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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农民工健康问题纳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分析框架，依据13个省份的545个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活状况、基本医疗和生存压力等相关风险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健康。
关键词：农民工；健康；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43-07
引言
健康是指一个人在其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处于良好的状态。人口健康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人力资源储备的必要保障。随着经济增长、医疗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我国人口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仍有一部分群体的健康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尤其是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达到2亿多人，成为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因此，关注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健康水平，保障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完成，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农民工健康状况问题进行了研究。陆文聪、李元龙从环境公平的视角，在农民工面临环境不公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健康权益和环境不公的关系分析框架，得出了政府应该为农民工建立一个高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农民工私人环境健康损害成本的外部化[2]。苑会娜以北京市的农民工为调查数据，样本数据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健康出现了健康恶化趋势。基于个人收入和健康变化建立了联立方程组，并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健康生产函数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地位越低的农民工健康越可能恶化，影响恶化的因素包括生活情况、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保障状态等[3]。黄乾利用5城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和社会资本对健康有显著影响，提高教育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民工健康有改善作用[4]。刘玉兰利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欠佳，影响因素中的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具有显著作用。应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权益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完善来提升精神健康[5]。郭星华和才凤伟利用北京和珠江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态欠佳，影响因素只要为群体性交往[6]。
通过以上文献可知，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收入、环境、教育、社会资本的角度构建分析框架，得出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也有单独针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只从一个侧面切入，并没有得出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系统分析框架，没有实现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综合分析。针对以上不足，引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对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分别从资源可获取、相对风险程度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对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进行研究。
一、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及农民工健康的重要性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弱势这个词用到人的身上包含了不同的风险因素，如较差的身体、心理和生活状况。每个人都会面临健康的损害，但是有些特定人群在某个时期会有更大的健康损害的风险。Flaskerud等[7]将弱势群体定义为易于产生较差健康状况的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状况和体能状态界定，弱势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人群的概成。
根据以上定义，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儿童、老人、精神疾病患者、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我国的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具有以下5个特征：（1）弱势群体主体为社会性弱势群体。一般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的表现为年龄、疾病等。（2）现有弱势群体中很多是原有体制造成的，如下岗职工、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3）目前弱势群体产生于社会化分工加剧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分工促使群体之间差距越来越大。（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对我国弱势群体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那些拥有资本、权力和良好教育的群体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弱势群体将失去更多的机会。（5）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对弱势群体的支持还有限，很难尽快改变其弱势地位。以上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划分及重要特征，可以得出我国农民工群体属于弱势群体。
（二）农民工健康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根据后发优势理论，逐渐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我国的加工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十二五”规划的推出，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模式。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充裕能够保证经济转型的实现，因此，拥有健康的人力资源关系到我国经济模式转变的成败。
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的基础地位不可忽视。大量的农民工分布在建筑、加工制造和服务等行业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是我国农民工的生存压力非常大、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生活质量十分低下，这些状况导致了农民工身心都处于健康的边缘。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和积极性，进而影响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健康问题不仅可以保障经济模式的顺利转变，也将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希望。
二、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及其对农民工健康的分析
（一）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Flaskerud等[7]首先提出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并将弱势群体定义为缺乏足够资源和有较高发病率、死亡率的群体。弱势群体概念模型主要考察某一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健康状态，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健康保证、公平和人权的影响。该模型被应用到各种群体的健康状况研究中，Leight[8]应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分析了美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出影响农村人口健康状况的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Copeland[9]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的框架内研究家庭暴力和心理疾病问题，利用模型试图解释家庭中患有心理疾病的成员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的现象。Albarran等[10]根据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对美国墨西哥移民工人的HIV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墨西哥移民工人更容易产生HIV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弱势群体概念模型主要由资源可用性、健康状况和相关风险三个因素构成，并揭示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如图1所示。
图1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资源可用性的缺乏会导致相关风险的提高，风险的提高带来健康状况的恶化，反之，健康状况的恶化也会导致相关风险的进一步提升。健康状况的恶化也会带来资源可用性的降低。概念模型中每一个构成要素都可用一些经验因素来描述，例如资源可用性中的社会资源能够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人力资本等表示。因此，利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能够有效地分析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
（二）农民工健康状况分析
弱势群体概念模型的三个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动态地反映出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体现了影响农民工健康的主要因素。
1.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资源可用性主要包含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低体现了社会相关保障的获取能力和受关注程度的高低，由于我国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来至农村的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相关的社会保障，并且当地政府不会过多的考虑到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在城市内的应有权力。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歧视，城市政府和居民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影响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在很多相关服务中，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享有。这种低社会地位的状态，导致了农民工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他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另类群体，同时，也没有得到相关健康服务的基本保证。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极为短缺，长期的城市农村隔离状态，使得农民工的主要亲友大多在农村，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感受不到亲友的关心和帮助，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农民工夫妻双方一起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长期的夫妻分离也会对其心理造成不利的影响，产生孤独感、压抑感[11]。
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主要是固定资产和收入。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固定资产主要包括耕地和宅基地[12]。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化发展滞后，并没有一个评价农村土地的市场，因此，这部分固定资产很难转变为资金。耕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也不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收益。由于我国农村教育的落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很好的学历和技术技能的培训，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人力资本并不能带来高收入。因此，农民工所能够掌握的经济资源极为有限，并不能促使其进行再教育，进而也没有创造未来高收入的可能性。
环境资源是指农民工所应获得的相关健康、保障政策。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制造业加工、低端服务行业等，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都比较差，使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政府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医疗没有保障，农民工在得病的状况下不去就医，使健康状况更加严重。
农民工所掌握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资源十分匮乏，如果相关资源的可用性得不到进一步的加强， 将会促使农民工健康相关风险升高，导致资源可用性进一步降低，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2.相关风险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风险因素为生活状况、基本医疗和生存压力，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能够直接影响其健康。我国长期处于无宗教信仰的状况，没有信仰的群体便失去了基本约束，会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例如不健康的性生活、大量的酗酒和有害药物的摄入。农民工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劳动，缺乏相关的业余生活，导致许多农民工进行不健康的性行为活动来排除压力，这种不健康的活动会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而使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长期的酗酒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带来农民工身体状况的下降。由于农民工的普遍教育水平低，不能有效分析出有害药物带来的危害，有可能依靠摄入毒品来缓解压力和追求刺激。
我国医疗体系的长期不完善也给农民工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虽然近年来我国也采取了新农合等一系列的保障体系，但是支持力度远远不够[13]。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医院的高收费也使农民工望而却步，不能及时治疗一些疾病。某些疾病恶化使其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而一些疾病变成慢性病，会降低农民工的劳动能力，不但会减少其收入，也会给农民工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现代都市的生存压力逐步加大，农民工在其收入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工生活、工作场所环境恶劣，不安全情况时常发生，造成了农民工极大的精神压力，使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上相关风险对农民工健康有显著的影响，生活状况差、基本医疗没有保证、生存压力大等因素会使农民工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反之也会带来相关风险的进一步加大。
3.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主要用发病率和死亡率来描述。发病率包括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和居住状况很差。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容易造成身体损伤。集体居住的状况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一旦发生传染性病，这个群体都会受到感染。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简陋的居住状况也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城市对其歧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心理压力。由于农民工的身体处于不利的环境，加之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农民工发病率不断升高。农民工受到收入和医疗保障的约束，没有主动看病的习惯，患有一些小毛病不会去医院和诊所就诊。在患有重大疾病的状况下，也会推迟就医导致较高的死亡率。
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源可用，相关风险的不断升高，导致了逐步恶化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农民工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更少的资源可利用，更高的相关风险状况。更少的资源可利用会加快相关风险的提升，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农民工健康状况。由于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相互作用，将会使这个系统逐步恶化，最终导致农民工健康状况处于无法挽救的地步，破坏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
三、相关要素对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为深入探究农民工健康状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2012年2～7月组织30余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外来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其中包括3次在杨凌火车站、陕西铜川、西安组织的大规模调研。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人口特征、个人就业状况、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健康状况总体评价等5个方面，多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545份，有效率为64.12%。调查覆盖了陕西、甘肃、山西、湖南、湖北、广西、河南、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河北、内蒙古等13个农民工来源地省份，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被调查农民工整体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已婚者居多，平均年龄段为30～40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其中广西省教育水平最高，均值达到高中毕业），拥有中上等技能水平（其中湖南省农民工技能水平最低，仅拥有与务农相当的技能），平均家庭规模为4口人，平均家庭耕地面积为4.9亩（其中山西省农民工家庭耕地面积最大，均值为6.78亩），2011年平均家庭收入为2～2.5万元（其中湖北省农民工家庭收入最低，为1.5～2万元），2011年总体平均打工月收入为2 000～2 500元（与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 年全国农民工人均纯收入水平2 049元相当）。从受访农民工从事行业看，主体是建筑业，这类农民工占全部样本的43.1%；其次是加工制作业（占16.5%） 和采矿业（占11.7%），再次是服务业。
（一） 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民工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自我评价，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用“损害很大” 、“损害较小” 、“基本合格”和“非常好”4个等级来表示。农民工的资源可用性主要包含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设置“比原来更好”、“与原来一样”和“比原来更差”3个选项。社会地位用“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党政机关工作”、“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银行或信用社工作”、“是否有亲戚或朋友是企业管理人员”3个指标表示。人力资本以“最高教育程度”和“行业技能水平”2项指标为代表。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主要是固定资产和收入，以“家庭耕地面积”和“2011年家庭总收入”以及“2011年个人月收入”为指标。环境资源是指农民工所应获得的相关健康保障，以“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代表。农民工健康状况受损比例=（健康损失很大百分比+健康损害较小百分比）/总体百分比，如表1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3.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35%的农民工健康受到较小损害，50.5%的人健康基本合适，仅有1.3%的农民工健康状况非常好。社会资源状况更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也更好，有亲友在要害部分任职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受损较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55.2%拥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受损，而这一比例在拥有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人群中仅占45%。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更好，具备中高级技能水平的农民工有44.89%健康受损，而仅具备低级技能的农民工有51.50%健康受损。经济资源与农民工健康状况基本呈正比。平均家庭耕地面积小于4.9亩的农民工有50.55%健康受损，平均家庭耕地面积大于均值的农民工有44.41%健康受损。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愈好，家庭年收入小于35 000元的农民工53.13%健康受损，而家庭年收入大于35 000元的农民工38.18%健康受损。个人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月收入小于2 500元的农民工47.25%健康受损，月收入大于2 500元的农民工49.43%健康受损。环境资源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也更有保障。农民工健康受损比例在“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没签书面合同，但有口头约定”和“连口头约定也没有”三种情况下分别为42.49%、50.23%和59.56%，可见保障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总之，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相关风险与农民工健康的实证分析
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风险因素为基本医疗、生活状况和生存压力。医疗风险用“是否购买保险”和“工伤医疗费赔偿额度”两项指标来衡量。其中，三险是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五险是指三险加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生活风险用“生活轻松”和“是否购房”两个指标测量。生存压力风险用“日工作时间”、“周休假时间”和“工作压力大”同意与否来代表。如表2所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为50.25%，没有医保的人受损率为47.17%。二者比例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健康和医保的因果关系倒置，通常健康欠佳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购买医疗保险。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单位赔偿率越高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说明医疗风险与健康关系呈反比。生活轻松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好，这部分人健康受损为42.32%，而认为生活不轻松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为52.02%。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住单位宿舍、租房和已购房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依次为50.78%、48.92%和34.82%。生存压力越大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日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健康受损率越高。周休假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愈差，每周休息时间为2天、1天和不足一天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依次为47.9%、48.88%和55.56%。没有休假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反倒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只有身体状况足够好的农民工才会从事没有假期的工作。工作压力大比工作压力小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高出18.76%。总之，农民工相关风险越小，其健康状况越好。
四、结语
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应得到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现有研究大多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聚焦在如何合理制定保障措施来保证农民工的健康。本文通过引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将农民工健康问题纳入其中，分析了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了农民工健康问题，剖析了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文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强农民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提升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增强农民工所在地区的师资力量。在用工城市设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免费或低费用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相关职业教育技能。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机构和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联系，为农民工提供专业岗位的实习机会。
2.完善城乡医疗体系一体化。加大农村的医疗投资力度，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在城市完善公立医院的建设，补贴公立医院对农民工一般疾病的治疗费用，逐步实现一般病情治疗的低收费。扩大城市社区的诊所数量，给予农民工进行定期的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问题，扩大心理治疗机构的数量。 3.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规范农民工用工制度。把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纳入工作计划之中，建立目标责任制。明确领导职责和强化工作分工，把建立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合同签订率和履约率等指标列入重点工作，细化标准明确任务目标。加强农民工维权机制建设，加快完善劳动法律保障体系建设，制定一些强制性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建立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制度，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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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健康；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43-07
引言
健康是指一个人在其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处于良好的状态。人口健康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人力资源储备的必要保障。随着经济增长、医疗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我国人口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仍有一部分群体的健康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尤其是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达到2亿多人，成为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因此，关注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健康水平，保障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完成，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农民工健康状况问题进行了研究。陆文聪、李元龙从环境公平的视角，在农民工面临环境不公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健康权益和环境不公的关系分析框架，得出了政府应该为农民工建立一个高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农民工私人环境健康损害成本的外部化[2]。苑会娜以北京市的农民工为调查数据，样本数据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健康出现了健康恶化趋势。基于个人收入和健康变化建立了联立方程组，并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健康生产函数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地位越低的农民工健康越可能恶化，影响恶化的因素包括生活情况、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保障状态等[3]。黄乾利用5城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和社会资本对健康有显著影响，提高教育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民工健康有改善作用[4]。刘玉兰利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欠佳，影响因素中的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具有显著作用。应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权益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完善来提升精神健康[5]。郭星华和才凤伟利用北京和珠江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态欠佳，影响因素只要为群体性交往[6]。
通过以上文献可知，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收入、环境、教育、社会资本的角度构建分析框架，得出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也有单独针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只从一个侧面切入，并没有得出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系统分析框架，没有实现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综合分析。针对以上不足，引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对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分别从资源可获取、相对风险程度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对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进行研究。
一、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及农民工健康的重要性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弱势这个词用到人的身上包含了不同的风险因素，如较差的身体、心理和生活状况。每个人都会面临健康的损害，但是有些特定人群在某个时期会有更大的健康损害的风险。Flaskerud等[7]将弱势群体定义为易于产生较差健康状况的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状况和体能状态界定，弱势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人群的概成。
根据以上定义，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儿童、老人、精神疾病患者、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我国的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具有以下5个特征：（1）弱势群体主体为社会性弱势群体。一般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的表现为年龄、疾病等。（2）现有弱势群体中很多是原有体制造成的，如下岗职工、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3）目前弱势群体产生于社会化分工加剧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分工促使群体之间差距越来越大。（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对我国弱势群体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那些拥有资本、权力和良好教育的群体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弱势群体将失去更多的机会。（5）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对弱势群体的支持还有限，很难尽快改变其弱势地位。以上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划分及重要特征，可以得出我国农民工群体属于弱势群体。
（二）农民工健康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根据后发优势理论，逐渐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我国的加工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十二五”规划的推出，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模式。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充裕能够保证经济转型的实现，因此，拥有健康的人力资源关系到我国经济模式转变的成败。
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的基础地位不可忽视。大量的农民工分布在建筑、加工制造和服务等行业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是我国农民工的生存压力非常大、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生活质量十分低下，这些状况导致了农民工身心都处于健康的边缘。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和积极性，进而影响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健康问题不仅可以保障经济模式的顺利转变，也将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希望。
二、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及其对农民工健康的分析
（一）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Flaskerud等[7]首先提出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并将弱势群体定义为缺乏足够资源和有较高发病率、死亡率的群体。弱势群体概念模型主要考察某一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健康状态，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健康保证、公平和人权的影响。该模型被应用到各种群体的健康状况研究中，Leight[8]应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分析了美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出影响农村人口健康状况的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Copeland[9]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的框架内研究家庭暴力和心理疾病问题，利用模型试图解释家庭中患有心理疾病的成员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的现象。Albarran等[10]根据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对美国墨西哥移民工人的HIV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墨西哥移民工人更容易产生HIV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弱势群体概念模型主要由资源可用性、健康状况和相关风险三个因素构成，并揭示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如图1所示。
图1弱势群体概念模型
资源可用性的缺乏会导致相关风险的提高，风险的提高带来健康状况的恶化，反之，健康状况的恶化也会导致相关风险的进一步提升。健康状况的恶化也会带来资源可用性的降低。概念模型中每一个构成要素都可用一些经验因素来描述，例如资源可用性中的社会资源能够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人力资本等表示。因此，利用弱势群体概念模型能够有效地分析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
（二）农民工健康状况分析
弱势群体概念模型的三个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动态地反映出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体现了影响农民工健康的主要因素。
1.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资源可用性主要包含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低体现了社会相关保障的获取能力和受关注程度的高低，由于我国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来至农村的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相关的社会保障，并且当地政府不会过多的考虑到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在城市内的应有权力。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歧视，城市政府和居民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影响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在很多相关服务中，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享有。这种低社会地位的状态，导致了农民工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他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另类群体，同时，也没有得到相关健康服务的基本保证。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极为短缺，长期的城市农村隔离状态，使得农民工的主要亲友大多在农村，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感受不到亲友的关心和帮助，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农民工夫妻双方一起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长期的夫妻分离也会对其心理造成不利的影响，产生孤独感、压抑感[11]。
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主要是固定资产和收入。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固定资产主要包括耕地和宅基地[12]。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化发展滞后，并没有一个评价农村土地的市场，因此，这部分固定资产很难转变为资金。耕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也不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收益。由于我国农村教育的落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很好的学历和技术技能的培训，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人力资本并不能带来高收入。因此，农民工所能够掌握的经济资源极为有限，并不能促使其进行再教育，进而也没有创造未来高收入的可能性。
环境资源是指农民工所应获得的相关健康、保障政策。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制造业加工、低端服务行业等，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都比较差，使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政府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医疗没有保障，农民工在得病的状况下不去就医，使健康状况更加严重。
农民工所掌握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资源十分匮乏，如果相关资源的可用性得不到进一步的加强， 将会促使农民工健康相关风险升高，导致资源可用性进一步降低，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2.相关风险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风险因素为生活状况、基本医疗和生存压力，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能够直接影响其健康。我国长期处于无宗教信仰的状况，没有信仰的群体便失去了基本约束，会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例如不健康的性生活、大量的酗酒和有害药物的摄入。农民工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劳动，缺乏相关的业余生活，导致许多农民工进行不健康的性行为活动来排除压力，这种不健康的活动会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而使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长期的酗酒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带来农民工身体状况的下降。由于农民工的普遍教育水平低，不能有效分析出有害药物带来的危害，有可能依靠摄入毒品来缓解压力和追求刺激。
我国医疗体系的长期不完善也给农民工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虽然近年来我国也采取了新农合等一系列的保障体系，但是支持力度远远不够[13]。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医院的高收费也使农民工望而却步，不能及时治疗一些疾病。某些疾病恶化使其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而一些疾病变成慢性病，会降低农民工的劳动能力，不但会减少其收入，也会给农民工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现代都市的生存压力逐步加大，农民工在其收入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工生活、工作场所环境恶劣，不安全情况时常发生，造成了农民工极大的精神压力，使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上相关风险对农民工健康有显著的影响，生活状况差、基本医疗没有保证、生存压力大等因素会使农民工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反之也会带来相关风险的进一步加大。
3.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主要用发病率和死亡率来描述。发病率包括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和居住状况很差。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容易造成身体损伤。集体居住的状况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一旦发生传染性病，这个群体都会受到感染。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简陋的居住状况也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城市对其歧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心理压力。由于农民工的身体处于不利的环境，加之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农民工发病率不断升高。农民工受到收入和医疗保障的约束，没有主动看病的习惯，患有一些小毛病不会去医院和诊所就诊。在患有重大疾病的状况下，也会推迟就医导致较高的死亡率。
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源可用，相关风险的不断升高，导致了逐步恶化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农民工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更少的资源可利用，更高的相关风险状况。更少的资源可利用会加快相关风险的提升，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农民工健康状况。由于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相互作用，将会使这个系统逐步恶化，最终导致农民工健康状况处于无法挽救的地步，破坏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
三、相关要素对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为深入探究农民工健康状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2012年2～7月组织30余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外来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其中包括3次在杨凌火车站、陕西铜川、西安组织的大规模调研。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人口特征、个人就业状况、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健康状况总体评价等5个方面，多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545份，有效率为64.12%。调查覆盖了陕西、甘肃、山西、湖南、湖北、广西、河南、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河北、内蒙古等13个农民工来源地省份，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被调查农民工整体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已婚者居多，平均年龄段为30～40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其中广西省教育水平最高，均值达到高中毕业），拥有中上等技能水平（其中湖南省农民工技能水平最低，仅拥有与务农相当的技能），平均家庭规模为4口人，平均家庭耕地面积为4.9亩（其中山西省农民工家庭耕地面积最大，均值为6.78亩），2011年平均家庭收入为2～2.5万元（其中湖北省农民工家庭收入最低，为1.5～2万元），2011年总体平均打工月收入为2 000～2 500元（与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 年全国农民工人均纯收入水平2 049元相当）。从受访农民工从事行业看，主体是建筑业，这类农民工占全部样本的43.1%；其次是加工制作业（占16.5%） 和采矿业（占11.7%），再次是服务业。
（一） 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民工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自我评价，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用“损害很大” 、“损害较小” 、“基本合格”和“非常好”4个等级来表示。农民工的资源可用性主要包含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设置“比原来更好”、“与原来一样”和“比原来更差”3个选项。社会地位用“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党政机关工作”、“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银行或信用社工作”、“是否有亲戚或朋友是企业管理人员”3个指标表示。人力资本以“最高教育程度”和“行业技能水平”2项指标为代表。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主要是固定资产和收入，以“家庭耕地面积”和“2011年家庭总收入”以及“2011年个人月收入”为指标。环境资源是指农民工所应获得的相关健康保障，以“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代表。农民工健康状况受损比例=（健康损失很大百分比+健康损害较小百分比）/总体百分比，如表1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3.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35%的农民工健康受到较小损害，50.5%的人健康基本合适，仅有1.3%的农民工健康状况非常好。社会资源状况更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也更好，有亲友在要害部分任职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受损较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55.2%拥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受损，而这一比例在拥有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人群中仅占45%。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更好，具备中高级技能水平的农民工有44.89%健康受损，而仅具备低级技能的农民工有51.50%健康受损。经济资源与农民工健康状况基本呈正比。平均家庭耕地面积小于4.9亩的农民工有50.55%健康受损，平均家庭耕地面积大于均值的农民工有44.41%健康受损。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愈好，家庭年收入小于35 000元的农民工53.13%健康受损，而家庭年收入大于35 000元的农民工38.18%健康受损。个人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月收入小于2 500元的农民工47.25%健康受损，月收入大于2 500元的农民工49.43%健康受损。环境资源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也更有保障。农民工健康受损比例在“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没签书面合同，但有口头约定”和“连口头约定也没有”三种情况下分别为42.49%、50.23%和59.56%，可见保障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总之，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相关风险与农民工健康的实证分析
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风险因素为基本医疗、生活状况和生存压力。医疗风险用“是否购买保险”和“工伤医疗费赔偿额度”两项指标来衡量。其中，三险是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五险是指三险加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生活风险用“生活轻松”和“是否购房”两个指标测量。生存压力风险用“日工作时间”、“周休假时间”和“工作压力大”同意与否来代表。如表2所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为50.25%，没有医保的人受损率为47.17%。二者比例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健康和医保的因果关系倒置，通常健康欠佳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购买医疗保险。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单位赔偿率越高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说明医疗风险与健康关系呈反比。生活轻松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好，这部分人健康受损为42.32%，而认为生活不轻松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为52.02%。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越好，住单位宿舍、租房和已购房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依次为50.78%、48.92%和34.82%。生存压力越大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日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健康受损率越高。周休假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愈差，每周休息时间为2天、1天和不足一天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依次为47.9%、48.88%和55.56%。没有休假的农民工其健康受损率反倒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只有身体状况足够好的农民工才会从事没有假期的工作。工作压力大比工作压力小的农民工健康受损率高出18.76%。总之，农民工相关风险越小，其健康状况越好。
四、结语
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应得到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现有研究大多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聚焦在如何合理制定保障措施来保证农民工的健康。本文通过引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将农民工健康问题纳入其中，分析了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了农民工健康问题，剖析了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文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强农民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提升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增强农民工所在地区的师资力量。在用工城市设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免费或低费用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相关职业教育技能。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机构和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联系，为农民工提供专业岗位的实习机会。
2.完善城乡医疗体系一体化。加大农村的医疗投资力度，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在城市完善公立医院的建设，补贴公立医院对农民工一般疾病的治疗费用，逐步实现一般病情治疗的低收费。扩大城市社区的诊所数量，给予农民工进行定期的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问题，扩大心理治疗机构的数量。 3.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规范农民工用工制度。把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纳入工作计划之中，建立目标责任制。明确领导职责和强化工作分工，把建立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合同签订率和履约率等指标列入重点工作，细化标准明确任务目标。加强农民工维权机制建设，加快完善劳动法律保障体系建设，制定一些强制性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建立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制度，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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