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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道、释三家思想共同作用影响着刘勰，否定任何一方，都会陷于偏颇。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刘勰的的人生道路与美学思想起着主要的引导作用。本文认为，以人生理想与文艺思想为切入点，对刘勰的儒家思想进行分析非常必要。
关键词：刘勰 儒家思想 《文心雕龙》
观刘勰现存下来的三部作品，明显表现出两种思想倾向：《文心雕龙》以儒为纲，《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则与佛教思想有关。对于《文心雕龙》，也有学者认为以佛理为宗。笔者以为，任何一个走在学术前沿的人都不会抱残守缺，百家为我所用是常态。刘勰的思想亦如此，儒道释三家思想皆有渗透，复杂而多元。笔者意不在全备，旨以刘勰人生经历和《文心雕龙》的相关内容来管窥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 显世立名的人生目标
据《梁书·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末期而卒。”有人据此推测，刘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教徒，晚年出家是必然。我们无法抹杀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影响，但是其笃志好学、树德建言的思想却也不容忽视。
早孤家贫的青年刘勰以白衣身份在定林寺定居了十多年。在寺中，他研读儒典，旁通内经，有时帮助僧人区别经典，录序经论。但这只是刘勰生活学习的一小部分，在佛寺苦心经营而成的《文心雕龙》才真正寄托了一个青年的梦想与追求。《序志》是《文心雕龙》中有关键意义的一篇，不仅是书序，同时是表心志的作。刘勰以为，“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重视声名是儒家“三不朽”的核心，刘勰的扬名思想实与提倡出世主义、弃俗出家、脱离尘世的释迦牟尼门徒截然不同。《序志》中叙述了刘勰以孔子为标杆模范的经历：“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玉？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对孔子的敬佩崇拜与向往之情可见一斑。住在佛寺中的刘勰毫不隐晦地表露着一个典型儒生文以达用的理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绷中，散彩以彪外，楩柟实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刘勰在佛寺里积蓄着为军国、任栋梁的资本，等待着奉时骋绩的机会。
刘勰是如此的迫不及待。《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好功名的狂热可想而知。确实如勰所愿，《文心雕龙》为约所重，“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文心雕龙》成为刘勰立名显身、结交上层名流的媒介。刘勰的人生理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希望。机会来了，刘勰马上离开佛寺登仕而去。自“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直至后来“迁步兵校尉”，刘勰一生中的主要时光都在官场中度过，二十多年里官仕之职屡有升迁。但这离刘勰的政治理想相差很远。刘勰渴望成为有坚逾金石之名的梓材之士，“奉朝请”、“记室”、“曹参军”、“通事舍人”，根本就不是奉时骋绩的职务，而“出为大夫令”虽有成绩，却地位低微；“步兵校尉”官职显要却徒有空衔。知识广博、胸怀鸿志的刘勰，史籍记载中只留下了有限的几笔，给深爱着他的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也隐现出一个事实：刘勰在当时并未真正显身于世，广有令名。
梁武帝命晚年的刘勰和僧人一起去定林寺撰经去了。生活似乎和刘勰开了一个玩笑：积极争取了大半生，却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定经完毕，刘勰终于决定入寺出家了，并且“燔鬓发以自誓”，与尘世的决绝态度同前判若两人。依居定林十多年的青年刘勰以白衣的身份努力争取来的入世成名的机会，经历了二十多年仕途生活的晚年刘勰出世思想异常坚定，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以为，除了佛家思想在起作用外，那便是现实并非如刘勰所想，从向往到不满再到绝望，逃避只能成为刘勰的被动选择。显世立名的理想，刘勰投入得太深。为梦想而努力，因梦醒而逃避，这正是这个失意儒生的独特人生。一盏佛灯，一个儒者，心里少的是佛家的清静，多的是世人不能理解的无尽的凄凉。
二 宗经的文艺思想支柱
《文心雕龙》是论述“为文之用心”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在《序志》中论述了其文学理论的关键，并称其为“文之枢纽”：“盖文心之作也，本于道，师于圣，体于经，酌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于是在《文心雕龙》中便出现了五篇总纲性质的论作：《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变骚》。
《原道》乃全书之开篇，意在探讨文原道。文章伊始，刘勰就郑重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而并生者，何哉”？照其观点，文与天地共生，万物都是天地之文的体现，而文又是“自然之道”的外在表现。“无识之物”尚且“郁然有彩”，做为万灵之长的“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便也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了。刘勰的“自然之道”出于道家“道法自然”，但此处刘勰并不是在宣讲道家理论，而是借“自然之道”名目弘扬儒家之道。刘氏之道是可以言说的，它有自己展示和表述的方式途径：“道沿世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以为道有道心，而圣人则可以“原道以敷章”。原道敷章根本在于征圣宗经。征圣即验证于圣人，依据圣人的要求来写文；宗经即以经为宗，把儒家经典做为文章的源泉。圣人文章就是儒家经典，是原道心之文。可见，原道、征圣、宗经都意在说明一个问题：作文“详其本源，莫非原典”。在道、圣、经三者关系中，宗经才是最终的体现，是核心。纪昀在评《征圣》眉批道：“此篇确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所言极是。钱钟书也说：“《原道》所谈天文、人文，盖出于《易贲》之‘天文’‘人文’，望‘文’生义。截搭诗文之‘文’，门面语，窠臼语也。刘勰谈艺圣解，正不在斯，或者认作微言妙谛，大是渠侬被眼谩耳”。 刘勰在《宗经》里将儒家经典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圣文即五经乃“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非常完美。故而以经为文最高典范即是必然，“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五经中虽然有符合六义之作，但毕竟是少数。在评价五经的作用与特征上，刘勰夸大其词了。这与刘勰浓厚的尚儒思想密不可分。刘勰给五经穿上了一件华美的外衣，在宣扬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刘勰习惯以五经为评价标准。《正纬》、《变骚》中，宗经仍是论述重点。纬书是解经之作，刘勰对其并不迷信。刘勰对纬书荒谬的内容很是不满，因此他将“酌乎纬”的论述定名为《正纬》，意在正其纰缪。再如，《离骚》被刘勰视为“自铸伟词”的奇文，将屈原赞为“词赋之英杰”、“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但对其“异乎经典”处加以贬责。这种酸溜溜的无足轻重的批评，无非是标榜儒道的刘勰发出的无奈的卫道之辞。由于刘勰宗经思想严重，所以有时也会使其文学观点失于合理与公正。如关于文体发展，刘勰承认“名理有常，通变无方”的文学演进规律，但却视“四言正体”、“五言流调”、“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百家腾跃，皆入怀中”。刘勰注意到了诗体形式上的继承，却又忽视了各体之间的突破与发展。再如，在作品的内容方面，刘勰强调文风的雅正体要，而反对故意追求异端。他赞美《汉书》宗经征圣，儒雅彬彬，批评《史记》广搜博采，有反经好奇之病。对史传做为文学的独立性不以为然。刘勰以为只有“还宗经诰”才能解决文学上的很多问题。所以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很大超越，但其局限不可避免。
三 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承
佛道两家都希望能够绝圣弃智，因此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儒家则不然，非常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刘勰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大致如下：
1 文质观。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质生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勰在《情采》则提出了“质待文”“文附质”的观点，继承中有发展。在刘勰看来，文与质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内容与形式并重：“文虽杂而有质，色虽杂而有本”、“五色杂而成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刘勰欣赏的是朴质与文辞并重的文风。他认为商周之前的作品偏于质，而其后的五经则奇正相采，华实并重，文质彬彬，是其理想之风。
2 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序志》中，刘勰大谈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臣君所以炳焕，军国所以照明”，真乃与曹丕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异曲而同义。而刘勰为文目的之一为“有益后生之虑”。可见，在刘勰看来，文学不仅关乎政治风化，而且对于个体也是有益的。故此，刘勰非常推崇有政教意义的作品。他认为，“辞之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孔子之文“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五经于教化修身方面一致而百虑：“致化归一，分教斯五”、“夫作者日圣述者日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
3 以教化的视角解读作品的艺术手法与内容。刘勰以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兴以託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把“兴”当做了宣传教化的途径，极力强调《诗经》的比兴手法。而对于《乐府》，刘勰评其为“若夫艳歌娈婉，怨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声”，没有讽喻的婚恋之歌被斥为郑卫之声。可见，政教作用已经成为刘勰评价作品的一个主要参照点。另外，刘勰还非常喜欢根植于现实的作品。“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作品要随着时代和现实而变，要反映当代风貌：“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见《时序》），而“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见《明诗》），褒贬之情寓于其中。刘勰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认为只有反映现实的作品才能发挥很好的社会作用，否则风化便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了根基：“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逮姬文之盛德，《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此观点明显地接受了《礼记》和《诗大序》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清）纪昀：《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2]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郭学利，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刘勰 儒家思想 《文心雕龙》
观刘勰现存下来的三部作品，明显表现出两种思想倾向：《文心雕龙》以儒为纲，《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则与佛教思想有关。对于《文心雕龙》，也有学者认为以佛理为宗。笔者以为，任何一个走在学术前沿的人都不会抱残守缺，百家为我所用是常态。刘勰的思想亦如此，儒道释三家思想皆有渗透，复杂而多元。笔者意不在全备，旨以刘勰人生经历和《文心雕龙》的相关内容来管窥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 显世立名的人生目标
据《梁书·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末期而卒。”有人据此推测，刘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教徒，晚年出家是必然。我们无法抹杀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影响，但是其笃志好学、树德建言的思想却也不容忽视。
早孤家贫的青年刘勰以白衣身份在定林寺定居了十多年。在寺中，他研读儒典，旁通内经，有时帮助僧人区别经典，录序经论。但这只是刘勰生活学习的一小部分，在佛寺苦心经营而成的《文心雕龙》才真正寄托了一个青年的梦想与追求。《序志》是《文心雕龙》中有关键意义的一篇，不仅是书序，同时是表心志的作。刘勰以为，“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重视声名是儒家“三不朽”的核心，刘勰的扬名思想实与提倡出世主义、弃俗出家、脱离尘世的释迦牟尼门徒截然不同。《序志》中叙述了刘勰以孔子为标杆模范的经历：“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玉？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对孔子的敬佩崇拜与向往之情可见一斑。住在佛寺中的刘勰毫不隐晦地表露着一个典型儒生文以达用的理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绷中，散彩以彪外，楩柟实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刘勰在佛寺里积蓄着为军国、任栋梁的资本，等待着奉时骋绩的机会。
刘勰是如此的迫不及待。《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好功名的狂热可想而知。确实如勰所愿，《文心雕龙》为约所重，“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文心雕龙》成为刘勰立名显身、结交上层名流的媒介。刘勰的人生理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希望。机会来了，刘勰马上离开佛寺登仕而去。自“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直至后来“迁步兵校尉”，刘勰一生中的主要时光都在官场中度过，二十多年里官仕之职屡有升迁。但这离刘勰的政治理想相差很远。刘勰渴望成为有坚逾金石之名的梓材之士，“奉朝请”、“记室”、“曹参军”、“通事舍人”，根本就不是奉时骋绩的职务，而“出为大夫令”虽有成绩，却地位低微；“步兵校尉”官职显要却徒有空衔。知识广博、胸怀鸿志的刘勰，史籍记载中只留下了有限的几笔，给深爱着他的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也隐现出一个事实：刘勰在当时并未真正显身于世，广有令名。
梁武帝命晚年的刘勰和僧人一起去定林寺撰经去了。生活似乎和刘勰开了一个玩笑：积极争取了大半生，却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定经完毕，刘勰终于决定入寺出家了，并且“燔鬓发以自誓”，与尘世的决绝态度同前判若两人。依居定林十多年的青年刘勰以白衣的身份努力争取来的入世成名的机会，经历了二十多年仕途生活的晚年刘勰出世思想异常坚定，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以为，除了佛家思想在起作用外，那便是现实并非如刘勰所想，从向往到不满再到绝望，逃避只能成为刘勰的被动选择。显世立名的理想，刘勰投入得太深。为梦想而努力，因梦醒而逃避，这正是这个失意儒生的独特人生。一盏佛灯，一个儒者，心里少的是佛家的清静，多的是世人不能理解的无尽的凄凉。
二 宗经的文艺思想支柱
《文心雕龙》是论述“为文之用心”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在《序志》中论述了其文学理论的关键，并称其为“文之枢纽”：“盖文心之作也，本于道，师于圣，体于经，酌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于是在《文心雕龙》中便出现了五篇总纲性质的论作：《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变骚》。
《原道》乃全书之开篇，意在探讨文原道。文章伊始，刘勰就郑重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而并生者，何哉”？照其观点，文与天地共生，万物都是天地之文的体现，而文又是“自然之道”的外在表现。“无识之物”尚且“郁然有彩”，做为万灵之长的“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便也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了。刘勰的“自然之道”出于道家“道法自然”，但此处刘勰并不是在宣讲道家理论，而是借“自然之道”名目弘扬儒家之道。刘氏之道是可以言说的，它有自己展示和表述的方式途径：“道沿世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以为道有道心，而圣人则可以“原道以敷章”。原道敷章根本在于征圣宗经。征圣即验证于圣人，依据圣人的要求来写文；宗经即以经为宗，把儒家经典做为文章的源泉。圣人文章就是儒家经典，是原道心之文。可见，原道、征圣、宗经都意在说明一个问题：作文“详其本源，莫非原典”。在道、圣、经三者关系中，宗经才是最终的体现，是核心。纪昀在评《征圣》眉批道：“此篇确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所言极是。钱钟书也说：“《原道》所谈天文、人文，盖出于《易贲》之‘天文’‘人文’，望‘文’生义。截搭诗文之‘文’，门面语，窠臼语也。刘勰谈艺圣解，正不在斯，或者认作微言妙谛，大是渠侬被眼谩耳”。 刘勰在《宗经》里将儒家经典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圣文即五经乃“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非常完美。故而以经为文最高典范即是必然，“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五经中虽然有符合六义之作，但毕竟是少数。在评价五经的作用与特征上，刘勰夸大其词了。这与刘勰浓厚的尚儒思想密不可分。刘勰给五经穿上了一件华美的外衣，在宣扬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刘勰习惯以五经为评价标准。《正纬》、《变骚》中，宗经仍是论述重点。纬书是解经之作，刘勰对其并不迷信。刘勰对纬书荒谬的内容很是不满，因此他将“酌乎纬”的论述定名为《正纬》，意在正其纰缪。再如，《离骚》被刘勰视为“自铸伟词”的奇文，将屈原赞为“词赋之英杰”、“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但对其“异乎经典”处加以贬责。这种酸溜溜的无足轻重的批评，无非是标榜儒道的刘勰发出的无奈的卫道之辞。由于刘勰宗经思想严重，所以有时也会使其文学观点失于合理与公正。如关于文体发展，刘勰承认“名理有常，通变无方”的文学演进规律，但却视“四言正体”、“五言流调”、“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百家腾跃，皆入怀中”。刘勰注意到了诗体形式上的继承，却又忽视了各体之间的突破与发展。再如，在作品的内容方面，刘勰强调文风的雅正体要，而反对故意追求异端。他赞美《汉书》宗经征圣，儒雅彬彬，批评《史记》广搜博采，有反经好奇之病。对史传做为文学的独立性不以为然。刘勰以为只有“还宗经诰”才能解决文学上的很多问题。所以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很大超越，但其局限不可避免。
三 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承
佛道两家都希望能够绝圣弃智，因此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儒家则不然，非常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刘勰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大致如下：
1 文质观。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质生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勰在《情采》则提出了“质待文”“文附质”的观点，继承中有发展。在刘勰看来，文与质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内容与形式并重：“文虽杂而有质，色虽杂而有本”、“五色杂而成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刘勰欣赏的是朴质与文辞并重的文风。他认为商周之前的作品偏于质，而其后的五经则奇正相采，华实并重，文质彬彬，是其理想之风。
2 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序志》中，刘勰大谈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臣君所以炳焕，军国所以照明”，真乃与曹丕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异曲而同义。而刘勰为文目的之一为“有益后生之虑”。可见，在刘勰看来，文学不仅关乎政治风化，而且对于个体也是有益的。故此，刘勰非常推崇有政教意义的作品。他认为，“辞之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孔子之文“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五经于教化修身方面一致而百虑：“致化归一，分教斯五”、“夫作者日圣述者日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
3 以教化的视角解读作品的艺术手法与内容。刘勰以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兴以託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把“兴”当做了宣传教化的途径，极力强调《诗经》的比兴手法。而对于《乐府》，刘勰评其为“若夫艳歌娈婉，怨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声”，没有讽喻的婚恋之歌被斥为郑卫之声。可见，政教作用已经成为刘勰评价作品的一个主要参照点。另外，刘勰还非常喜欢根植于现实的作品。“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作品要随着时代和现实而变，要反映当代风貌：“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见《时序》），而“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见《明诗》），褒贬之情寓于其中。刘勰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认为只有反映现实的作品才能发挥很好的社会作用，否则风化便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了根基：“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逮姬文之盛德，《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此观点明显地接受了《礼记》和《诗大序》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清）纪昀：《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2]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郭学利，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