，提升民族产业的质量。其次，监管机构仍停留在纸面上的监管，实际上并没有严格落实。
　　对于荆州扶梯事故，魏晓军表示，电梯在安装完毕后会有安装公司复检，生产厂家还要来厂检，最后是当地的特检院来行驶政府检验职责。根据官方报道，在2015年3月，湖北荆州的这台事故电梯就已经被当地特检院检验合格了。“这三道检验竟然都没有把这块盖板的设计问题检验出来，我感觉真的很蹊跷，真的让我也是很费解。荆州事故现在定性为设计有缺陷，我觉得还是可能未必客观反映了真实的一面。”
　　姚永其则直接为申龙喊冤。他明确表示，此次事故应当是商场与维保公司负有主要责任，申龙负有次要责任。即使扶梯设计不合理，也是通过国家认可的产品。出了事故后，生产厂家有义务改进产品设计，但把主要事故责任归结于厂家，并不合理。“申龙是国产扶梯品牌里最有实力的企业，此次打击将使国内电梯企业遭受一次不小的冲击。”
　　申龙电梯公司的大门上有一句标语：“申龙引领中国电梯民族品牌的崛起”。然而，在发生了荆州扶梯事故之后，申龙的上市计划已经在风雨中飘摇，它的民族品牌之路看起来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