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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一部厚厚的大书，经常是落落大满，灰丝蒙卷。有的人对其视而不见，有的人对其嗤之以鼻。但只要你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翻开这部大书，那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从成都尊经书院走出的资州（今四川资中）才子骆成骧（字公骕，1865—1926）成为新贡士。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他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被钦点为状元。骆成骧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唯一的四川人。
一、名高天下，经历坎坷
我对历史上那个自高自大、不听忠言的亡国之君隋炀帝向来不太感冒，但我对记载其生平的《隋书·炀帝纪》中的一句话却过目难忘：“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
从前，中国人喜欢说“家贫出孝子，茅屋出公卿。火中生莲花，烦恼成菩提。道在苦中求，佛在道中生”。骆成骧的家世，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说法。
清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二日，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州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兼小贩，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
骆成骧一家，属于浙江骆氏，大概是骆宾王的后裔。骆成骧对此也引以为荣，在《将归成都留赠董冰谷》诗中说：“我诗临海无宗派。”（按，骆宾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即公元680年担任临海丞。）骆成骧在《赠骆柳州懋勋》诗中，更是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宗亲观：“十年相见在都门，又聚天南笑语温。诗卷柳州名士字，世家花县相公孙。好传祖德为生佛，莫负民心愧太尊。惆怅吾宗兄弟少，会稽一脉属昆仑。”
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大乱，骆家由浙江一迁至湖北，再迁至贵州，三迁至四川资州舒家桥。据骆成骧的曾孙骆鸣涛老先生2013年9月24日、10月2日两次亲口告诉我，骆家初到资州的时候，落户在舒家桥的骆家沟。过了几代，才移居到五公里外的七里沟（现资中县双龙镇状元村）;骆鸣涛他们小时候曾经去骆家沟祭祖。2010年4月4日，我曾实地考察骆成骧的曾祖父、祖父的墓地。
骆家迁到资中的始祖叫骆万钟，从骆万钟到骆成骧，共计十四世。资中民间传说，骆万钟有一次在山上砍柴，看到几个猴子抬着一个死猴，后面跟着一群小猴子，显得很悲痛的样子;前面有个老猴则东张西望，跳来跳去，然后在一个山坳上选了一个地方，指手画脚，叫猴儿们刨了个土坑，将死猴埋了下去，却把尾巴露在外面。猴儿们的举动被悄悄跟在后面的骆万钟看得一清二楚，但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便请了阴阳先生前去瞧看。阴阳先生说那是死的猴王，而老猴子有一种天生的堪舆风水的本领，它选的这个地方是弯弯屋基嘴嘴坟，如果人埋在这里，后世儿孙必出状元无疑。骆万钟回家便告诉儿子，他今后死了就葬在那里。后来果然应验：其裔孙骆成骧中了状元。当然，民间传说，不足为凭;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旧时埋葬先人讲究风水宝地的观念。
所谓卓荦之人，必具卓荦之才。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锦江书院的老师看到年纪幼小的骆成骧下笔不凡，非常惊奇。据说，四川学政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即1863年探花）巡视锦江书院，看到骆成骧的文字，断定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有大“造化”。五年后，年仅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果然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后来，他被资州知州高培谷推荐到省城，为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年纪尚小的骆成骧考中秀才，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其远祖、那个7岁就能引吭高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骆宾王。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样的童真，当然值得嘉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为骆成骧而庆幸！在那个时代，出身贫寒的骆成骧能遇见识才、爱才的高培谷、王闿运，并得到他们的奖掖，对他以后的成才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尊经书院这所名校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更多的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一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一时传为美谈。
从尊经书院肄业后，骆成骧参加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四川乡试，夺得第三名举人;然后到北京参加下年甲午恩科会试，发挥失常，落第。骆成骧没有气馁，滞留京师一年，然后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的会试，成为乙未科的贡士;随后参加殿试。殿试当天，光绪帝亲自策问。当时光绪帝出了四道有关军事、民生、节俭和水利农业的考题，骆成骧一气呵成，很快写成文章。这篇应试之文虽然只有1704字，但直指时弊，批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贪污成风;应当整顿朝政、厉行节俭、发展水利和农业。此外，骆成骧还提出皇帝必须亲政，拥有权力，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这也迎合了光绪帝不愿意当傀儡，要变法图强的心意。骆成骧的文章被皇帝看中，钦点为状元。
骆成骧虽贵为状元出身，却不像其他顽固封建官僚那样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保守。戊戌变法前，骆成骧与维新志士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关系密切，相聚磋商变法方案，并与杨锐、刘光第等四川籍京官组织“蜀学会”，以“讲西学，开风气”为宗旨。骆成骧认为：士人不习西书，不讲西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为此，他又與杨锐、王乃征等创设“蜀学堂”，并屈状元之尊，报名入堂，学习西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骆成骧被授以提调之职，“任事皆殚精力为之”，极力倡导西学、新学。正当骆成骧在筹建事务中忙碌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很快被幽禁，支持维新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杨锐、林旭等“六君子”被屠杀在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失败。骆成骧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系光绪帝用过的维新派，慈禧再也不加重用。骆成骧沉湎在对殉难者的怀念当中。特别是老乡兼师友杨锐的被杀，更是让他悲痛不已。后来他为绵竹杨公祠题了一联：“大节壮人寰，谁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两行垂老泪，我伤梁木其坏，泰山其颓。”楹联一唱三叹，其满腔遗憾与悲愤，跃然纸上。骆成骧的政治主张较为平和，不似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激进外露，因此戊戌政变后，他虽再未得到清廷重用，但也未遭受革职监禁之厄。 大凡状元对读书学习天生具有一种超凡的自觉，骆成骧也不例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将“仿行宪政”，骆成骧遂以官费赴日本学习法政。在此期间，他与学友共同翻译了世界各国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以为中国仿行宪政之借鉴蓝本。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骆成骧正在山西提学使任上。面对当时各省绅、商、学界纷纷上书清廷，要求清帝顺从民意、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风潮，骆成骧对儿子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作为清朝臣子，骆成骧对朝廷虽已失望透顶，也并不反对革命，但却感激光绪帝的知遇之恩而不愿介入。不过，最终，骆成骧还是列名于山西省各界吁请清帝禅位的请愿书上。
“桑榆欲薄早悬车，瀛岛归来晚作家”（骆成骧《上莲池卜宅》诗）。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骆成骧对四川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
辛亥革命后，骆成骧于1912年回到故乡四川，被公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个民选议长，后来任过国史馆纂修。骆成骧晚年寓居成都，其余生几乎都是在办学和育人中度过的。1922年，骆成骧四处奔走，筹办四川大学。他提出建议，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还发动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名流、绅士，联名上书四川省长公署，呼吁“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与此同时，骆成骧还在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上了老师。一年后，骆成骧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任校长，并开始筹办成都大学。张澜先生就是因为他的推荐，才当上了成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骆成骧热心教育，又是饱学之士，人们尊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骆成骧自己并不在乎名，他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引得众人哈哈而笑。
骆成骧不但能文，而且酷爱武术，倡导“强国强种”。1920年，他在成都被推举为“武士会”的会长。他将为别人撰写碑文得到的酬金，全部捐给了这个“武士会”。他还筹集资金在成都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修建国术馆，创立“射德会”，提倡射箭运动和柔术。因此有人甚至误认为他是“武状元”。
1926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骆成骧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按照风俗，灵柩需送回资中安葬。出殡当天，成都的普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护送骆状元回乡。骆成骧的灵柩自清晨从文庙西街出发，直到傍晚才到牛市口。
二、刚毅执着，磊落光明
骆成骧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是被公认的;在四川可以说几乎人人皆知，此不赘述。这里，我们着重介绍骆成骧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骆成骧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的“骨头”很硬，在面对艰难险阻的环境之时，他敢于“出头”，敢于面对任何可能的灾难。
戊戌变法前夕，骆成骧与乡人创办蜀学堂于京师，讲习新式学科，身为学生兼职员。乡人无官商士庶之分，自动来学者六十余人，同堂砥厉甚勤，进步甚速。几个月后，骆成骧奉命任大学堂提调，遂辍读，仅任办事员。戊戌政变之时，川籍京官杨锐、刘光第被难。同乡、某达官急匆匆赶到蜀学堂，红纸大书贴门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骆成骧一见，立即撕去，愤然说：“杀人时不来看对联也！”那个官员惊恐地呼唤骆成骧的字道：“公骕，此何时也，而言此乎！”又书又贴，骆成骧又撕掉。那个官员不得已，只好停下。
资州同乡魏云泉，因为刺杀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被袁世凯杀掉，暴尸荒野，不准任何人收尸。骆成骧挺身而出，为其收尸，掩埋于北京的四川义地;又将其遗孀罗夫人及孤儿，带回四川。骆成骧有《燕台》诗云：“万里还携孤寡去，三年别抱苦辛来。”讲的就是此事。
清亡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准备复辟当皇帝。他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为笼络人心，袁世凯派成都知县找到骆成骧，劝他出山，担任川、滇、黔筹安会的会长。本来脾气很好的骆成骧听后大怒，拍案而起，把来人骂个狗血淋头，撵出门去。1915年12月，袁世凯准备即皇帝位。远在云南的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带着护国军到了四川，和四川督军陈宧的北洋军队交上了火。陈宧是骆成骧的学生，看到举国讨袁的形势，原本是袁世凯心腹的他没了主意，就到骆成骧的家找老师商量。陈宧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对他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骆成骧出了个高明的主意。他让陈宧联合蔡锷，给在南京的冯国璋发了封密电，说如果袁世凯败了，就推冯国璋当大总统。本就有野心的冯国璋接到密电后，暗自高兴。他按兵不动，就是不帮袁世凯的忙。这时，骆成骧便为陈宧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第三道电报宣布：“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宧守土有责，谨当为國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宧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不久，袁绝望退位，惭愤呕血死。骆成骧得知高兴地题了一首《咏剑诗》，诗中写道：“独将三剑随飞电，千里头行不自知。”又云：“聊凭掣剑飞三电，斩取长鲸海不波。”他对自己拟的三道“催命电”颇为满意。
骆成骧晚年寓居成都，受到世人的尊敬。一次赴宴，恰逢川军三个军长在座。对四川大小军阀长期混战、祸害百姓，骆成骧一直是很反感的。在筵席上，骆成骧乘醉讽曰：“你们三个军长今天都在这里，正好比武，分个胜负，看谁是英雄。何必劳民伤财，拿兵打仗！”由于骆状元的巨大声望，三个军长面面相觑，不敢发作，只好苦笑：“状元公醉也！”
骆成骧说过：“以百人为一心，则天下无不可成之事。而要其所以可成者，不在百人，而在一心也。以百年为一日，则天下无不可竞之功。而要其所以可竞者，不在百年，而在一日也。”其坚忍之心，跃然纸上。
三、影响深远，百世怀之
不过，遗憾的是，骆成骧生当鼎革之际，人生不偶，为宦不显，入仕以后多从事于文化、教育，未能尽展其才，为国为民作出更大的成绩。
但是，骆成骧在文化上的贡献，却影响了整个巴蜀地区，特别是资中、内江的几代人。聂荣臻元帅曾经满含深情地叙述他那一代人是如何受到骆成骧中状元一事的影响的。聂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们扬言，‘你們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字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聂荣臻回忆录》第3页。按，清朝最后一科状元是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聂帅“最后一科”的说法有误。）
世界文化名人、国画大师、资州内江人张大千，在其名作《资中八胜图》中，画了资中中坝南崖的三座山峰，题为“三峰毓瑞”，跋曰：“三峰在珠江南崖，青乌家言：‘当建三塔像笔架，必出状头。’塔成明年，骆公骕大魁天下。”
现在，曾经建起三座塔的地方，资中人谓之“笔架山”，寓意资中文气脉脉，人才辈出。
可以说，聂荣臻、张大千他们那一代人，都深深地受到骆成骧高中状元的影响。清末、民初之时，四川能和湖南、浙江一样成为全国留学最多的省份，显然和骆成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入民国以后，原资州所辖各县，特别是资中县，文风鼎盛，甲于巴蜀。一代又一代的资中儿女，以骆成骧为榜样，发奋苦读，学成报国。这种风气，延续至今。
可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资中、内江甚至于四川对骆成骧的研究，对状元文化的研究，对骆成骧给资中、内江乃至巴蜀大地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的研究，至今还很不够;这与骆成骧的文化贡献，显然是不相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和骆状元的玄孙女、画家骆洪波女士探讨过。洪波说，她希望宣传骆成骧适可而止，不要宣传过多。状元公的曾孙骆鸣津、骆鸣涛、骆鸣汉教授也告诉我，作为状元公的后人，不愿意过多地在公众场合谈及自己的先辈。就像骆凤嶙、骆岐杰等先辈一样，工作几十年，从来不在别人面前主动说起自己是状元公的后人。用骆凤嶙先生的话说，就是不愿意像月亮那样，反射太阳的光辉。
骆状元最小的孙女、西安交大年已七十的骆荔华教授曾经对我说，骆家后人多从事理工科，没有从文的人;所以，对宣传状元公不能尽到太多的力量。
我知道，骆荔华教授是出于谦虚。但作为状元公的同乡，我们却不能对骆状元巨大的文化贡献和影响视而不见;否则，就是对先贤的不公和不恭。何况，我的曾伯祖庆昌公、伯祖父国光公，和骆状元都是1893年癸巳科四川乡试同年举人，都参加过“公车上书”，庆昌公和状元公的私交还特别好。
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决定对骆状元的生平、事迹、人生选择、文化贡献进行一些研究。虽然《老子》五十六章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成败利钝，也非我所计了。唐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卷三）如果本文能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有一定的助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四川文学艺术院院长、《西南作家》主编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从成都尊经书院走出的资州（今四川资中）才子骆成骧（字公骕，1865—1926）成为新贡士。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他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被钦点为状元。骆成骧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唯一的四川人。
一、名高天下，经历坎坷
我对历史上那个自高自大、不听忠言的亡国之君隋炀帝向来不太感冒，但我对记载其生平的《隋书·炀帝纪》中的一句话却过目难忘：“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
从前，中国人喜欢说“家贫出孝子，茅屋出公卿。火中生莲花，烦恼成菩提。道在苦中求，佛在道中生”。骆成骧的家世，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说法。
清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二日，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州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兼小贩，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
骆成骧一家，属于浙江骆氏，大概是骆宾王的后裔。骆成骧对此也引以为荣，在《将归成都留赠董冰谷》诗中说：“我诗临海无宗派。”（按，骆宾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即公元680年担任临海丞。）骆成骧在《赠骆柳州懋勋》诗中，更是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宗亲观：“十年相见在都门，又聚天南笑语温。诗卷柳州名士字，世家花县相公孙。好传祖德为生佛，莫负民心愧太尊。惆怅吾宗兄弟少，会稽一脉属昆仑。”
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大乱，骆家由浙江一迁至湖北，再迁至贵州，三迁至四川资州舒家桥。据骆成骧的曾孙骆鸣涛老先生2013年9月24日、10月2日两次亲口告诉我，骆家初到资州的时候，落户在舒家桥的骆家沟。过了几代，才移居到五公里外的七里沟（现资中县双龙镇状元村）;骆鸣涛他们小时候曾经去骆家沟祭祖。2010年4月4日，我曾实地考察骆成骧的曾祖父、祖父的墓地。
骆家迁到资中的始祖叫骆万钟，从骆万钟到骆成骧，共计十四世。资中民间传说，骆万钟有一次在山上砍柴，看到几个猴子抬着一个死猴，后面跟着一群小猴子，显得很悲痛的样子;前面有个老猴则东张西望，跳来跳去，然后在一个山坳上选了一个地方，指手画脚，叫猴儿们刨了个土坑，将死猴埋了下去，却把尾巴露在外面。猴儿们的举动被悄悄跟在后面的骆万钟看得一清二楚，但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便请了阴阳先生前去瞧看。阴阳先生说那是死的猴王，而老猴子有一种天生的堪舆风水的本领，它选的这个地方是弯弯屋基嘴嘴坟，如果人埋在这里，后世儿孙必出状元无疑。骆万钟回家便告诉儿子，他今后死了就葬在那里。后来果然应验：其裔孙骆成骧中了状元。当然，民间传说，不足为凭;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旧时埋葬先人讲究风水宝地的观念。
所谓卓荦之人，必具卓荦之才。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锦江书院的老师看到年纪幼小的骆成骧下笔不凡，非常惊奇。据说，四川学政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即1863年探花）巡视锦江书院，看到骆成骧的文字，断定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有大“造化”。五年后，年仅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果然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后来，他被资州知州高培谷推荐到省城，为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年纪尚小的骆成骧考中秀才，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其远祖、那个7岁就能引吭高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骆宾王。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样的童真，当然值得嘉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为骆成骧而庆幸！在那个时代，出身贫寒的骆成骧能遇见识才、爱才的高培谷、王闿运，并得到他们的奖掖，对他以后的成才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尊经书院这所名校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更多的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一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一时传为美谈。
从尊经书院肄业后，骆成骧参加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四川乡试，夺得第三名举人;然后到北京参加下年甲午恩科会试，发挥失常，落第。骆成骧没有气馁，滞留京师一年，然后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的会试，成为乙未科的贡士;随后参加殿试。殿试当天，光绪帝亲自策问。当时光绪帝出了四道有关军事、民生、节俭和水利农业的考题，骆成骧一气呵成，很快写成文章。这篇应试之文虽然只有1704字，但直指时弊，批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贪污成风;应当整顿朝政、厉行节俭、发展水利和农业。此外，骆成骧还提出皇帝必须亲政，拥有权力，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这也迎合了光绪帝不愿意当傀儡，要变法图强的心意。骆成骧的文章被皇帝看中，钦点为状元。
骆成骧虽贵为状元出身，却不像其他顽固封建官僚那样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保守。戊戌变法前，骆成骧与维新志士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关系密切，相聚磋商变法方案，并与杨锐、刘光第等四川籍京官组织“蜀学会”，以“讲西学，开风气”为宗旨。骆成骧认为：士人不习西书，不讲西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为此，他又與杨锐、王乃征等创设“蜀学堂”，并屈状元之尊，报名入堂，学习西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骆成骧被授以提调之职，“任事皆殚精力为之”，极力倡导西学、新学。正当骆成骧在筹建事务中忙碌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很快被幽禁，支持维新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杨锐、林旭等“六君子”被屠杀在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失败。骆成骧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系光绪帝用过的维新派，慈禧再也不加重用。骆成骧沉湎在对殉难者的怀念当中。特别是老乡兼师友杨锐的被杀，更是让他悲痛不已。后来他为绵竹杨公祠题了一联：“大节壮人寰，谁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两行垂老泪，我伤梁木其坏，泰山其颓。”楹联一唱三叹，其满腔遗憾与悲愤，跃然纸上。骆成骧的政治主张较为平和，不似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激进外露，因此戊戌政变后，他虽再未得到清廷重用，但也未遭受革职监禁之厄。 大凡状元对读书学习天生具有一种超凡的自觉，骆成骧也不例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将“仿行宪政”，骆成骧遂以官费赴日本学习法政。在此期间，他与学友共同翻译了世界各国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以为中国仿行宪政之借鉴蓝本。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骆成骧正在山西提学使任上。面对当时各省绅、商、学界纷纷上书清廷，要求清帝顺从民意、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风潮，骆成骧对儿子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作为清朝臣子，骆成骧对朝廷虽已失望透顶，也并不反对革命，但却感激光绪帝的知遇之恩而不愿介入。不过，最终，骆成骧还是列名于山西省各界吁请清帝禅位的请愿书上。
“桑榆欲薄早悬车，瀛岛归来晚作家”（骆成骧《上莲池卜宅》诗）。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骆成骧对四川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
辛亥革命后，骆成骧于1912年回到故乡四川，被公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个民选议长，后来任过国史馆纂修。骆成骧晚年寓居成都，其余生几乎都是在办学和育人中度过的。1922年，骆成骧四处奔走，筹办四川大学。他提出建议，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还发动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名流、绅士，联名上书四川省长公署，呼吁“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与此同时，骆成骧还在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上了老师。一年后，骆成骧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任校长，并开始筹办成都大学。张澜先生就是因为他的推荐，才当上了成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骆成骧热心教育，又是饱学之士，人们尊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骆成骧自己并不在乎名，他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引得众人哈哈而笑。
骆成骧不但能文，而且酷爱武术，倡导“强国强种”。1920年，他在成都被推举为“武士会”的会长。他将为别人撰写碑文得到的酬金，全部捐给了这个“武士会”。他还筹集资金在成都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修建国术馆，创立“射德会”，提倡射箭运动和柔术。因此有人甚至误认为他是“武状元”。
1926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骆成骧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按照风俗，灵柩需送回资中安葬。出殡当天，成都的普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护送骆状元回乡。骆成骧的灵柩自清晨从文庙西街出发，直到傍晚才到牛市口。
二、刚毅执着，磊落光明
骆成骧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是被公认的;在四川可以说几乎人人皆知，此不赘述。这里，我们着重介绍骆成骧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骆成骧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的“骨头”很硬，在面对艰难险阻的环境之时，他敢于“出头”，敢于面对任何可能的灾难。
戊戌变法前夕，骆成骧与乡人创办蜀学堂于京师，讲习新式学科，身为学生兼职员。乡人无官商士庶之分，自动来学者六十余人，同堂砥厉甚勤，进步甚速。几个月后，骆成骧奉命任大学堂提调，遂辍读，仅任办事员。戊戌政变之时，川籍京官杨锐、刘光第被难。同乡、某达官急匆匆赶到蜀学堂，红纸大书贴门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骆成骧一见，立即撕去，愤然说：“杀人时不来看对联也！”那个官员惊恐地呼唤骆成骧的字道：“公骕，此何时也，而言此乎！”又书又贴，骆成骧又撕掉。那个官员不得已，只好停下。
资州同乡魏云泉，因为刺杀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被袁世凯杀掉，暴尸荒野，不准任何人收尸。骆成骧挺身而出，为其收尸，掩埋于北京的四川义地;又将其遗孀罗夫人及孤儿，带回四川。骆成骧有《燕台》诗云：“万里还携孤寡去，三年别抱苦辛来。”讲的就是此事。
清亡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准备复辟当皇帝。他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为笼络人心，袁世凯派成都知县找到骆成骧，劝他出山，担任川、滇、黔筹安会的会长。本来脾气很好的骆成骧听后大怒，拍案而起，把来人骂个狗血淋头，撵出门去。1915年12月，袁世凯准备即皇帝位。远在云南的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带着护国军到了四川，和四川督军陈宧的北洋军队交上了火。陈宧是骆成骧的学生，看到举国讨袁的形势，原本是袁世凯心腹的他没了主意，就到骆成骧的家找老师商量。陈宧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对他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骆成骧出了个高明的主意。他让陈宧联合蔡锷，给在南京的冯国璋发了封密电，说如果袁世凯败了，就推冯国璋当大总统。本就有野心的冯国璋接到密电后，暗自高兴。他按兵不动，就是不帮袁世凯的忙。这时，骆成骧便为陈宧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第三道电报宣布：“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宧守土有责，谨当为國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宧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不久，袁绝望退位，惭愤呕血死。骆成骧得知高兴地题了一首《咏剑诗》，诗中写道：“独将三剑随飞电，千里头行不自知。”又云：“聊凭掣剑飞三电，斩取长鲸海不波。”他对自己拟的三道“催命电”颇为满意。
骆成骧晚年寓居成都，受到世人的尊敬。一次赴宴，恰逢川军三个军长在座。对四川大小军阀长期混战、祸害百姓，骆成骧一直是很反感的。在筵席上，骆成骧乘醉讽曰：“你们三个军长今天都在这里，正好比武，分个胜负，看谁是英雄。何必劳民伤财，拿兵打仗！”由于骆状元的巨大声望，三个军长面面相觑，不敢发作，只好苦笑：“状元公醉也！”
骆成骧说过：“以百人为一心，则天下无不可成之事。而要其所以可成者，不在百人，而在一心也。以百年为一日，则天下无不可竞之功。而要其所以可竞者，不在百年，而在一日也。”其坚忍之心，跃然纸上。
三、影响深远，百世怀之
不过，遗憾的是，骆成骧生当鼎革之际，人生不偶，为宦不显，入仕以后多从事于文化、教育，未能尽展其才，为国为民作出更大的成绩。
但是，骆成骧在文化上的贡献，却影响了整个巴蜀地区，特别是资中、内江的几代人。聂荣臻元帅曾经满含深情地叙述他那一代人是如何受到骆成骧中状元一事的影响的。聂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们扬言，‘你們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字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聂荣臻回忆录》第3页。按，清朝最后一科状元是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聂帅“最后一科”的说法有误。）
世界文化名人、国画大师、资州内江人张大千，在其名作《资中八胜图》中，画了资中中坝南崖的三座山峰，题为“三峰毓瑞”，跋曰：“三峰在珠江南崖，青乌家言：‘当建三塔像笔架，必出状头。’塔成明年，骆公骕大魁天下。”
现在，曾经建起三座塔的地方，资中人谓之“笔架山”，寓意资中文气脉脉，人才辈出。
可以说，聂荣臻、张大千他们那一代人，都深深地受到骆成骧高中状元的影响。清末、民初之时，四川能和湖南、浙江一样成为全国留学最多的省份，显然和骆成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入民国以后，原资州所辖各县，特别是资中县，文风鼎盛，甲于巴蜀。一代又一代的资中儿女，以骆成骧为榜样，发奋苦读，学成报国。这种风气，延续至今。
可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资中、内江甚至于四川对骆成骧的研究，对状元文化的研究，对骆成骧给资中、内江乃至巴蜀大地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的研究，至今还很不够;这与骆成骧的文化贡献，显然是不相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和骆状元的玄孙女、画家骆洪波女士探讨过。洪波说，她希望宣传骆成骧适可而止，不要宣传过多。状元公的曾孙骆鸣津、骆鸣涛、骆鸣汉教授也告诉我，作为状元公的后人，不愿意过多地在公众场合谈及自己的先辈。就像骆凤嶙、骆岐杰等先辈一样，工作几十年，从来不在别人面前主动说起自己是状元公的后人。用骆凤嶙先生的话说，就是不愿意像月亮那样，反射太阳的光辉。
骆状元最小的孙女、西安交大年已七十的骆荔华教授曾经对我说，骆家后人多从事理工科，没有从文的人;所以，对宣传状元公不能尽到太多的力量。
我知道，骆荔华教授是出于谦虚。但作为状元公的同乡，我们却不能对骆状元巨大的文化贡献和影响视而不见;否则，就是对先贤的不公和不恭。何况，我的曾伯祖庆昌公、伯祖父国光公，和骆状元都是1893年癸巳科四川乡试同年举人，都参加过“公车上书”，庆昌公和状元公的私交还特别好。
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决定对骆状元的生平、事迹、人生选择、文化贡献进行一些研究。虽然《老子》五十六章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成败利钝，也非我所计了。唐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卷三）如果本文能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有一定的助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四川文学艺术院院长、《西南作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