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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一些官员在为官过程中，尤其是在基层为官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情。他们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在任职期间，了解存在问题、解决疑难杂症、化解各种纠纷、注重民生问题，积极做一些打基础、作铺垫、利长远的事情，最终做出了政绩，赢得了百姓爱戴。
注重“潜绩”
严象祖在宋理宗绍定五年被授吉州判官。上任之后，面临盗寇猖獗的现实情况，有人提出“清野”之策。严象祖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并给出了理由：“寇未逼城，先使万家之民破屋庐毁生，理不可。”如果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固然会消灭盗贼，会出一时政绩，但会产生危害百姓的后果。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严象祖通过“严保伍、结士兵、联厢禁”这样强基础、壮实力的举措，最终平稳地消除了寇乱。
42岁的黄莘田在雍正二年出任广东四会县知县。据《麟峰黄氏家谱》记载，四会县“邑旧有堤，绵亘数十里”，虽有旧堤这个防洪的基础，但也抵挡不住洪水侵袭。在前人基础上，黄莘田继续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率民众“畚筑厚且坚”，对旧堤进行修缮坚固，最终起到了良好效果。时人称他“有古良吏风”。
嘉庆二十二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当时岭南地区比较偏僻，文化不发达。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推进过程比较艰难，但意义非常重要。在粤近十年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广东近百年的學风，由他（阮元）一手开出。”
以民为本
徐士讷在康熙十五年中进士，被授河南嵩山县知县。上任之后，坚持以民为本，开荒辟土，奖勤罚惰，革除无名杂派，建伊川书院，修邵康节祠，亲自讲学教化，经济由此发展起来，当地百姓视之为父母官。当时名臣汤斌赞誉他：“冰清玉洁，实心爱民，第一廉吏也。”因其爱民心显，政绩卓越，后被提拔为山东济宁知府。徐士讷在新岗位上，仍然能够坚持以民为本，为民做实事。当时济宁面临饥荒，他率先捐俸，并倡导富民捐资，赈济贫困，“活十余万人”。黄河决口，“患及济宁南乡”，徐士讷亲自到一线了解灾情，“浚河治水”，“工程已达十之七”，因其积劳成疾，在任上病逝。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同知。当时孝义厅遭灾，户户断炊、饿殍遍地。看到此情此景的侯鸣珂发誓：“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上任之后，他一方面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又亲自赶着骡马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他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此外，侯鸣珂更以俭朴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家人：“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他所在厅衙有一个叫余言吉的小吏，不甘忍受俭朴生活，向百姓勒索了十斤猪油，自己留下五斤，其余的暗地里送给侯家。侯鸣珂知道后非常生气：“刮民脂膏，如杀我父兄;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随后将余言吉削职为民，责令其妻将五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打四十。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后来他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敬送其“仁德如春”巨匾。
求真务实
乾隆七年，郑板桥出任范县知县。他上任之后，经常带一名衙役扮作村民模样，到田间地头察看农情和民情。《自咏》中有记载：“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许多民间实情都在探查走访中被获悉，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对策。某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纷纷到龙王庙求雨。看到此情此景，郑板桥积极地与群众进行交流，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开导民众：“吃斋能行善，骡马上西天。禁欲能益寿，太监活千年。求神能下雨，沙漠变绿原。若不疏浚河，怎能灌良田。”这首诗被当成告示四处张贴，让老百姓知晓其中道理，转而行动起来走引水灌溉之路。经过努力，灾年变丰年，境内出现“种得新蔬雨后肥”局面。郑板桥求实的行为也为范县带入一股清风，通过干实事、察实情、出实效，做出了他为官一任的政绩。正如清代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所说：“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
林则徐在各地为官过程中，其治水之功常被百姓称赞。他在江苏主政时间较长，治水业绩亦颇为显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当时江苏涝灾严重，林则徐就如何疏浚除涝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当他发现疏浚河水直通海口这一方案花费太大且没有切实效用，故采取就近疏通到河的方案，既疏通了河水，又可以利用此水灌溉农田。林则徐建议，在河口建闸坝，既防潮汐泥沙进入，又可使所积之水从所建之坝归海。水利工程完成之后，经检验成效显著。而且根据江苏不同地区、不同水情具体情况，林则徐采取了不同应对之策。在高堰，他多设闸放水，减轻压力;在太湖，他侧重在下游进行疏通，防止侵占荡田;在海州，他注重疏导防涝;在徐州府，他注重河道挑挖，因地制宜。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他是不敢提出相应治水对策的。正如其在致邹锡淳信中所说：“此事弟未习地形，亦不敢妄议。”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求实精神。
（摘自《学习时报》）
注重“潜绩”
严象祖在宋理宗绍定五年被授吉州判官。上任之后，面临盗寇猖獗的现实情况，有人提出“清野”之策。严象祖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并给出了理由：“寇未逼城，先使万家之民破屋庐毁生，理不可。”如果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固然会消灭盗贼，会出一时政绩，但会产生危害百姓的后果。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严象祖通过“严保伍、结士兵、联厢禁”这样强基础、壮实力的举措，最终平稳地消除了寇乱。
42岁的黄莘田在雍正二年出任广东四会县知县。据《麟峰黄氏家谱》记载，四会县“邑旧有堤，绵亘数十里”，虽有旧堤这个防洪的基础，但也抵挡不住洪水侵袭。在前人基础上，黄莘田继续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率民众“畚筑厚且坚”，对旧堤进行修缮坚固，最终起到了良好效果。时人称他“有古良吏风”。
嘉庆二十二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当时岭南地区比较偏僻，文化不发达。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推进过程比较艰难，但意义非常重要。在粤近十年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广东近百年的學风，由他（阮元）一手开出。”
以民为本
徐士讷在康熙十五年中进士，被授河南嵩山县知县。上任之后，坚持以民为本，开荒辟土，奖勤罚惰，革除无名杂派，建伊川书院，修邵康节祠，亲自讲学教化，经济由此发展起来，当地百姓视之为父母官。当时名臣汤斌赞誉他：“冰清玉洁，实心爱民，第一廉吏也。”因其爱民心显，政绩卓越，后被提拔为山东济宁知府。徐士讷在新岗位上，仍然能够坚持以民为本，为民做实事。当时济宁面临饥荒，他率先捐俸，并倡导富民捐资，赈济贫困，“活十余万人”。黄河决口，“患及济宁南乡”，徐士讷亲自到一线了解灾情，“浚河治水”，“工程已达十之七”，因其积劳成疾，在任上病逝。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同知。当时孝义厅遭灾，户户断炊、饿殍遍地。看到此情此景的侯鸣珂发誓：“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上任之后，他一方面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又亲自赶着骡马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他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此外，侯鸣珂更以俭朴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家人：“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他所在厅衙有一个叫余言吉的小吏，不甘忍受俭朴生活，向百姓勒索了十斤猪油，自己留下五斤，其余的暗地里送给侯家。侯鸣珂知道后非常生气：“刮民脂膏，如杀我父兄;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随后将余言吉削职为民，责令其妻将五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打四十。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后来他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敬送其“仁德如春”巨匾。
求真务实
乾隆七年，郑板桥出任范县知县。他上任之后，经常带一名衙役扮作村民模样，到田间地头察看农情和民情。《自咏》中有记载：“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许多民间实情都在探查走访中被获悉，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对策。某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纷纷到龙王庙求雨。看到此情此景，郑板桥积极地与群众进行交流，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开导民众：“吃斋能行善，骡马上西天。禁欲能益寿，太监活千年。求神能下雨，沙漠变绿原。若不疏浚河，怎能灌良田。”这首诗被当成告示四处张贴，让老百姓知晓其中道理，转而行动起来走引水灌溉之路。经过努力，灾年变丰年，境内出现“种得新蔬雨后肥”局面。郑板桥求实的行为也为范县带入一股清风，通过干实事、察实情、出实效，做出了他为官一任的政绩。正如清代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所说：“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
林则徐在各地为官过程中，其治水之功常被百姓称赞。他在江苏主政时间较长，治水业绩亦颇为显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当时江苏涝灾严重，林则徐就如何疏浚除涝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当他发现疏浚河水直通海口这一方案花费太大且没有切实效用，故采取就近疏通到河的方案，既疏通了河水，又可以利用此水灌溉农田。林则徐建议，在河口建闸坝，既防潮汐泥沙进入，又可使所积之水从所建之坝归海。水利工程完成之后，经检验成效显著。而且根据江苏不同地区、不同水情具体情况，林则徐采取了不同应对之策。在高堰，他多设闸放水，减轻压力;在太湖，他侧重在下游进行疏通，防止侵占荡田;在海州，他注重疏导防涝;在徐州府，他注重河道挑挖，因地制宜。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他是不敢提出相应治水对策的。正如其在致邹锡淳信中所说：“此事弟未习地形，亦不敢妄议。”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求实精神。
（摘自《学习时报》）