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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用“奇迹”来形容深圳。
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它只是奋斗的另一个名字。
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也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自诞生的那一刻起，深圳每一天都在奋力挣脱桎梏，舒展筋骨，追寻更好的自己。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春雷乍响到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从“荔枝节”蝶变“高交会”的创新迭代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人才汇聚……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已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之城，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尝试都在诉说着激动人心的深圳故事。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望，深圳的发展是一段不断努力奋斗、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成就梦想的光辉历程，不仅创造了举世惊叹的物质文明奇迹，也凝结出了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追求卓越、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等支撑特区经济巨人迅速崛起的“特区精神”。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深圳发展史的起点。梳理历史的点滴，我们不发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进化与蝶变，与一个个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息息相关……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必须撬动并推开旧体制这块如磐巨石，改革需要一个支点。
次年春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的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汇报了利用广东自身的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和贸易合作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这一富有新意的设想。在会议间歇，他与习仲勋谈话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会议正式明确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指示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
1980年3月末，春和景明，万象更新。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一天，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南海之滨风生水起、改革创新春潮涌动，自此，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翻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春天，时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打响了“蛇口模式”第一炮。
在深圳版图上，蛇口尤为特殊。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前，蛇口工业区已先行迈出了第一步。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日后，蛇口工业区也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而提起蛇口工业区，“袁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至今仍是深圳特区精神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
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实行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制定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一制度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万事开头难。工业区的首个项目蛇口港起初进展缓慢，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泥20-30车，为提高效率，1979年10月间，工业区指挥部对四航局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袁庚提出挣脱现行体制中“大锅饭”的设想，他在各工程承包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作过一个发言：“我们是先礼后兵，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诸位一定要记住，你们给我们订立的是工程合同，是招标承包的，提前有奖，大家皆大欢喜，但延期要罚，谁也逃不掉。”
随即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规定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40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则每超一车奖4分钱。从此工人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可运泥80-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是之前的3-4倍。
據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重新吃上“大锅饭”，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
从1979年到1984年，袁庚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1982年7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在蛇口工业区诞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的人民南路上，中建三局在承建深圳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深圳速度”也激励着其他城市的建设步伐。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展示其巨大魅力。 1984年，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需要胆识和勇气。
此口号在当时颇具争议性，却获得了邓小平的肯定。1984年，邓小平前往深圳视察后，曾挥笔写下了一段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8年之后，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昔日蛇口工业区的土地上立起来时，也同样显示出了国家社会制度变迁强大的冲击力。
成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成立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袁庚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这个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的地方，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
作为蛇口精神的缔造者，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践行者，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敢为天下先”的努力探索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
1983年春天，32岁的王石双脚踏上了深圳的热土。
此时，距离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还有一年。但在距离蛇口开发区130公里的广州，王石已经敏锐地嗅到了资本的气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1980年，也正是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当年，王石经过招聘，进入了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然而，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他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却受到了强烈的抑制。“深圳速度”让他内心开始躁动。
在激情与理想的助推下，他放弃了在当时来说人人艳羡的政府工作，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成为他的新起点。王石在这里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这成为万科故事的开端。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商大厦的楼顶俯瞰全景。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深圳的发展和实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犹如一股春风，加速了中国已经启动的改革开放的列车。当时，王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心中喊出一个声音：“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
同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主要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开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等。
创业初期总是荆棘密布。办公场地简陋、招工难、员工素质低下、个人生活水平骤降等问题接踵而来。但最大的困境来自于心理与精神，年轻的躯体精力充沛，但压抑在心头的是绵长的孤独感，是无人可以倾诉的作为创始人的不安与惶恐。昔日常听的古典乐不再有慰藉人心的力量，他就改听邓丽君，也在崔健愤怒的嘶吼声中迎来深圳的一次又一次日出。
后来，面对着进退维谷的创业前景，面对着老单位善意的劝归，王石心虚复杂但仍然态度明确地选择了开拓进取，一往无前。“深圳的未来前景和不确定性，确实激发起强大的求生欲与创业热情。”
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王石凭借自己的机敏，做出了自己创业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决定：主动向股改办递交了公司股改的申请。
不久，“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而王石和自己的搭档也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他们申请股份制改革以后的几个月，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万科公司，却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大焦点。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在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下，万科的招股书得以免费在党报《深圳特区报》上刊载。媒体则称之为“这大概也是深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1988年11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万科正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1993年开始将大众住宅开发确定为公司核心业务。
这次股份制改造，王石的身份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也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改造使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也同时走到中国企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
——“拼搏、奮斗、创造价值，是这座城市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春天，邓小平结束深圳视察，从蛇口码头坐船离开时，他走进船舱又走出来，对着岸上送行的深圳领导连喊了三遍。
此时，已经创业五个年头的华为，正在开始高歌猛进，崭露锋芒。
业界普遍认为，华为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被认为最能体现深圳创业精神的奇迹。而任正非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相较于这座城市其他青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故事，43岁的任正非是为了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迫不得已辞掉“铁饭碗”，走向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可以说，他的创业初期带着些许悲情色彩。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决心自己干的想法。1987年，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
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43岁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决定开拓创新，自己做研发。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也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
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也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
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自此一直创新领航，追求卓越，致力于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进步。
任正非曾对媒体表示，深圳是一方热土，有着良好的创新土壤，“拼搏、奋斗、创造价值，是这座城市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劲和闯劲”
2000年的春天，当北京几家门户网站接连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时，远在深圳的马化腾成了受益者。
互联网投资热由此兴起，他终于不用再四处兜售OICQ。4月，来自IDG资本等机构的200万美元把他从过去半年的资金困扰中解救出来，这笔钱也将成为他在互联网寒冬中的储备粮。
13岁就随父母从海南迁入深圳的马化腾深深扎根于此。
他初到深圳是在1984年，中学时，老师们会在课堂上急切喊着“时不我待”、“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马化腾也说这时的深圳是“创业的热土”，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劲和闯劲，在这种情形下，“腾讯在华强北一个忙乱的楼房里孕育而生”。
“我从一个只会写软件的书呆子，都被感召到去创业创新，这和整个深圳的环境和精神是完全分不开的。”他感慨说。
而深圳日益成熟的改革也挽救了襁褓中的腾讯。1999年左右，QQ用户疯涨，但马化腾已没钱买服务器，他四处融资不得，腾讯处在危机存亡关头。就在这时，深圳市政府举办了第一届高交会，马化腾借此获得IDG和盈科数码的风险投资，才让腾讯在2000年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破裂之时存活下来。
“回想过去的历程，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最终我们又很幸运地经历上市、成长为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之一。”马化腾说。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2016年春天，老改革先锋袁庚去世，他写下悼文，也这样自问。
马化腾没有答案，但他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身在深圳的庆幸。“袁老赋予深圳的‘敢试敢闯，不言放弃’精神，给了我和同一批创业者更多的憧憬和能量。”
——“特区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列侬曾经解释披头士乐队选擇美国发展的原因：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深圳。
事实上，在过去近40年里，类似于任正非、王石、马化腾等一个个先行者奋斗的身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汇聚了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才。深圳近2000万人口几乎都是外来移民，这座城市不乏开拓者、奋斗者。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的创客集聚，这里层出不穷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吸引着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也汇聚成推动城市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如今，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更需要以特区精神为指引，大步迈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曾指出，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大力弘扬特区精神，以新作为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近年以来，“营商环境20条”、“建设项目审批效率”、“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深化住房制度等一批重大改革在深圳推出。当年“吃螃蟹”的特区精神，如今正在深圳特区经历新生，改革不停顿的信念正激励着新一代“拓荒牛”前行。
珠江潮起再出发。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改革开放“试验田”角色的深圳，如今面对新使命新要求，做出的回答是：走在最前列、勇当尖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东风，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以特区精神谱写出新时代的“春天故事”。
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它只是奋斗的另一个名字。
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也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自诞生的那一刻起，深圳每一天都在奋力挣脱桎梏，舒展筋骨，追寻更好的自己。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春雷乍响到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从“荔枝节”蝶变“高交会”的创新迭代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人才汇聚……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已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之城，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尝试都在诉说着激动人心的深圳故事。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望，深圳的发展是一段不断努力奋斗、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成就梦想的光辉历程，不仅创造了举世惊叹的物质文明奇迹，也凝结出了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追求卓越、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等支撑特区经济巨人迅速崛起的“特区精神”。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深圳发展史的起点。梳理历史的点滴，我们不发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进化与蝶变，与一个个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息息相关……
风生水起南海潮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必须撬动并推开旧体制这块如磐巨石，改革需要一个支点。
次年春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的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汇报了利用广东自身的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和贸易合作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这一富有新意的设想。在会议间歇，他与习仲勋谈话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会议正式明确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指示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
1980年3月末，春和景明，万象更新。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一天，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南海之滨风生水起、改革创新春潮涌动，自此，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翻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
“深圳速度”创奇迹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春天，时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打响了“蛇口模式”第一炮。
在深圳版图上，蛇口尤为特殊。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前，蛇口工业区已先行迈出了第一步。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日后，蛇口工业区也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而提起蛇口工业区，“袁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至今仍是深圳特区精神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
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实行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制定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一制度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万事开头难。工业区的首个项目蛇口港起初进展缓慢，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泥20-30车，为提高效率，1979年10月间，工业区指挥部对四航局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袁庚提出挣脱现行体制中“大锅饭”的设想，他在各工程承包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作过一个发言：“我们是先礼后兵，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诸位一定要记住，你们给我们订立的是工程合同，是招标承包的，提前有奖，大家皆大欢喜，但延期要罚，谁也逃不掉。”
随即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规定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40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则每超一车奖4分钱。从此工人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可运泥80-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是之前的3-4倍。
據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重新吃上“大锅饭”，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
从1979年到1984年，袁庚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1982年7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在蛇口工业区诞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的人民南路上，中建三局在承建深圳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深圳速度”也激励着其他城市的建设步伐。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展示其巨大魅力。 1984年，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需要胆识和勇气。
此口号在当时颇具争议性，却获得了邓小平的肯定。1984年，邓小平前往深圳视察后，曾挥笔写下了一段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8年之后，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昔日蛇口工业区的土地上立起来时，也同样显示出了国家社会制度变迁强大的冲击力。
成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成立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袁庚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这个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的地方，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
作为蛇口精神的缔造者，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践行者，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敢为天下先”的努力探索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锐意进取争朝夕
——“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
1983年春天，32岁的王石双脚踏上了深圳的热土。
此时，距离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还有一年。但在距离蛇口开发区130公里的广州，王石已经敏锐地嗅到了资本的气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1980年，也正是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当年，王石经过招聘，进入了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然而，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他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却受到了强烈的抑制。“深圳速度”让他内心开始躁动。
在激情与理想的助推下，他放弃了在当时来说人人艳羡的政府工作，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成为他的新起点。王石在这里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这成为万科故事的开端。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商大厦的楼顶俯瞰全景。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深圳的发展和实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犹如一股春风，加速了中国已经启动的改革开放的列车。当时，王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心中喊出一个声音：“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
同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主要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开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等。
创业初期总是荆棘密布。办公场地简陋、招工难、员工素质低下、个人生活水平骤降等问题接踵而来。但最大的困境来自于心理与精神，年轻的躯体精力充沛，但压抑在心头的是绵长的孤独感，是无人可以倾诉的作为创始人的不安与惶恐。昔日常听的古典乐不再有慰藉人心的力量，他就改听邓丽君，也在崔健愤怒的嘶吼声中迎来深圳的一次又一次日出。
后来，面对着进退维谷的创业前景，面对着老单位善意的劝归，王石心虚复杂但仍然态度明确地选择了开拓进取，一往无前。“深圳的未来前景和不确定性，确实激发起强大的求生欲与创业热情。”
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王石凭借自己的机敏，做出了自己创业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决定：主动向股改办递交了公司股改的申请。
不久，“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而王石和自己的搭档也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他们申请股份制改革以后的几个月，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万科公司，却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大焦点。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在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下，万科的招股书得以免费在党报《深圳特区报》上刊载。媒体则称之为“这大概也是深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1988年11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万科正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1993年开始将大众住宅开发确定为公司核心业务。
这次股份制改造，王石的身份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也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改造使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也同时走到中国企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
开拓创新求卓越
——“拼搏、奮斗、创造价值，是这座城市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春天，邓小平结束深圳视察，从蛇口码头坐船离开时，他走进船舱又走出来，对着岸上送行的深圳领导连喊了三遍。
此时，已经创业五个年头的华为，正在开始高歌猛进，崭露锋芒。
业界普遍认为，华为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被认为最能体现深圳创业精神的奇迹。而任正非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相较于这座城市其他青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故事，43岁的任正非是为了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迫不得已辞掉“铁饭碗”，走向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可以说，他的创业初期带着些许悲情色彩。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决心自己干的想法。1987年，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
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43岁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决定开拓创新，自己做研发。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也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
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也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
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自此一直创新领航，追求卓越，致力于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进步。
任正非曾对媒体表示，深圳是一方热土，有着良好的创新土壤，“拼搏、奋斗、创造价值，是这座城市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敢为人先不言弃
——“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劲和闯劲”
2000年的春天，当北京几家门户网站接连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时，远在深圳的马化腾成了受益者。
互联网投资热由此兴起，他终于不用再四处兜售OICQ。4月，来自IDG资本等机构的200万美元把他从过去半年的资金困扰中解救出来，这笔钱也将成为他在互联网寒冬中的储备粮。
13岁就随父母从海南迁入深圳的马化腾深深扎根于此。
他初到深圳是在1984年，中学时，老师们会在课堂上急切喊着“时不我待”、“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马化腾也说这时的深圳是“创业的热土”，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劲和闯劲，在这种情形下，“腾讯在华强北一个忙乱的楼房里孕育而生”。
“我从一个只会写软件的书呆子，都被感召到去创业创新，这和整个深圳的环境和精神是完全分不开的。”他感慨说。
而深圳日益成熟的改革也挽救了襁褓中的腾讯。1999年左右，QQ用户疯涨，但马化腾已没钱买服务器，他四处融资不得，腾讯处在危机存亡关头。就在这时，深圳市政府举办了第一届高交会，马化腾借此获得IDG和盈科数码的风险投资，才让腾讯在2000年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破裂之时存活下来。
“回想过去的历程，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最终我们又很幸运地经历上市、成长为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之一。”马化腾说。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2016年春天，老改革先锋袁庚去世，他写下悼文，也这样自问。
马化腾没有答案，但他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身在深圳的庆幸。“袁老赋予深圳的‘敢试敢闯，不言放弃’精神，给了我和同一批创业者更多的憧憬和能量。”
勇立潮头耀世界
——“特区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列侬曾经解释披头士乐队选擇美国发展的原因：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深圳。
事实上，在过去近40年里，类似于任正非、王石、马化腾等一个个先行者奋斗的身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汇聚了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才。深圳近2000万人口几乎都是外来移民，这座城市不乏开拓者、奋斗者。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的创客集聚，这里层出不穷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吸引着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也汇聚成推动城市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如今，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更需要以特区精神为指引，大步迈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曾指出，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大力弘扬特区精神，以新作为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近年以来，“营商环境20条”、“建设项目审批效率”、“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深化住房制度等一批重大改革在深圳推出。当年“吃螃蟹”的特区精神，如今正在深圳特区经历新生，改革不停顿的信念正激励着新一代“拓荒牛”前行。
珠江潮起再出发。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改革开放“试验田”角色的深圳，如今面对新使命新要求，做出的回答是：走在最前列、勇当尖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东风，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以特区精神谱写出新时代的“春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