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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就想:读诗其实也是读自己。内心的色彩会被历史余光焕发出来。有人被灵动的东西所吸引,有人则是沉到时光的深处。在历史的线条里,我们各自的姿态是大不相同的。
一
《钱谷融论文集》是很好玩的书。作者早年的文字大有唯美主义色调,对文言文的把握亦有古风,词彩艳丽,天赋是高的。在动荡的年代,他心系美文,不愿被社会思潮裹着,其实也是文学青年的一般心理。五十年代,周扬的文学观一统天下,是权威话语的解释者,钱谷融的看法当然受限,不得畅达也是自然的。他后来写的那篇《文学是人学》,就有点离经叛道,遂遭批判。“人学”是什么,不太好解,至今还是笔糊涂账。钱先生觉得,人的心与行为乃复杂之事,不可以几句教条为之,允许探索,宽容个性的表达是应该的。这个看法,现在亦难解,那时候是禁区。现在讲起这些,年轻一代大概已不太清楚了。
我未觉得钱谷融的学识是阳春白雪。他的魅力却是超越了学术的。想起他,就想起华东师大的一批学者,他的弟子王晓明、许子东等,在八十年代风骚领尽,开批评的新风气。我还记得那时读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佩服得不行,从感受到智慧,都和世风不同,真真是美文批评。许子东的郁达夫研究,神思鬼眼,包容万象,醉倒不少读者。后来的胡河清、吴俊、格非,都有清俊的文风,批评与创作出笔不凡,显然受到了钱先生的鼓励。让自己的学生沿着各自的路走,不重复别人的路,在高校的今天也不易做到。仅此点,钱先生的分量就是重的。
现代文学研究是有一个“界”的,前辈学者颇有古风者多多。北大的王瑶就带出一个学派,得其风骨者至今被人关注。赵园、钱理群、陈平原等都写一手好文章,或搞辞章之学,或做社会批评,逆俗的思想,渐侵文坛,好不壮哉。此为北派。钱谷融在上海不拘礼法,走性灵无伪的路,自不同于京派诸人,不是从版本、目录之学入手探求学问,扬心绪的哲思,灵动得很。此为南派。钱先生年轻时就不喜欢掉书袋,有诗人的性情在,他注重学生兴趣的表达,绝不吞没孩子的感觉,任其自然发展,不被理论的框子所囿,风格趋于自然、散淡,精神就有张扬的痕迹。这两者各有所长。北派多实证与史家风范,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乃为代表,当下感受与历史语境汇聚在一起,酣畅大气,得天地生气。南派则不袭旧路,天马行空又不失风范,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是个标本。我喜欢这两个风格,一个大漠惊沙般惨烈,一个江水般湍急。人性是有差异的。学问绝不是一条路径。王瑶当年允许赵园那样神乎其文的走笔,也就成就了一个学人的路,使其学生有了拓展思路的空间。钱先生在此点与王瑶很像,老人的境界,乃青年的起飞的背景。境界高,起点也高,是真的。
我认识钱谷融二十年,从没深谈过。有一年在香山开会,和他住在一起,才有感性的认识。老人面带祥和,有仙风道骨,与人见面永远是笑的,好像和善的佛像,让人有亲近的感觉。他的话向来不多,心静如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安然的感觉,觉得世间的风雨再大,也无所谓的。因为风要过去,雨要过去,太阳总要来的。我和他对视片刻,喜欢得很,就想起了王瑶、李何林老年的样子。老年不是学术奔驰的时期,却是精神笼罩的光景。当他们把爱给与了别人的时候,就像明月在天,昏暗的世界忽然神异起来,我们会觉得,即便是余晖,也是暖人的。
二
在琉璃厂购得《陈师曾画论》,见内中《中国绘画史》,颇为兴奋。
忽想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似乎二者有什么联系。对比《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美术史》,在方法上有相近的地方,都是从史料出发,论述之中多直觉的表现。鲁迅自己辑校的古籍和自己收集的材料颇多。陈师曾把各类资料汇集在一起,是集大成的。他们讨论问题,都不以理论见长,可是会心之处很多,使人想起《文心雕龙》的智慧。但鲁迅那时候也译过一些美学和社会学类的文章,可是他写小说史却不用翻译体,很值得深思。他和陈师曾的东方式的表达方式,对后来的艺术史的写作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中国的文学与美术,用中国式的感觉去表达,对他们是得心应手的。也许洋人的思维还没有被消化,也许真的眷恋旧式的表达,那一代人在如何处理表达的问题上,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在对西洋美术的看法上,鲁迅似乎比陈师曾要深切。他那时候购买了大量德国绘画与法国绘画。无意间发现了汉代造像,大概和他的有了西洋的参照有关。鲁迅的喜爱印象主义美术,和在小说里的现代主义的眼光是一致的,那么他回望自己民族的小说史时,会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呢?我觉得是失望与欣然相伴吧?《中国小说史略》写得从容,大气,举重若轻,因为有西洋小说的背景的对比,就能进能出,指陈利弊,豁然得如清风白水。概括文学规律的话,警句多多。还有个因素,他写小说史时,正是创作高峰的时候,有小说写作的实践,内在的感受是强烈的。所以没有隔的痕迹。此与王国维之讲人间词话同样潇洒。陈师曾也是如此,自己一方面沉浸于绘画实践,一方面留意文物的鉴赏,历史感和当下感都有一些。他谈绘画,是出自画家的眼光,文字亲切,似乎有心律的跳动在里面,让人回味不已,而对艺术环境的看法,与鲁迅异曲同工,都能从佛道儒与社会变迁里寻找话题,没有一般文人的拘谨。也许是美术与文学的差异,陈师曾似乎更陶醉于古风中,鲁迅却从古人那里匆匆走过,对后来作家更有感觉。所以他的当代意识暗含其中,比陈氏更能穿透历史的盲区。陈师曾爱历史的遗产,也爱现代艺术,似乎是持中的。而鲁迅在描述过去时,大约不忘记对遗产的警觉,这是他们精神状态略为不同的地方吧。
后来,当陈师曾去世多年后,鲁迅与友人编辑《北平笺谱》,在书的序言上写到了陈师曾,对其艺术多有夸奖。他们的友情,在静静的文字间闪烁着,那段交往留下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亡友的细腻、体切,严明的现实情怀及童心,使鲁迅对艺术的新生有了确然之感。古风之中还有新梦,以聪灵之笔点化旧迹,使木然的世间重新蠕活起来,那该是明快的。亡友的劳作已让这个机缘变为了可能。
鲁迅与陈师曾讨论旧的传统时,对正宗的文化与边缘的文化是分开的。比如对儒家的看法,鲁迅是分先儒与后儒的。对后儒的迂腐多有微词。陈师曾看中国的绘画,也有非儒家的冲动,对野性的与禅意的作品多有夸赞。鲁迅谈论小说,能以人情入手,发现民间想象的偏离儒风的心性之作的趣意。陈师曾每议古人的笔墨,常为非道学的飘逸而激动。他们对固有文明的打量,是带着重塑旧梦的期冀的。比如鲁迅小说的写意笔法与陈师曾人物画的陈老莲意向,都流着前人的智慧。他们在介绍域外文学与美术中,思想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在鲁迅小说与陈师曾的绘画里,民俗意味颇为相似。他们对市井里的人与事,都很敏感。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谣俗里美丽瞬间的留意,内心眷恋着岁时、嬉戏里的超功利的美。但他们更警惕流俗里暗影的缠绕,这是可怕的存在无疑。相比较而言,陈师曾还残留着士大夫气,是慢慢地偏离旧路。鲁迅则有些绝然,他身上的尼采气使其在非儒的路上走得更远,已经没有温吞的意向了。
三
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与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他的作品都不长,谈论的人物与图书很多,兴趣广泛得很。有趣的是他喜欢的对象有时在情调上相反,观点亦相差很大,但都能体贴地描述着,没有隔膜的地方。读了他的《精神素描——现当代文人阅读笔记》,第一感官是文字是很有才情的,把批评、随感融为一体,不像一般学者的文字那么八股调。接着就有凝重的思想的内省逼来,很有力量,有的读后难忘。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决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它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
现代以来的学术分工,给文章带来不小的戕害,都从职业的角度言说,把丰富的存在窄化了。朱航满的作品是反抗职业化的自由之作,指点江山,笑对天下,就多了性灵的东西。而且他的思想活跃得很,记录了近三十年间文学与学术的痕迹。比如对鲁迅的理解,起点很高。他那篇谈曹聚仁的文章,就很有特点,自己似乎也染有自由主义文人的气息,精神是散淡和深远的。议论时弊的时候,笔下有批评的勇气,见识正合胡适的眼光。那篇关于黄裳的文章,考据与盘诘,多见功力,有丝丝锐气。讨论叶兆言、钱理群、王小波时,是心与心的对话,乃内心要说的情思,真诚而热烈。他行文带有感情,远离空灵,能切实地领会别人的世界。这是有暖意的文章,曹聚仁先生当年看重这些,而应者寥寥。此后遂难见类似的文字,我以为他是有这样的精神的。
文章写出来,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也有在己与人之间游荡的。这使我想起法国的蒙田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不仅要表达自我,关键是在文字里要充分地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不那么容易。鲁迅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所以,现代以来的好文学作品,在境界上给我们惊奇的,都是远离主奴意识与大中华主义的。我有时想,大凡拒绝此二点者,都是可亲近的吧。朱航满就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在讨论台湾学者蔡登山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的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文革”之后,文伤于愠怍,戾气淹没了常理。惟张中行、汪曾祺、邵燕祥等保持了智性之光。王小波之后,文风朗健者多了。一是觉得比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洒脱,没有道学的痕迹,扭曲的心态少于前辈。二是他们主动回到鲁迅、胡适那代人的基点,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思路和一种观念的演绎,精神是包容的。回想我在朱航满这个年纪,还像个奴隶,脑子在套路里,只会学说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声音。现在,在一个敞开的世界里,心可以直面着什么,不必害怕,相信个性的张扬才是读书人的路。虽然大家知道这条路还是长长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叶兆言的《旧时人物》,推崇有加。这大概能透露出内心的一隅,那就是对儒雅而纯粹的书斋生活的体认。叶兆言的书香气令作者倾倒,他似乎从中看到人物漫笔的描写的价值。我们当下的写作日益粗鄙,有趣的文章还是太少了。与此同时他对董桥、聂华苓、王元化的关注,大概都与此类心态有关。远远地看着他们,并不成为对象世界的一员,也因为这个距离感,使他没有定于一尊,思想是跳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可驻足的地方,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鲁迅,对路遥的书亦有感觉。都在证明作者的情感底色是什么,也由此隐隐地猜测到他对苦难感的态度。不过他似乎不愿意沉浸在苦涩的记忆里,思想是飞翔状的。他的好处是兴趣广泛,不被一个思路圈住自己,意识到摆脱人间苦楚有无数种路。相比较而言,他对性情的学人有种认可感,而对当代作家,似乎挑剔得很,原因也许是后者过于粗糙和乏味。读书之乐其实就是思考之乐。逃之于嚷嚷,安之于静静。书读多了,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四
谈诗在今天是奢侈的事,锺于此道的人还是有限的。据说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很多,我看得太少,不敢妄谈。不过研究旧诗词的也有一些,印象深的总能找出几位。比如扬之水善谈旧诗,有多本书行世。日前看她的《采蓝集》《诗经别裁》《诗经名物新证》,很感兴趣。比时下的一些高头讲章要好玩好看得多。张中行曾写过关于扬之水的文章,对其才华颇为认可,评价是高的。扬之水的艺术感觉很好,又在考古学上下过工夫,治学的思路是有奇思的。所以看到她的书,觉得和大学的教师写法不同,与一般治学的专家也有区别。像似闲散的文人的走笔,所写的书和读者的距离更近一些。
我一直不敢谈论旧诗,因为材料知道得太少,多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时候多些。读过钱牧斋的杜诗解析之文,叹服其学问之深,可是陈独秀对钱氏治学态度的批评,竟让我梦醒,似乎觉出士大夫者流的趣味,不是没有问题的。五四之后,研究旧诗的文章很多,观念大抵是改变了。以史学与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为之,就多了前人少有的思考。钱钟书、郭沫若等人的观念,就和他们的父辈不太一样。那是有了现代人的眼光的缘故吧。
到了扬之水这代人,思维又多了新的东西。比如她对出土文物的重视,以此解释诗经里的名物,就比古人多了史学的眼光。作者写古人的审美思想,一靠自己的鲜活的感觉,二用可证实的文献为之,显然就没有老朽的气脉,眼光是今人的。她的文字很温和柔婉,又不泛滥哲思,有时点到为止,鲜见漫溢。她谈周邦彦的词,篇幅都不大,论证时本于原始资料,没有外在的理论之影,全凭了心的体味。解析诗词的人喜洋洋万言,极尽发挥之。扬之水则处处节制,如《红楼梦》中言,短促而含蓄,不把内情讲尽。《诗经别裁》的写作也是这样,对古风的论述恰到好处,兴致正浓时,戛然收笔,暗语已然没入无声之中。读者也只好自己沿着其路慢慢去体味了。
马一浮生前曾说:“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徐梵澄在《蓬屋说诗》里,赞叹其语为诗学一家之说,殊多妙处。研究诗词,也不能不多注意一玄一史,扬之水于此是多有留意的。她讨论诗经,在保持诗性的敏感外,不忘历史的凝视,总要把说不清的旧物说清,这就要花费大的气力。也由于此,我猜想她不喜欢空幻的学理,愿意从历史的深处打捞旧迹,靠推理、证据和体悟说话。但作者写诗的审美感受,则幽思回环,气韵跌宕。这样的时候,她的笔触很得观堂,废名的要义,可当美文来读。她的文章在什么地方让我想起谷林、止庵,都不温不火,在节制里直抵内心。玄与史是不能偏废的,做到两者的契合无间也真的太难。
考古学曾被看成是过于拘谨的学科。看一些考古报告便知道是一丝不苟的劳作,并无诗意。但它们还原了历史的断章,给我们的惊异是自然的了。我读《诗经名物新证》,就感到考古资料与诗学研究的融合,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作者谈古代的车、马、旗、酒、鼓、玉,既有旧文人的儒雅,又带今人的科学思维。游走在古文物与诗的灵光里,也有如此自然无累的洒脱,那是超俗者方能为之的存在。想一想郭沫若、陈梦家都是诗人,在考古上亦有奇思,便不觉得考古与诗学是对立的存在。扬之水本来是散文家,可是探赜索隐所散发的情趣亦不亚于诗情,喜欢从大量出土文献里找理解文学的根据。她对鸟兽虫鱼、建筑、祭祀、音乐、射礼、器皿、天象都有严明的认识,而有时又能跳出物质层面的观照,沿着古人的诗兴跳跃着。沈从文当年在服饰史的研究上大放光彩,可能与他的诗人之心与科学实证的理念有关。一方面注重美的内蕴,一方面又从实物的考据里引发情思,都是了不得的劳作。这个传统在今天被人关注,对诗经研究及旧文学的研究的启发都不言而喻。
在诸多谈诗的人中,废名是我佩服的一位。他的文章玄乎于有无之间,是没有道学的痕迹的。读诗是气质的问题,而并非都是认识的问题。废名讲诗经,从源头找根据,靠自我的当下感来说话,在品诗的行家里显得很特别。他文笔清瘦古奥,禅林之风漫卷,和古人对话,不像隔膜的外人,仿佛朋友在交谈,真是洒脱自由。古人的诗,大凡被今人阅读者,多有其传世的价值。废名好像对此颇有研究,就读诗的眼光来说,他把远古的东西自我化了,现代化了。我读他的诗论,觉得完全看不到朱熹的那种东西。他的思想背后有西方诗学的因素,洋人诗作的好处知道得多。也由于此,他能看出古人诗歌的优劣。谈论起来就洋洋洒洒。他在分析《关雎》时说,是西洋的艺术暗示给自己许多有趣的东西,知道悲剧与喜剧的意义,那是没有才子佳人的东西的。由西学再回到民族艺术,在他那里是个精神的回旋的过程。近代以来凡是在诗学上有造诣者,西学都不错。王国维不用说了,闻一多、朱自清在解析古诗时,都有不凡的谈吐。废名的作品好,看似是禅林的东西,其实有雨果、波德莱尔的诗情。这是隐含在背后的功夫,不经意难以察觉。您会觉得,谈论诗经与杜诗的废名,原本自己也是深昧东西方艺术的诗人呀。
天底下读诗的人,总不是一样的,各种眼光下的诗人有各种见识与思想。废名之后,好的诗学专家,在功夫上都有优长。这些都是读者的运气。前些年在读叶嘉莹的诗论时,感慨于她的细腻和绵软之美,其中的见识直追顾随。叶先生的文字是生命力的喷吐,我们读了很易感染。而扬之水的诗论则使我们静下来,再激动的情景也能被其沉稳静谧的心所同化。她的书适宜夜深后独处时的默读,可以随之听到历史足音的跳动。与废名比是要老实平和的,比叶嘉莹要宁静温润得多。这时候我就想:读诗其实也是读自己。内心的色彩会被历史余光焕发出来。有人被灵动的东西所吸引,有人则是沉到时光的深处。在历史的线条里,我们各自的姿态是大不相同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一
《钱谷融论文集》是很好玩的书。作者早年的文字大有唯美主义色调,对文言文的把握亦有古风,词彩艳丽,天赋是高的。在动荡的年代,他心系美文,不愿被社会思潮裹着,其实也是文学青年的一般心理。五十年代,周扬的文学观一统天下,是权威话语的解释者,钱谷融的看法当然受限,不得畅达也是自然的。他后来写的那篇《文学是人学》,就有点离经叛道,遂遭批判。“人学”是什么,不太好解,至今还是笔糊涂账。钱先生觉得,人的心与行为乃复杂之事,不可以几句教条为之,允许探索,宽容个性的表达是应该的。这个看法,现在亦难解,那时候是禁区。现在讲起这些,年轻一代大概已不太清楚了。
我未觉得钱谷融的学识是阳春白雪。他的魅力却是超越了学术的。想起他,就想起华东师大的一批学者,他的弟子王晓明、许子东等,在八十年代风骚领尽,开批评的新风气。我还记得那时读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佩服得不行,从感受到智慧,都和世风不同,真真是美文批评。许子东的郁达夫研究,神思鬼眼,包容万象,醉倒不少读者。后来的胡河清、吴俊、格非,都有清俊的文风,批评与创作出笔不凡,显然受到了钱先生的鼓励。让自己的学生沿着各自的路走,不重复别人的路,在高校的今天也不易做到。仅此点,钱先生的分量就是重的。
现代文学研究是有一个“界”的,前辈学者颇有古风者多多。北大的王瑶就带出一个学派,得其风骨者至今被人关注。赵园、钱理群、陈平原等都写一手好文章,或搞辞章之学,或做社会批评,逆俗的思想,渐侵文坛,好不壮哉。此为北派。钱谷融在上海不拘礼法,走性灵无伪的路,自不同于京派诸人,不是从版本、目录之学入手探求学问,扬心绪的哲思,灵动得很。此为南派。钱先生年轻时就不喜欢掉书袋,有诗人的性情在,他注重学生兴趣的表达,绝不吞没孩子的感觉,任其自然发展,不被理论的框子所囿,风格趋于自然、散淡,精神就有张扬的痕迹。这两者各有所长。北派多实证与史家风范,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乃为代表,当下感受与历史语境汇聚在一起,酣畅大气,得天地生气。南派则不袭旧路,天马行空又不失风范,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是个标本。我喜欢这两个风格,一个大漠惊沙般惨烈,一个江水般湍急。人性是有差异的。学问绝不是一条路径。王瑶当年允许赵园那样神乎其文的走笔,也就成就了一个学人的路,使其学生有了拓展思路的空间。钱先生在此点与王瑶很像,老人的境界,乃青年的起飞的背景。境界高,起点也高,是真的。
我认识钱谷融二十年,从没深谈过。有一年在香山开会,和他住在一起,才有感性的认识。老人面带祥和,有仙风道骨,与人见面永远是笑的,好像和善的佛像,让人有亲近的感觉。他的话向来不多,心静如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安然的感觉,觉得世间的风雨再大,也无所谓的。因为风要过去,雨要过去,太阳总要来的。我和他对视片刻,喜欢得很,就想起了王瑶、李何林老年的样子。老年不是学术奔驰的时期,却是精神笼罩的光景。当他们把爱给与了别人的时候,就像明月在天,昏暗的世界忽然神异起来,我们会觉得,即便是余晖,也是暖人的。
二
在琉璃厂购得《陈师曾画论》,见内中《中国绘画史》,颇为兴奋。
忽想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似乎二者有什么联系。对比《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美术史》,在方法上有相近的地方,都是从史料出发,论述之中多直觉的表现。鲁迅自己辑校的古籍和自己收集的材料颇多。陈师曾把各类资料汇集在一起,是集大成的。他们讨论问题,都不以理论见长,可是会心之处很多,使人想起《文心雕龙》的智慧。但鲁迅那时候也译过一些美学和社会学类的文章,可是他写小说史却不用翻译体,很值得深思。他和陈师曾的东方式的表达方式,对后来的艺术史的写作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中国的文学与美术,用中国式的感觉去表达,对他们是得心应手的。也许洋人的思维还没有被消化,也许真的眷恋旧式的表达,那一代人在如何处理表达的问题上,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在对西洋美术的看法上,鲁迅似乎比陈师曾要深切。他那时候购买了大量德国绘画与法国绘画。无意间发现了汉代造像,大概和他的有了西洋的参照有关。鲁迅的喜爱印象主义美术,和在小说里的现代主义的眼光是一致的,那么他回望自己民族的小说史时,会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呢?我觉得是失望与欣然相伴吧?《中国小说史略》写得从容,大气,举重若轻,因为有西洋小说的背景的对比,就能进能出,指陈利弊,豁然得如清风白水。概括文学规律的话,警句多多。还有个因素,他写小说史时,正是创作高峰的时候,有小说写作的实践,内在的感受是强烈的。所以没有隔的痕迹。此与王国维之讲人间词话同样潇洒。陈师曾也是如此,自己一方面沉浸于绘画实践,一方面留意文物的鉴赏,历史感和当下感都有一些。他谈绘画,是出自画家的眼光,文字亲切,似乎有心律的跳动在里面,让人回味不已,而对艺术环境的看法,与鲁迅异曲同工,都能从佛道儒与社会变迁里寻找话题,没有一般文人的拘谨。也许是美术与文学的差异,陈师曾似乎更陶醉于古风中,鲁迅却从古人那里匆匆走过,对后来作家更有感觉。所以他的当代意识暗含其中,比陈氏更能穿透历史的盲区。陈师曾爱历史的遗产,也爱现代艺术,似乎是持中的。而鲁迅在描述过去时,大约不忘记对遗产的警觉,这是他们精神状态略为不同的地方吧。
后来,当陈师曾去世多年后,鲁迅与友人编辑《北平笺谱》,在书的序言上写到了陈师曾,对其艺术多有夸奖。他们的友情,在静静的文字间闪烁着,那段交往留下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亡友的细腻、体切,严明的现实情怀及童心,使鲁迅对艺术的新生有了确然之感。古风之中还有新梦,以聪灵之笔点化旧迹,使木然的世间重新蠕活起来,那该是明快的。亡友的劳作已让这个机缘变为了可能。
鲁迅与陈师曾讨论旧的传统时,对正宗的文化与边缘的文化是分开的。比如对儒家的看法,鲁迅是分先儒与后儒的。对后儒的迂腐多有微词。陈师曾看中国的绘画,也有非儒家的冲动,对野性的与禅意的作品多有夸赞。鲁迅谈论小说,能以人情入手,发现民间想象的偏离儒风的心性之作的趣意。陈师曾每议古人的笔墨,常为非道学的飘逸而激动。他们对固有文明的打量,是带着重塑旧梦的期冀的。比如鲁迅小说的写意笔法与陈师曾人物画的陈老莲意向,都流着前人的智慧。他们在介绍域外文学与美术中,思想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在鲁迅小说与陈师曾的绘画里,民俗意味颇为相似。他们对市井里的人与事,都很敏感。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谣俗里美丽瞬间的留意,内心眷恋着岁时、嬉戏里的超功利的美。但他们更警惕流俗里暗影的缠绕,这是可怕的存在无疑。相比较而言,陈师曾还残留着士大夫气,是慢慢地偏离旧路。鲁迅则有些绝然,他身上的尼采气使其在非儒的路上走得更远,已经没有温吞的意向了。
三
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与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他的作品都不长,谈论的人物与图书很多,兴趣广泛得很。有趣的是他喜欢的对象有时在情调上相反,观点亦相差很大,但都能体贴地描述着,没有隔膜的地方。读了他的《精神素描——现当代文人阅读笔记》,第一感官是文字是很有才情的,把批评、随感融为一体,不像一般学者的文字那么八股调。接着就有凝重的思想的内省逼来,很有力量,有的读后难忘。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决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它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
现代以来的学术分工,给文章带来不小的戕害,都从职业的角度言说,把丰富的存在窄化了。朱航满的作品是反抗职业化的自由之作,指点江山,笑对天下,就多了性灵的东西。而且他的思想活跃得很,记录了近三十年间文学与学术的痕迹。比如对鲁迅的理解,起点很高。他那篇谈曹聚仁的文章,就很有特点,自己似乎也染有自由主义文人的气息,精神是散淡和深远的。议论时弊的时候,笔下有批评的勇气,见识正合胡适的眼光。那篇关于黄裳的文章,考据与盘诘,多见功力,有丝丝锐气。讨论叶兆言、钱理群、王小波时,是心与心的对话,乃内心要说的情思,真诚而热烈。他行文带有感情,远离空灵,能切实地领会别人的世界。这是有暖意的文章,曹聚仁先生当年看重这些,而应者寥寥。此后遂难见类似的文字,我以为他是有这样的精神的。
文章写出来,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也有在己与人之间游荡的。这使我想起法国的蒙田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不仅要表达自我,关键是在文字里要充分地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不那么容易。鲁迅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所以,现代以来的好文学作品,在境界上给我们惊奇的,都是远离主奴意识与大中华主义的。我有时想,大凡拒绝此二点者,都是可亲近的吧。朱航满就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在讨论台湾学者蔡登山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的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文革”之后,文伤于愠怍,戾气淹没了常理。惟张中行、汪曾祺、邵燕祥等保持了智性之光。王小波之后,文风朗健者多了。一是觉得比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洒脱,没有道学的痕迹,扭曲的心态少于前辈。二是他们主动回到鲁迅、胡适那代人的基点,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思路和一种观念的演绎,精神是包容的。回想我在朱航满这个年纪,还像个奴隶,脑子在套路里,只会学说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声音。现在,在一个敞开的世界里,心可以直面着什么,不必害怕,相信个性的张扬才是读书人的路。虽然大家知道这条路还是长长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叶兆言的《旧时人物》,推崇有加。这大概能透露出内心的一隅,那就是对儒雅而纯粹的书斋生活的体认。叶兆言的书香气令作者倾倒,他似乎从中看到人物漫笔的描写的价值。我们当下的写作日益粗鄙,有趣的文章还是太少了。与此同时他对董桥、聂华苓、王元化的关注,大概都与此类心态有关。远远地看着他们,并不成为对象世界的一员,也因为这个距离感,使他没有定于一尊,思想是跳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可驻足的地方,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鲁迅,对路遥的书亦有感觉。都在证明作者的情感底色是什么,也由此隐隐地猜测到他对苦难感的态度。不过他似乎不愿意沉浸在苦涩的记忆里,思想是飞翔状的。他的好处是兴趣广泛,不被一个思路圈住自己,意识到摆脱人间苦楚有无数种路。相比较而言,他对性情的学人有种认可感,而对当代作家,似乎挑剔得很,原因也许是后者过于粗糙和乏味。读书之乐其实就是思考之乐。逃之于嚷嚷,安之于静静。书读多了,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四
谈诗在今天是奢侈的事,锺于此道的人还是有限的。据说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很多,我看得太少,不敢妄谈。不过研究旧诗词的也有一些,印象深的总能找出几位。比如扬之水善谈旧诗,有多本书行世。日前看她的《采蓝集》《诗经别裁》《诗经名物新证》,很感兴趣。比时下的一些高头讲章要好玩好看得多。张中行曾写过关于扬之水的文章,对其才华颇为认可,评价是高的。扬之水的艺术感觉很好,又在考古学上下过工夫,治学的思路是有奇思的。所以看到她的书,觉得和大学的教师写法不同,与一般治学的专家也有区别。像似闲散的文人的走笔,所写的书和读者的距离更近一些。
我一直不敢谈论旧诗,因为材料知道得太少,多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时候多些。读过钱牧斋的杜诗解析之文,叹服其学问之深,可是陈独秀对钱氏治学态度的批评,竟让我梦醒,似乎觉出士大夫者流的趣味,不是没有问题的。五四之后,研究旧诗的文章很多,观念大抵是改变了。以史学与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为之,就多了前人少有的思考。钱钟书、郭沫若等人的观念,就和他们的父辈不太一样。那是有了现代人的眼光的缘故吧。
到了扬之水这代人,思维又多了新的东西。比如她对出土文物的重视,以此解释诗经里的名物,就比古人多了史学的眼光。作者写古人的审美思想,一靠自己的鲜活的感觉,二用可证实的文献为之,显然就没有老朽的气脉,眼光是今人的。她的文字很温和柔婉,又不泛滥哲思,有时点到为止,鲜见漫溢。她谈周邦彦的词,篇幅都不大,论证时本于原始资料,没有外在的理论之影,全凭了心的体味。解析诗词的人喜洋洋万言,极尽发挥之。扬之水则处处节制,如《红楼梦》中言,短促而含蓄,不把内情讲尽。《诗经别裁》的写作也是这样,对古风的论述恰到好处,兴致正浓时,戛然收笔,暗语已然没入无声之中。读者也只好自己沿着其路慢慢去体味了。
马一浮生前曾说:“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徐梵澄在《蓬屋说诗》里,赞叹其语为诗学一家之说,殊多妙处。研究诗词,也不能不多注意一玄一史,扬之水于此是多有留意的。她讨论诗经,在保持诗性的敏感外,不忘历史的凝视,总要把说不清的旧物说清,这就要花费大的气力。也由于此,我猜想她不喜欢空幻的学理,愿意从历史的深处打捞旧迹,靠推理、证据和体悟说话。但作者写诗的审美感受,则幽思回环,气韵跌宕。这样的时候,她的笔触很得观堂,废名的要义,可当美文来读。她的文章在什么地方让我想起谷林、止庵,都不温不火,在节制里直抵内心。玄与史是不能偏废的,做到两者的契合无间也真的太难。
考古学曾被看成是过于拘谨的学科。看一些考古报告便知道是一丝不苟的劳作,并无诗意。但它们还原了历史的断章,给我们的惊异是自然的了。我读《诗经名物新证》,就感到考古资料与诗学研究的融合,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作者谈古代的车、马、旗、酒、鼓、玉,既有旧文人的儒雅,又带今人的科学思维。游走在古文物与诗的灵光里,也有如此自然无累的洒脱,那是超俗者方能为之的存在。想一想郭沫若、陈梦家都是诗人,在考古上亦有奇思,便不觉得考古与诗学是对立的存在。扬之水本来是散文家,可是探赜索隐所散发的情趣亦不亚于诗情,喜欢从大量出土文献里找理解文学的根据。她对鸟兽虫鱼、建筑、祭祀、音乐、射礼、器皿、天象都有严明的认识,而有时又能跳出物质层面的观照,沿着古人的诗兴跳跃着。沈从文当年在服饰史的研究上大放光彩,可能与他的诗人之心与科学实证的理念有关。一方面注重美的内蕴,一方面又从实物的考据里引发情思,都是了不得的劳作。这个传统在今天被人关注,对诗经研究及旧文学的研究的启发都不言而喻。
在诸多谈诗的人中,废名是我佩服的一位。他的文章玄乎于有无之间,是没有道学的痕迹的。读诗是气质的问题,而并非都是认识的问题。废名讲诗经,从源头找根据,靠自我的当下感来说话,在品诗的行家里显得很特别。他文笔清瘦古奥,禅林之风漫卷,和古人对话,不像隔膜的外人,仿佛朋友在交谈,真是洒脱自由。古人的诗,大凡被今人阅读者,多有其传世的价值。废名好像对此颇有研究,就读诗的眼光来说,他把远古的东西自我化了,现代化了。我读他的诗论,觉得完全看不到朱熹的那种东西。他的思想背后有西方诗学的因素,洋人诗作的好处知道得多。也由于此,他能看出古人诗歌的优劣。谈论起来就洋洋洒洒。他在分析《关雎》时说,是西洋的艺术暗示给自己许多有趣的东西,知道悲剧与喜剧的意义,那是没有才子佳人的东西的。由西学再回到民族艺术,在他那里是个精神的回旋的过程。近代以来凡是在诗学上有造诣者,西学都不错。王国维不用说了,闻一多、朱自清在解析古诗时,都有不凡的谈吐。废名的作品好,看似是禅林的东西,其实有雨果、波德莱尔的诗情。这是隐含在背后的功夫,不经意难以察觉。您会觉得,谈论诗经与杜诗的废名,原本自己也是深昧东西方艺术的诗人呀。
天底下读诗的人,总不是一样的,各种眼光下的诗人有各种见识与思想。废名之后,好的诗学专家,在功夫上都有优长。这些都是读者的运气。前些年在读叶嘉莹的诗论时,感慨于她的细腻和绵软之美,其中的见识直追顾随。叶先生的文字是生命力的喷吐,我们读了很易感染。而扬之水的诗论则使我们静下来,再激动的情景也能被其沉稳静谧的心所同化。她的书适宜夜深后独处时的默读,可以随之听到历史足音的跳动。与废名比是要老实平和的,比叶嘉莹要宁静温润得多。这时候我就想:读诗其实也是读自己。内心的色彩会被历史余光焕发出来。有人被灵动的东西所吸引,有人则是沉到时光的深处。在历史的线条里,我们各自的姿态是大不相同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